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论衡

作者：石厉（《中华辞赋》杂志总编辑）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二月初一日丙申

               耶稣2020年2月23日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相传由孔子在前代流传的大量诗文中，精选删编而成。关于孔子删编诗歌，《史记》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仪，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古人言简意赅，这一段话中包含的信息很多，如采诗所涉及的时间跨度，孔子删诗的方式及诗歌内容的走向等。先就孔子所编辑这部诗歌的内容走向来看，孔子编诗“始于衽席”。何为“衽席”？衽是床褥，席是簟席，衽席本指人们的床褥、睡卧之处，孔子此处以床褥代指正常而符合礼仪的男女婚嫁色欲之事，以区别男女野合。这一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尤其重要。男女和合，既是人类繁衍的开始，而合乎礼仪的和合，又是人类走向文明社会的一大跨步，这大概也是孔子编辑《诗经》的思想起点，同时让我们理解《诗经》中许多男女情爱诗歌时，据此能够体会到古代圣人及当时的社会舆情对这些诗歌的基本态度。

从司马迁的记载来看，诗歌起源很早，到了春秋末年，孔子将流传的三千余篇诗歌，删编至《诗经》的规模，孔子习惯称“诗三百”或简称“诗”（散见《论语》等）。其实，“诗三百”也只是三百多篇诗的个简称，司马迁所说“三百五篇”可能也并非准确。经过秦焚之后，汉代传诗者共有四家，汉初有三家，以《鲁诗》名义传诗者有鲁申公，《齐诗》传自齐辕固生，《韩诗》传自燕太傅韩婴，他们所传诗文都用汉代流行的隶书写成，所以称“今文”，而西汉晚年又有鲁人毛亨所传《毛诗》是以先秦古文写就，后又传之于赵人毛苌（今人考证是毛亨侄子），盛行于东汉，经郑玄笺释，发扬光大，而最初三家今文诗，从此衰微灭绝，至今只有《毛诗》古文流行于世。无论今文还是古文，古之学者慎审有加，《诗经》文本估计不会有多少出入，关键是对于经文的解释则各有侧重。而《毛诗》所传诗中，除三百零五篇外，还有六篇诗只有标题，没有内容。这样，孔子所删编后的“诗三百”即汉代以后所说的《诗经》确切地说并非三百零五篇，应是三百一十一篇诗歌。六篇只有标题而无文辞的诗是《诗经·小雅·鹿鸣之什》中的《南陔》与《诗经·小雅·白华之什》中的《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共六篇。《毛诗传》在这六篇名下都有解说，譬如《毛诗传》曰：“《南陔》孝子相戒以养也；《白华》孝子之洁白也；《华黍》时和岁丰，宜黍稷也。有其义而亡其辞。”郑玄笺曰：“此三篇者，《乡饮酒》《燕礼》用焉，曰：‘笙人，立于县中，奏《南陔》《白华》《华黍》’，是也。”《毛诗传》又曰：“《由庚》万物得其道也；《崇丘》万物得极其高大也；《由仪》万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义而亡其辞。”郑笺关于《毛传》中这一段的笺释基本与上雷同，认为这六篇有名无辞的诗是《燕礼》中的笙歌。《经典释文》曰：“盖武王之时，周公制礼，用为乐章，吹笙以播其曲。”到宋代时，大儒朱熹在《诗集传》中称这六篇诗：“此笙诗也，有声无辞。”如果此说成立，那么中国古人将那些有一定意义的乐章也叫诗，诗不仅指文辞，也可能是乐章。

在现当代，《诗经》无疑是古代文学，其实自汉以后，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基本将其当作儒家经书来读，并非当作文学，再溯及先秦，其意义就更为繁复。要彻底搞清《诗经》所涉的含义，就需要正本清源。《论语·子罕》中孔子自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由此可知孔子编诗，使诗乐归正。同时也可知，自古代，诗乐不分，或许就是之所以称“诗”为“诗歌”的原因。《书经·尧典》中舜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乐、诗、歌被舜帝相提并论，从远古开始诗与乐、诗与歌的确不分。

