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沂】“修道”“尽性”以“成人”——儒家的人生智慧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20-02-16 22:58:59
标签:修道、尽性
郭沂

作者简介:郭沂,男,西元一九六二年生,山东临沂人,复旦大学哲学博士。现任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哲学系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科隆大学客座教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威斯康星大学富布莱特研究学者,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秘书长。著有《中国之路与儒学重建》《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子曰全集》《孔子集语校注》等。

“修道”“尽性”以“成人”——儒家的人生智慧

作者:郭沂

来源:《齐鲁学刊》2019年第6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腊月廿一日丁巳

          耶稣2020年1月15日

 

现代化给人们的生活世界尤其人的精神世界带来了极其强烈的冲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物质生活极其丰富,人的个性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然而,伴之而来的是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怀疑和由此导致的精神的迷茫、错乱乃至崩溃。如何寻回人生的意义,将现代人从精神沉沦中解救出来呢?我以为儒家的人生智慧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现成的答案。

 

一、“成人”:寻回现代社会人生意义的方案

 

早在1941年,德裔美籍哲学家弗洛姆就在其名著《逃避自由》中敏锐地指出,尽管从现代意义上看,中世纪的个人是不自由的,每个人都被他在社会秩序中扮演的角色所束缚,可他不会感到孤独和孤立,社会秩序被当作自然秩序,个人作为它的一部分而从中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两次浪潮的冲击下,人们在个人情感的表达和宗教信仰方面获得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使人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获得了自由。但自由的结果使个人失去了以往的安全保障,陷入了孤立无依的境地,它给人们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孤独、恐惧、焦虑、苦恼、惶惑,自由象沉重的负担压得人们不堪忍受,从而使人们害怕它,甚至通过虐待狂和受虐狂、破坏性、自动适应等方式逃避它。

 

人的生命可以分为生物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三个自下而上的层面。弗洛姆将现代社会的精神迷茫归因于由社会秩序崩溃所导致的安全感和归属感的丧失,也就是说,是社会层面的问题,这自然有其道理。但我以为,更深刻的根源恐怕在于精神家园的崩塌,是精神层面出了问题。

 

那么应该如何解决这一令人困扰的问题呢?弗罗姆提出,唯一的选择是从消极的自由进入积极的自由。他所谓的积极自由,是指通过爱和工作等自发活动来实现的自由而不孤独、独立而不失其为人类整体的一员的状态。窃以为,这仍然是社会层面的进路,远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让我们来看儒家的“成人”之说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吧!何谓“成人”?“成”,《说文》云“就也”,相当于今语完成、完善、实现、成熟等。被“成”所形容的“人”何所指呢?古人已经意识到人的生命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生物生命,二是精神生命,孟子分别称之为“小体”和“大体”。因此,“成人”也就相应地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成熟的人、成年人,这是从生物生命来说的,谓人的身体、心智已经成熟;二是完善的人、完人,这是就精神生命而言的,谓人的精神境界、道德修养达至完美。就像人的生物生命和精神生命不可分离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一样,“成人”的两个含义也是紧密相连,共同铸就一个完整的“成人”。一条船的意义在于用来过河,一副体魄的意义则在于用来实现精神价值。所以,我们的体魄就像那条船,实现我们的精神价值才是人生的目的。

 

据《论语·宪问》载,有一次子路问什么是“成人”,孔子回答道:“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爲成人矣。”他为“成人”开出了五个条件:“知”、“不欲”、“勇”、“艺”和“文之以礼乐”。这就是说,要把四位杰出人物最突出的优点综合起来,再加上“文之以礼乐”,才算得上“成人”,标准不可谓不高。从中不难看出,“文之以礼乐”是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条件。所谓“文之以礼乐”,指对人性的展现、文饰、美化、升华与限制。就是说,在将人性中美好一面显示出来的同时,要对人性中阴暗的一面加以文饰和限制。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犹如一块刚刚从山中开采的璞玉,谈不上美丽,经过雕琢才变得玲珑剔透,光彩照人。人们对礼乐的修行,正是对璞玉雕琢的功夫。所以,通过“文之以礼乐”,人才得以脱离生物的人,从而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一个文化的人、文明的人。

 

二、“尽性”:通往“成人”的路径

 

那么,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成人”呢?我认为,儒家的路径是“尽性”。“尽性”一词首先见于代表孔子晚年思想的《系辞》,是孔子晚年人性学说的重要概念。孔子是通过宇宙论来探索人性的秘密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系辞》上)在这里,“易”为宇宙的本原。它是如何作用于天地万物的呢?孔子说:“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系辞》上)“易”中具有创生功能的“太极”生出天地以后,“而易行乎其中矣”,即“易”也随之存在于天地之中了。不仅如此,存在于天地之中的“易”,演变为天地之性,从而成为“道义”的门户。天地之“性”又是如何落实于万物的呢?孔子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阴一阳之谓道”是说天地的阴阳之“性”便是“道”。万物延续“道”即天地之“性”以为其“善”,成就“道”即天地之“性”以为其“性”。万物正是“继”、“成”天地之善性,才得以成自己之性。显然,这种作为道德本原的“性”,属于张载意义上的义理之性。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性善论就这样提出来了。

