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作者简介:吴钩,男,西历一九七五年生,广东汕尾人。著有《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隐权力2: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游戏》《重新发现宋朝》《中国的自由传统》《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原来你是这样的大侠:一部严肃的金庸社会史》《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宋仁宗:共治时代》等。 |
为什么有晩唐、晚明、晚清,却很少有“晚宋”之说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腊月十一日丁未
耶稣2020年1月5日
“唐宋变革”重要表现乃是重商主义兴起,资本主义登场,国家放弃了对臣民的身份与人身控制,转而重视市场、工商业、金融与货币所创造的利益。然而,朱元璋建立的“洪武型体制”简直就是反其道而行之:
全国臣民按职业划分入不同户籍,如民户、军户、匠户、灶户,职业户一经划定,不得自行改业,子孙世代相承;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不可脱离原籍地与农业生产,每天的活动范围控制在一里之内;军民、商人若要出远门,必须先向官府申请通行证;由于货币经济极不发达,民间交易以米谷、盐、布为支付手段;政府控制在最小规模,以紧缩的财政、按实物征收的农业税以及全民配役来维持运转,无需依赖市场、商业、货币与金融,因而,明前期的消费税、货币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不用说,这样的体制跟近代化是背道而驰的。假如明代真的出现了什么“资本主义萌芽”,那也只有在摆脱了“洪武型体制”之后才能够“萌芽”。事实上,明代的社会发展,确实表现为逐渐突破“洪武型体制”的过程:渐渐地,社会控制松懈,匠籍制解体(允许匠户纳银代役),募兵制代替军户制,月港开禁,广州与蕃商开展商舶,海外大量白银流入,“一条鞭法”推行开来,人口流动越来频繁……,如此,才有晚明商品经济的繁华。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向宋制回归。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治安提过一个观点:“人们在综观10世纪—15世纪的历史之余,常常会有这样的朦胧感受:明后期与南宋非常相似,万历以后很像是对南宋社会状况的‘跨代连接’。”“跨代连接”的“跨代”,意味着从宋代到晚清,中间隔了元—明前期这么一个断裂、歧出的时段。
其实南宋与晚明的“跨代连接”只是就社会状况而言,如果从国家财税、经济制度的角度来看,晚清才更像是宋朝的“跨代连接”。清王朝的制度,来自朱明体制与女真部族旧制的混合,与宋制几乎毫无渊源,直至晚清同治年间,才出现“跨代连接”:政府对兴办企业表现出巨大热情,行政系统内增设了大量经济部门,沿海口岸积极对外开放,国家将征税的重点从农业税转移到工商税,财政从紧缩转向扩张,国债等金融工具受到政府青睐,如此种种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时的典型表现,都可以从宋代找到似曾相识的身影。
说到这里,我想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人们在叙述历史时,常常会使用“晚唐”、“晚明”、“晚清”的说法,却极少会用“晚宋”。为什么会这样?
你可能会说,“晚明”、“晚清”等,只是时间概念,宋代已有“北宋”、“南宋”之分,“晚宋”究竟是指北宋末还是南宋末,很不明确,所以人们才很少用“晚宋”的说法。
但这一解释未免有些简单了,“晚唐”、“晚明”、“晚清”不仅表示时间,而且表示社会形态。“唐宋变革”始于中晚唐,因而,盛唐与晚唐的社会形态差异很大,盛唐实行的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调制、坊市制,在晚唐时均已趋于瓦解。早在1950年代,陈寅恪先生已指出:“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晚明与明前期、晚清与清前期,同样是恍如两个世界,“资本主义萌芽”只可能出现在晚明而不可能出现在明前期,洋务运动也只能出现在晚清而不可能出现在清前期。两宋时期则从未出现类似的前后期大转折,宋代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一以贯之的,不存在一个全然不同于宋前期的“晚宋”,所以,我们不需要使用“晚宋”的概念来描述宋朝的社会变迁。
从这个意义来说,“晚唐”的概念指向“唐宋变革”的启幕,“晚明”与“晚清”的概念则意味着向“唐宋变革”的近代化方向“回归”——换言之,明前期与清前期的社会演化已经偏离了“唐宋变革”的方向,因此才需要“回归”。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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