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安梧】“存有三态论”:生命儒学的哲学建构

栏目:思想探索
发布时间:2020-01-22 18:44:23
标签:存有三态论、生命儒学
林安梧

作者简介:林安梧,男,西历一九五七年生于台湾台中,祖籍福建省漳州,台湾大学首位哲学博士。曾任台湾清华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台湾慈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鹅湖》社主编、社长,现任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台湾元亨书院创院山长,山东尼山圣源书院副院长。著有《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中国宗教与意义治疗》《儒学革命: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人文学方法论﹕诠释的存有学探源》《当儒家走进民主社会:林安梧论公民儒学》等。

“存有三态论”:生命儒学的哲学建构

作者:林安梧(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来源:《社会科学报》第1690期第5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腊月廿八日甲子

          耶稣2020年1月22日

 

“生命”概念可以说是儒学最核心的内容,这无疑是大家所认定的。中国人谈存在、价值、实践、知识,可以说都是从“生命”作为原初点而展开的。

 

生命儒学的缘起

 

当今世界哲学似乎有了很大的变化,总的来说,是从近代哲学“意识的主体性”转到了“实存的主体性”,现象学运动、存在主义运动以及晚近哲学诠释学的发展,使得习惯以西释中的中国哲学研究也跟着出现了现象学的视角、存在主义的视角以及哲学诠释学的视角。

 

 

 

这么一来,中国哲学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起以前更接近于回到中国哲学本身的可能。换句话说,中国哲学需要在一个相对更宽广的视域中对比出自己的特质。若在西方哲学以知识论为核心来说,这是很难说通的。到现在为止,由于中国国力的增强,中西文明互鉴的意识越来越强,我们不能只以西方的哲学作为起点,不能把西方哲学作为研究方法的唯一来源和标准,这已是大家所认同的。

 

 

 

中国人讲究主客和合、能所不二,这与西方强调主客对立、能所两分是有很大不同的。对于“生命、存在、价值、实践、知识”这些重要语汇的序位,中西哲学本来就有极大的差异。总的来说,我们是以“生命”为首出的,并且把存在、价值与实践、知识等绾结为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周易·系辞》中就说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这三句话,第一句说的是天道论、存在论,第二句说的是实践论、心性论,第三句说的是教养论、文化生成论。所谓“一阴一阳”讲的是存在的律动,这律动预取的目的是善的,接下去讲人的参赞化育,所以“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对于“性”的界定,《中庸》认为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性”是生,生有自然生成义,也有道德创造义。“天命之谓性”,说的是上天赋予天地万物以及人类的本性,这里的“命”字,既有命令义,也有命限义。我们可以说“生命”的“生”是“创造”,而“命”是限制,“生命”说的是“在限制中的创造”。“生命儒学”强调的是在生命的限制中创造的儒学。当然,这“天命之谓性”的“性”字,不只是自然的气性,更强调人的觉性。人循顺着上天所赋予的觉性,这就是人生的光明大道,修持这条人生的光明大道就是所谓的教化。

 

“存有三态论”隐含的生命儒学

 

这些年来,我构造的“存有三态论”可以说是生命儒学的哲学建构。“存有三态论”指的是“存有的根源”、“存有的彰显”以及“存有的执定”这三态,由上而下展开的过程,由下而上则是一回溯的过程﹔两者互动循环,交与为一体。这里说的“存有的根源”不是“存有之一般”下的“存有”,而是“天地人我万物通而为一”所成的“道”这意义下的“存有”。换言之,这是“人之迎向世界,世界迎向人”通而为一所成的总体根源意义下的“存有”。这是“境识”(能所、主客)两端交与为一体所成的总体,亦可以说是以“我与你”的范式所成的总体立说下的存有。

 

“存有的根源”是“境识俱泯”,交与为一体,寂然不动的状态,即“道”之为不可说的状态。“不可说”的原初状态下的“道”,这样的“存有的根源”,因涵着人的参与,故必得开显,此即“存有的开显”。“存有的开显”指的是“境识俱起而未分”的状态,这是“感而遂通”的状态,是由“不可说”朝向“可说”的状态。从“存有的根源”而“存有的开显”,这是“存有的揭露”,相当于《易传》所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从“存有的开显”而“存有的执定”,这是从“纵向的开展”转向“横向的执定”,是“主体的对象化”活动所成的“名以定形”﹔这相当于《易传》所说“曲成万物而不遗”。“存有的执定”可以理解为“境识两分、以识执境”,于此而有主体的对象化活动,而话语也因之涉入,使得那对象成了被执定的定象,存有的执定于焉构成。显然地,如此的“存有三态论”是以“存在”为本位,而不是以“话语”为核心的思考。

 

文明要交谈互鉴

 

人作为一个存在主体,我们重视的是“存在与价值的和合性”,它优先于“存在与思维的一致性”。后者乃因吾人作了思维的区分,强调主体的对象化活动,因而话语介入,这样才进到了主客二分的状态之中。中国人谈知识是从主客不分、境识俱泯做起始点的。起先,价值、道德、实践等都是浑然不分的。由于话语介入,经由主体的对象化活动,再以主摄客。这与西方哲学的主流是很大不同的。

 

 

 

我们肯定人作为一个主体参与者,参赞天地之化育,这样的存有三态论强调的是“言外有知,知外有思,思外有在”,它肯定胜过西方传统主流的“以言代知,以知代思,以思代在”。我后来经由《道德经》的崭新诠释,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五层结构的“隐、显、分、定、执”配映着“道、意、象、构、言”,这里所隐含的本体实践学及道论为核心的本体诠释学,与我们这里所说的生命儒学息息相关。中国哲学从早先的巫祝系统,从怕、惧、畏,再由这里转为敬畏之情,又进一步转为敬德的传统。

 

牟宗三、唐君毅等老一辈哲学家都是在学贯中西后提出反思中国哲学本身的。

 

 

 

中国近现代哲学家——牟宗三

 

我希望,现在我们的研究可回溯到牟宗三、马一浮、熊十力,然后再回到王夫之,去研究有生命力、活泼力的真正的独特的中国人的生命儒学,进一步能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有更多的交谈互鉴。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