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正诚之学到尧舜之治：朱熹帝学思想探析

作者：王琦﹡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原道》第37辑，陈明  朱汉民，湖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二月十五日庚戌

          耶稣2020年3月8日

[内容提要]

从首次提出以《大学》为帝学到其经筵讲学之际的32年间，朱熹从未放弃过对“帝学”的思索与建构，力图以《大学》“正心诚意”之学，正君心立纲纪，塑造理想帝王，成就尧舜之治。格物致知以明理是正君心之前提，诚意正心以修身是正君心之关键，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术的实施是君心正而后纲纪立的自然延伸，体现了朱熹以理学原则规范帝王及政治的理想追求，其实质就是以道统规范治统，限君权而出治道。

[关键词]

朱熹  大学  帝学  正心诚意  正君心 立纲纪  尧舜之治

自从范祖禹首先提出“帝王之学谓之‘大学’”的理念后，[①]宋代士大夫们纷纷以《大学》为思想武器，通过经典义理的重新诠释，力图建构帝王之学，以尧舜圣王为目标，引导帝王为学修身、治国理政，成就君德帝业，寄寓政治理想。首先对其进行系统思考与理论探讨的是朱熹。

通过对朱熹文集的梳理，我们发现，早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朱熹就在《壬午应诏封事》中提出“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②]帝王当以《大学》为正学而“跻之尧舜之盛”。[③]之后，他还撰写了《癸未垂拱奏劄》《庚子应诏封事》《辛丑延和奏劄》《戊申延和奏劄》《戊申封事》《乙酉拟上封事》等系列“帝学”封事与奏劄，希望通过“讲学明理而导之于前，定计所以养气而督之于后，任贤所以修正而经纬乎其中”，[④]以学术影响帝王及政治，成就尧舜圣王之治，解决南宋的政治危机与社会问题。当朱熹有机会奏对时，有人曾善意地提醒他：“‘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戒勿以为言。朱熹断然拒绝道：“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⑤]绍熙五年（1194），朱熹担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宋宁宗讲学之时，再次全面总结了其帝学思想，发挥《大学》经义，撰写《经筵讲义》进讲。

从首次提出以《大学》为帝学到其经筵讲学之际的32年间，朱熹从未放弃过对“帝学”的思索与建构。其恒定不变的主题就是以《大学》“正心诚意”之学，正君心立纲纪，[⑥]成就君德帝业，重构政治社会秩序，实现儒家的王道理想。然而长期以来，学界更多的是关注朱熹以《大学》建构四书学新理学体系的研究，而忽视了其作为士大夫以《大学》建构帝学，力图以学术指导政治，得君行道，致君尧舜的一面，从而无法真正理解朱熹平生精力尽在《大学》的根本原因。[⑦]

那么，如何以《大学》之道引导帝王成就尧舜之治呢？朱熹认为“人主之学当以明理为先”，“是理既明，则凡所当为而必为，所不当为而必止，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⑧]而所谓的“致知、格物，是穷此理；诚意、正心、修身，是体此理；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是推此理。”[⑨]因此，要实现致君尧舜的理想目标，首先就要通过格物致知以明理，而后做诚意正心的修身工夫，最终达致家齐、国治、天下平的目标。

一、格物致知以明理：为学最为先务

朱熹认为，在成就圣王的道路上，格物致知乃是“《大学》第一义”，“修

己治人之道无不从此而出”，[⑩]是帝王为学修身的首务。那么，什么是格物致知？如何格物致知以明理呢？

1.格物致知的内涵。所谓的“格，至也。物，尤事也”，“格物”就是“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11]也即即物求理，穷而至之，达致对事物之理极致的认识。所谓“致知”，则是“致，推极也。知，尤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是将格物所穷之理推至极致，“则知之在我者，亦随所诣而无不尽矣”。[12]从格物到致知是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穷尽一物之理，致知便只是穷得物理尽后，我之知识亦无不尽处，若推此知识而致之也。此其文义只是如此才认得定，便请依此用功。但能格物，则知自至，不是别一事也”。[13]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格物是致知的基础与条件，致知是格物的深化与完成；格物是对事物的研究、分析、归纳而获得之“理”，致知是对所获之“理”的应用与推演。合而言之，格物致知就是通过向外即事穷理，向内推致吾心，使得“内外昭容、无所不尽”。[14]外物之理与我心之理融会贯通，达到心与理一，获得对“共同之理”的认识。

