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之象胥 《尚书》之解人 ——读程元敏《尚书周诰十三篇义证》

作者：虞万里

来源：“燕园礼学”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正月十八日甲申

          耶稣2020年2月11日

尚书周诰十三篇义证

近世颖悟如王静安（1877〜1927）先生，自言于《尚书》所不能解者十之五，以至学生杨筠如既已「博采诸家」、「时出己见」（王静安〈序〉语〉）而撰《尚书覈诂》，犹云可通者仅十之四五。乃师云不解者五，弟子即使已专攻深研，犹不敢踰越而谦言四五，亦足见前辈宅心诚实敦厚也。王氏师棣所不能解者何所指？未尝有说。昔韩昌黎（768〜824）云：「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及吕东莱（1137〜1181）说《书》，亦先解〈周诰〉而后释虞、夏、商书，杨简（1141〜1226）又作《五诰解》，专释〈康诰〉以下五篇也。近年复有曾荣汾《康诰研究》、杜勇《尚书周初八诰研究》，所以萃精力于此，皆与〈诰〉文佶屈聱牙与史实纷乱有关。殷〈盘〉周〈诰〉所以难解，厥因有二：一与其用当时口语有莫大关系，夫文言之所以能穿透时空，使千百载之下，仍能与作者声气相应者，以文字有本义与引申义可循也，而口语则受制于时空，时过境迁，即成难解之语。二则殷、周之际文献大多亡佚，后世追述又多歧出，片言只语，难以弥缝难解之文辞。

五四以后，经学解构，尽管此后接续传统、普及经典之风此起彼伏，出版大量译注、选注和研究之作，然译注、选注之作，大多在普及层面，其训释语词文字，多因仍前人训诂，求其通顺而已，少有发明以达精准之解说；而研究专著，又多偏重「史学」与「文献」层面，先秦经典之《尚书》自不例外。《尚书》之译注、选注至今无虑数十种，而各种研究专著，或究心于辨伪，继续其真伪议题；或着重于文献梳理，汇集《尚书》问题，整合诸家学说观点；或描述其语法，作纯语言研究；或结合出土铜器、简牍，就某词某句作考释印证；而更多是就宋、元、明、清某一《尚书》专著作一番检讨，总结其优劣，此偏向于《尚书》学「史」之范围。其中固不乏精粹可观者，然能兼顾多种途径，对《尚书》作较爲全面研究者，置之座右之程元敏先生《尚书周诰十三篇义证》（下简称《义证》），即其一焉。

程元敏先生

《尚书‧周书》二十篇，其中〈文侯之命〉非周初之文，〈费誓〉、〈秦誓〉时代亦晚，且作者先已有《尚书周书牧誓洪范金縢吕刑篇义证》行世，所余自〈大诰〉以后至〈康王之诰〉十三篇，即本书之内容与命名所由。然书名「义证」，复又附入五篇长文，似与常例异途，实因周〈诰〉文字诘屈，史事纠葛，仅用义疏，难以表述，必如作者所言，「义证合专论，解字析义，疏通证说，既以注经，又以述史」（页4），两相结合，方称完璧。予拜读之后，谨撮其要，分以下几方面略述其梗概得失。

体例谨严，注释详尽

一部五十余万融典制、训诂、史实于一炉之艰深专著，若无谨严之体例，将使人无从阅读。作者既深明古来义疏、正义之体式，又能因应当今注释常例。每篇之前先作一「题解」，将与此篇人事、史地相关内容作一清晰之梳理交代，并提示与他篇之联系，俾读者阅读正文与释文能顺畅而无滞碍。

《尚书》古注汗牛充栋，各家因理解不同而断句各异，训释亦不同。如何在前人浩瀚而是非、真伪夹杂之古注中，择取自己认爲符合经义的正确训释，此牵涉作者对《尚书》浸润之深浅与小学功底之札实程度。如何在一本专著中，既让读者最直接领会作者解释意图，又能大略了解前哲时贤各种说解是非，确实需要悉心设计安排。作者将每一条释文分爲训诂和辩证二部分：前者称「义」，表达作者理解之词义经义，有案断之意；后者称「证」，则包涵诰文名物度数、微旨奥义、错简佚文，乃至诸家异同，旁征博引，辨证是非，阐明作者意图蕲向。

