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时刻的平等互助是社会文明的黄金尺度——对武汉新型肺炎疫情的多重反思

作者：田飞龙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正月十二日戊寅

          耶稣2020年2月5日

共同体起于危机。目前，中华民族共同体乃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经受武汉新型肺炎危机的挑战、考验和重塑。武汉新型肺炎蔓延月余，全国范围内采取了超强的隔离管制。全球多国多地发现来自中国的输入性病例，有些国家启动了公共卫生紧急状态，WHO于1月底决定将武汉肺炎危机列入“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这些危机演变趋势对中国政治经济秩序造成重大影响，也必然波及全球治理协调与全球经济前景。

与2003年的SARS相比，中国经济体之体量、与世界相关性以及中国人的全球旅行频率和范围大有扩展，这就使得本次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影响之深刻程度必然超越2003年。疫情是灾难，在疫情面前不仅能够暴露问题，也可折射人性幽暗，更可呈现国际政治与权力秩序的暗中较量。

这次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影响深远，可从不同层面加以深入分析。本文集中于从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治理性层面加以梳理与判断，以较为深入地分析此次危机折射的治理困境与多重秩序难题。

第一，隔离管制的正当性与后遗症。本次危机从外观上看是“前松后紧”“外松内紧”，其中包含着诸多难以估测和权衡决断的复杂因素与张力，比如新型病毒的具体科学判断难度、地方疫情上报机制、专家与政府角色关系、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地方两会、春运与春节、决策程序等。大致以1月中旬为界，前期的“大流动”与后期的“大隔离”形成鲜明反差。从1月中旬以来的病毒危害性判断与不断严厉化的隔离管制基本相互配合，逐步达到针对重大疫情（传染病防治法上的“乙类传染病”）的制度应对水准。

公共舆论对此批评有二：其一，早期信息披露与决策严重滞后，导致疫情扩散，损害放大；其二，隔离管制措施刚性切断常态社会流动机制，社会准备及缓冲不足，造成物资匮乏、心理紧张、抢购风潮与民生风险渐次呈现，地区间与阶层间矛盾刺激放大。这是从常态“大流动社会”转入非常态“隔离性社会”的心理刺激反应，完全可以理解，也需要政府加以正确回应和安抚。但总体而言，对超强管制的正当性，国内民众基本可以接受。至于从正当程序、比例原则等常态性法理原则出发的批评性分析，涉及决策程序的合法合规问题，也不容忽视。这里实际上凸显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规范性张力：“全面”，隐含了一种决断型治理要素，一种近乎战时状态的“指挥部政治”，这种“全面”性的管制在日常状态下或许并不凸显，但在危机时刻必然充分呈现；“依法治国”则至少在形式上和规范性上要求任何管制措施必须遵循正当程序与比例原则，合乎形式法治的基本要求。

由于此次危机应对具有“紧急状态”性质，尽管没有明确宣布紧急状态，但若从“全面依法治国”的完整规范内涵来看，则需要对预设为“常态”的法治分析工具与结论进行必要的调校。此处张力进一步凸显了“全面依法治国”在规范系统性与协调性上的局限，是未来改革需要解决的制度性课题。

比较而言，隔离管制是此类公共危机事件的通行治理工具，也是2003年SARS治理的有效政策选择。尽管如此，武汉新型肺炎危机造成的武汉“封城”与全国性微循环隔离之经济治理层面的巨大负面冲击与影响必须正视。超强的隔离管制造成活跃的经济细胞坏死及社会流动性近乎“归零”，甚至营利颇丰的企业也受到拖累，其负面影响与贸易战叠加，如何在抗疫的同时进行强有力的经济扶助与产业支撑非常关键。这是抗疫管制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即便如此，在抗疫周期里的经济刺激政策也需要针对性设计和配置，比如优惠贷款、税收减免、与抗疫参与有关的政府产业奖励、技术研发的特定支持、军民融合措施、民生补贴措施等。

