原标题:“多元视域下的诸子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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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腊月二十日丙辰
耶稣2020年1月14日
2019年12月14日至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暨南大学文学院哲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多元视域下的诸子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暨南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深圳大学、暨南大学等十余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五十余名专家学者,结合高华平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先秦诸子综合研究”,围绕多元视域下诸子学研究的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切磋研讨。
一、诸子学的特点及其源流
作为传统子部学术中极关键的一环,诸子学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思想资源。探究其源流与发展状况,对于理解未来中国哲学的研究路径有很大的意义。
郭齐勇从诸子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文化背景、子学史观、发展脉络、历史命运等方面,概述诸子学发生的源流,及诸子学研究在近代的转型。他指出,传统的子学研究方法,和现代的哲学研究方法——如语言分析、现象学、诠释学的方法,可以作为研究子学的“两行”之法。李存山以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为中心,从诸子学看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讨论了诸子学在春秋末至战国之全盛时期前的上古文化“胚胎”,并在反思诸子学这段发展过程的同时,提出要重新认识诸子之后儒学定于一尊的问题。吴根友重点谈到“诸子学”与“子学”间的关系。他区分道:诸子学指先秦诸子之学及后世对其的研究;子学指对子部学问的研究,而子部包括了从先秦至清代在六经外立论者之学。子部学问,既有思想性的,也有知识性的,即涉及实用的兵、农、医、天文、算术、术数等知识。如今的中国哲学研究,可以从子学这两个面向的传统中获得思想资源,以面对与当下最新科学技术相关的伦理等方面之问题,使哲学能面对自然科学新发展带来的挑战。
二、经子关系命题
传统四部之学中,经学与子学共同承载着中国哲学的众多母题。同时,荀子传经等问题,也将先秦儒学与后来的经学紧密联系在一起。与经学相关的研究,对于先秦儒学乃至诸子学研究大有助益。
景海峰从《荀子·儒效》及《孔子家语》中子与之语出发,指出当时视经为“代天立言”的观念,并进一步分析:经与解释是互存的关系,经离开了解释将失去活性。刘丰判断《儒行》为子张后学所作,并非漆雕氏之儒所为。在此基础上,他关注《礼记·儒行》与《荀子·儒效》间的张力,指出了战国儒学的不同发展面向。方达则基于对清代荀学的梳理,认为荀子思想可以在古典文化架构层面提供一种理论模型,并由此进一步为《汉志》所展示出的“经子关系”叙述理路给予确证,并重点讨论荀子如何以“子”的方式对“经”进行理论构建,以及这种思路如何被汉人继承并作为《汉志》的叙事逻辑。
传统中,诸子学被认为出自六艺,而经学又兴起于诸子学之后,故而,反思诸子学与经的关系、与经学的关系,是诸子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方勇指出,今天理解诸子时代学术,需要摆脱《汉书·艺文志》旧说,反思其“尊经卑子”及“诸子出于王官”的论点,“新子学”将回到一种多元框架中来通观诸子时代思想。从多元文明的视角溯源诸子学,从中国文明的现代发展推进诸子学,有希望对时代挑战做出有效响应。李若晖同样关注“诸子出于王官”的问题,重在考察汉代刘向刘歆提出这一说法时的内在理路,认为刘氏父子意在强调诸子当复归于王官。由此,他基于刘氏父子的经学立场,反思了“诸子出于王官”这一提法背后的礼学观念和政教体制。李畅然对“十三经”经目的提出及传记称经、升经问题进行了周密的考辨,分析了“诸子体解经著作”独立为经的过程。黄燕强沿着章太炎、熊十力、胡适等人“原儒”工作的线索,指出近代的“原儒”研究始于康有为,而康氏“原儒”的出发点又旨在建立儒教,并在原儒的同时考察了儒学的源流,阐述了他对经子关系的思考。
三、诸子之学的研究
本次学术研讨会的大多数报告,系从多元视域探究诸子之学。其主题主要涉及《老子》、《庄子》、《孟子》,兼及黄老道家、阴阳家、名家、墨家、法家等。