先训诂字义，所训若爲常见义，或前人无注者，则径训其义。所训字义若出自《尚书》古注，则多注明所本，不没古人、时贤之功。如〈洛诰〉「厥若彝及抚事」（注四一）云：「厥，其也；犹『应该……』。若，顺也。彝，常道也（竝伪《孔传》）。及，与〈盘庚〉『朕及笃敬』之及义同，犹汲汲也。抚，按治也（《尚书释义》页九八）。」（页535）前者出自《孔传》，后者出自乃师屈万里（1907〜1979）《尚书释义》，作者仅增补「与〈盘庚〉『朕及笃敬』之及义同」一语以佐证师说。若需串讲词义句意者，则往往在训诂之后用「全句」、「谓」、「言」等词领起，贯穿词义句意。如〈立政〉「兹乃三宅无义民」（注十八）既指明三宅谓前文宅事、宅牧、宅凖，继之乃云：「全句：意爲如此则量人爲常任、常伯、准人三官，无有邪恶之人幸进也。」（页838）如此串讲，既是作者绾合训诂、理解经文意图之再次表白，也使读者能完整理解经义。

尚书释义

训诂、串讲之后以圆圈「○」隔开，然后辩证异义异说。如上述前一条训诂既从《尚书释义》解爲「汲汲」，后复云：「诸家多训及爲与共字，且以『如予』连上读（引按：此指下句「如予唯以在周工」中的「如予」），谓顺常及抚事当如予（周公）（《尚书集注音疏》，《经解》卷三九六页十七），其说若可通，然下文『唯以在周工』，则无所施，知非经义。抚，《书疏》曰抚循，苏轼曰镇抚，说皆非经义。」辩证江声（1721〜1799）「如予」连上读法，就前半句而言，亦可通，然后文「唯以在周工」半句，无法落实，故不当从。至于孔颖达（574〜648）「抚循」、苏轼（1037〜1101）「镇抚」，皆非句义，则间接表达出乃师《尚书释义》释爲「按治」之确。如上述后一条（〈立政〉），将义读爲「俄」，训爲邪，与《孔传》训「义民」爲「无义之民」不同，于是在○后辩证其所以失训之原由。引王引之（1766〜1834）《经义述闻》爲据。进而指出，阮元（1764〜1849）《校勘记》云「古本义作谊，下『义德』同」，以及足利本、内野本、敦煌本伯二六三○、《书古文训》义并作「谊」，「疑后人妄改而诸本从之」（页838）。此类既能别择精微，又能推衍裁断之说，在书中随处可见。