第二，塔西佗陷阱与公信力危机。“塔西佗陷阱”风靡于中国日常公共话语之中，在政府官员、媒体、学者与公众讨论中浮现频率极高。这一“陷阱”实际上是塔西佗罗马史学的一个政治发现，并不算高深，表达的是人类政治生活中常见的官民信任危机，即由于政治统治的国家理由、信息不对称及代表性缺陷，普通公众对政府信任度受到结构性侵蚀，无法有效依赖政府信息采取行动。某种程度上，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史，就是官民互信制度与机制的批判性建构史。作为现代善治核心指标的民主代表制及其相关的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政治问责的治理架构，回应的就是官民互信问题。

武汉新型肺炎危机中确实存在官民“信息鸿沟”问题，存在治理性的信任危机问题。在当前，中国政治体制解决官民信任问题的聚焦点在于治理民主，在于公权力如何通过治理性的管制与责任制度解决民众的信任危机与基本权益保护问题。在武汉新型肺炎危机中，前有政府信息管控（如对8名早期披露者的行政处罚），后有对专家先发论文之争议，再有黄冈卫健委主任唐志红为代表的“懒政”现象。这些可归于“政府治理”范畴的治理性缺陷在自媒体环境下无法隐藏，甚至被“加料”放大，更进一步深化了官民间的“塔西佗陷阱”。

对“塔西佗陷阱”的制度性解决，是一个严格的政治文明建构问题，没有哪一种文明或哪一个政治体天然具有针对这一问题的成熟方案。如果以武汉新型肺炎危机中的政府治理能力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指标做一对照，就可以看出中国治理现代化的成熟架构尚未完全形成，民主法治型的“新治理”改革在基本观念、知识、能力与制度完整性上不够健全和协调。此次危机使中国治理体系的“塔西佗陷阱”进一步浮现，政府治理能力短板与公信力缺环全面经受考验，如何在抗疫压倒一切的政治逻辑下兼顾权利与程序，建立对政府的基础性信任，也是重大考验。

第三，新型肺炎危机中的国际秩序问题。中国的超长文明与巨量人口，曾一度引发西方恐惧。1500年以来的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与经济全球化建立了西方的世界秩序主导权，基本解决了西方对东方中国的恐惧感，甚至西方一度产生了以市场和民主改造中国的道德共识与发展援助的实际努力。但西方低估了中国文明与政治自我调整、适应及创造性发展的历史韧性与实践能力。随着中国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渐次自主性解决主权建构、工业现代化、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基本的内政性问题而趋向于提出一种建基于中国历史文明和马克思主义普遍哲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性框架时，西方的道德自信与和解共识迅速崩解，转而以新冷战模式对中国形成战略围堵和遏制。

在此条件下，丹麦的漫画、德国《明镜周刊》的封面文章以及西方国家借助WHO疫情决定的“脱钩”操作，就完全可以明了。甚至存在民间性的人身袭击事件，比如在英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的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歧视性攻击事件。这些针对性行动，其背后则可追溯至西方历史上对中国的刻板印象。疫病是全球性的，各国及其人民本应共同应对，但疫病政治化及冷战化，显示出东西方对立的历史并未终结，甚至在加速恶化。如何与世界（主要是西方）和平相处，一直是一种严格的中国现代化问题意识。

当然，西方也是多层和复杂的，西方的科学界和普通民众中仍然存在相当一部分健康理性的力量，愿意对中国提供援助，参与共同的科研攻关和疫情应对，这是打破国际封锁意识的重要依靠，如何在抗疫的同时做好信息透明、全球合作及制度解释，团结和争取西方理性力量，压力挑战与智慧要求不小。

综合来看，自然反思的角度需要认真对待，人类活动对自然的过度干预、对种间生存空间与资源的过分汲取以及不加节制的滥捕消费，在满足人类不断升级之欲望的同时也将人类置身于一种失衡的自然风险环境之中，潜藏着自然及其他种属对人类进行反制性“正当报复”的巨大反弹能量。前所未有的病毒危机作为对人类生活方式的一种有力批判，是值得人类进行共同的道德反思与集体自律的。而生化危机疑云凸显，必须纳入国家安全范畴进行制度和技术上的预警和控制，既涉及对社会生活方式的道德和法律干预，更有对外来生物武器攻击的技术储备与制度性反击，包括人种基因资源的制度保护，这方面的知识、技术与制度准备显属不足。