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陈少明从“经典世界”的视角审视“杨朱名义下的思想形象”。他区分了与“为我”相关的“人我”与“物我”这两组关系,梳理出杨朱作为“配角”的三次出场:作为孟子、庄子、韩非子和墨家的批评对象,作为《列子》中的“传声筒”,作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古代呼应。而杨朱作为极端符号多次登场,源自其说在孟子的尖锐概括下被纳入经典系统。陈霞依据老子的“孔德之容,唯道是从”,探论了道家道德哲学与“道”的关系。她认为,区别于以情感、功利、动机作为道德的根据,老子以“惟道是从”作为道德的形式性原则,通过举出超验而无意志的“道”,既提供了道德的合理性依据,又能防止具体的善僭称其为普遍的善。白奚梳理了范蠡对老子学说的继承与发展,遍及其“天、地、人一体”、“对立相反”、“循环往复”的思维方式与其关于“时”、“因”的思想,指出范蠡开创了道家思想成功指导社会实践的新局面,为道家学说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和方向。高华平以《商君书》与先秦诸子思想的关系为中心,分析商鞅及早期法家的学术批评,指出《商君书》对先秦诸子学术批评的主要指向,是先秦孔孟儒家的礼义教化等核心价值观和“不轻不重”的执法与量刑公平的原则。
《老》《庄》等道家文本中富含思想资源,对其的深刻诠释往往能通向重要的哲学问题。刘韶军从《论道》看金岳霖对《老子》之“道”的理解,从金氏以“能”为名诠释“道”说起,言及其论“道”多从“无极”、“太极”、“理”与“势”入手这一特点,总结出:金氏之说在论述问题时包罗一切,在方法与术语上中西合璧。李巍由《庄子·齐物论》及先秦道家、魏晋玄学的其他文本出发,先思考了对象化的“无”及其对象性的消除,又梳理了关于根源之“无”是否存在的讨论,最后反思了中国语境下存在问题的展开方式。对于《老子》中的“无为”,许雪涛经过对文本的分析,将其理解为“有为的界限”,指出其不止关乎政治治理,也关乎个人生存状态,关于这种界限的标准又非事先给定,而是由人即事体察而得。龙涌霖同样关注《老子》如何证成“无为”的问题,在政治语境下,从循环往复的思维方式出发,阐述“无为”两方面的根据:一是为了合于天道,二是为了在祸福相依中保全自身。与道家相关的出土文献,也带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在辨析《恒先》文本后,任蜜林指出,作为本体而被提出的,应当是“恒”,而非“恒先”,并梳理了《恒先》中有“气”前与有“气”后的宇宙生成过程之别。张丰乾则详细注释了八角廊《文子》简。除此之外,蔡树才通过梳理学史而分析《老子》“道,可道”中“道”是否可以道说的问题,李凯揭示《庄子》“死等遐”佚文中的太阴炼形概念及生死观,宋德刚以“自”类语词为切入点探究老庄的“自”观念,赖岳山析解《庄子·秋水》的“子非鱼”论辩,李元骏考察《庄子·齐物论》“言未始有常”及庄子论“言”的方式,均基于对文本的析读而有所断制。
《孟子》与儒学也是诸子学接通于整个中国哲学史的重要一环。刘伟抓住《孟子》中的心灵问题,辨析了其中对身与心、思与虑的区分,梳理本心之“庸”与心之所发之“斯须”间的关系。王小婷考察了胡绍勋《四书拾义》对过去《孟》学增字解经的批评与克服。陈明则拈出王夫之对“四端”与“思诚”的诠解,评价船山对孟子性善说与为学工夫的重释。儒道间的张力也带出了深刻的思考。张利明贯通《学》《庸》《易传》《孟子》与《老》《庄》,梳理了中国哲学的身体观。而张永路则由把握“直”与“自然”入手,从王弼《论语释疑》探讨儒道会通问题。对先秦儒学的研究,往往要超越时段地扩展为对儒家核心问题的研究。翟奎凤对于“神”与“化”的分析,就由《易传》论及张载和王夫之,由此彰显了宋明儒者在体用论上的创发。秦平辨析历代对《论语·八佾》中“忍”的不同解读,以此与“尊尊”、“亲亲”的原则相对,反思宗法传统对儒家起源的影响。曹婉丰考察了先秦、西汉儒家禅让思想的理论变迁与政治实践,由王莽之事探讨“公天下”观念与“家天下”制度间的内在紧张。刘依平则探究了朱子礼学影响下的明清礼治社会,由此思考了宋明理学的外王维度。
对于其他诸子的研究,和对诸子学中各种问题的探讨,共同构成了本次会议的丰富论题。匡钊依托《墨子》“城守”诸篇,分析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认为古人所谓“民本”,与赋予平民特定政治法律地位的现代制度并无共同之处。刘体胜论析墨家“兼爱”并不就是“爱无差等”,崔晓姣围绕“刑名”与“自然”探索黄老政治哲学的内在理路,黄效考镜《商君书》之源流,遍及各家之学。葛兰言和安乐哲对中国古代思想有“关联性思维”这一表述,李锐对此加以反思,认为阴阳五行的配比思维主要影响普通民众,难以吸引一流思想家,笼统以此看待中国古代思想并不可取。李大华考察了基督教传入以前及以后中国人的“上帝”观念,指出基督教利用古已有之的“上帝”一语为其在华传播造就了正面影响。王立新通过比较轴心地区的不同状态,分析孔子成其为孔子的条件。王顺然基于张岱年之论,考辨了先秦、秦汉“气”论哲学的建立过程,由此论德性、身体两截工夫之统一。郑泽绵论述信任之先于证据与超越证据,荆雨着眼于荀子政治哲学而探讨德性的法治如何可能,马晓英辨析先秦诸子孝慈观念异同,徐翔由探究“法”在先秦时与“规矩”、“绳墨”的关联,反思法家并不注重“法”的平等性、而追求以之有效制人,这一系列讨论均富有问题意识。
小结
概言之,作为中国哲学的古代思想资源中更具创造力的一面,诸子学的研究为今天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乾乾不息的动力。而哲学的视角和方法,也在传统研究进路之外,为诸子学注入了源头活水。通过本次学术研讨会,国内的诸子学研究者多了一次互相砥砺的机会,后学得到了前辈学者的教诲提点,其中打磨出的火花,当会点燃新知与创见,为诸子学研究的未来发展增添一抹饱含着活力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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