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之兴起与“孟荀同尊”之余韵

——论北宋初期儒者观念中的孟子和荀子

作者：李文娟（史学博士，山东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来源：《东岳论丛》，2019年第12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正月十一日丁丑

          耶稣2020年2月4日

摘要：

受韩愈影响，考量儒家道统，成为宋代儒家学者构建理论、品评人物时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基于此而形成之尊孟排荀倾向，在宋代道统论中表现得最为强烈。不过，北宋初期尚未出现“尊孟排荀”之风，汉代以来“孟荀同尊”之余韵仍在学术圈具有广泛影响。“孟荀同尊”折射出宋初儒家学者对孟、荀重要性的认识，也反映出当时学者希圣希贤的学术情怀。

关键词：北宋初期；儒家道统；孟荀同尊；

儒家道统中，诸儒推尊、争相续接的是孟子，取舍不定、颇受争议的是荀子。尊孟排荀，在宋代道统论中表现得最为强烈。然而，这一风气在宋代初期并不明显，反而仍有汉代“孟荀同尊”的韵味。对这一阶段的历史考察，可以清晰认识北宋初期儒家学者的道统立场，有助于分析孟子与孟学、荀子与荀学在当时的受重视程度。

一、韩愈论道:宋代考量儒家“道统”之滥觞

钱穆先生言:“治宋学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唐，而昌黎韩氏为之率。”1儒家道统之论说兴起于北宋，但“道统”所代表的儒学复兴趋势及其精神价值和传承方向在韩愈等人的新儒学运动中可以找到直接的根源。

唐代佛老之学兴起，儒学处于官学僵化状态。盛唐时期，李白、杜甫、高适等文人们便吟出“宋人不辨玉，鲁贱东家丘”(李白:《送薛九被谗去鲁》)、“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寥落千载后，空传褒圣侯”(高适:《鲁西至东平》)等诗句，他们以儒者治世报国而自居，同时又因儒者怀才不遇而自嘲，可见当时儒学已备受冷落。相对而言，佛老之学却迎来一个“暖春”，“李氏皇族奉老子李耳为先祖，奉老子妻为先天太后，将孔子像立于老子之侧，道教趁势而起”2；同时，唐代统治者将佛教纳入朝廷管辖范围，倍加重视。

在这样的社会和政治氛围中，儒学的正统地位岌岌可危。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守护者，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反佛运动中。他上书《论佛骨表》，直指唐宪宗迎佛骨一事，陈述佛法之害:佛教未入中国时，自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在位均百姓安乐、天下太平；然自汉明帝始有佛法，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梁武帝沉溺佛教，更是不得善终，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佛本是夷狄之人，与中国语言不相通，服饰不相近，不言先王之道，不服先王之法，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如若将其供奉长安御楼，便是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天子事佛，百姓更会为佛法残害身体、散财舍命，导致伤风败俗，世人传笑。所以，韩愈请求“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3。有学者把韩愈《论佛骨表》比喻成一杆“枪”4，他将这杆“枪”投向了正被佛法冲昏了头的唐宪宗，引来一场杀身之祸，幸亏当时裴度、崔群等朝中亲贵出来说情，才免受极刑，但从繁华的都城长安被贬往几千里之外的潮州。这一反佛事件，与其说是韩愈对唐代皇室“内怀至忠”5的守护，不如说是对儒家圣人之道的誓死捍卫，虽然在当时没有阻止佛教的滋长，但是“退之以谏佛骨得罪，当时后世莫不重其品节”6，韩愈的品行受到儒家学者的肯定和敬仰，夯实了韩愈在儒家系统中的地位。

受《孟子·尽心下》末章、以及当时异常兴盛的中国化佛教——禅宗其传法世系的启发7，韩愈在《原道》中首倡儒家“道统”:

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3

这段话的意义在于:一是向教外别传的禅宗证明，儒家学说的渊源出自中国本土，是治国、平天下、安百姓的正统思想；二是开启儒家道统观的源头，呼吁儒家学者担负起承续道统的责任，也向儒家吹响了“集结”的号角；三是肯定孟子的传道之功，将孟子置于原被公认属于颜回的“亚圣”地位，迈出“孟子升格运动”的第一步8。韩愈贞定儒家道统的做法后来被北宋儒者所继承，使考量儒家道统成为构建理论、品评人物时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也使承续儒家道统“成为对知识分子的一种有吸引力的理想”9。