第四，地方主义、区域歧视及其蔓延。不仅政治存在常态与非常态，人性亦然。人性善恶并无定论，在东西方的基本伦理学上均存在争议。即便是性善论，也只是一种道德预设，包含着实践上的劝善动机。而性恶论更是构成了现代政治法律制度的逻辑基础。此次武汉肺炎危机出现之后，人性面临重大考验，在诸多层面暴露出来：其一，官员敷衍塞责，责任伦理退化，唯有以超强的中央监督和介入才可弥补；其二，对“武汉人”一定程度的群体性歧视及不公正对待，比如上海乘客拒绝与武汉乘客同机、部分地区的酒店拒绝接待武汉人等；其三，从“村村通”到“村村断”的一刀切隔离措施，固然存在上级命令的要求，但与社会基层分殊性单位的安全焦虑更为密切，恐慌之下更趋自利；其四，公共资源分配机构在物质运转与分配上的不足，造成危机面前的不平等与不公正；其四，谣言制造、抢购风潮与囤积居奇现象层出不穷，存在故意制造混乱与奸商牟利的空间；其五，多种形式的地方主义与区域歧视叠加，在折射危机状态下一般人性的同时也反映出无法忽视的人道与同胞互爱伦理的裂痕。

央媒显然注意到了“隔离”与“歧视”的近缘性，提出“隔离人但不隔离爱”的价值倡议，但具体操作起来谈何容易？在危机时刻的众生相，各国之间并无太大差异，人性的自然脆弱性与自私性是根源。我们无法要求每个人都“大公无私”，但我们有理由要求公务员、社会服务提供者及知识分子有负责任的言行与担当，有节制歧视、厉行平等、服务公众的责任伦理和公共精神。同时，在各自避害的底线理性逻辑基础上，人际互助与互爱仍然是不容回避且每个人都需要依赖的宝贵社会资本，公权力、社会组织与每个成员都有责任参与维护。“歧视”是另一种弥漫人际的巨型“病毒”，危机时刻的平等互助是社会文明的黄金尺度。

共同战疫

第五，共同体危机与共同体塑造。人猿相揖别，除了马克思所谓的“制造并使用工具”的技术理性特征之外，还应包括“我们同属一个共同体”的价值理性特征。“多难兴邦”言说的正是共同体经受危机考验而塑造为更紧密联合体的政治经验。在武汉新型肺炎危机中，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均在经受危机考验和重新塑造。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看，不同国家做出了不同的刺激反应，有倾力援助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巴基斯坦），有积极合作的发达国家（如日本），当然也有趁机“脱钩”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这些差异化的反应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道德上和政治上仍然值得仅需深入研究。在充分理解各国自主管制的政治与利益正当性的同时，我们也应思考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底如何理解和建构。武汉肺炎新型危机对中国进取型的国家战略和全球战略是一次重要的意义挫折和挑战，中国必须在抗疫周期中展现其制度协调力、技术攻关力、价值渗透力与全球合作力，否则必然产生“国民信任危机”和“全球信任危机”，掏空新时代进取型战略的信用基础。

总之，武汉新型肺炎危机是2020年也是中国新时代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面依法治国提出了观念和制度上的多重挑战，也对人类生活方式的道德自律、共同体危机的认知与重塑及非歧视性社会共识与集体行为习惯提出了批判和挑战，折射出多重性的治理困境与秩序危机。这些危机本来潜伏在日常政治法律秩序内部，未经重大事件冲击不会显著凸显，而人类的理性预知和防范能力通常是存在局限的。因此，所谓重大危机也是制度反思、学习与重构的重大机遇。我们期待肺炎危机在国家介入、全民动员与全球合作的基础上尽快得到有效控制和治理，也进一步期待社会、国家与国际层次从中吸取教训，厉行改革，弥补漏洞，重建人类与自然、个体与国家、技术与道德、社会与共同体新的价值和制度平衡。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