2.格物致知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格物致知何以可能且成为必要呢？这是因为“万物各具一理，而万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无不通也”。正是由于万物共同之理的存在，使得格物致知成为可能，“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于天下之理无不能知”。可从具体事物的分殊之理达致对天地万物共同之理的认识。同时，万物除了理一之外，还有气禀“清浊偏正之殊”与物欲“浅深厚薄之异”，因而造成了圣与愚、人与物的不同，“以其禀之异，故于其理或有所不能穷也。理有未穷，故知有不尽。知有不尽，则其心之所发必不能纯于义理而无杂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诚、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国家不可得而治也”。气禀与物欲的不同，使得格物致知成为必要。否则任其发展下去，则会给天下国家的治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昔者圣人盖有忧之”，通过小学而进乎大学之教，“穷究天下万物之理而致其知识，使之周遍精切而无不尽也”。[15]在万物一体的终极境界与分殊之理间，通过格物致知，不断地探知世界与自身，体认万事万物之理，确定自己与世界的有机联系，提升其生命价值。

3.格物致知的方法。如何格物致知以明理呢？可根据不同事物，从不同途径入手，“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莫不见其所当然而自不容己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推类以通其余”，“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但得一道而入，于一事上穷尽，便可透过现象探究其本质与规律（理），同时，以主敬主一、庄整齐肃、收敛其心等方式，“从容反覆而日从事乎期间”，持之以恒，真积力久，“以至于一日脱然而贯通焉，则于天下之理皆有以究其表里精粗之所极，而吾之聪明睿知亦皆有以极其心之本体而无不尽矣”。[16]万物之“理”与心中之“理”相互印证，在日用伦常中达致对天地万物之“理一”的认识，知其所当然与所以然，为个体安身立命，参赞天地化育奠定基础。

4.格物致知的对象与实质。朱熹格物致知的对象，虽然包括鸟兽草木等自然物理，但其所“穷”之理的重心，却是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等社会人伦与道德之理。[17]因而其格物致知的实质是“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18]通过与外界事事物物的接触，在日用伦常的践履中，体认自身天赋之“明德”，充分发挥主体的道德自觉性，依循天理而行，不断地摒去气质、物欲之蔽，以至于明明德于天下而臻于至善。所以朱熹说，“格物致知之说者，所以使之即其所养之中而发其明之之端也”。[19]也即程颐所说的“‘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迁，迷而不知，则天理灭矣，故圣人欲格之”。[20]格物致知是通过事事物物分殊之理的穷究，达致对“共同之理”的体认，明白“至善”之所存，并不断地扩充其天赋“明德”之性，“因其已明之端而致其明之之实”，诚意正心而修身立德。[21]没有格物致知的“求知至善之所在”的“知止”努力，就没有“自诚意以至于平天下”的“求得夫至善而止之”的“得止”效验。[22]

如果帝王及其子弟在“为臣为子之时”没有通过“涵养其本原”的“格物致知”功夫,幼时不知“小学之教”，长大之后就“无以进乎大学之道”，一旦“君临天下之日”，则“决无所恃以应事物之变而制其可否之命”，“其心乃茫然不知所以御之之术”，使得中外大小之臣皆得以“欺蔽眩惑于前，骋其疑义于后”，将给国家带来大危大累。所以作为帝王应当“深思猛省，痛自策励”，求其放心，实下功夫，“涵养本源而致其精明，以为穷理之本”，使得“奸言邪说无足以乱其心术”，方可以秉本执要，达致对天下的治理。[23]可见，朱熹将格物致知以明理作为帝王为学之首务，目的就在于就是要树立天理的最高权威，将帝王纳入天理所规范的范围，让其认识到学为尧舜的依据就在于天理所赋的“明德”之性中，从而引导帝王“深察天理，以公圣心，广求贤忠，以修圣政”，[24]提升道德的自觉性与自律性，按照理学的原则立身行事与治国理政，实现天下大治。

二、诚意正心以修身：“正君心”之关键

如果说格物、致知是“穷”此“理”而明善的“知”之始，那么诚意、正心则是“体”此“理”而逐渐臻于至善的“行”之始，是引导帝王于天理、人欲的隐微处做工夫，用道心克制人心，摒弃气质物欲之弊而“得此道于身”，[25]正其心术以立纪纲的关键阶段。

