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酒中的美好生活与思想世界——哲学史“泛化”书写的一个尝试

作者：朱承

来源：《现代哲学》2019年第6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腊月廿一日丁巳

          耶稣2019年1月15日

摘要：

长久以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主要采取的是“纯化”研究进路，即围绕纯哲学的问题、概念来展开研究。按照萧萐父先生的意见，中国哲学史的“泛化”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即从一般文化现象入手来展现人的智慧创造。在此意义下，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酒”的诗歌，也可以作为哲学史研究的思想资料来源。传统文人围绕“酒”进行的诗歌创作，从早期的礼仪生活和秩序精神的展现，演变成后来的文人个体心性、情怀、志向的反映。文人的诗酒意象，呈现他们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感性维度，也展示了传统知识分子思想世界中的非理性气象。对于诗酒及其蕴含的思想维度的探究，是哲学史泛化书写的一种表现，在一定意义上，或可拓展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进路。

关键词：泛化书写；诗；酒；美好生活；思想世界；

萧萐父先生曾经讨论过哲学史研究中“纯化”和“泛化”问题，重视哲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内在关系。他说:“文化是哲学赖以生长的土壤，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就此，他指出一条哲学史研究的方法，即哲学与文化的“两端互补和循环往复”，认为“以哲学史为核心的文化史或以文化史为铺垫的哲学史，更能充分反映人的智慧创造和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其实，在哲学史的研究中，或由博返约，或由约返趋博，或纯化，或泛化，或微观，或宏观，或纵向，或横向，都可以‘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而只有经过这样的两端互补和循环往复中的反复加深，才能不断地开拓新的思路、提高研究的科学水平”1。萧先生对于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思考，将哲学史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史背景，实际上拓宽了哲学史研究的思想资料来源和问题意识来源，对于我们从事哲学史研究的后学有着极大启发。顺此“两端互补和循环往复”之方法，我们从关于“酒”的古典诗歌出发，探讨传统文人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及其充满诗意的思想世界。

对于美好生活的理念设计与观念论证是哲学的题中之义，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儒家的“大同”社会，等等。除哲学家之外，一般人也会对美好生活有所设计与想象。可以说，每个人心目中都有理想生活的模型范式和具体构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下，文人因其思维活跃、感触细腻，对美好生活的设计与想象更为丰富。人们往往以世道太平、儿孙满堂、家人安康、物质充裕、心灵宁静等为个体美好生活的主要内容，但文人特别是中国古典文人的诗词，除与普通人一样对于物质、家庭甚至国家天下有所追求之外，对美好生活的设计还往往有诗有酒。就常识而言，普通大众也爱喝酒，甚至“屠狗辈”比“读书人”更爱喝酒，喝酒是普通大众美好生活的一个内容。但普通人喝酒没有文人那样富有诗意，文人饮酒并以诗词表达出来，这就使得喝酒这件事变得有雅趣，更容易从“美好”角度予以解释。在一定意义上，文人以诗中有酒、酒中有诗的方式，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与向往，凸显了文人们诗酒生活的特殊性。正是如此，当人们翻开中国古代的诗篇时，“酒气”便冲天而来，在馥郁的“酒香”之中，我们或可透过优美的诗篇领略古典文人的美好生活意象和诗意的思想世界，从而领略中国思想史的诗酒意象。在中国传统的天道、天命、阴阳、五行以及理、气、心、性等观念构成的哲学传统之外，诗酒文化为中国思想也增添了一些别致的内容。

一、先秦诗酒与礼仪生活

先秦时期的哲学思想是中国思想的源头，特别是西周思想、春秋战国诸子思想等为中国思想文化奠定了基本基调。但在思想史上，除诸子百家的哲学传统之外，先秦也为后世留下了诗辞歌赋的雅言传统，如《诗经》《楚辞》等，在先秦诗辞里，除文艺之美，我们也能发现其思想之迹，并能发现先秦文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中国最古老的诗歌里，“酒”就是文人心目中美好生活的一个元素，承载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如《诗经》就有不少关于“饮酒”的诗句:

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诗经·国风·周南·卷耳》)

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诗经·大雅·生民之什·既醉》)

宾之初筵，左右秩秩，笾豆有楚，殽核维旅。酒既和旨，饮酒孔偕。钟鼓既设，举醻逸逸。(《诗经·小雅·甫田之什·宾之初筵》)

幡幡瓠叶，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尝之。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酬之。(《诗经·小雅·鱼藻之什·瓠叶》)

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诗经·小雅·鹿鸣之什·鹿鸣》)

这些诗句呈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场景，特别是公共聚会的场景。这些涉及“酒”的生活场景都与聚会中人们愉悦的精神状态有关。《诗经》大雅、小雅中的诗都关乎礼仪秩序，在周代，礼仪是维系美好生活秩序的重要保障。虽然周初周公制有《酒诰》，对宗室子弟饮酒有所约束，但从《诗经》反映的周代日常生活特别是公共交往活动，酒还是不可或缺之物，人们在宴会、祭祀等活动时，需要用酒来助兴，借酒来抒发愉悦的情绪，当然，酒的使用也在既定的礼仪秩序范围内。《诗经》中的诗歌主题繁多，从中将“酒”拈出，可以发现早期文献对人之情绪的叙述，领略古人的情绪世界。

先秦的悲剧性诗人屈原，虽然有“众人皆醉我独醒”(《楚辞·渔父》)的呼告，但是在他留下的文辞里，不乏对美酒以及与美酒相关的美好生活的描述。例如，

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瑶席兮玉瑱，盍将把兮琼芳；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楚辞·九歌·东皇太一》)

这段文字描绘了人们在春天祭祀的良辰吉日中，在芳草地上用美酒佳肴欢迎春神的生活场景。美酒在这样的活动中，充当着美好生活图景的重要元素。又如，

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瑶浆蜜勺，实羽觞些。挫糟冻饮，酎清凉些。华酌既陈，有琼浆些。(《楚辞·招魂》)

宗族聚会也必须有酒来参与，而且有“花样”饮酒，以激发人们欢聚时的情绪。可见，虽然屈原曾用“醉”与“醒”来表达对当时楚国朝野的批评及其孤愤，但他对“酒”本身似并无恶感，仍认为酒是祭祀、聚会等生活场景的元素，能为人们享受美好生活增添色彩。

在《诗经》《楚辞》里，“酒”多作为公共活动中的元素出现，在礼仪活动中活跃气氛、激发情绪，特别是增加和乐的气氛。这里的“酒”更多是和公共生活联系在一起，而非私人情怀的抒发。可见，先秦的诗辞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对诗辞之教化功能的重视，是其最为重要的特点，即使类似于“酒”这样可能导致人们非理性行为的物品，在被描写和展现时，也更多呈现其积极与和乐的一面。

二、汉魏六朝的诗酒与生活感怀

先秦诗辞里的“酒”多出现在礼仪场合，是礼仪活动的元素，“酒”以礼仪元素的方式参与到美好生活。但在汉代以后的诗歌里，“酒”开始变成文人们感叹现实、寄托情怀的生活元素，成为其展现个人情怀的意象。例如，

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行人怀往路，何以慰我愁。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嘉会难再遇》)

我有一樽酒，欲以赠远人。愿子留斟酌，叙此平生亲。(《骨肉缘枝叶》)

从这两首不知作者的诗看，饮酒、写诗已经成为个人抒发愁绪的用具，与先秦时期的聚会和乐气象大不相同，不仅是公共场合的行为，更是个人用以抒怀的行为。汉代的《古诗十九首》是流传至今的汉代诗中的佳作，在这些诗篇礼，文人们更是将“酒”作为抒发生活情怀的象征物，充满个人情怀。例如，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古诗十九首·其三·青青陵上柏》)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古诗十九首·其十三·驱车上东门》)

