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在《中华大宪章（征求意见稿）》开头提出：“我们所要建设的，是一个以仁义为本、以诚信立国、以道德挂帅、以仁本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华民国。（新版已改‘中华民国’为‘新中华’）”

或问：“你所希望的中华民国与孙中山的中华民国有何关系？”

东海的回答是：谈不上什么关系。尽管国民党的文化基础道德素养好于共产党，但也有限得很，国民党及其中华民国的表现同样很不中华，不算中华正统。而且，作为领导人的孙中山和蒋介石入了基督教，沦为异端外道---即使形式上这么做也不行，也是不可原谅的。我说过，中华领袖必须坚持中华文化的立场，以仁（良知）为本为生命信仰。 

我最盼望的是，理想的中华民国能够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改良、儒化演变而来，那样，所付出的社会、政治代价将是最低的，那是中国人民之大福，中华民族之大幸。只不过，这恐怕是我的一厢情愿。大陆当局只怕是有史以来最没有文化也最不懂得尊重文化和文化人的执政团体和领导阶级。对牛弹琴，牛感激、欣赏和学习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反过来尥一蹶子倒大有可能。比较而言，倒是偏安台湾一隅的国民党多少有点文化值得期待。

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先生出身于儒式家庭，举止言谈不无儒家风范，也有一定的儒家的思想和理想。他在纪念中华民国建国100周年的元旦讲话中表示要让中华民国“要做中华文化的领航者。”他认为：

“台湾也是全球实践儒家思想最普遍、最彻底的华人社会。仁义、孝亲、尊师、勤奋、善良、纯朴等儒家倡导的美德，早已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台湾也具有扎实的公民社会、多元的社团宗教、自由的媒体舆论、兴旺的志工运动。英九相信，只要发挥文化的创造力，台湾的魅力可以吸引全世界。唯有台湾，最有条件成为中华文化的领航者。”

这样的表态值得鼓励和期待----但也仅仅值得而已，不敢乐观，不抱厚望。马英九孺子可教，还算不上儒者；国民党儒化有望，还谈不上儒化----至少儒化程度还很低。据我远距离的粗浅观察，其领导层表现出来的文化水准、道德觉悟、政治品位、思想境界都有限得很，除了马英九，没发现大一点的人物。

至于台湾社会，也不像马英九说的那么好，虽有所儒化，程度和水平极低，否则，民进党那种反儒家反中华的党派是很难通过竞选上台的，即使侥幸上了台，也不可能通过“去中国化”之类政治主张。

儒家政权不用说了，标准“那是相当的高”，“仁本立国”和“圣贤为王”是不可或缺的两条基本标准。（仁本立国，指以仁本主义为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仁本主义具有宪法地位；圣贤为王，指有儒家圣贤出现并且能够通过公开公平公正地“选贤与能”而被选举为领导人。）儒化的政权及社会也是有一些硬指标的。例如：

领导群体中有儒者；

儒家受到领导层的高度推崇和全社会的广泛尊重；

有一个值得高度推崇广泛尊重的由“圣之时者”率领的优秀儒家团队；

有儒家学统和儒家大学，儒家经典被列为大中小学校的必读书和从政的入门书；祭孔典礼为每年一度的国家大典，各种庄重场悬挂有孔子圣像；

社会各界有一定数量的儒者和向儒者，有相应的孔庙作为学习、宣传、弘扬儒学和各地儒者聚会交流的道场……

只有达到上述指标，执政党才配称为儒化的政权，社会才称得上是儒化的社会，才初步具备“成为中华文化的领航者”的条件和资格----只有儒家政权才能完全具备这个条件和资格。

上述指标中，“一个由“圣之时者”率领的优秀儒家团队”这一条特别重要。一个社会没有圣贤人物出现，有圣贤而得不到尊重，都说明儒化程度不够。有深刻领会、全面掌握儒家义理和精神的“圣之时者”及其团队存在，并且有权利为制度建设、法律修订、政策制定以及经济文化教育科学等等各个领域的实践提供指导性意见，乃是一个社会及政权儒化程度较高的重要标志。

马英九说得好：“仁政与王道是中华文化的精髓。”然复须知，仁政与王道仅是儒家的政治、社会层面的追求（外王追求），心性学（在儒家为内圣学）更是中华文化根本的根本、精髓的精髓。儒佛道三家千经万论，说透了，无非是让人自明本心、自见本性。三家之异关键在于对心性的认知证悟有所不同，唯儒家内圣开出外王、外王返助内圣，一体同仁，最为圆满。

同时，要把握中华文化的精髓把政治和社会推上王道，除了领导人自己要有一定的内圣修养，还有赖于儒家群体共襄和圣贤人物力助。古人云：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发现“圣之时者”并尊之为师，是儒化政治、儒化社会、实践王道的重要文化保证。

2010,1,4东海儒者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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