1.帝王之心正与不正的根源。朱熹认为，虽然心具有“至虚至灵，神妙不测”而“提万事之纲”的功能，[26]但是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异。所谓“天理”乃“此心之本然”，是“道心”的体现；所谓的“人欲”，就是“此心之疾疢”，为“人心”之发用。[27]天理与人欲，道心与人心，一个原于性命之正，一个生于形气之私，其“所以为知觉者不同”。人物之生，无不是理、气和合的结果，只要有人之形，虽上智，不能无人心；虽下愚，不能无道心，这是人人之所同。[28]作为“本心之善”的道心，其体至微，隐而难见，在外界“利欲之攻，不胜其众”的诱惑下，“其间心体湛然、善端呈露之时，绝无仅有”，[29]天理之善与道心之微难以呈现，是以危殆而不安。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常“杂于方寸之间”，不时地交战于其中。[30]如果循道心与天理而行，则“其心公而且正”；如果循人心、人欲而行，则“其心私而且邪”，二者一分，则“公私邪正之塗判矣”，从而产生“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劳而日拙”，国家治乱之效“大相绝者”，然究其根源，其发端处却“在夫一念之间”。[31]如对此“不知所以治之”，心无所主，就会产生“危者愈危，微者愈微”的后果，而致“天理之公，卒无以胜乎人欲之私”，[32]物欲横流，风俗颓败，国家动乱。因而天理与人欲，道心与人心的发端、萌芽处，即是做正心修身功夫的关键点。

2.诚意正心以修身。

《大学》言：“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33]又言：“知至而后意诚”。[34]诚意是与致知相续相贯的过程。朱熹说“意虽心之所发。然诚意工夫却只在致知上做来。若见得道理无纤毫不尽处,即意自无不诚矣。”[35]因而穷尽此理而知至之后，就必须根据所体认到的“天理”，“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36]依循天理之本然，严分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之别，“察乎二者之间而不杂”，“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37]一切依循天理而行，做到“有主于中，有地可据，而致谨于隐微之间也”，致使是非得失“皆有以剖析于毫厘之间”，[38]心有所主而不为私欲所移，居敬持志，终日俨然，常存此心，在惟微惟危处扎扎实实地做为善去恶、明理诚善的修身功夫。日日从事于期间，无少中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道心主宰人心，“其动静语默，出入起居，惟吾所使，而无不合于理”，[39]致使私欲净尽，天理流行。这些都是“皆所以正吾心而为天下万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则视明听聪，周旋中礼，而身无不正。是以所行无过不及而能执中，虽天下之大，而无一人不归吾之仁”。[40]所谓“正其本，万事理”，劳少而功多，身修而国治，臻于至善，优入圣域，反之则“差之毫厘，缪以千里”，“天下之事，无急于此。”[41]

由此可见，诚意正心是将个体通过格物致知而认识到的天理，进一步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践履过程，是知“道”、体“道”进而得“道”于身，最终实现致明明德于天下的关键阶段。没有格物致知的穷理工夫，诚意正心便失去了内在的依据与行动方向；没有诚意正心的惟精惟一工夫，格物致知所穷之理便无处安放而流于空虚。格物致知是诚意正心的基础与前提，而诚意正心则是格物致知的延伸与深化，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共同构成了具有儒家理性主义与实践精神的修身功夫。只要抓住了正心修身这个根本，则可推之天下国家亦举而措之耳，治理天下也就顺理成章，如同运诸掌上般容易。这就是“大学之道”所谓的本末先后的为学修身之序，展现了儒家以修身为本而及于天下国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三、家齐国治而后天下平：“立纲纪”之要

通过格物致知以穷理明善，诚意正心以修身立德的工夫，引导帝王“正君心”而立定天下之大本之后，接着就是要将帝王体认到的“天理”推之于家国天下，具体化为一系列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术，方可纪纲立而天下治。

（一）齐家之术

相对于帝王治国平天下而言，齐家是根本，“故人主之家齐，则天下无不治；人主之家不齐，则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42]帝王之“齐家”与普通百姓不同，包括了太子的培养、后妃近侍、外戚权贵等多种关系的处理。

1.择师傅以辅皇储。从江山稳固与国家治理的角度而言，皇太子的教育是其中最首要的问题。“天下之命系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43]皇太子教育当首重择师傅而得其人。因而“必选端方正直、道术博闻之士与之居处”；别置师傅宾客，以“发其隆师亲友、尊德乐义之心”；“罢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复其职”，“防其戏慢媟狎、奇邪杂进之害”；又置“赞善大夫，拟谏官以箴阙失”，使得皇太子朝夕所处而亲密无间者，无非正人，习于正而正。此外，还需皇帝以时召之，言传身教，从容启迪，“凡古先圣王正心修身、平治天下之要”，帝王自身“所服行而已有效，与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勉者，倾倒罗列，悉以告之”，则“圣子神孙皆将有以得乎帝王“传心之妙”，而使得宗庙社稷永固，传之无穷。[44]