二、宋初儒者观念中的孟子与荀子

韩愈论道是宋代道统说之滥觞，他开启了学者论说儒家道统的风气，但在宋初，韩愈的道统观念并没有被广泛接受而成为主流。细察之，宋初学者对儒家道统的贞定并不尽同于韩愈，“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孟子之后都将荀子列入其中”10。

(一)祀孟荀、奉五贤:孔道辅等人的儒学复兴运动

北宋初期，统治者为儒学提供了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儒学出现复兴之势。细数儒学复兴之端倪，孔道辅功不可没。孔道辅(985-1039)乃孔子第四十五世孙，举进士第，“以刚毅谅直名闻天下”，“公持一节以终身”11。宋仁宗时，孔道辅任兖州知府，管辖泗水、仙源(今曲阜)、邹县等儒学发源重地，他常感叹，孟子对圣门道统传承功劳最大，孟子之功能述之、尽之，却不能祀之。景祐四年(1037)，孔道辅在邹县四基山找寻到孟子坟墓，并请能工巧匠于此兴建孟子庙，嘱托当时在泰山讲学的孙复作《新建孟子庙记》，刻立石碑为纪，他又向朝廷推荐孟子后裔孟宁主管孟子庙祭祀。景祐五年(1038)，孔道辅在孔庙正殿西侧修建五贤堂，专门祭祀孟子、荀子、杨雄、王通、韩愈五子，并亲作《五贤堂记》:

苟圣人之道壅，则五贤迭起而辅导之。……而孟、荀继作，乃述唐虞之业，序仁义道德之原。……然贤者违世矫俗，能去难者盖寡矣。孟不免齐梁之困，臧仓之毁；荀不免齐人之谗，楚国之废；杨不免刘歆之侮，投阁之患；王不免隋氏之抑，群公之沮；韩不免潮阳之窜，皇甫之谮。其间或讥其作经，或短其修史，彼徒能毁之，弗顾己之弗逮也。……孔圣之道否，则五贤振起之。……因建堂事，收五贤所著书，图其仪，叙先儒之时荐。庶几识者登是堂，观是像，览是书，肃然改容，知圣贤之道尽在此矣。12

孔道辅的“道统”，呈现出清晰的“孟、荀、王、杨、韩”传承序列。他与韩愈一样，认为孟子在孔子之后的儒者中功劳最大、分量最重。孔道辅对孟子扬名天下作出了巨大贡献:建立孟庙，“开创祭祀孟子之始”13；建立五贤堂，开启“孟子配食孔庙的发端”13。就这样，孟子由一座千年孤坟，瞬间得以天下共祀之。他又与韩愈不一样，没有苛求诸儒之道“醇乎醇”14，而是言“然贤者违世矫俗，能去难者盖寡矣”，宽容地将荀子、杨雄、王通、韩愈一并纳入道统，为荀子此后有资格得以从祀摆明立场。

时人孙复(992-1057)、石介(1005-1045)、韩琦(1008-1075)等均沿用“五贤”之说，并与孔道辅的道统观保持一致。

孙复在给孔道辅的书信中说:“自夫子殁，诸儒学其道，得其门而入者，鲜矣，惟孟轲氏、荀卿氏、杨雄氏、王通氏、韩愈氏而已。彼五贤者，天俾夹辅于夫子者也。”(《上孔给事书》)他将孟、荀、杨、王、韩称为“五贤”，并再次缩小范围，将孟子、荀子、杨雄三人称为“大儒”:“孔子而下至西汉间，世称大儒者或曰孟轲氏、荀卿氏、杨雄氏而已，以其立言、垂范、明道、救时、功丰、德巨也。”(《董仲舒论》)他在诗中写道:“人生在学勤始至，不勤求至无由期。孟轲荀卿杨雄氏，当时未必皆生知。因其钻仰久不已，遂入圣域争先驰。”(《谕学》)在这里，他采用韩愈的观点，认为荀子与孟子一样，其学优入“圣域”15，只不过把杨雄又加入此列。这样看来，孙复“道统”中，“孟、荀、杨”与“王、韩”之间应该有个分界线，前三者重于后两者。孙复在《兖州邹县建孟庙记》中说过:“诸儒之有大功于圣门者，无先于孟子。”可见，孙复与韩愈、孔道辅一样，是最推崇孟子的。

