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与公共卫生

作者：莫砺锋（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正月廿六日壬辰

          耶稣2020年2月19日

无论指政府的职能还是大学的学科，公共卫生这个名称都是产生于现代。但是其主要内涵，比如对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对日常医疗卫生的管理等，都是古已有之。儒家本以百姓日用人伦为主要关注对象，公共卫生既然与百姓福祉直接相关，当然不能掉以轻心。

儒倡仁心，医重仁术，公共卫生便是仁心、仁术的结合点。一生服膺儒学且重视医学的苏东坡便是如此，他对公共卫生的重视堪称中国历史上的范例。

苏东坡像

苏东坡一生勤政爱民，凡是与百姓福祉有关的事情，他都会全力以赴。东坡在地方官任上政绩卓著，例如在徐州抗洪，在杭州疏浚西湖，都是功在地方、泽及百姓的光辉事迹。

东坡对不幸的人们充满了同情，他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时看到一个惨不忍睹的情景：每逢灾年，百姓常把初生的婴儿丢弃在城外。东坡仔细盘查官仓，发现尚有几百石积余的救灾粮，便把这些粮食另储一仓，专门用来收养弃婴。他下令说，凡是愿意收养一个弃婴的人家，每月发给六斗粮食。于是百姓争着领养弃婴，等到一年过去，收养者与婴儿已亲如骨肉，双方都不愿再分离，那些可怜的弃婴终于存活下来。

几年后东坡流放黄州，听说岳州（今湖南岳阳）、鄂州（今湖北武汉）一带农村里的贫苦百姓经常溺杀初生的婴儿，女婴惨遭溺杀的更多，就立即写信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建议官府颁布赏罚之法来制止这种陋习。后来东坡发现黄州也有溺婴的陋习，便倡议发动众人捐款来救助那些可怜的婴儿，并不顾自己正陷于捉襟见肘的经济窘境，勉为其难地捐钱十贯。

东坡关心民瘼的行为，往往带有公共卫生的意味。比如他任徐州知州时曾上书请求拨出专款，来雇用专门医治囚犯的医生，让狱中的病人也能得到救治。

又如东坡贬至惠州后，知州詹范组织人力掩埋暴露野外的枯骨，造为义冢，东坡不但襄助其事，而且亲撰祭文，来祭奠那些孤苦无依的孤魂野鬼，此举除了尊重生命以外，其实也有阻止疫病流行的作用。他还写信给广州知州王古，建议在广州设立病院以预防疾疫。

不久东坡再贬儋州，又写信给友人程天侔索求药物，以救济当地百姓。他还特地书写柳宗元《牛赋》，以劝阻当地人得病后即请巫师来家杀牛祷神却不肯求医用药的陋习。

1101年，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东坡渡海北归，途中在虔州停留了两个多月，还常常携着药囊漫游市肆、寺观，遇到病人就随手施药，同时开具药方。东坡一生爱好研究医药，他积极收集药方，并毫无保留地把那些秘方公之于众。后人把东坡所著的《医药杂说》编进《苏沈良方》广为流传，这正体现了东坡平生广搜良方的用意，那就是广济众生。

东坡有个同乡叫巢谷，是个文武双全、仗侠使气的奇士。东坡流放黄州时，把避祸来黄的巢谷收留在家，还让二子跟他学习。巢谷有个得于民间的秘方，名叫“圣散子”，他对此方视若枕中秘宝，连亲生儿子都不肯传授。出于对东坡的崇敬，巢谷把此方传给东坡，还逼他对着江水发誓决不传给他人。

东坡虽然发了誓，但他认为秘方必须广济众生才算物尽其用，于是不久便将此方传给名医庞安常，并由庞医生写进医书广为流传。东坡自作《圣散子序》介绍此方之神效说：

“凡阴阳二毒，男女相易，状至危急者，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食稍进，神守完复，更不用诸药连服取差。其余轻者，心额微汗，正尔无恙。药性微热，而阳毒发狂之类，服之即觉清凉。此殆不可以常理语也。若时疫流行，平旦于大釜中煮之，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即时气不入其门。平居无疾，能空腹一服，则饮食倍常，百疾不生。真济世之具，卫家之宝也。”

还说：“谪居黄州，比年时疫，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

总之“圣散子”是一剂兼具治病与防疫两大功用的“广谱”神药。

1089年，东坡赴杭州担任知州。他刚到任便面临着先涝后旱的严重天灾，粮食歉收，米价飞涨。东坡千方百计地筹措救灾，单是向朝廷所上的相关奏本即多达七道。东坡还与邻近各州的官员们商议对策，讨论救灾的书信往来不绝。

由于东坡指挥有方，虽然这次天灾极其严重，但杭州百姓最终得以平安度过，全州没有一人饿死。

但是祸不单行，饥荒之后往往有疾疫流行。1090年春季，杭州便出现了流行性疾病。在没有任何公共医疗设施的前提下，人们只能坐以待毙，满城人心惶惶。东坡忧心如焚，急忙召募医生和懂得医术的僧人，由官吏带领着一个街坊一个街坊地走遍了杭州全城，向百姓施舍药剂。

东坡还捐出秘方“圣散子”，这个秘方的最大特点是只需用普通的廉价药材配制，每贴药只需花费一文钱，却能防治流行性疾病。东坡自费采购了大量药材，命人在街头支起大锅，煎熬了大量的“圣散子”汤剂，让过往行人每人服用一大盏，治愈病人无数。

一场可怕的瘟疫终于得以遏止，但东坡考虑到杭州是个四通八达的大都会，人来人往，特别容易传播疾病，于是决意创立一所常设的医院。他拨出公家积余的钱款二千贯，又损献出自己积蓄的五十两黄金，在众安桥建立了一所病坊，取名“安乐坊”。

他延请懂得医道的僧人坐堂治病，并在每年春天熬制“圣散子”免费发放给百姓，以防止传染病的流行。对于医术高明、三年之内治愈病人达千人以上的僧人，即由官府奏请朝廷赐给紫衣以示奖励，因为紫衣是僧官才有资格穿的衣服。

东坡还下令每年从地方税收中拨出一些经费来维持病坊的日常运营，从此安乐坊就成了杭州的常设性官办医院。后来这所病坊搬迁到西湖边上，改名为“安济坊”，直到东坡去世时还在正常地运营。

“安乐坊”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面向公众的官办医院，它的创始人就是胸怀仁心仁术的东坡。

与一切百姓福祉一样，公共卫生也是一项繁复困难的综合工程，往往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主事者稍有不慎，便会惹来责难甚至祸殃，那些心胸狭隘、患得患失的人是无法胜任的。东坡在地方官任上曾多次为民请命从而得罪朝中的权要，但他始终无怨无悔。

更加可贵的是，在东坡身为流人遭到贬谪时，他已经处于自顾不暇的窘境，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朝中政敌的疑忌，却依然毫不迟疑地为当地百姓的福祉尽心尽力。

南宋人费衮历数东坡在惠州参与的各项公共事务后赞扬说：“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为恩怨。而坡奋然行之不疑，其勇于为义如此！谪居尚尔，则立朝之际，其可以死生祸福动之哉！”

的确，东坡对儒家仁爱精神的贯彻发扬，真可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仁者必勇，真正服膺仁爱思想的人必然会奋不顾身地付诸实践，东坡就是以这种精神从事当时的公共卫生，他堪称中国古代公共卫生事业的伟大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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