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普世价值是指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适用的价值，普适价值更进一步，不仅适用于任何社会国家民族，还适用于任何时间任何时代，不仅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且能“质诸古今而不疑”（程颐语）。

普世性就空间性而言，普适性则兼涵空间和时间。普适的一定是普世的，普世的不一定是普适的。普适性涵盖和高于普世性，普适价值是更高的价值，具有更高的真理性。

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宪政法治等价值观普世但不普适。例如，民主制度适用于今，未必适用于古-----姑且不论民主制度不可能在遥远的古代被“发明”出来。在遥远的古代，在文化、文明程度极其低下的人类“儿童时期”，善的等级制（三纲五常）和开明专制（儒家君主制）就有其相当的合理性合法性，甚至比现代平等民主更有利、更适合于人类社会。

又如法治，原始时代不需要，在物质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人人皆有士君之行”的理想时代（仁本主义文明的高级阶段）也未必需要。民主法治是到目前为止最不坏的，但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

可见，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仍有相当的局限性。

人们普遍认为，世间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仅在一定范围一定领域一定时空内正确，离开了特定范围、领域时空就不适用了。然而，有没有例外呢，有没有一种任何时空都适用的普适价值和绝对真理？

有。《中庸》第二十九章：“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

这里说的君子之道即中庸之道、良知之道，即仁义原则。它既适用于任何社会国家民族又适用于任何时代，既适用于古代也适用于现代和未来，既适用于农业时代也适用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更适用于未来的仁本主义文明。它普遍适用于人类的一切时间段。

仁义原则的普世性也高于民主自由，它不仅适用于政治社会领域，还适用于人类个体。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乃是仁义原则在政治社会领域的作用和体现，是现代性的“礼之大者”。


二


仁义原则可以进一步扩展为仁义礼智信五常道，“开发”出万物一体论、理一分殊论、体用不二论等等义理，儒家经典，就是围绕着这些原则、标准和义理而“说法”的具有高度普世性和普适性的大经。

任何社会任何人任何思想学说“教义”，如果偏离了这些原则和标准，都会出问题；如果违背了，与这些原则和标准对着干，必定问题严重：社会和人必变黑，理必成歪理，学必成邪说，教必成邪教。

需要说明一下：礼的具体形式有时代性和局限性，君主时代有君主时代的礼，民主时代有民主时代的礼，所谓“礼以义起”、“礼，时为大”。但是，礼的精神却没有时代性和局限性，因为礼的精神就是“时”，就是义，都归结为仁。

另复须知，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最早“发现”、必须遵循的原则和标准，但不是儒家的发明。真理只能发现不能发明，不论发现没有，真理都“客观”在那儿。只是，发现真理之后，才能更好地遵循它。

《中庸》开头就开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为教。”本性人人皆具人人平等，但如果不知“道”，就不知重道、向道、修道，就很容易偏离乃至违背道，就谈不上率性而行了。（人性有本习之分。世人言行的率性，往往所率的是习性，而且是不良习性。）

相对“仁”而言，义礼智信诸德仍属本性的作用，良知仁性是人之本性。有儒者说：人人都是天生的儒家，这就是从本性上说的。人之本性乃天之所命，人人皆有人人平等人人相同，天不变本性不变。仁性良知之所以是绝对真理和最高原则，具有普适绝对永恒的价值，道理就在这里。

或曰：“儒学是农业社会的产物，是适应农业社会的学说，而不适合工业社会。”

这是一个普遍的误会。知道了普适性的道理，这一误会就迎刃而解了。农业社会是三七二十一，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及未来任何社会仍然是三七二十一，不会变成三七二十八。

同样，儒家在原则上任何社会任何人都适合，如果哪个社会哪个人不适应了，毫无疑问，那不是儒家的问题。儒家所认证的良知和由此生发出来的生命观、世界观、人生观、人性观、价值观等等，是永远正确不会过时的。


三


论价值和境界，中华文化高于西方文化，儒家文化又高于佛道及其它诸子百家。儒家文化的先进性文明性真理性宗教性，儒家圣贤的高明，就根本性地体现于对“性与天道”（生命本质与宇宙本体）以及万物一体、体用不二之理的认知的全面、深刻和透彻。

西方哲学，于宇宙，只知现象不知本质，只知作用不知本体，唯心论唯物论，都是错把现象当做本质本体了；于生命，只知习性不知本性，性恶论不用说了，说性善，也是从习性而论。

以中华文化的标准衡量，西方哲学属于“无体之学”。优秀如康德，也不得不假设一个“上帝”为体，才能“把话说圆”----建立他的体系，然而假设的体终究不是体，假设的体开不出宇宙万物。基督教上帝创世造人，只是一种蒙昧的信仰和特殊的神话，等同于假设。

佛道两家对“性与天道”及体用不二之理都有相当的认知，然而仍不够圆满，对现象和作用仍不够重视，有耽空滞寂（佛家）、耽虚滞静（道家）、知体遗用乃至性相割裂（两家）之嫌。

佛教说万法归一、道家说“一生万法”，两家都不知“一归万法”；两家都说体用不二，却都疏离政治和社会，不认可政治、制度之“用”。所谓全体大用，“用”有缺，“体”焉能全？两家论道理不可谓不高，只是终究不够圆满，终究不如儒家的无偏无漏大中至正。


2011-1-7东海儒者余樟法

附言：昨夜，偶尔听到某著名的文化大师在某台大谈中国文化的优越性，繁征博引东拉西扯，夸夸而谈言不及义，说了半天也没说到点子上，没说出中国文化根本处优越在哪里，显然是个完全彻底的“不明真相者”：不明生命之真相、良知之真相，当然也不明中华文化之真相。不由得好气又好笑，浪费口才浪费生命还误导听众遗笑大方，何苦来哉。特作此文，略为有兴趣人士释疑解惑吧。

这个时代真是光怪陆离怪状叠出：诗词家不懂平仄格律，经济学家不懂经济，政治家没有政治道德，自由事业以利己主义为旗帜，儒家以坚持异端外道立场为荣，文化大师于儒佛道都门外汉。想起一位无名氏的准名言：“当今中国的大师，哪有不在牛身上装生殖器的？哪有不在马身上栽扁桃体的？”。在真正的文化人眼里，当今众多知识分子学者教授包括众多大师，都属于文化贫民和灾民，都有必要重新接受一番文化、道德常识的启蒙。

另外，拙文用了一些中华文化特有的概念，一般人或不容易读懂，东海在大量旧作中早有解析，兹不一一。有兴趣进一步研究者，可参阅《大良知学》（已经出版，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和待阅《平书》、《论语点睛》（待出版）等书。2011-1-7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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