融会诰文，独出机杼

千百年来，《尚书》著作浩如烟海，解说纷繁歧出，使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作者耽玩《尚书》数十年，于《孔传》、孔《疏》，以及宋、元、明、清如苏轼、林之奇（1112〜1176）、吕祖谦、朱熹（1123〜1200）、蔡沈（1167〜1230）、金履祥（1232〜1303）、吴澄（1249〜1333）、江声、王鸣盛（1722〜1797）、孙星衍（1753〜1818）、段玉裁（1735〜1815）、皮锡瑞（1850〜1908）之名著皆浸淫深味，咀嚼其精华，审察其利弊。而于经文文义更能融贯前后，兼顾史实，故其案断、辨证，多能体味经义，观照前后，史、文互证，不受古人成说、时贤新说之束缚。如〈君奭〉「君！告汝朕允，保奭」、「予不允惟若兹诰」二语，二允字，三体石经皆作「兄」。章太炎（1869〜1936）、于省吾（1896〜1984）见新出石经文字之可贵，翕然从之。前者作「兄」，遂将「君！告汝朕兄保奭」连读，据《白虎通‧王者不臣》谓召公爲文王子，《论衡‧气寿篇》谓召公爲周公之兄，似乎信而有征。后者作「兄」，不得不通假爲「况」，读爲「皇（遑）」，意谓不暇多诰也。此从字面上串讲亦甚通顺，但作者却不盲从，仍作「允」（页674）。因作「兄」则牵涉召公身份，召公爲谁？史多歧解，范甯（339？〜401）《谷梁集解》谓「周之别子孙也」，惠栋（1697〜1758）因之谓是周文王之长庶，孙星衍则谓是文王从子，王鸣盛犹疑或出太王，或出王季之别。作者从《尚书》中寻求，〈金縢〉召公欲爲武王疾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程先生谓：「似召公与三王血缘不若周公亲近，惠氏长庶、孙氏从子、王氏或出太王王季之别之说，恐皆未必得其实。不如从《史记》、《汉书‧古今人表》祗作周之同姓爲宜也。」（页644）既非其「兄」，自以作「允」释「信」爲宜，故批评章、于「说经好立异论，不可轻从」（页674）。至于后文「予不允惟若兹诰」句，作者指出：「『兹诰』，谓如上所诰也。上既诰矣，此又不暇诰，绝非经义。予不惟（若兹诰）……予惟曰：犹云：予不复如此（多）诰，……予祗告汝以要点。盖当时成语，周〈诰〉多有之。〈酒诰〉『予不惟若兹多诰』，本篇下文曰：『予不惠若兹多诰。』」（页675）此不唯字通文顺，且有本证、他证，可谓确凿无疑。参稽前后诰文，融会西周成语，非长期浸润于《书》者所不能道。书中于于省吾《新证》多所引证，盖于书多征引甲金铜器铭文爲证，新义迭出，爲世所重。作者虽多引之，仍衡以〈诰〉文语脉，是则肯定而信从，非则引而辟之，虽名家亦无所假借，一以〈诰〉文语脉、孤鸣独发爲著书之旨。

又如开篇〈大诰〉题解之定三监所指，罗列〈殷本纪〉、〈周本纪〉、〈鲁周公世家〉、〈管蔡世家〉、〈卫康叔世家〉、《书孔传》、孔《疏》之云管叔、蔡叔与武庚，以及《诗‧豳风‧东山》疏引郑玄（127〜200）《书序注》、《逸周书‧作雒篇》、《商君书‧刑赏篇》之指管叔、蔡叔、霍叔，更佐以「监」即诸侯之称，武庚受封爲诸侯，故得称监，而后断之云：「〈大诰〉所诛讨者必有武庚，……霍叔未尝与管、蔡同谋，故书无从纪其罪实。」再引《左传》但言管、蔡，证以管、蔡封地在河南郑县、蔡县，而霍叔封地在山西霍县，两地悬隔，故排除霍叔爲三监之一。虽不免辞费，而证据确凿，脉络清晰，自非一般《尚书》笺注者所能做到。

征引广博，别择精当

作者向以博览群书，搜讨遗逸爲其治学之基础，凡论证一问题，于相关资料咸能竭泽而渔，审辨是非，征采逸说，酌加评述。《义证》一书，亦可见作者一贯之学风。若〈召诰〉起首「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之「步」，训爲步行是常识。然因丰、镐两地相隔五十里，要成王一朝而行，未免有乖常理，故郑玄以「爲父（引按：爲武王）恭也」释之。作者则引于省吾《双剑誃尚书新证》以甲骨文以证，此常人所取；然其复又取清崔应榴《吾亦庐稿》引字书「辇行曰步」爲证（页485），乘车而行，故一朝可达，甚得其义。笔者于《清经解》稍有涉猎，日常读书，绝少见有人引及崔书者，足见作者阅读搜采之广。书中曾征引晚清抉经心室主人赵氏之《清儒书经汇解》，赵书所收清儒书说有出于《清经解》之外者，然此书系石印，蝇头小楷，通栏直行，颇伤目力，由此足见作者检书之勤勉。