石介，山东徂徕人，世称“徂徕先生”，把儒家道统视为生命。他推崇韩愈维护道统、力排佛老的气节和胆识，把“孟、荀、杨、王、韩”称为“五贤人”，又将韩愈尊奉为“贤人之卓”:

噫!孟轲氏、荀况氏、杨雄氏、王通氏、韩愈氏五贤人，吏部为贤人之卓。不知更几千万亿年复有孔子，不知更几千百数年复有吏部。孔子之作《易》《春秋》，自圣人以来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人》《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诤臣论》，自诸子以来未有也。呜呼!至矣!16

石介也效仿韩愈，撰写《怪说》《中国论》等文章批判佛老，从中可以看出，“尊韩”与他的平生志向有关。在他的思想中，“五贤人”都是通过排斥异端而存道，其存道之功可与孔子相媲美:

道大坏，由一人存之。天下国家大乱，由一人扶之。周室衰，诸侯僭，道大坏也，孔子存之。孔子殁，杨墨作，道大坏也，孟子存之。战国盛，仪秦起，道大坏也，荀况存之。汉祚微，王莽簒，道大坏也，杨雄存之。七国弊，王纲坠，道大坏也，文中子存之。齐梁以来，佛老炽，道大坏也，吏部存之。17

他甚至将“五贤人”与周公、孔子列在一起，并称为“圣人大儒”:

古之圣人大儒，有周公，有孔子，有孟轲，有荀卿，有杨雄，有文中子，有吏部。17

在“五贤人”中，孟子与荀子的地位又是孰轻孰重?他多次以“孟、荀、杨、王、韩”的次序讨论诸儒，但在回复好友欧阳修的书信中曾说“今视钟王虞柳其道其德，孰与荀孟诸儒、皋夔众臣胜哉”(《答欧阳永叔书》)，也在给宰相李迪荐贤的信中有“贾公疎著书本孟子”“孙明复述作皆荀卿”之语18，又在诗中言“道视荀杨虽未至，分于管鲍已知深”(《士廷评相会梓州》)，通过以贾孙比孟荀等说法可以看出，石介肯定了孟荀的同等重要性，“孟、荀、杨、王、韩”的道统次序只不过是按照时间先后排列罢了。

韩琦，北宋初期有着重要地位的政治家，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为相，在当时社会具有很大影响力。韩琦坚持“五贤”说:“孔子殁，能传其道者，孟、荀、杨、王、韩五贤而已矣。”(《策问》)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韩琦知并州(今太原)，买下民庙修建夫子庙学，将颜回以降诸弟子、孟子以降诸大儒列于东西堂庑之间，既而叹曰:“夫五贤者，圣人之亚，学者之师”19，并亲自作《五贤赞》。他赞孟子:“存而醇者，孟氏而止。欲观圣人，必自孟始。较其大功，盖禹之比。呜呼贤哉!道孰可拟。孔子之后，一人而已。”19又赞荀子:“始考其辞，若不醇粹。及其要归，鲜与孔异。虽小疵焉，道则奚累?轲、雄之间，在我无愧。”19韩琦继承了韩愈“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杨，大醇而小疵”(《读荀子》)的说法来评价孟荀，依然认为孟子是孔子之后的第一人，甚至功高盖禹，可见他是“尊孟”的。但是，他并没有因“考辞不醇粹”而否定荀子的传道之功，一句“轲、雄之间，在我无愧”稳固了荀子在道统中的地位。

(二)犹存敬畏心，莫敢比圣贤:苏洵一辈的学术情怀

苏洵(1009-1066)，北宋文学家，古文运动倡导人，“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博览经史、百家之说……至和、嘉祐间，与二子轼、辙同至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其所著《权书衡论》二十二篇，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20。苏洵的道统观和对孟荀之学的态度，集中在与欧阳修来往的书信中。