比孔子晚七八十年的墨子，估计只能见到经孔子之手删编的“诗三百“了，《墨子·公孟篇》曰：“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看来“诗三百”在先秦，不仅可朗诵，又可弦歌之，还可随之起舞。而“诗经“一语，是西汉时，将孔子所编删”诗”尊为经典，是对传自先秦周代诗歌“诗三百”的称呼，其“诗经”的名称后来者居上，大概形成于汉文帝至汉武帝时期。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说：“考之汉史，文帝时，申公、韩婴以《诗》为博士，五经列于学官者，唯《诗》而已。景帝以辕固生为博士，而余经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经博士。”汉以前所说的“诗”即孔子删编后的“诗三百”，从西汉文帝开始，以“诗”为经，故后世称其为“诗经”。

至于《诗经》中哪些诗篇源自周代以前，属于司马迁所说“上采契后稷”，已无从可考。但据《国语》《左传》所传，就内容看，早期有周武王克商后周文公作诗，譬如《周颂》中《时迈》《武》《桓》《赉》诸篇，在《商颂》中所涉事例就有宋襄公，《陈风》中也有涉陈灵公。至于有人说《商颂》是殷商人的诗，而非周代时商裔封地宋人的诗，可能还需再考。近人王国维《说商颂》曰：“又自其文辞观之，则殷墟卜辞所纪祭礼与制度文物于《商颂》中无一可寻。其所见之人、地名，与殷时之称无类，而反与周时之称相类；所用之成语，并不与周初类，而与宗周中叶之后相类。此尤不可不察也。”从甲骨研究的高度，王国维的说法难以反驳。也就是说《诗经》中的诗歌文本，应产生于西周早期到春秋中后期大致五百年的时间里，几乎成为定论。

孔子删诗之前大量的“诗”又是如何在宗周时代产生与流传的？它的产生机制与其他时代有何不同？汉人多有论述。西汉戴圣所编《礼记·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食货志》又曰：“春秋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东汉何休注《公羊传》在宣公十五年“什一行而颂声作矣”条下言，将从民间采诗的过程描述得更为具体：“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除“采诗”的方式而外，相传春秋时由左丘明所著《国语·周语》中，最早是这样描述有别于“采诗”之“献诗”过程的：“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由此观之，周代诗歌产生的过程应该有这样两种方式，一种是由百姓创作的歌谣，由政府派采诗官从民间采回，然后通过层层上报，由乐官或“大师”配以音乐后，呈闻于天子朝堂，此乃采诗；一种是如《国语》所说，天子听政时，让公卿及列士将自己的谏言以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同样由乐官或“大师”配以音乐后歌诵于天子，天子在配乐的诗歌唱诵中了然政事，此种朝堂议政不可谓不雅，不可谓不赏心悦耳。如果说前一种“采诗”是一种自然原生态的民间文学，那么后一种“献诗”就应该是一种自觉创作的公卿士人文学。由这两种方式所产生的《诗经》中的诗歌，当然风格会有差异，我们可以透过历史的层层积淀，感知《诗经》带给我们的丰富内容。