〈康王之诰〉首段「惟周文、武，诞受羑若」一句，作者直训「羑」爲「厥」之误，「若」爲「善」。而此训释皆经别择，非漫从人说者也。此句《孔传》云「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顺之」，似将「羑」字释爲「道」，马融（79〜166）、王肃（195〜256）从之。后世又有诱、牖之训。「若」字亦有以爲语词者。作者以爲：「上文皇天已改殷命，下当继以周人继受天命，盖天命不可一日中絶，若此际天仍诱道周人，不免迂缓矣。」所以他从蔡《传》和于省吾说，认「羑」爲「厥」之讹字。然其采蔡、于说亦非轻从，而是有自己对《尚书》前后文例之认识，故云：「诞受厥若，即『诞受厥命』，〈康诰〉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彼三句与此『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诞受羑若』意义几全同。〈召诰〉曰：『（有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受厥命即受厥若。」揭此前后文例，足证蔡、于字误之判实有理据，而其犹以爲不足，更以日藏内野本、足利本、上图本、观智院本异文佐证（页941），以坚其说。文字与文例双重印证，以确定经义，可谓信而有据。

尊崇师说，多闻阙疑

作者师从屈翼鹏先生，执弟子礼甚恭。屈先生有《尚书释义》、《尚书今注今译》、《尚书集释》、《汉石经尚书残字集证》，「审考汉、晋古注，参酌清人传疏，征广金甲文字，折衷群言，断以己意」，作者推爲「最是善本」（序例）。其凡引屈翼鹏先生说，皆称「屈师翼鹏」或「屈先生」。全书引述屈说者最伙，如〈康诰〉爲武王时命辞而原封地在邟，前人多有论证，屈先生赞同宋儒武王分封说，并将〈康诰〉与〈酒诰〉、〈梓材〉切分；其于封地承孙星衍说，更引述《读书方舆纪要》定爲河南临汝县，而斥汉人畿内国说「殆臆言之耳」。作者之考证，即是循师说而更精细更趋于正确。其于亲近师辈学长，亦以先生称，如「吴璵先生」、「龙宇纯先生」等，于其他学者则直呼其名，如严一萍（1912〜1987）、陈梦家（1911〜1966）、傅斯年（1896〜1950）、杨树达（1885〜1956）等。

屈万里先生

若于前人或乃师之说有不符经义须纠正者，其疏远者直斥其误而正之；若乃师之误，则婉转匡正。如〈君奭〉「予不允惟若兹诰」，屈万里《尚书释义》从杨筠如《尚书覈诂》训爲「用」，《义证》不出乃师之名，仅引而云「似未的」（页675）。又，〈康诰〉「弗念弗庸」，庸，屈万里据《尔雅‧释诂》训爲「劳也」。作者云：「玩上下文及全篇大意，皆非责臣属勤政，而再三告敕，絶多爲刑罪政令，弗用命正系别播敷之申义，师说待考。」（页396）此亦不欲斥师说之非而婉转饰以「待考」了之。予由此想到王念孙（1744〜1832）着《方言疏证补》一卷仅二十条，凡他人若卢文弨（1717〜1795）等之误，多叱名直斥之，逢其与先生戴震（1724〜1777）意见相左，乃直抒己意而不提戴说。此古人求真理尊本师之一贯精神，先生深得其精髓。

作者沉研《尚书》数十年，犹未谓其隐义可凭胸臆说，其有多方参稽，犹未能得确旨者，仍阙疑以待解。若〈洛诰〉末句「万年其永观朕子怀德」，《孔传》释「观朕子」爲观我子孙，作者谓「失经旨」，而《大传》观训「示」，作者未审其来历，犹云「待考」（页560）。又〈立政〉「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九德之目，孔《疏》以〈皋陶谟〉之「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当之，后之经师多从之。唯宋吕祖谦云：「自皋陶以九德授禹，夏之先后盖世守之以爲知人之法矣。」作者受吕说啓发，乃「疑夏代以九德爲用人考核之依据，其内容周公时人尚熟知之，故于本篇引以戒王。迨战国初叶，周人作〈皋陶谟〉篇，见书本文献着夏人忱恂于九德之行，而其九目已失传，遂因〈尧典〉『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衍爲九德，托皋陶之口以授禹」（页836）。以此知作者并不赞同孔《疏》，故其释文径云：「九德，义未详。」