前者描绘了人世无常，惟有斗酒娱乐方可聊慰的文人心态；后者揭示了人生苦短，有些人企图追求长生不老，但往往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饮酒求醉，在麻木和幻象中来度过短暂而不确定的人生。《古诗十九首》涉及“酒”的句子，都倾向于以酒聊慰人生，以酒装饰人生。现实生活的不确定性，使得文人希望从酒精的麻醉中获得超脱。显然，汉代的酒诗里已经逐渐消退先秦酒诗的礼乐色彩，开始带有感慨人生的味道。“酒”不再是礼，而是逐渐成为人生的安慰剂，从公共生活的礼器变成个人抒怀贻情的激发物。

汉魏之际，“酒”在生活中从礼乐元素转为情怀元素的取向，被曹操父子所承继并发展。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短歌行》)

曹操在这诗里的慷慨抒怀，同样表达了饮酒可以安慰充满不确定性的人生，通过饮酒，及时行乐，所谓“解愁腹，饮玉浆”(《气出唱三首其一》)。在曹操眼里，消除人生之忧，塑造美好生活的快乐，特别需要“酒”的催化，“酒与歌戏，今日相乐诚为乐”(《气出唱三首其二》)。曹操的儿子曹丕也有此感，“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善哉行三首其三》)，“何尝快，独无忧，但当饮醇酒，炙肥牛”(《艳歌何尝行》)。在曹操、曹丕两位政治家兼诗人看来，“酒”没有政治和礼乐的意味，而是个人抒发情怀的寄托。如果没有酒，那么消解不确定人生带来的忧愁、苦闷并及时行乐就缺少了催化剂。虽然曹操、曹丕以枭雄闻世，但其诗歌里可看出伤怀文人的影子。借助“酒”，政治家也卸下人生的面具，成为有情有性的文人。三曹中的曹植虽生在帝王之家，骨子里更是一个文人。在他的诗歌里，欢乐的生活也与酒有关，

亲昵并集送，置酒此河阳。中馈岂独薄?宾饮不尽觞。(《送应氏》)

置酒高殿上，亲交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乐饮过三爵，缓带倾庶羞。主称千年寿，宾奉万年酬。(《箜篌引》)

在曹植的笔下，宾主宴饮所带来的欢愉离不开酒的催化。“酒”带来的是宾主的欢乐，甚至是对人生有限的超越，“千年万年”的意象就是由“酒”所带来的某种超越。在三曹那里，无论是对生活的感怀，对人生不确定性之忧虑的消解，还是人际交往的欢愉表达，酒在其中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三曹心目中“美好生活”的一个参与物。

从汉代开始的以“酒”抒怀的传统，在两晋得到极大发挥。例如，陶渊明对美好生活的诗歌畅想就是酒香飘逸，其直接以“饮酒”为题的诗有著名的《饮酒二十首》，其序言: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饮酒二十首·序》)

闲居寡欢中的陶渊明，以酒遣日，写下很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例如，“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饮酒二十首其十九》)，浊酒一杯，打发陶渊明无数个寂寞的日子，造就了美好的诗篇，营造了隐居生活的美好气象；“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归去来辞》)，喝闲酒，做闲人，官宦之人可能难耐此中孤寂，但隐士陶渊明却乐此不彼，为后世不得不经纶世务的文人提供巨大的想象空间。在两晋文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中，多是如此的诗酒人生，如王羲之在《兰亭集序》所描绘的，文人雅士齐聚，处茂林修竹之地，行曲水流觞之乐，一觞一咏，信可乐哉。在陶渊明、王羲之等文人对个体美好生活的设计里，“酒香”始终是不可或缺的。两晋时期，是中国文化中特别具有飘逸性风格的时代，这种“飘逸性”可以从两晋时期的“酒”诗里窥见一二。

从以上大致罗列的汉魏六朝著名酒诗可见，无论是政治家还是一般文人，在用诗歌进行抒怀时，都有将酒引进诗歌的做法。他们认为酒对于个人的美好生活具有重要意义，能够起到抚慰人生、欢愉交往、寄托情怀等作用，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参与物。在汉魏六朝的诗酒文化中，“酒”不再仅仅是先秦诗辞中公共生活礼仪器具，而是成为个人抒怀、情感表达的寄托物，逐渐形成一种在诗中用“酒”来作为个人生活感怀之寄托物的思想和文化传统。