2．正家人及其左右。（1）定正位，分嫡庶。在夫妻的关系处理中，要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而夫妇之别严者，家之齐也。”分清楚男女、夫妇各自的位置与职责。内外之分、夫妇之别不可以易位。在妻妾关系的关系处理中，则要求“妻齐体于上，妾承接于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齐也。”[45]妻妾的位置、嫡庶的分别要有定分，不能僭越。（2）戒声色，杜请托。在宫闱内外，帝王要注意“采有德、戒声色、近严敬、远技能”，多亲近贤德之人，“内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达，请谒不行”。[46]以端庄齐肃的态度，明辨是非，谗言不入，正身以德，使“后妃有《关雎》之德，后宫无盛色之讥”，无一人敢“恃恩私以乱典常，纳贿赂而行请谒”，这即是“家之正也。”[47]（3）戒贵戚，正左右。帝王退朝之后，在从容燕息之间，务必使陪侍左右的“贵戚近臣、携仆奄尹”，各恭其职，上惮不恶之严，下谨戴盆之戒，无一人敢通内外、窃威福，招权市宠，以紊朝政”，从而使得“内自禁省，外彻朝廷”，均秉持公理正义而行，无外戚近习乱政，从而正家人而及于左右，“有以达于朝廷而及于天下焉。”[48]

（二）治国平天下之术

在以《大学》作为帝王之学来指导帝王成圣德出圣治的封事奏劄中，朱熹结合自己担任地方官多年的政治经验与南宋的社会实践，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平天下之术，其要点如下：

1.亲贤臣远小人而明体统。朱熹认为“小人进则君子退，君子亲则小人必疏，未有可以兼收并蓄而不相害者也。”[49]因而君主当正心修身，循天理公圣心，从“为宗社生灵万世无穷之计”出发，而“不为燕私近习一时之计”，选拔刚明公正之人作为辅相，远离“作奸欺、植党与、纳货赂”的奸佞小人。[50]明确“人主以论相为职，宰相以正君为职”，君臣各守其职，各尽其力，不相侵夺，然后体统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于一而无多门之蔽。同时，“又公选天下直谅敢言之士，使为台谏给舍，以参其议论”，使帝王“腹心耳目之寄，常在于贤大夫而不在于群小，陟罚之柄，常在于廊庙而不处于私门。”[51]从而建立“乡总于县，县总于州，州总于诸路，诸路总于台省，台省总于宰相，而宰相兼统众职，以与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的君臣共治天下，互相制衡的政治运行机制，防止君主因一己之私而朝政独断，“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得其守，各司其职，确保体统明而纲纪立，朝廷正而天下万事无不得正。[52]

2.振纲纪选贤才以厉风俗。朱熹认为“四海之广，兆民至众，人各有意，欲行其私，善为治者，乃能总摄而整齐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不敢如吾志之所欲者，则先有纲纪以持之于上，而后有风俗以驱之如下也。”所谓的振纲纪就是“辨贤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赏罚之私也。”其实质就是任贤使能，赏罚分明。因而需“宰执执秉而不敢失，台谏补察而无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于上而照临之”，君臣皆以公心，各守其职，各尽其力，“是以贤者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刑，而万事之统无所缺也。”所谓“风俗”就是“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如果在上位者纲纪既振，则在下之人，不待“黜陟刑赏一一加于身”，自将“各自矜奋，更相劝勉”以去恶从善，“而礼仪之风、廉耻之俗已丕变矣。”反之，如果“至公之道不行于上，是以宰执、台谏不得其人，黜陟刑赏多出于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于靡然不知名节行检之可贵，而唯阿谀软熟、奔竞交结之为务”，风俗颓坏，士风不振。因而，朝廷纲纪以及在上位者的表率作用，依然是天下风俗转变的重要因素。[53]