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苏洵欲向翰林学士欧阳修推荐他的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同时他介绍了自己的治学经历，尝“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21。这段话说明苏洵治学从孔子、孟子、韩愈之文开始，也彰显出他对“文统”的排列次序。在这封书信中，苏洵对孟子、韩愈、欧阳修的文学风格一一作出评论，赞叹“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既流露出他对孟子、韩愈、欧阳修之文的喜爱，也肯定了欧阳修绍承“文统”的宗师地位。

《上欧阳内翰第二书》中有段话，可以看作苏洵的“道统”观:

自孔子没，百有余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后，数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后乃稍阔远，二百余年而杨雄称于世；杨雄之死，不得其继千有余年，而后属之韩愈氏；韩愈氏没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将谁与也?22

在信中，苏洵感叹，数千年间，孔子之后，能够传承道统的，只有孟子、荀子、杨雄、韩愈四人而已。他评价孟、荀、杨、韩，“以一能称，以一善书”，“以其姓名闻乎天下后世”，“数千年之间，四人而无加”。因此，他对欧阳修赞许自己的文章像荀子之文表示感谢，但宁愿得罪欧公也不敢接受。可见，苏洵把荀子摆在了如同孔子、孟子般圣人、贤人的位置上，有诗文可以为证:“仲尼为群婢，一走十四年。荀卿老不出，五十干诸田。顾彼二夫子，岂其陷狂颠。出处固无定，不失称圣贤”23。

就学术风格而言，苏洵作为宋初时期的学者，依然秉持着对圣贤的敬畏之心，因循守常，这一特征在以上文中提到的学者中均有所表现。客观地说，北宋初期苏洵等学者心存敬畏、希圣希贤的学术立场，看似保守，实则博大。正是因为这种博大的胸怀，才能认识到孟子、荀子思想的可贵之处，并使之发扬光大。北宋中后期的疑古思潮固然在思想上得到解放，但是容易形成门户之见，造成“抓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后果。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疑古思潮)把当时古史上的偶像一脚全都踢翻了，经书也没有权威性了，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当然很好”，“可是，它有一个极不好的地方，在今天还有影响，就是它很讲门户”，“不过这种倾向发展到末流，就变成了师心自用，特别是明朝一些人，简直是束书不观了。”24所以，北宋初期学者们博大的学术情怀，在儒学研究中是值得提倡的。

宋初儒者希圣希贤的学术立场，与宋代中后期兴起的疑古思潮形成鲜明对比。“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25，王安石疑《荀子》，司马光疑《孟子》，二程排《荀子》，到了原本就恃才傲物、睥睨天地的苏轼，更是作《子思论》《孟子论》《荀卿论》《杨雄论》《韩愈论》等，将孟子、荀子、韩愈等古圣先贤议论了一个遍。苏洵与苏轼(1037-1101)身为父子，同宗“蜀学”，一个“尊荀”，一个却“排荀”。在道统观方面，为何没有父子相继?这是因为对苏轼影响最大的，不是其父苏洵，而是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

(三)始异而终同:欧阳修的思想冲突与真正的孟荀立场

欧阳修(1007-1072)为北宋文坛领袖，诗文革新运动的发起者，先后任翰林学士、史官修撰等职，推贤纳士，在朝中颇有威望。他对荀子特别推崇，赞其说“最近于圣人”:

三代之衰，学废而道不明，然后诸子出。自老子厌周之乱，用其小见，以为圣人之术止于此，始非仁义而诋圣智。诸子因之，益得肆其异说，至于战国，荡而不反。然后山渊、齐秦、坚白、异同之论兴，圣人之学几乎其息。最后荀卿子独用《诗》《书》之言，贬异扶正，著书以非诸子，尤以劝学为急。荀卿，楚人，尝以学干诸侯，不用，退老兰陵，楚人尊之。及战国平，三代《诗》《书》未尽出，汉诸大儒贾生、司马迁之徒莫不尽用荀卿子，盖其为说，最近于圣人而然也。26

当时有个叫郑昊的年轻人，多次请求欧阳修为他重新取名，欧阳修列出几个名字让他选择，最后郑昊改名叫“荀”。欧阳修十分欣慰，并期待其能像荀子一样虽不能亲见圣人，却能读其书而自得:

夫荀卿者，未尝亲见圣人，徒读其书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轻之。使其与游、夏并进于孔子之门，吾不知其先后也。世之学者，苟如荀卿，可谓学矣，而又进焉，则孰能御哉!26

欧阳修对子思、孟子以后轻视荀子的风气表示不满，对苏洵则十分欣赏，认为其《六经论》与荀子风格相近，赞叹是“荀卿子之文也”27。从以上事例来看，欧阳修对荀子的赞颂非同一般。

然而，宋仁宗庆历三年(1042)，欧阳修作《本论》三篇，表明排佛立场:“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盖亦未知其方也。”28一句“未知其方也”，将韩愈《原道》中的排佛策略从根本上进行了否定，也从侧面对好友石介作《怪说》抵佛的行为提出批评。欧阳修反对“以文排佛”，主张使“天下皆知礼义”才是“胜佛之本”“自然之势”29。他欲立孟子的仁义之说以绝佛老之根本:“昔战国之时，杨、墨交乱，孟子患之而专言仁义，故仁义之说胜，则杨、墨之学废”，“此所谓修其本以胜之之效也”29。

出于排佛的立场，欧阳修转而否认了荀子之说:

昔荀卿子之说，以为人性本恶，著书一篇，以持其论，见《荀子》本篇。予始爱之，及见世人之归佛者，然后知荀卿之说谬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为佛者，弃其父子，绝其夫妇，于人之性甚戾，又有蚕食虫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归焉者，以佛有为善之说故也。呜呼!诚使吾民晓然知礼义之为善，则安知不相率而从哉?29

可见，欧阳修忽然转变立场而否定荀子，是为排佛老。向世陵教授认为，“佛教对民风的引领作用在于佛之劝善，受此刺激，他从最初所持之荀子的性恶说，转而走向性善。”30然而，此处欧阳修因要立“人之性善”而否定“人性本恶”，只是出于政治立场，并未从理论上做出分析和解释，恐难以服众。此等“言而不究”的事情发生在欧公身上不甚奇怪:“施德操曰:‘欧公语《易》，以谓《文言》《大繫》皆非孔子所作，乃当时易师为之而。韩魏公心知其非，然未尝与辩，但对欧公终身不言《易》。’叶水心《习学记言》曰:‘以经为正而不汩于章读笺诂，此欧阳氏读书法也。然其间节目甚多，固未易言。以其学考之，虽能信经，而失事理之实者不少。’”31欧公“言而不究”之论，有时连其门下苏轼、曾巩也不敢苟同。

欧阳修此说一出，对孟子之学是一种推崇，但对荀子之学是一种打击，这不符合其初衷。况且正值“世人多言性”之时，欧阳修怕世人言性而对孟、荀、杨等学说造成中伤和误解，遂欲以“《六经》不言性”的根据来“卒其说”32，试图改变学者言性的风向。同时，他又摆明对孟、荀、杨的立场:

或又问曰:然则三子言性，过欤?曰:不过也。其不同何也?曰:始异而终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则是过也；使荀子曰人性恶矣，遂弃而不教，则是过也；使杨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则是过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诸侯以行其道，或著书累千万言以告于后世，未尝不区区以仁义礼乐为急。盖其意以谓善者一日不教，则失而入于恶；恶者勤而教之，则可使至于善；混者驱而率之，则可使去恶而就善也。其说与《书》之“习与性成”，《语》之“性近习远”，《中庸》之“有以率之”，《乐记》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则殊，察其用心则一，故予以为推其言不过始异而终同也。凡论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则譊譊者可以息矣。32

在这段话中，欧阳修用了两次“始异而终同”来强调三子学说的同等价值和重要性，并且不再言“荀卿之说谬焉”，而是言孟子人性善、荀子人性恶、杨子人性混最终的指向都是急于复兴仁义礼乐。欧阳修官位显赫、众人敬仰，却不顾个人利害一改往日说辞，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虽然不能挽回此前言论对荀子之学的打击，但是足以证明他是很看重荀学的。