三、唐宋以后诗酒里的美好生活想象

从汉代开始，酒越来越成为文人们抒怀的助推剂。这一趋势到了隋唐时期，达到新的高峰。从中国思想中的儒学看，隋唐时期的儒学创新乏善可陈，但文学艺术特别是诗歌领域大放异彩。在诗歌的文字里，对唐代思想局面可有所领会。唐朝的文人们不仅以酒抒怀，而且大规模创作诗词来歌颂酒、歌颂有酒的美好生活，成为思想文化史的特殊篇章。例如，作为酒仙、诗仙双料“仙人”的李白，写下了关于“美好生活必须有酒的参与”的壮丽诗篇: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

我们认为，李白关于“酒与生活”的宣言，集中代表了千古文人“饮酒”的心声、诉求和豪迈情怀。人生易老，得意失意轮换交替，才华财富不遂人愿，只有饮酒方可消解这些人生的不确定性，只有饮酒才能抵消人生的忧患。《将进酒》为酒“正名”的话语，千百年来，对于文人们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对于岁月流逝的伤感、现实处境的无奈、美好生活的想象，似都寄托在那“三百杯”中。

除李白外，唐代的很多文人对于与“酒”相关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可从他们的诗歌充分展现出来。杜甫专门描写了唐代文人饮酒的状况，生动展示了八位诗人的“酒态”: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麹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世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辨惊四筵。(《饮中八仙歌》)

这首诗非常形象传神地展现了唐代文人的诗酒生活，每位文人的饮酒姿态都惟妙惟肖，既表达了他们的欢愉之情，由突出了他们在文艺上的造诣。至于杜甫本人，虽然长期处于离乱和贫苦之中，但他依然多次吟唱有酒的美好景象，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报答春光知有处，应须美酒送生涯”(《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杜甫不仅有深沉的现实关怀和忧患意识，也有文人对于“酒”的逸兴。

此外，在唐诗中，酒意随处流淌，酒诗俯拾皆是，酒气豪情冲天，文人们对于逃离现实的美好生活设想也流淌在优美的文字之中，刻画了一幅幅生活画卷。例如，“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过故人庄》)，孟浩然借酒展现了田园风光的美好图景；“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凉州词》)，王瀚借酒表达对没有战争的美好生活之向往；“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元二使安西》)，王维借酒阐述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谊；“但遇诗与酒，便忘寝与餐”(《自咏》)，“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醉吟》)，“诗思又牵吟咏发，酒酣闲唤管弦来”(《与诸客携酒寻去年梅花有感》)，白居易借酒展示诗酒人生的放达与自适；“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刘禹锡借酒振奋精神、激励自我；“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杜工部蜀中离席》)，“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花下醉》)，李商隐借酒写出人生的寂寥以及对繁华的眷恋；“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清明》)，“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遣怀》)，杜牧用酒写出怀才不遇的孤寂与放浪；“俯饮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欢体自轻，意欲凌风翔”(《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韦应物饮酒，意觉神欢体轻、凌风翱翔、精神逸兴飞散。唐代的酒诗不胜枚举，多寄托文人的情怀。在他们的生活中，失意时，酒是安顿与安稳表现；得意时，酒是助长意兴和激发情绪的不二选择。由于唐诗在诗歌艺术的巨大成就，“酒”借助诗歌的优美变得更加“可爱”，为后世文人沉溺于酒提供了很多雅致的托辞。