3.纾民困修军政而攘夷狄。朱熹认为，节用爱人是先圣治国之要旨。其缘由即在于“国家财用皆出于民，如有不节而用度有阙，则横赋暴敛，必将有及于民者。虽有爱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泽矣。”老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财政用度皆取之于民，因而爱人者必先节用，乃是不易之理。但是从宋代建国以来的实际情况来看，其“取于民者，比之前代已为过厚，重以熙丰变法，颇有增加。”尤其是建炎以来，“地削兵多，权宜科须，又复数倍，供输日久，民力已惮”。其根源一是“诸路上供多入内帑，是致户部经费不足，遂废祖宗破分之法”，二是军费负担过重，将帅不得其人。因而要纾解民困，就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还内帑之入于版曹、复破分之法于诸路，然后大计中外冗费之可省者，悉从废罢”，从源头减轻老百姓的赋税负担；二是择将帅核军籍，汰浮食广屯田，以节约军费，充实军储，则民力可纾，军政可修，国力日强，最终实现攘夷狄复国仇，收故土的理想。[54]

四、结语

朱熹为什么会以《大学》为帝学以正君心立纲纪呢？这是因为朱熹认为“人君之学与不学，所学之正与不正”，直接关系到“天下之治乱”。[55]在君主集权制度下，帝王身系天下之重，“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56]帝王的一言一行决定了天下之风向与国家之兴亡，因此要成就尧舜般的圣帝明王之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从权力的源头正君心立纪纲，防止君主因个人私欲对国家正常政治生态与运行机制的破坏。然而“纲纪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纲纪有所系而立”。纲纪的树立有待于君主之心正，而“君心不能以自正”，又有待于师傅贤臣“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立。”[57]选择何种经典与学问正君心立纲纪直接关系到国家之兴衰治乱。

由于《大学》作为“古者圣帝明王之学”，承载了《六经》的经旨脉络与与尧舜圣圣相传的精一、执中之道，[58]体现了“圣人做天下的根本”，“明此以南面，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59]为帝王与为士大夫提供了一条由内圣通向外王的修身立德、治国平天下的为学纲领与实践路径，凡是“后之君子欲修己治人而及于天下国家者”，必不可“舍是而他求”。[60]如果帝王能够“少留圣意于此遗经”，通过“延访真儒”，讲学明理，[61]以《大学》指导其正心修身、治国理政的实践，则可以“秉本执要，酬酢从容，取是舍非，赏善罚恶，而奸言邪说无足以乱其心术”，[62]从而实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的王道政治。[63]这也是朱熹多年来一直孜孜不断地诠释《大学》，建构学术与政治思想体系的根本原因。

虽然朱熹也自知其“正心诚意”之学，“疑若迂阔陈腐而不切于用”，[64]但他之所以不计后果地向帝王进献大学之道，即使是“屡进不合而不敢悔者”，就在于这是他从国家长治久安出发，“竭其平日忧国之诚”而撰写的“治体之要”，[65]如能引导帝王“缉熙帝学以继跡尧、舜”，[66]“循天理、公圣心以正朝廷之大体”，[67]掌握天下国家治理之要道，“上有补于圣明，下无负于所学”，[68]朱熹即使是“退伏岩穴，死无所憾”。[69]其以《大学》为思想框架建构帝王之学，作为“正君心立纲纪”的思想武器，也无非是希望从为治的源头与根本出发，以儒家的价值理念引君于道，影响帝王的心性修养与政治实践，实现尧舜之治。其中，格物致知以明理是正君心之前提，诚意正心以修身是正君心之关键，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术的实施是君心正而后纲纪立的自然延伸，体现了朱熹以理学原则规范帝王及政治的理想追求，其实质就是以道统规范治统，限君权而出治道，具有一定的政治批判意义。同时，他又将其理想的实现寄寓于君主的道德自觉，在实际操作中缺乏制度与法律上的制约，因而又具有历史的局限性。

作者简介

王琦，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南汨罗屈子书院执行院长，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儒家哲学、艺术哲学与传统文化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项目主持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宋学源流》子课题负责人，出版了《朱熹帝学思想研究》（台湾）、《论语探微》、《梁启超与近代中国学术师承》等专著。

﹡王琦，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教授，哲学博士。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16BZX05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范祖禹：《帝学校释》，陈晔校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页。
 
[②]朱熹：《壬午应诏封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1，《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71页。
 
[③]朱熹：《壬午应诏封事》，第572-573页。
 
[④]朱熹：《壬午应诏封事》，第596页。
 
[⑤]脱脱等：《朱熹传》，《宋史》卷429，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757页。
 
[⑥]朱熹：《庚子应诏封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1，《朱子全书》第20册，第580页。
 
