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

——中国古人的大同理想

作者：张城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腊月廿三日己未

          耶稣2020年1月17日

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民族，不管经历怎样的时代变迁，多严重的政局动荡，它都能开疆拓土，融汇四方，不断凝聚成一个广土众民的中华大一统的共同体。其原因即在于它有着人文化成、怀柔四方、协和万邦的天下主义关怀，这即是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与价值理想。它既体现了数千年来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又彰显了在独特的基本国情下的实践要求。

天下观念之历史渊源

对于有着数千年文明发展历程的中国而言，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有追本溯源的使命与能力，不能用近代以来西方的“帝国—民族国家”等概念叙事来简单裁剪复杂丰富的中国历史进程。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今天重新审视中国文明发展道路，就必须回溯传统，认识历史，只有知道了从哪里来，才能知道正处于何方，未来前行之路往哪里走。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篇》，中国人耳熟能详，是中华文明之标志符号与价值理想。“天下”一词内蕴丰富，在先秦时期各种文献中就早已出现并被广泛使用，最具代表性的如中国文化源头《周易》所言：“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由此可见，天下乃是圣王施行王道所治理之对象。这即指出传统中国天下观念的源头包含最核心的两层义理：一是天下乃赋予生民万物之价值总源；一是天下乃须代表生民之圣王“推天道以明人事”，即行王道。

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它既是一个空间意义上的关于整个世界地图的描述与想象，是人类所赖以居住的整个大地，正如《诗经·小雅·北山》所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它又提供了一个政治学、伦理学意义上的价值原则：一方面天下的代表者就是人民，民意民心就是天下价值的根本表征，正如《尚书·泰誓》所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下为公之义，其最本质之价值特征即是“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天下既具有普遍价值，其就不可据而为私。儒家尧舜禹之三代理想就是禅让制，其背后价值理念支撑即是天下为公。天将天下赋予天子，非为天子一人，而是为天下之万民。正如《孟子》所言：“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子不得将天下而私视为己有相授受，必须以德配天，德位相配，其使命是“敬德保民”。

特别是到了明清之际，君主皇权专制不断强化，天下为公之制渐行渐远。最明显的例子即是，明太祖朱元璋把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孟子逐出孔庙，不得配享，并且对不符其意的《孟子》文本进行大肆删改。而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对此深恶痛绝，其以天下为公之价值理念与原则标准对君子专制大加挞伐。“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由此可见，天下观念乃是中国士人一以贯之所持守的价值观，它塑造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文明理想。

天下观念之价值秩序

中国的士人自古以来接受儒家经典教育，从内心深处即是深深认同以天下主义为核心的价值秩序。每当遭遇王朝更迭、蛮族入侵，都会深深地回溯自身文教的天下主义源头，以证其价值合法性。正如顾炎武所言：“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国，只是一家一姓的权力更迭，而天下，则是四海一家的人之为人的礼仪秩序，具有绝对永恒价值。因此，不论是作为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想象，还是作为价值秩序的原则，天下观念都是超越了血缘的、宗族的、特殊的、区域的、族群的、阶级的、职业的、国家的一套普遍主义价值观念，它是中国人很早就在内心深处建立并深深认同的一套文明原则与标准。正如许倬云所言：“几千年来，所谓‘天下’，并不是中国自以为‘世界只有如此大’，而是以为，光天化日之下，只有同一人文的伦理秩序。中国自以为是这一文明的首善之区，文明之所寄托。于是，‘天下’是一个无远弗界的同心圆，一层一层地开花，推向未开化，中国自诩为文明中心，遂建构了中国与四邻的朝贡制，以及与内部边区的赐封、羁縻、土司诸种制度。”

天下主义及其提供的价值秩序，自古及今都是中国人矢志不渝所遵循的一条文明发展原则。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国人怀抱着天下观念，自古迄今一直未改，真是郭然大公，发乎理性之无对。说民族性，这才是中国的民族性。”

但是历史并非一帆风顺，近代中国遭遇了列强最无情的侵略压迫，这使得救国心切的知识人不断地向西方“取经”，视这条以天下主义为核心的文明观念为中国开展现代化的绊脚石而弃之。救国救民无可厚非，历史也没有留下充足的时间让知识人慢慢理性地思考未来中华文明之发展道路。但如果仅仅把中国视为一个民族国家，其目标仅仅是追求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只能说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自我矮化。

孙中山先生集中区分了两种世界主义：一种是西方列强所谓的世界主义即有强权无公理；一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下主义，即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中国本质上是以天下主义为立国原则的文明国家，西方很多汉学家也已经认识到了，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文明国家。因此，我们不应把“天下”观念遗忘，视中国为“民族国家”的同位语，没有了“天下”怎会有中国，这才是中华文明之根源，亦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价值理念。

天下观念之人类关怀

《周易》云：“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唐代经学大家孔颖达疏：“天下同归而殊途者，言天下万事，终则同归于一，但初时殊异其途路也。一致而百虑者，所致虽一，虑必有百。言虑虽百种，必归于一致也。”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并非是一狭隘的地域文明，中国古圣先贤相信“民胞物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自古以来就有对人类之价值关怀。天下主义虽诞生于黄河之滨的华夏土地，但关涉的却是整个人类之价值理想。天下观即是一种世界观，思考的对象就是整个世界，以整个世界为其价值原点与前提，天下主义就是对世界负责的一种价值理论。天下观念超越了近代以来西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形成的以民族国家为价值思考单位的国家界限，是具有普遍价值的中国智慧。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