作者对〈康诰〉篇首「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十八字，究竟是何篇措置于此，未作正面回答。在〈康诰〉之首即云「自『惟三月』至『乃洪大诰治』四十八字，乃它篇文字，错简在此者」（页359）。本段注六引吴汝纶（1840〜1903）「说此段四十八字爲〈大诰〉篇末简，乃记『降大诰之缘起』」，先生谓「失之」，显然不以爲是〈大诰〉错简。在〈召题解题〉中云「〈康诰〉乃武王诰康叔之书，其篇首……等四十八字，爲它篇错简；伏生误据之」（页481）。而在〈周公旦未曾称王考（下）〉亦云「认此四十八字爲它篇错简者，除时贤引述多家外，余考尚有宋张文伯（《九经疑难》）、明郝敬（《尚书辨解》）、清王夫之（《书经稗疏》）」云云，亦不表态爲何篇之文（页191）。此或作者融会前后，暂时不能确定其爲何处错简，故置而不论，不强作解人。

深究史文，傅以考论

周初虽有典册，而多沉埋湮没，史实模糊，经文难解，若欲洞究隐微，絶无可能在尺幅短纸之「辨证」中正本清源，而非得傅以专论不可，此《义证》辅以五篇专论之用意所在，亦爲其不同他书而胜于他书之标志。

《义证》一书前后附文五篇，〈〈莽诰〉〈大诰〉比辞证义〉（下简称〈比辞〉）、〈周公旦未曾称王考（上、下）〉（下简称〈称王考〉）、〈尚书宁王宁武宁考前宁人宁人前文人解之衍成及其史的观察〉（下简称〈观察〉）、〈尚书君奭篇「在昔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新证〉（下简称〈新证〉）、〈尚书多方篇着成于多士篇之前辨〉（下简称〈前辨〉）。五篇文字约占全书篇幅五分之二，系作者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九一年间所作。于此期间，先生撰作〈梓材〉、〈召诰〉、〈大诰〉、〈康诰〉、〈酒诰〉、〈洛诰〉、〈多士〉、〈君奭〉等篇义证刊于杂志，可见五篇论文与《义证》是作者同一时期潜研史、文，相须而成之作，两者关系密切，故《义证》结撰成书，附入论文，俾使经义与史论相得益彰，乃是明智举措。

五篇之中与周〈诰〉诸篇以及西周初年史事关系最大者非〈称王考〉莫属。〈大诰〉是周初八〈诰〉第一篇，其首句「王若曰」是史官或周公转述成王之语，然紧接其后之〈康诰〉有「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一语，封，武王、周公之弟康叔名，称封爲弟，绝非成王，于是必须深究周〈诰〉中「王若曰」之「王」是成王曰，还是周公假成王之命曰，抑是摄政称王之周公曰，从而衍生出周公辅佐成王时究竟称王与否之一大历史问题。古往今来《尚书》学者于此投入巨大精力，始终争执不下。综观学者之探讨，以上各说皆有不能自圆其说之盲点，此〈称王考〉不得不作之缘由也。

周公摄政是一历史事实，其关键在于摄政是否同时摄位而称王。〈称王考〉前六节分别铺陈周公辅相成王、周公摄政、周公归政成王、周公居摄、周公建祚、周公不摄位等事实。第七节提出周公称王始于王莽（前45〜23），然后论证周公仅以成王之命行事，征引《逸周书》、《荀子》、《尚书大传》、《说苑》等文献，证明其在摄政期间，仍然周公称公，成王称王，厘然不混，更以虞舜、伊尹例佐证之。接着再以〈多方〉、〈多士〉之着成时代与其中之称谓，证周公不称王。最有力者，即是分析、论证〈召诰〉、〈洛诰〉之称谓。〈召〉、〈洛〉二〈诰〉皆周公摄政时诰文，今其中称成王仍称「王」，而称周公爲「公」。分析言之：召公呼成王爲王、周公爲公；周公呼成王爲王；史官书成王爲王；成王称周公爲公；史官书周公爲公或周公。作者认爲：「〈召〉、〈洛〉二〈诰〉皆史官所书，爲当时实录，非事后追记。其所记召公、周公及成王语，皆当时口气。……所载成王与周公、召公与周公、成王对话时之称谓，皆指各人当时身份；而史官纪事亦直称周公爲公、成王爲王。」（页152）益可证周公摄政而未摄位。