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的思想冲突恰恰反映出北宋初期与中后期不同的学术特征，也反映出其承前启后的学术地位。欧阳修前期的思想与韩琦、苏洵等人一样，持希圣希贤、尊孟尊荀的立场，甚至对荀子评价高于其他学者。然而，欧阳修后期走向“排荀”，以及怀疑《文言》《大繫》皆非孔子所作，这不能简单以“言而不究”来论之，还可以看作北宋中后期疑古思潮的生发处。

欧阳修后期的思想对苏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欧门弟子，苏轼不但继承了欧阳修的排荀观点，甚至将他所崇拜的欧阳修一起列入“道统”:

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自欧阳子之存，世之不说者。哗而功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33

苏轼所列“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韩愈、欧阳修”的传道谱系，延续了欧阳修的“道统”，同时也正合了其父苏洵所列的“文统”。朱熹将欧阳修与苏轼并称“欧苏”，评价其“皆以文人自立”，并以“文与道俱”之说进行批评34。作为北宋中后期的著名学者，苏轼比之苏洵更显狂放不羁，比之欧阳修更具怀疑和批判精神。通过苏洵、欧阳修、苏轼三人可以看出，北宋初期与中后期的学术风格迥异，时代历史变迁会引发相应的思想变化与思想冲突。

三、汉代以来“孟荀同尊”之余韵

纵观整个宋代儒学史，宋初儒者希圣希贤、孟荀同尊的学术风格确实是一股清流，是汉唐以来“孟荀齐号”之余韵再现。“救危振衰，光耀孔门，孟、荀之于儒学，实在难分伯仲。”35唐代以前，从司马迁、董仲舒、刘向、班固、杨雄、杨倞等先儒的书籍中，孟子与荀子几乎都是并称于世的。

自北宋初年，虽然诸儒都在感叹“道之不传”，但是从这种“自觉之精神”36中能够看出儒学已有复兴的态势。宋代历来有重文臣之传统，给予文臣治国理政的充分权力，另外，文人后学一经进士登第，便能封官受禄，光耀门庭，甚至荫及子孙。所以，宋代社会士风、学风浓重，大批儒生士人们终日饱读经书、进学科考、评古论今。然而宋朝一直饱受内忧外患，钱穆先生描述:“在不堪言状的分裂与堕落之后，中国又重新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来。这一个中央，却以他特殊的姿态出现于历史。与秦、汉、唐的统一相随并来的是中国之富强，而这一个统一却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36。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一批士人，提出10项改革措施，以缓解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因遭到旧贵族官僚的阻挠而失败，史称“庆历新政”。出于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忧患意识和报国之志，宋朝儒生士人们治学大都会追求经世致用的路径。

总体来看，宋初儒学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宋初儒家学者肯定了荀子的传道之功，比韩愈更宽容地将荀子列入“道统”。二是宋初儒家学者没有将荀子性恶论与孟子性善论对立起来，没有因尊孟而非荀，更没有因尊荀而非孟。三是宋初儒家学者没有从学理上深究孟荀之学，而是对原有学说“择其善者而用之”。他们的主要职责依然停留在言“道统”、辟佛老的立场上，以恢复儒家道统、打击佛老异端为使命，将孟子性善论作为力排佛老的思想武器。荀学则是作为礼制的准绳、正礼的依据，如神宗时，详定礼文所言:“谨按荀子礼论曰:‘飨尚玄尊而用醴酒，齐大羹而饱庶羞，贵本而亲用也。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礼’”37。四是宋初儒家学者倡导“以古文复现古道”38，受韩愈影响，欧阳修、苏洵等人反对追求华丽辞藻的西昆体诗歌，将古文运动与复兴儒学结合在一起，留下许多千古传诵的诗词、散文作品，推动了儒学在文学领域的发展。五是从宋初儒家学者对孟荀的称谓来看，基本上对孟荀一视同仁。在叙述儒家道统时，孔道辅称“孟荀”，孙复称“孟轲氏、荀卿氏”，石介称“孟轲氏、荀况氏”“孟子、荀况”“孟轲、荀卿”，韩琦称“孟荀”“孟氏、荀卿”，欧阳修称“孟子、荀卿”，或言“荀卿子”，苏洵称“孟子、荀卿子”。虽然孔道辅、孙复、韩琦等在主观上偏重孟子，欧阳修、苏洵在主观上偏重荀子，但是他们在客观上都是持“孟荀同尊”的立场。