被孔子删编后的“诗三百”，在汉以后位列群经之首，以《诗经》之名流传后世，从体例上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风按《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十五封国来划分，又称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基本都是采自民间的歌谣。在对十五国风的解释中，最有争议的问题就是有关《周南》《召南》。从宋代以后，就不断有人标新立异，以为二南之南，不是方位词，而是乐曲的名称，从而认为二南应是与“风”不同的一种诗乐。由此，将二南的解释带入混乱。主要证据是关于《小雅·鼓钟》第四章中两句诗“以雅以南，以籥不僭”的解释。有人认为“南”与雅、风、颂一样，皆属于一种独立的诗乐。因此认为二南不应属于国之“风”，应独立成一种体例。这种解释牵强附会。南之本义是方位词，南音之南，仍然是方位词，是指南方的乐曲，当然有时候有可能省略，以南指代南音之类，但并不能改变该词的本义。原本古圣将《周南》《召南》按享国并列诸国，且将其位列其他十三国之前，并非错乱，应有道理。朱熹《诗集传》曰：“周，国名。南，南方诸侯之国也。周国本在《禹贡》雍州境内岐山之阳，后稷十三世孙古公亶父始居其地。传子王季历至孙文昌，辟国寖广，于是徙都于丰，而分歧周故地以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至子武王发，又迁于镐，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诵立，周公相之，制作礼乐。乃采文王之世风化所及民俗之诗，被之箢弦，……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国而被于诸侯。”周邑、召邑原本皆在岐山之阳，属周祖发祥地。武王得天下后，周公旦、周公奭得封祖地。周成王时，周公旦与周公奭分陕而治，陕之东，周公主之，陕之西，召公主之。朱熹的意思是说，“周南”“召南”都是指西周初年周公、召公各自以歧周故土封地大行道德，教化自己所统之地及以南诸侯国。“周南”就是周公封地以南受其教化的诸侯国，“召南”就是召公封地以南受其教化的诸侯国。周公、召公作为武王的兄弟，又协助武王克商立过大功，其所封国爵位高于诸侯，位列公。周族所封的国家，按等级分为公、侯、伯、子、男。在诸公、侯等国中，周公与召公起德行教化的表率，且在名义上位列前茅，应理所当然。二南不可能不属于国风之中，孔子删诗正乐之后传承不乱。《左转·隐公三年》载：“风有《采蘩》《采蘋》”，此二篇都属于《召南》，《召南》必属于国风。《周礼·大师》《礼记·乐记》《荀子·儒效》论诗，只言风雅颂，从不另言二南，看来二南自古就属于国风。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另外还有封前朝“三统之国”，比如封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封殷人后裔于商宋，封功臣吕尚于齐，等等，而《诗经》中的十五国风之国，遍布列国之中，其风诗，基本都是采自民间的歌谣，因源自宗周诸分封国，列国文化习俗相近，诗歌风格相近。这些歌谣中写男女情爱的诗歌占有极大的比例。其中最为纯正的为十五国风二南中的诗，引领道德风气之先。《论语·阳货》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孔子大意是说，你领会《周南》《召南》了吗？一个人如果不能领会《周南》《召南》的内容，他就像一堵正面而立的墙，不会行走。最典雅的如《周南》中的《关雎》篇，《论语·为政》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毛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该诗描写的窈窕淑女，就像王后与王妃一般端庄美丽，而欣赏和思念她的人，也是那样庄重文雅，没有任何失礼之处，这样的诗歌，当然是文明之始，可教化天下所有求偶的男女。这也是司马迁所说孔子编诗“始于衽席”。如果说《周南》中《关雎》是从礼仪或文明的一面描写男女求偶的状态，那么《召南》中《野有死麕》则是从反面讥讽男女相诱、野合之事。有感歌者之所以是讥讽和反感，从“死麕“一语就可透出好恶。从其诗的语气来读，大义无非是，看看这两个男女，一个家伙在野地里拿了一只死鹿，就可让一个发情的女子上钩。言下之意多么廉价啊。《毛诗传》曰：“《野有死麕》恶无礼也。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也。”毛公的传评是准确的，符合孔子编诗的初心。由此看来，风，应含有讽喻之义也。风乃讽的本字。这可能也是从删编者的角度领会十五国风诗歌大义的一个关键。