佐证先生之观点者，在铜器铭文中亦有新发现。如《禽簋》载：「王伐侯，周公某禽祝。」铭文王与周公同时出现，显然非指同一人，即使主张周公称王者如顾颉刚等以「王」爲摄政之称而「周公」爲私人家主之称，仍不能解释何以同时出现在一句话中。出土于作者撰写此文后之《史墙盘》，历数西周文王、武王、成王等而不及周公，而在后文涉及周公时仍称「周公」，可见西周贵族中尚无周公称王之意识。夏含夷未必见作者此文，仅从铜器铭文分析而所得结论与作者相同。

回到〈康诰〉本身问题，宋吴棫（1100？〜1154）和胡宏（1102〜1161）已疑其爲武王所封，朱熹、蔡沈又加以申说。然若爲武王作，则又与篇首「周公初基作新大邑」四十八字矛盾。于是有篇首四十八字爲错简之说。因爲〈康诰〉、〈酒诰〉、〈梓材〉三篇历来认爲是一组，而〈酒诰〉之首「王若曰」，汉代今古文经师如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及卫宏、马融、郑玄、王肃多作「成王若曰」，故主三篇爲成王作者执此以坚己说。作者首先同意篇首四十八字爲错简，其次将〈康诰〉与〈酒诰〉、〈梓材〉分离，〈康诰〉爲武王封弟叔封之命书，〈酒诰〉、〈梓材〉爲成王封叔之命辞，使矛盾重重的问题不再纠葛在一起。再进而定康之封地在与殷朝歌隔黄河相望之河南临汝县，其地由武王在镐京视之，正在东方，故〈康诰〉有「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语。此一观点，与刘起釪（1917〜2012）《尚书校释译论》所采纳一致。总之，〈称王考〉思虑周密自洽，推进了周初诰文中一个上千年争论不休之大问题。尽管某些细节有待续证，已无碍于此文在《尚书》学上所作之贡献。

古文「宁」之爲「文」字一说，近百年古文字学界皆谓始于吴大澂（1835〜1902），唯裘锡圭先生指出王懿荣（1845〜1900）之说早于吴。〈君奭〉「割申劝文王之德」，《礼记‧缁衣》引作「周田观文王之德」，而汉代今文博士读成「宁王」，已爲历代《尚书》学者所关注。逮郭店简《缁衣》出，更有异文，引发热烈讨论。作者〈观察〉和〈新证〉二文，是对以上两个问题最全面最深入之讨论。宁爲「文」字之误，此从古文字字形上印证，容易认识也容易爲人接受。然要将之诠释《尚书》中诸多「宁王、宁武、宁考、前宁人、宁人」之所指，并非容易。盖自王莽〈大诰〉释「宁」爲「安」，顿失所指，故历代《尚书》学者释「宁王」或爲文王，或爲武王，或兼指文、武二王，释「宁武」爲「安武事」，或谓指「文王」或「武王」，皆淆乱而未有定准。且吴说虽爲多数学者信从，亦非无持异见者，可见但就字形考定「宁」爲「文」并未彻底解决问题，此〈观察〉一文不得不作也。作者先从吴说引发，梳理赞同与驳斥二派意见，而后几乎是网罗所有古文字形，罗列以证吴说。字形考证仅是一个面向，〈观察〉最重要之贡献是在后面几部分，即遍考西周文王事迹，以证《尚书》中八「宁王」皆当作文王。其搜罗之富，论证之密，皆使人无可置疑，不得不信。〈观察〉一文之字形虽爲晚清人所揭示，然作者不停留在字形上作简单的因袭赞同，而是深入《尚书》本文和西周史实去印证，这在当今群起解释字形之后大多便偃然息鼓之学风下，确实可以作爲一种警示与导向。〈新证〉是专就〈君奭〉「割申劝文王之德」一语之古文、今文及博士所读、文献所引作解。前人对此一语之解可谓言人人殊，而其关键在「申」、「田」、「乱」与「观」、「劝」异文之确解。作者结合新出郭店简牍文字，甄考文王事实，断爲「申」与「观」，由此而将「在昔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一语，解作：在昔，上帝何爲再三观察文王之德行？由于将降授灭殷立周之命于其身也（页726）。兹乃迄今爲止最爲允当之译解。