注释：
 
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页。
 
2武宁:《尊孔孟重德性》，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51页。
 
3(唐)韩愈:《韩愈选集》，孙昌武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98页，第271页。
 
4赵平略:《枪与场—韩愈〈论佛骨表〉与王阳明〈谏迎佛疏〉比较》，《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5(唐)韩愈:《韩愈诗选》，王基伦注析，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78页。
 
6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
 
7陈寅恪言:“退之自述其道统传授渊源固由孟子卒章所启发，亦从新禅宗所自称者摹袭得来也。”引自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
 
8参见赵宇:《儒家“亚圣”名号变迁考—关于宋元政治与理学道统论之互动研究》，《历史研究》，2017年第4期。
 
9陈来:《宋明理学》，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6页。
 
10刘涛认为:“宋初大儒孙复和石介等人在继承韩愈提出的从尧至孟子的传道谱系的同时，也着力对其有所发展，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孟子之后将荀子、杨雄、王通、韩愈一并列入其中。”笔者认为此说不甚准确，如苏洵并没有将王通列入道统。刘涛:《荀子在宋初儒学中的地位及其影响》，《邯郸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11(宋)王安石:《给事中孔公墓志铭》，载任继愈主编:《中华传世文选》(下)，1998年版，第1017页。
 
12刘桂荣:《论荀辑要》，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8页。
 
13刘培桂:《孔道辅与祭祀孟子之始》，《孔子研究》，1994年第1期。
 
14《韩愈·读荀》:“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杨，大醇而小疵。”
 
15(唐)韩愈《进学解》:“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论是弘，逃谗于楚，废死兰陵。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其遇于世何如也?”
 
16(宋)石介:《石徂徕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4页。
 
17(宋)石介:《石徂徕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6页，第31页。
 
18(宋)石介:《徂徕集》卷九之《杂文·贤李》:相国养士固不若孟尝之多、平津之厚，然其表山东文人之杰，则有贾公疎、髙公仪、刘子望、孙明复。在公疎则相国师友之，公仪则相国姻睦之，子望则相国宾客之，明复则相国以其弟之子妻之。公疎著书本孟子，有山东野录数万言，公仪、子望、明复皆宗周公、孔子，公仪有常刑三篇，子望有辅弼明对四十卷，明复有春秋尊王发微十七卷，皆荀卿之述作也。四人可谓魁贤大儒，相国俱收之，则相国之贤视孟尝、平津远矣。
 
19(宋)韩琦:《安阳集编年笺注》(上)，李之亮，徐正英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760页，第762页，第763页。
 
20(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76页。
 
21(宋)苏洵:《嘉祐集选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页。
 
22(宋)苏洵:《嘉祐集选注·上欧阳内翰第二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34页。
 
23(宋)苏洵:《嘉祐集选注·又答陈公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65页。
 
24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中国文化》，1992年第2期。
 
25(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91页。
 
26(宋)欧阳修:《欧阳修集编年笺注·郑荀改名序》(3)，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147页，第148页。
 
27(宋)苏洵:《嘉祐集选注·上欧阳内翰第二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34页。
 
28(宋)欧阳修:《欧阳修集·本论中)》(卷一)，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
 
29(宋)欧阳修:《欧阳修集·本论中)》(卷一)，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第216页，第217页。
 
30向世陵:《儒佛之际与宋初性无善恶说》，《东岳论丛》，2005年第1期。
 
31(清)黄宗羲:《宋元学案》(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2页。
 
32(宋)欧阳修:《欧阳修集编年笺注·答李诩第二书》(3)，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258页，第260页。
 
33(宋)苏轼:《苏东坡全集·六一居士集叙》(3)，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8页。
 
34朱熹:“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处。”(宋)朱熹撰:《朱子语类》，(宋)黎靖德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19页。
 
35路德斌:《荀子与儒家哲学》，济南:齐鲁书社，2010年版，第1页。
 
36钱穆:《国史大纲》(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58页，第523页。
 
3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神宗》(卷三百十八)，光绪浙江书局刻本。
 
38卢国龙:《宋儒微言》，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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