 

孔子认为,《周易》一书深刻地揭示了这个过程及其原理:“昔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我认为,这里的“命”是指“易”所“命”天地和万物者,事实上就是“性”。“命”自根源而言,“性”就结果而言。换言之,虽然“性”、“命”所指相同,但在逻辑上,“命”先于“性”。另外,万物拥有其“性”以后,方可具备其“理”。因此,“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并不是一个自然生成次序,而是一个认识次序,是说自穷极万物之理,到尽知万物之性,以至于洞察万物之命。可见,在孔子晚年思想中,“尽性”本来是一个认识论概念。不过,孔子的孙子子思创造性地转换了这个概念。从《中庸》首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之论看,子思完全继承了孔子的性善学说。

 

子思认为,尽管通过“天命之谓性”,所有人的善性是一样的,但由于天赋智力有差异,所以人们的道德路径也不同。他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也。”《中庸》我以为,这里的“诚”指性而言。“诚者”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从而自然呈现诚性的就是圣人。那么与之相对的“诚之者”,即通过“择善而固执之”从而使自己呈现诚性者,就是贤人以下的普通人了。这里所谈的是圣人和普通人不同的道德路径。

 

在此基础上,子思提出了其“尽性”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中庸》)“诚者”已然是圣人了,故“天下至诚”,自然是指圣人,因而这段文字的上半段谈的是圣人的“尽性”。从行文看,所谓“尽性”,就是全面、彻底地实现与生俱来的善性。因而,在子思这里,“尽性”不是一个认识论概念,而是一个功夫论的概念。圣人不但能够尽自己的性,而且还能够尽他人之性,进而尽物之性。万物由天地所化育,既然圣人能够尽物之性,那么说明他已经在协助天地化育万物了。圣人能够协助天地化育万物,就意味着他和天、地并列为三了。

 

与此相应,这段文字的下半段讨论普通人的“尽性”。“致”,朱熹云:“推致也。”“曲”,郑玄云:“犹小小之事也。”从“诚则形,形则著”等表述看,这里的“诚”仍然指内在的诚性。“曲能有诚”是说小的善事也能体现善性。普通人通过“致曲”,即致力于点滴善行的积累,促使体现诚性,从而达到诚性的“形”、“著”而“明”。“动”指影响周围的人,“变”是说使社会产生局部变化,“化”则是整个社会受到感召和教化,其实这个过程已经在“尽人之性”了。照理说,只有“天下至诚”即圣人才能够教化天下,因而普通人经过“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过程,事实上已经达到圣人的水平了。看来,贤人以下通过不懈的“诚之”、“择善而固执之”、“致曲”等“尽性”功夫,最终也可以成为圣人,而圣人则是“成人”的最高标准。

 

三、“道”:实现“尽性”之凭借

 

子思对圣人“尽性”的阐释和“成己”、“成物”之说是相辅相成的:“诚者,自成也。……诚者,非自成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中庸》所谓“尽其性”,即最大限度地“自成”、“成己”;所谓“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即最大限度地“成物”。结合“成己,仁也;成物,知也”的说法看,“尽性”实为大仁、大智,非圣人不足以当之,这又一次印证了“诚者”谓圣人。那么圣人又是何以“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成物”呢?这需要从他何以“尽己之性”、“成己”说起。我认为在《中庸》开篇三句教中,第一句即“天命之谓性”是就所有人来说的,是说任何人生来就拥有善性。第二句即“率性之谓道”是就圣人而言的。“率”字自郑玄至朱熹皆释为“循也”,但笔者曾指出此处当用其本意,即先导也,引也。这句话“是说将‘性’引导出来,便形成‘道’;或者说引导出来的‘性’就是‘道’”。看来,“率性”是一个自内而外的过程。这个过程子思又表述为:“自诚明,谓之性。”“诚”指诚性,自诚性而显明,是“性”的自然呈现。这是圣人“尽性”的方式。第三句即“修道之谓教”则是就普通人而言的。普通人由于天赋不如圣人那么高,所以不能将其善性自然呈现出来,只好修行圣人所制定的“道”,这个过程就是教化。

 

“修道之谓教”一语似乎没有透露“尽性”的信息,也没有显示内外的向度。不过,“自明诚,谓之教”一语则解决了这两个问题。这个用于名词的“明”,指“自诚明”的所“明”者,也就是“道”。“诚”仍然指诚性。这句话是说,从修行圣人所制定的“道”从而发现、呈现自己的诚性,这个过程就是教化。所以这是一个自外(“道”)至内(“诚”)的过程,而发现、呈现诚性,就是“尽性”。这是普通人“尽性”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普通人所修行的“道”为圣人所制定,而正是通过“修道”,普通人才得以“尽性”,也就是说,是圣人帮助普通人“尽性”的。从圣人的角度,这便是“尽人之性”。至于“尽物之性”、“成物”,是说如果天下人在圣人的帮助下皆能“尽性”,则会善待万物,从而万物就能够“尽性”了。