「宁」宁母父丁方鼎商代晚期（左图） 「文」无敄鼎商代晚期（右图）

即如〈多士〉与〈多方〉先后问题，虽顾炎武（1613〜1682）慧眼独识，以爲〈多方〉应在〈多士〉之前，而毛奇龄（1623〜1716）、倪思宽等仍持异见。〈多士〉作于成王七年三月，时周公平定三监叛乱践奄已数年。而〈多方〉之作，亦涉及成王践奄，由此引申出周公是否再次践奄平乱，即奄人是否再叛问题。作者详尽分析经文与史实，其征引文献中记载周公奉成王命伐武庚禄父、管、蔡及淮夷而践奄者二十二例，就其地域、时间而条分缕析之。然后对《孔传》所倡奄人再叛说作一检讨，申论奄人并未复叛。最后从两篇经文用词上予以分析探究，即〈多方〉与〈多士〉辞气口吻近同，并前后相承，〈多方〉之「（今）来」即〈多士〉之「昔来」，且两篇用词亦多雷同，很可能系一人所作。

〈比辞〉一篇更爲独特。〈莽诰〉仿〈大诰〉而作，此历代史家所素晓；汉代今古文有异同以及今文欧阳、大小夏侯有差异，亦《尚书》学者所熟稔，然六朝经师、史家多置之不论。孔《疏》仅引一条，宋林之奇、王应麟（1223〜1296）稍及之，至清儒始加重视，乃资〈莽诰〉以校经证义。作者以爲：在汉代今文学盛行，壁书未亡前提下，〈莽诰〉尽仿〈大诰〉，「遵彼节目，按彼句字，咸秩无紊」，「故无论其録经旧字，或同训相代，近古逼真，迨无疑问」。然即使清儒征引比勘，多是在诠释〈大诰〉时取〈莽诰〉随文证字，而作者则「更以史诰爲主，援经诰以证之；经字史文，备举咸列。比较异同，别白疑似。事有未明，引征史传以疏通之」（页51）。据笔者所知，作者之前，有桐城方宗诚（1818〜1888）后裔方孝岳（1897〜1973）教授作过系统对勘，唯方文流传稀少，作者未必见到。而就对勘之深度与广度言，作者又远较方文详尽。以此比勘工作爲奠基，可以使学者跨入西汉今文经师师法家法之境地，体味当时阅读、理解、诠释经典之语言与思想，其作用与意义非同一般。

五篇专论，充分显示出作者对《尚书》文本体悟之切，对周初史实方方面面掌握之广，对历代《尚书》歧说要点认识之深分析之细，故其开笔推证，巨细靡遗，因爲不捐微小，有误必纠，有歧必判，是以不免冗长，而其结论多经融会史事与文字训诂而得，其有同于前哲时贤者，非苟同也；而有异于时贤前哲者，亦非苟异也。故无论其观点与前人之异同及结论于经义之是非，皆成爲《尚书》学上极具价值之文献，足爲后人参考借鉴。

精粹疏误，白璧微瑕

在昔清儒王怀祖以八六之高龄，犹撰著《读书杂志》，今作者亦以八六之高龄，整理出版《义证》，古今同辉，亦成佳话。先生治学向以严谨著称，本书体大思精，再次证明作者之风格。唯此所集乃四十余年前之旧稿，时间久隔，不免有所不周。又局部细节，作者是否更有新说新见未及一一增补，亦当容有空间。如〈立政〉「其在受德」解释殷纣之名云：「受当是纣之本名，因生于辛日，故称辛（犹汤生于乙日，称太乙，其本名履）。」（页843）此盖从郑玄「纣帝乙之少子，名辛」之生日说也。殷帝王天干名有生日、死日、占卜等十余说，生日、死日两说，张光直（1931〜2001）已在美国调查医院出生数后所否定，第当时作者或未阅见，及至整理旧稿，亦失检寻，致未能衡量新说，以较异同。

其偶有笔误者，如〈康诰题解〉云：「班固以〈康诰〉爲成王之书，其篡改《书序》，以就其意，此不具论。」（页353）按《书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是《书序》以此篇爲成王作。既云「篡改《书序》」，意在与《书序》不同。而班固（32〜92）《汉书‧叙传上》云：「《尚书‧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也。」以此篇爲周公居摄作。则〈题解〉「成王之书」疑当作「周公称王之书」。

