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政治，如何是好

——朱承教授新著《礼乐文明与生活政治》读后

作者：刘梁剑

来源：《社会科学报》2020年1月16日读书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腊月廿六日壬戌

          耶稣2020年1月20日

《礼乐文明与生活政治——<礼记>与儒家政治哲学范式研究》

朱承 著

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

金秋时节，朱承教授新著《礼乐文明与生活政治》（人民出版社，2019.9）付梓刊行，其后记有句云“居今思古意踌躇”。断章取义，笔者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庖丁解牛之后提刀而立、四顾踌躇的形象。朱承新著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礼记》做一整全的考察，进而在儒家政治哲学范式的层面将《礼记》政治哲学的特点提炼为“生活政治”：衣冠饮食，车舆行进，宫室歌舞，礼乐文明不止求温饱便捷欢娱，衣食住行的毛细血管早无渗入政治理念与权力规训。进而观其利弊，察其影响。

然则，作者之意不止于斯。考察《礼记》，拈出“生活政治”，实则于稽古之中念今思来，在历史考察之中融入现实关怀与理论抱负。就现实而言，以《礼记》生活政治为鉴通古今，可以观察当代中国“世俗生活与政治价值分离”与“公私不分”的两种极端现象，可以对现实的政治权力与日常生活、政治观念与日常行动的关系持有更为宽广的理解。就理论而言，以《礼记》生活政治为鉴思来者，可以思考“将政治推行到日用常行中”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政治”的运行机制，发掘“依据政治价值规范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安顿政治信念”的政治智慧，为构建新型的中国乃至人类现代政治文明做一些理论上的反思，对尚未完成的“现代性”价值和“现代化”生活更加具有期待和信念。

生活政治，是好是坏？

生活政治，何所指？作者尝试给出了一般性的界定：“‘生活政治’指的是政治权力和政治意志在日常生活中泛化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被提升到政治层面予以解读的一种范式。”（第330页）“以及”之前，作者又称之为“政治生活化”；“以及”之后，则为“生活政治化”。全书论述的重心，实在于政治生活化。就礼乐文明之为生活政治的实质内容而言，按照作者的概括，则是先秦儒家礼制“差异性秩序精神”，具体又体现在尊崇王权、维护政权统治、保证权力稳定过渡、巩固身份等级等方面。就礼乐文明之为生活政治的运作机制而言，“日常的生活体现了儒家差异性政治治理原则，而儒家的差异性原则也被深深地植进了人们的日用常行之中，礼仪生活中的差异性原则体现了政治权力与社会生活嘉益分配的差异性，因而在生活中发现了政治，而政治权力和等级观念也落实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展现出政治权力的力量，成功地将政治观念推行到日常生活中”（第8页）。在当下，生活政治也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生存论事实。

生活政治，是好是坏？这一追问，可以指向生活政治的运作机制，也可以指向既包括运作机制、又包括与此机制相结合的具体政治理念的不同的生活政治形态，如礼乐文明的生活政治、当代中国的生活政治、理想的生活政治，等等。作者区分生活政治的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其论说已涉及上述多个层面：积极地说，生活政治可以促使良善的政治意志为人们广为接受，成为促成社会凝聚的途径，如现代政治中的平等、自由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和落实；消极地说，生活政治使得日常生活被“泛政治化”，导致社会生活中的公私不分，私人性的日常生活具有了公共的政治价值，私人生活因为差异而变得不平等，使得社会逐渐失去自由和生动，导致政治事务上的专制，其极端则是极权体制中政权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全面控制（参见第10、330-331页）。

生活政治，是好是坏？虽有犹疑，作者还是写下了他的观察与心忧。“如果权力等级与日常生活待遇相挂钩成为了社会风尚，拥有高出身、获得高地位或者高等级，就能获得高的日常生活待遇，权力变成人们争相追逐的对象以便在生活中获得各种好处，那么这种‘生活政治’必须值得警惕。”

生活政治，如何才是好？无疑需要建设一种好的“生活政治”，让自由、平等、公正、民主、法治等现代性精神价值成为新的“礼乐文明”内涵，“引导人们在日常生活的各个场景中落实自由、平等、公正的价值，人们可以自由地行动于共同体内部，可以平等地享受公共生活福利，在生活资源的分配上也能获得公权力的公正对待”。（参见第26、83、183、253页等处）与此同时，抵御各种变相的等级观念、繁文缛节卷土重来，并警惕生活政治的泛政治化倾向。日常生活，不止是政治，更不应是政治权力支配主宰的场域。

献疑

以水济水非学问，同道切磋宜献疑。作者从生活政治、有意无意间又从政治权力的角度，将礼乐文明的精神概括为“差异性秩序精神”。这样的概括是否恰当？王船山作《礼记章句序》，强调“仁之经纬斯为礼”，仁礼体用错行而互藏其宅：“缘仁而制礼，则仁体也，礼用也；仁以行礼，则礼体也，仁用也。”船山章句引《论语》“人而不仁，如礼何？”强调“仁者大一之缊，天地阴阳之和，人情大顺之则，而为礼之所自运”。《礼乐文明与生活政治》实际上也注意到，礼乐所蕴含的秩序精神、仁爱精神等价值层面的存在是须臾不能缺少的（第46、47页）。倘若如此，仁爱精神在礼乐文明的生活政治中如何落实，仁爱精神与差异性秩序精神（注意：已将“秩序精神”框定为“差异性秩序精神”）如何相处？仁爱精神是否意味着，政治在权力运作之外另有其他重要面向？

礼乐文明，以修身成人为本。以成人为政治生活的关切，这一点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作者引梁启超、梁漱溟申其义：儒家政治的目的在于人的培养（梁启超）；成就伟大事业，需要“大兴礼乐教化陶养涵育天机活泼而和乐恬谧的心理”（梁漱溟）；现代“生活政治”的着力点，应在于养成符合现代政治要求的“人格”（第81-83页）。然则，天机活泼、和乐恬谧的心理，未必“符合”现代政治人格。不过，可以乐观地设想，天机活泼、和乐恬谧的心理或许可能和自由、平等、公正的现代人格相济相成，涵养出另一种前所未有的当代政治人格。易言之，传统儒家生活政治需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主要源自西方现代的生活政治同样需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