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小刚】新型瘟疫与现代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杀人与瘟疫

栏目:散思随札
发布时间:2020-02-11 21:13:02
标签:《罪与罚》、新冠疫情、瘟疫
柯小刚

作者简介:柯小刚,男,西历一九七三年生,湖北大冶人,字如之,号无竟寓,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创建道里书院、同济复兴古典书院,著有《海德格尔与黑格尔时间思想比较研究》《在兹:错位中的天命发生》《思想的起兴》《道学导论(外篇)》《古典文教的现代新命》《心术与笔法:虞世南笔髓论注及书画讲稿》《生命的默化:当代社会的古典教育》等,编有《儒学与古典学评论(第一辑)》《诗经、诗教与中西古典诗学》等,译有《黑格尔:之前与之后》《尼各马可伦理学义疏》等。

新型瘟疫与现代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杀人与瘟疫

作者:柯小刚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寓诸无竟”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正月十八日甲申

          耶稣2020年2月11日

 

 

 

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海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穷大学生拉斯克尔尼科夫杀了人,也自首了,也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了,但直到小说结尾处梦见一场瘟疫之前,他并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他认为自己杀死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只不过像是“掐死一只虱子”。对一只吸血的虱子,掐死它甚至是为人类做贡献。对于人类中的极少数顶尖聪明人来说,杀人跟掐死虱子一样轻松。只要俗人的法律抓不住他们犯罪的证据,他们就可以为了俗人们无法理解的高级目的而杀人,毫无心理负担。

 

但没想到问题就出在这个心理负担上。他恼恨自己为什么在不留任何痕迹的完美作案之后,却陷入精神恍惚、神不守舍的疑心病之中。

 

他把这归结为自己的软弱,或者说归结为自己本性上可能不属于那一小撮最聪明的人类精英之列。他的投案自首与其说是出于良心发现或罪责负疚,还不如说恰恰是出于对良心和罪责的痛恨。

 

他痛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像拿破仑那样的超人一样云淡风轻地杀人。他痛恨自己的软弱。他怀疑自己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终究超不出俗世的道德和法律。他就是这样进入西伯利亚流放地的,直到他梦见这场席卷欧亚大陆的瘟疫:

 

他在病中梦见,似乎全世界注定要毁于一场极其可怕、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瘟疫,这是从亚洲腹地蔓延到欧洲来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死于非命,只有为数甚少,寥寥几个人中骐骥能够幸免。出现了一种新的旋毛虫,一种能够侵入人体的微生物。

 

不过,这些微生物是天生具有智慧和意志的精灵。它们一旦钻入人体,人就会立刻魔鬼附体,变成疯子。然而,从来没有人像这些染上病菌的人那样,自以为聪明绝世,而且坚信真理。从来没有人如此坚信自己的决定、自己的科学结论、自己的道德信念和自己的信仰。

 

一片片村庄、一座座城市、一个个民族都传染了瘟疫,都疯狂了。大家都惶惶不可终日,但又互不理解,每一个人都以为只有他一人掌握了真理,看见别人便感到难过,捶胸顿足,痛哭流涕,极其绝望。他们无法判别谁是谁非,对于什么是恶,什么是善,也各执一词。他们不知道谁有罪该控诉,谁无辜应辩护。

 

人们怀着某种荒谬透顶的仇恨互相残杀。他们彼此都调集大批军队,准备攻打对方,然而军队在行进途中便自相残杀起来,队伍乱成一团,士兵们扭成一堆,互相砍杀,互相乱咬。所有城市都整天警钟齐鸣:召集全城的人,可是任何人都不知道,是谁在召集他们,召集他们干什么;然而所有人都惊慌不安。

 

人们都放下了最普通的日常活儿,因为每个人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自己的改良计划,却无法达成共识;农业荒废了。在某些地方,人们聚集在一块儿,商量采取共同的行动,并且发誓患难与共,永不分离——可是他们又立即推翻自己的意见,干起截然相反的事情来,开始互相指责,大打出手,砍砍杀杀。火灾遍地,饥荒风行。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东西都处于毁灭的边缘。

 

瘟疫四处蔓延,范围越来越广。全世界能够幸免的只有寥寥几人,这是一些纯洁的人中骐骥,他们的使命是繁殖新的人种,开创新的生活,复兴和净化大地,然而,没有谁在任何地方见过这些人,也没有谁听到过他们的言论和声音。(曾思艺译本,西安交大出版社)

 

这是一部虚构作品中的一场梦,但比全部现代历史的所有事件还要真实。梦中的这场瘟疫不是身体的瘟疫,而是心灵的瘟疫;不是身体病了并且相互传染,而是整个生活的意义和生活方式病了并且相互传染。

 

感染了瘟疫的人就像拉斯克尔尼科夫那样,从一个穷大学生变成理直气壮而又疑心重重的杀人犯。如果每一个人都感染了这种瘟疫,世界就会陷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这场梦让穷大学生终于认识到自己是杀人犯。此前,他虽然供认自己杀了人,但并不认为自己是罪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因为这场梦是他的核酸检测剂,让他确诊自己的灵魂是受到了一种新型瘟疫的感染。

 

是的,新型瘟疫,新型病毒,就像拿破仑一样新,像尼采的超人一样新。但拉斯克尔尼科夫杀人后的表现,又让所有这些新的东西黯然失色,立刻变成貌似老旧的假古董。

 

如果说超人超道德的理性杀人是新,良知和罪责是旧,那么拉斯克尔尼科夫杀人后的那种并非出于良知发现而导致的忧心忡忡、并非出于罪责而致的魂不守舍就是一种不新不旧的假古董。

 

也许每一个现代人的生活方式都是这样的假古董:无处不在的传统道德仍然支配着他,但早已脱离其本源,使他不明所以地被迫遵守,同时充满对自己不能真正“新起来”的痛恨。

 

拉斯克尔尼科夫的杀人和杀人后的表现说明,新社会并未能在杀人之后建立起来。法律和道德看上去仍然一样,一点不新,而且还失去了原先百姓日用的质朴光泽(这光泽还在索菲娅那里闪耀)。新人并没有被创造出来,一代一代涌现的不过是自恨未能摆脱传统的假古董、假新人。

 

这意味着,每一个现代人可能都是一个拉斯克尔尼科夫,区别只在于杀了人还是尚未杀人。无论杀人没杀人,他都缺乏一个不应杀人的理由。

 

注意我说的是不应杀人的理由,而不是不杀人的原因。害怕法律的惩罚,最多不过是尚未杀人的原因,而不是不应杀人的理由。

 

在一个无论是仁义的道德,还是罪与罚的宗教,都尽数被人唾弃和颠覆的时代,一个人尚未杀人只是尚未而已,根本上他并没有说服自己不应杀人的理由。

 

这便是为什么每一个现代读者都会在《罪与罚》的阅读中与本性善良的穷大学生和杀人犯拉斯克尔尼科夫一起心惊胆战的原因。

 

只要拉斯克尔尼科夫的梦还没醒来,新型瘟疫的疫情还没有解除,这样心惊胆战的日子就会持续进行下去。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