〈周公旦未曾称王考（上）〉先刊于《孔孟学报》第二十八期，原题爲「论尚书大诰诸篇『王曰』之王非周公自称」，其下篇刊于第二十九期，题同上。此文上篇小节序次有两个第「十一」，分别是「十一、大诰『宁考』当作『文考』，指周武王而言」、「十一、由尚书多方、多士二篇着成时代证周公不称王」（页141、146）《义证》、《学报》两相斠覈，文字相同，当是《学报》刊发时已误，收入《义证》失校未改。依序次，取〈多方〉、〈多士〉证周公不称王当爲「十二」，顺次而下，最后一节爲第十七。此文上、下二篇标记爲十六，考其文前「引子」自云「于此一史实，蠡测其真象，厘爲十六节说之如后」。推测作者原拟十六节，「结语」当在其外，后误标两「十一」，遂使「结语」序次爲「十六」。又此篇「十二、由召诰、洛诰二篇记事证召诰不称王」节有附注九，专论于省吾《尚书新证》之失，但文中竟无所标注。据文意，此注码应标识于「更有史官书周公爲公或周公者矣」一语所引「曰『锡周公曰』下」（页152），方始前后相应。斠覈《孔孟学报》，亦未标注，可见原刊时已漏略。他如〈立政〉释文九引孔颖达《正义》「惟皋陶谟九德」，「谟」误作「谋」（页836）；〈多士义证题解〉末谓〈尚书多方篇着成于多士之前辨〉载于《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二十二期，而书后著作目录则标注爲「二十三期」，经核当爲第二十三期：诸如此类，亦或偶见，此皆再版时所当改正。

当代伏生，学术楷模

《尚书》之难读，千载共识；《尚书》之解注，汗牛充栋。生于二三千年后之今人，要理解《尚书》文义，不仅其本经文字诘屈难解，更有浩繁注解使人别择无措。尽管历代注解有爲后人指明确义者，有足以啓迪后人者，但亦确有不少误导后人者，诚所谓良莠丛出，是非并陈。今人攻治《尚书》，需要对浩瀚旧注别择取去，其所花功夫要比前人多得多。作者师从屈万里先生，专治《尚书》学与经学史半个多世纪，专心一意，勤勉过人。程克雅教授曾贻我先生手写《中国经学史讲义》油印本，里面字画工整，表谱清晰；先生高足蒋秋华教授亦屡屡向我述说其治学谨严之种种细节：合观其讲义著作，可以想见其治学与爲人。由此牵出我屡屡爲青年学子唠叨而不得不在此形诸文字之感受，即：古来学人，老辈学者，学问全靠目耕笔耘，著书立说，每每先作眉批疏记、短札卡片，综其一生所着，大半精力花于资料准备，动笔著作，占时有限。而今学者，一键囊括所有资料，而后拾遗补缺，却往往嗤点前贤，沾沾自喜。学术之进，览之可喜；学风之衰，闻之堪忧。而先生将此世态人情一切放倒，闭门独处，奋笔疾书，以耄耋之年，先着成煌煌巨著《尚书学史》，所述虽止于五代，却周至详备，巨细靡遗，笔者尝以〈专史研究的空前杰作〉予以推介。时隔数年，又整饬旧着，增益新知，先后出版《尚书周书牧誓洪范金縢吕刑篇义证》及本书，其对《尚书‧周书》之阐释，轶群轹古，一枝独秀，洵可谓周公之象胥，《尚书》之解人。作者近年又有《先秦经学史》、《汉经学史》先后出版，校覈其与旧时教学讲义，所增不啻倍蓰。近更闻其《三国经学史》、《晋经学史》亦已完稿付梓，杀青有日，令人艷羡感佩。艷羡者或以天憖遗一老，天恩浩荡，我却更感佩先生老而弥笃，矢志不渝，孜孜矻矻，爲学术而永不知倦之精神，唯此精神，上贯日月，是以感动昊苍，以介眉寿。

2019年5月初草于台湾中央大学寓所，月末完成于上海榆枋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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