宋代文人延续唐代文人以酒来参与美好生活的传统，在诗词中同样掺入酒的元素。例如，晏殊的“一曲新词酒一杯”(《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可见宋代文风、酒风不逊唐代，文人们写了多少诗词，大概就有多少美酒飘香；“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雨霖铃·寒蝉凄切》)，柳永浅斟低唱，写出文人们沉醉于酒、逃避现实的无奈。当然，对于处于失望中的文人，这种无奈未必不是一种美好。柳永因为没有得到政治上的地位，未免托酒伤怀。做过大官的文人范仲淹，同样将酒作为生活的重要元素，例如，“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岳阳楼记》)，“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渔家傲·秋思》)。两宋时期，诗酒的巅峰人物当属苏轼。如果说李白是唐代最有名的诗酒文人，那么苏轼可能就是宋代最有名的诗酒文人。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念奴娇》)

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述怀》)

身后名轻，但觉一杯之重。(《浊醪有妙理赋》)

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今古。(《东坡乐府·渔父》)

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望江南·超然台作》)

天气乍凉人寂寞，光阴须得酒消磨，且来花里听笙歌。(《浣溪沙·四面垂杨十里荷》)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江城子·密州出猎》)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苏轼的诗词酒味浓郁，这与其一生力图摆脱蝇营狗苟的旷达人生态度有关，展现了酒参与生活并赋予生活以旷达的意味。和李白一样，苏轼以其绝世的才华为“酒”树立了正面形象，其酒诗酒词总是令人跃然。在苏轼的诗词里，酒的意象非常丰富。通过酒，苏轼展现了古典文人豪迈豁达的形象，丰富了古典文人的精神世界，成为李白之后的又一座高峰。

宋室南渡之后，国破家亡，残山剩水，但此时的中国诗酒文化丝毫没有停顿，文人们的酒味依然没有减去，在美好生活的想象中，酒依旧不能缺席。无论是铁马冰河的戎马生活，还是婉约舒缓的静好岁月，酒都经常出现在南宋文人的生活里，甚至男女皆然。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辛弃疾:《浪淘沙·山寺夜半闻钟》)

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辛弃疾:《清平乐·村居》)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陆游:《游山西村》)

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陆游:《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

踏碎桥边杨柳影，不听渔樵闲话。更欲举、空杯相谢。(史达祖:《贺新郎·六月十五日夜西湖月下》)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李清照:《如梦令·沉醉不知归路》)

辛弃疾、陆游、李清照等文人的文化成就，使得政治军事衰弱的南宋一朝，不至于在文化上也黯淡无光，这些涉酒诗词也使中国诗酒文化不至断绝。在文弱的南宋，酒还是装饰文人生活的材料，为文人们追求美好生活做装点，所谓“我生寓诗酒，本以全吾真”(陆游:《诗酒》)。即使在半壁河山的条件下，在文人的生活与思想世界里，“酒”依然是一种重要的存在。可见，在南宋诗词里，不管是金戈铁马，还是儿女情长，“酒”都参与了文人们的生活，成为文人思想世界的重要参与者。

明清以降，虽然文人创作诗词的艺术水平没有唐宋之盛，但文人们一样沉醉在诗酒之中，抒发情怀，感慨人生。无论是咏史、抒怀、论情、言志，都延续了传统诗酒文化的精义，让酒出场、借酒表意。例如，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杨慎:《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谁向高楼横玉笛?落海愁绝醉中听。(吴承恩:《杨柳青》)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来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醉半醒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唐寅:《桃花庵歌》)

西风暮雨何辞醉，便向池亭卧亦清。(汤显祖:《荷亭酌酒》)

廿年交旧散，把酒叹浮名。(吴梅村:《过吴江有感》)

桑落酒香卢桔美，钓肥斜系草堂开。(吴梅村:《梅村》)

浮名总如水。拼尊前杯酒，一生长醉。(纳兰性德:《瑞鹤仙》)

难逢易散花间酒，饮罢空搔首。闲愁总付醉来眠，只恐醒时依旧到樽前。(纳兰性德:《虞美人·残灯风灭炉烟冷》)

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秋瑾:《对酒》)

这些流传下来的明清诗词，一如唐诗宋词般充斥着酒的意味，或以酒咏史，或以酒言志，或以酒陈情，或以酒壮怀，延续着中国文人的诗酒传统。如所周知，明清时代，诗词艺术成就远比不上唐宋，也无太多名句佳篇。但明清诗词的酒味大体如从前，诗词中依然流淌着浓郁的酒文化，文人以酒起兴的诗词创作套路没有大的变化，酒依然承载着文人心目中美好生活的意象，依然是他们个人抒怀的首选对象之一。