[⑦]朱熹曰：“某于《大学》用工甚多。温公作《通鉴》，言：‘臣平生精力，尽在此书。’某于《大学》
 
亦然。”见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4，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8页。
 
[⑧]朱熹：《癸未垂拱奏劄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3，《朱子全书》第20册，第633页。
 
[⑨]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5，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2页。
 
[⑩]朱熹：《答宋深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8，《朱子全书》第23册，第2773页。
 
[11]朱熹：《经筵讲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5，《朱子全书》第20册，第707页。
 
[12]朱熹：《经筵讲义》，第696-697页。
 
[13]朱熹：《答黄子耕》，《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1，《朱子全书》第22册，第2377-2378页。
 
[14]朱熹：《经筵讲义》，第697页。
 
[15]本段所引均出自朱熹：《经筵讲义》，第708-709页。
 
[16]本段所引均出自朱熹：《经筵讲义》，第708-709页。
 
[17]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5，第284页。
 
[18]朱熹：《经筵讲义》，第696页。
 
[19]朱熹：《经筵讲义》，第694页。
 
[20]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6页。
 
[21]朱熹：《经筵讲义》，第694页。
 
[22]朱熹：《经筵讲义》，第696页。
 
[23]朱熹：《经筵讲义》，第709-710页。
 
[24]朱熹：《延和奏劄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3，《朱子全书》第20册，第642页。
 
[25]关于“道”与“德”的关系，朱熹曰：“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德，便是得此道于身。”见：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3，第231页。
 
[26]朱熹：《行宫便殿奏劄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4，《朱子全书》第20册，第669页。
 
[27]朱熹：《延和奏劄二》，第639页。
 
[28]朱熹：《戊申封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1，《朱子全书》第20册，第591页。
 
[29]朱熹：《己酉拟上封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2，《朱子全书》，第20册，第619页。
 
[30]朱熹：《戊申封事》，第591页。
 
[31]朱熹：《延和奏劄二》，第639页。
 
[32]朱熹：《戊申封事》，第591页。
 
[33]朱熹：《经筵讲义》，第696页。
 
[34]朱熹：《经筵讲义》，第697页。
 
[35]朱熹：《答王子合》，《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9，《朱子全书》第22册，第2262页。
 
[36]朱熹：《经筵讲义》，第710页。
 
[37]朱熹：《戊申封事》，第591页。
 
[38]朱熹：《经筵讲义》，第712页。
 
[39]朱熹：《戊申封事》，第591页。
 
[40]朱熹：《戊申封事》第591页。
 
[41]朱熹：《癸未垂拱殿奏劄一》，第633页。
 
[42]朱熹：《己酉拟上封事》，第619页。
 
[43]朱熹：《己酉拟上封事》，第622页。
 
[44]朱熹：《戊申封事》，第598-599页。
 
[45]朱熹：《己酉拟上封事》，第619页。
 
[46]朱熹：《己酉拟上封事》，第619页。
 
[47]朱熹：《戊申封事》，第592页。
 
[48]朱熹：《戊申封事》，第592页。
 
[49]朱熹：《己酉拟上封事》，第620页。
 
[50]朱熹：《戊申封事》，第599-600页。
 
[51]朱熹：《己酉拟上封事》，第623-624页。
 
[52]朱熹：《庚子应诏封事》，第586页。
 
[53]朱熹：《己酉拟上封事》，第624-625页。
 
[54]朱熹：《己酉拟上封事》，第625-626页。
 
[55]朱熹：《壬午应诏封事》，第572页。
 
[56]朱熹：《己酉拟上封事》，第618页。
 
[57]朱熹：《庚子应诏封事》，第586页。
 
[58]朱熹：《庚子应诏封事》，第586页。
 
[58]朱熹：《壬午应诏封事》，第572页。
 
[59]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4，第250页。
 
[60]朱熹：《经筵讲义》，第692页。
 
[61]朱熹：《壬午应诏封事》，第573页。
 
[62]朱熹：《经筵讲义》，第710页。
 
[63]朱熹：《戊申封事》，第614页。
 
[64]朱熹：《癸未垂拱奏劄二》，第633页。
 
[65]朱熹：《戊申封事》，第613-614页。
 
[66]朱熹：《壬午应诏封事》，第579页。
 
[67]朱熹：《延和奏劄二》，第641页。
 
[68]朱熹：《戊申封事》，第613-614页。
 
[69]朱熹：《戊申封事》，第5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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