 

从“自成”、“成己”、“成物”等表达方式看,一个能够“尽性”的人,可谓“成人”矣!因而,“成人”就是一个人“尽性”即充分呈现、实现、发挥自己的本性的过程,这就像一粒种子长成一棵大树的过程。就像这粒种子的意义是长成一个大树一样,一个人的意义就在于“尽性”以“成人”。

 

后来孟子将性归结为“四端”:“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可见,“恻隐之心”等“四端”就是性。在这个意义上,心即性也,因而孟子用“尽心”来代替“尽性”。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这其实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另一种表述,只是在“尽心”、“尽性”问题上孟子取消了圣人与普通人的差别。孟子之所以将“性”即本心称为“四端”,旨在强调它只是仁义礼智的“端绪”,沿此“端绪”向外推广、扩充,便呈现为仁义礼智。他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公孙丑上》)这里“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的“扩而充之”,其实就是“尽心”的具体过程。当然,孟子所说的仁义礼智,皆属于子思所说的“道”的范畴。如此看来,不管对圣人来说,还是对普通人来说,“道”都是一个关键因素。那么“道”又是何物呢?我以为,儒家所谓的“道”就是现在人们所常说的“价值”。

 

儒家之“道”,涵盖面甚广。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仅《论语》所见的价值范畴就有63个之多:仁、礼、义、知(智)、道、德、安、勇、贤、圣、孝、弟(悌)、慈、恕、说(悦)、乐、爱、敬、温、良、恭、俭、让、宽、信、敏、惠、和、美、善、慎、静、周、直、劝、庄、让、喜、恒、果、达、艺、文、质、孙(逊)、威、正、中、中庸、中行、恒、泰、刚、毅、木、讷、耻、时、矜、群、贞、谅、厉。依其性质,又可以大致分为不同的类型。

 

笔者曾经指出,人类价值的最高层面为信仰价值,其次是精神价值,而后者又包括道德、艺术和道术三个方面。据此,《论语》中的价值范畴已经涵盖了信仰价值和精神价值诸方面。这些价值必然反映在人的心境,影响人的心理状态,由此形成的价值范畴我称为心境价值范畴。一方面这些价值需要用一定的形式加以表现,另一方面也必然反映于人们的言谈举止,由此形成的价值范畴可谓之仪表价值范畴。可以说,心境价值和仪表价值是整体价值、信仰价值、精神价值、道术价值的综合反映。这样一来,《论语》所见价值范畴包括以下七类:

 

第一类,整体性价值范畴:道、德。

 

第二类,信仰价值范畴:安。

 

第三类,道德价值范畴:仁、义、孝、弟(悌)、慈、恕、圣、贤、信、勇、爱、敬、良、恭、俭、让、宽、惠、和、良、善、慎、周、直、劝、让、正、恒、果、孙(逊)、耻、群、贞、谅。

 

第四类,艺术价范畴:乐、美、艺。

 

第五类,道术价值范畴:圣、贤、知(智)、敏、艺、达、中、中庸、中行、恒、时。

 

第六类,心境价值范畴:仁、孝、弟(悌)、慈、恕、爱、说(悦)、乐、温、勇、恭、慎、静、果、喜、恒、耻。

 

第七类,仪表价值范畴:礼、乐、庄、文、质、孙(逊)、威、泰、刚、毅、木、讷、矜、厉。

 

以上七类价值范畴,涵盖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们有的为孔子首创,有的属于孔子所继承的传统价值。但无论如何,正如子思所说,所有价值范畴皆成于圣人之手,而芸芸众生则靠修行这些价值范畴才得以“成人”。当然,能够身体力行这些价值范畴的“成人”一定是幸福的人、精神健全的人,他的人生一定会富有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所建立的价值系统已经富丽堂皇了,但在其后的历史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它会受到冲击、破坏以至衰落。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出现一批以传承道统、弘扬儒风为己任的儒者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重建儒学,从而赋予这套价值系统以新的生命力。秦汉之际,在暴秦焚书坑儒政策的打击下,道统中断,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综合各家,尤其吸收阴阳五行理论,改造儒家哲学,儒家之“道”得以复兴。魏晋以降,在佛教的冲击下,儒学再次走向衰落,逐渐被边缘化,是宋明儒者“泛滥于诸家,出入与老释”,然后“返求诸六经”,重建儒家哲学,儒家之“道”得以传承。近代以来,欧风美雨席卷神州大地,儒学又一次面临灭顶之灾。当代儒者的任务是充分理解和吸收西学之精华,像往圣先贤那样重建儒家哲学。惟其如此,儒家之“道”才能重放光辉,人生的意义才能在现代社会得以确立!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