唐宋以来，是中国诗酒文化的高峰期。在这些诗歌里，酒成为文人表达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关键词”，文人们借酒抒怀，留下许多流传千载、脍炙人口的名篇名句。唐宋以来的诗酒文化同他们同时代的中国哲学思想一起，为民族文化心理的塑造和积淀提供了资源。

四、小结

中国文人的诗酒文化，源远流长，历代文人的涉酒诗堪称海量，难以计数。以上列举部分，只是酒诗中的沧海一粟。“酒”从早期的礼乐之器，逐渐转变为人们丰富生活、消解劳苦的生活参与物，更成为文人们抒发情怀、安顿人生的依赖物，“一饮解百结，再饮破百忧”(聂夷中:《饮酒乐》)。千古以来，文人笔下的曲水流觞、诗酒人生，既丰富中国文化，也推动后人对前贤们诗酒人生的向往并在基础上继续演绎新的诗酒人生，从而将中国思想中的豪迈、沉郁、雄浑、飘逸等特质，通过诗酒传递下去。文人们以酒抒怀，借酒安顿人生的苦闷、畅述人生的欢愉、逃避现实的无奈、消解生活的惆怅。无论苦闷、欢愉、无奈、惆怅，都是人生境遇有限性的表现。喜欢以酒来转变情绪的文人，纵酒放歌，实际上是借助酒来突破人生的有限性，所谓“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王绩:《醉后》)，“先生醉卧此石间，万古无人知此意”(苏轼:《醉睡者》)。在文人笔下，豪饮之后，超越了时间、空间以及形骸上的限制，谁人能识此万古心胸?一种精神上的无限感似乎油然而生。人间世上，处处都是有限性的体现，心灵敏感的文人们更容易把捉到有限性的无处不在，故而期望以酒来突破这种有限性并实现他们心中的美好，尽管谁都知道饮酒所带来的快乐，往往只是短暂的美好、片刻的欢愉，甚至可能是危险的愉悦。

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来说，既要重视哲学进路的历代突破，也要关注包括诗酒文化在内的其他传统，这样，中国思想文化就才可能以多元立体的姿态呈现。换言之，中国哲学的思想，除了通过哲学家提出新概念、新判断、新命题等方式呈现之外，还可能将对宇宙人生、性与天道的领悟，通过文学、艺术等方式表达出来，诗酒文化就是这种文艺表达的主要内容之一。但在目前的哲学史研究中，“诗”与“酒”很少作为话题或者问题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即便是像李白、杜甫等大诗人，在哲学家眼中也不是“第一等事”。王阳明的弟子曾记载王阳明对于“何为第一等事”的看法:

先师闻而笑曰:“诸君自以为有志矣。使学如韩、柳，不过为文人；辞如李、杜，不过为诗人。果有志于心性之学，以颜、闵为期，当与共事，图为第一等德业。”2

在王阳明看来，儒家学者应该追求的是以“德性”为核心的理智事业，而不是诗词歌赋为中心的文艺生活，这也体现了传统儒家道德中心主义的致思进路。古代如此，现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研究，其考察的首要问题依然是性与天道、宇宙人生、道德伦理、知识智慧、政治历史等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宏大问题，而对于诗酒这样感性或者说非理性的事务亦较少关注。实际上，诗酒是传统中国更广泛的文化现象，也是理解传统文人思想世界的重要入口。按照萧萐父先生对哲学与文化“两端互补和循环往复”关系的理解，对于诗酒中蕴含的思想世界的解读与呈现，分析作为文化现象的诗与酒，将有助于哲学史研究进路的可能性拓展。

注释：
 
1萧萐父:《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与泛化》，《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417页。
 
2[明]王畿:《曾舜徵别言》，吴震编校整理:《王畿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459-460页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