雅有《小雅》《大雅》，也可合称“二雅”，若不包含有名无辞的六笙诗，共一百零五篇诗，大概都是西周王朝京畿之地的诗歌，许多都是由公卿士大夫创作的诗歌。高亨说：“因为西周王畿，周人也称为夏，所以《诗经》的编辑者用夏字来标西周王畿的诗。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第一，雅夏二字古通用，《墨子·天志下》引《诗经》《大雅》作《大夏》，足证古本《诗经》，《小雅》《大雅》也作《小夏》《大夏》。第二，二雅都是西周王畿的诗，这从诗篇的整个内容来看，是可以肯定的。”这种说法比较靠谱。如《小雅·皇皇者华》一诗，是写王畿之地天子使臣来来往往、热闹非凡的景象。第一章：“皇皇者华，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怀靡及。”大义是说：那些光彩鲜艳的花朵，盛开在高原的一片片湿地上。而那些匆匆往来的钦差们，却在怀想着自己还未办完的公事。全诗共五章，每章都反复吟颂自己的四驾六辔马车，心中一直想着自己的差事。

颂包含《周颂》《鲁颂》《商颂》，又称三颂，共四十篇，基本是西周、鲁国和宋国的王与国君有关祭祀或其他重大典礼的乐歌。颂就是赞美，颂这部分的诗乐大都是对周王、鲁侯、宋公极其祖先的歌功颂德，也有国王自诫自勉的诗，其实也是变相来宣扬自己的德政。譬如《周颂·敬之.》：“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毛诗传》曰：“《敬之》，群臣进戒嗣王也。”确切地说，这首诗如果是事关嗣王时的周成王，那应该是周成王自问自答。大意是说，要谨慎再谨慎，天道一直在彰显，天命是永恒不变的。不要说天高高在上（对我们视而不见），它上下巡查事物，每天都在那里监视着我们。我一个未成年人，能自以为聪明而不谨慎吗？日日月月努力精进，不断学习积累走向光明。这是有人担责辅佐我，让我有良好的德行表现。周成王年幼时，由其叔周公旦摄政辅佐，这首诗应该是周公摄政时成王自箴的诗歌。方玉润《诗经原始》曰：“《敬之》，成王自箴也。”

《毛诗传》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许多解《诗经》者关于此六义一混而谈，疑惑甚多。其实孔颖达《毛诗正义》的这种说法应是可取的：“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换言之是说，风、雅、颂是《诗经》中诗歌的来源，指诗歌产生的地域或群体，以及诗歌发生的目的；而赋、比、兴则是诗歌创作的方法。关于风，《毛诗传》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也就是说，风诗的风化有两个方向，一是自上而下，以圣贤之道教化大众；二是以下刺上，民众对于上层社会的反讽。《毛诗传》又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关于《诗经》的篇章之所以要分为风、雅、颂，传诗者已经说得很明晰了。至于赋、比、兴，确实应该是中国古代诗歌惯用的手法。赋，古字同“敷”，指铺陈、分布。关于赋的意义，孔颖达疏引郑玄注《周礼·春官宗伯·大师》：“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将赋解释为铺陈，即当今所说的叙事。比是比喻，这与后世的理解没有出入。兴，是《诗经》常用的方法，如郑玄所说，就是赞美一件事时，不直接说，而借言说其他事而兴起。《毛诗传》在解释诗时，有一百多次都标注“兴也”。《关雎》第一章：“关关雎鸠，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第二句后《毛传》就标有“兴也”。如何兴？赞美可作为君子好逑的美丽淑女，非直接赞美，而是以两只小鸟作兴，并且是两只在河中洲岛上互相应和鸣叫的小鸟，如此比兴，就让那位可作为君子配偶的窈窕淑女，似乎有了声音，也似乎产生了一时令人可望而不可即的距离感，距离又让美感倍增也。此诗接下来的三章，手法一致，既有重叠咏叹，又有递进。古典诗歌，有其独具的魅力。不管是铺陈、讽刺，赞美，优秀的诗歌都是人们有思的杰作。有思想，就有了尊严。正如孔子《为政》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想，就是正道，就没有邪恶。古圣于两千多年前为一切优秀诗歌的辩言，如钟磬之声，犹在耳边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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