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凤篪作者简介:张钰,字凤篪,男,西元1988年生,甘肃庆阳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本科毕业(2010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学术及晚清民国学术史的教学研究,致力于国学普及推广,兼任湖北省国学研究会副秘书长等。 |
疫中杂记(十一)
作者:张凤篪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二月十六日辛亥
耶稣2020年3月9日
2020.02.23,向死而生
今天又有两位医生牺牲,一男一女,都非常的年轻。迄今为止,仅见诸报端的医护人员牺牲数据就已达到2位数。我自《悼》之后已经不再写关于医护牺牲的文字,我想要说的在那篇里面基本已经说完了。
目前,全国的累计死亡病例已经达到2445例,就如大家都在引用的日本导演北野武的那句话:“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所以,比悼念更能抚慰人心、避免再次重蹈覆辙的,是对整个事件的深刻反思与问责,是对整个机制的纠偏与堵漏,是重新弥合人心上的疮口。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其《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曾经讲过:“‘我将要死’并不是一种外在的事件,而是我自己存在的一种内在可能性。”对于死亡的恐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我在很多年前系统地读了法国学者米歇尔・沃维尔的《死亡文化史》、台湾学者傅伟勋的《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以及武大哲学系段德智教授的《死亡哲学》等书,也喜欢探寻历史上的每一天,都有哪些人出生,哪些人死去?
无神论者坚信人的生命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人生一世,草木一丘,人死如灯灭,所以这一辈子一定要好吃好喝好玩,怎么开心怎么来。人生先是一个短暂的辉煌明亮,然后是永恒的黑暗与死寂,所以这一辈子一定要好好活着,活出精彩和价值就行了。
中国古人则更多地相信,死去的祖先灵魂仍然存在,且会对子孙的生存状态产生影响。在儒教的观念中,“忠”“孝”是最重要的美德,所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丧礼无他焉,明死生之义,送以哀敬,而终周藏也……事生饰始也,送死饰终也,终始具而孝子之事毕,圣人之道备矣”。
祖先崇拜要求人们对已经去世的先人要像他们还活着时一样的尊敬。“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在逝者下葬时需要随同准备许多日常生活物品的纸样一同烧毁,如同送故人到另一个世界生活一样,并定时烧纸(送钱),甚至在不同季节送不同衣物的纸样烧毁,所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在中国历史上,祖先崇拜成为各族人民生活中一种强烈而朴素的信仰。儒家认为人如能在死前留下自己亲生的子女或后代,就是自己生命及祖先生命的生物性延续。如果还能在这一生中立德、立功、立言,则不仅实现了生物学的延续,还衍生拓展出了社会性、文化性及道义性的生命部分。《大戴礼记》讲:“凡不孝生于不仁爱也,不仁爱生于丧祭之礼不明。丧祭之礼,所以教仁爱也。致爱故能致丧祭,春秋祭祀之不绝,致思慕之心也。夫祭祀致馈养之道也,死且思慕馈养,况于生而存乎?故曰丧祭之礼明,则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狱,则饰丧祭之礼。”
我们在清明要去扫墓祭祖,各种阴节、阳节都要给祖先烧纸,让“他”在那一世也能过得好。我们相信祖先可以庇佑本族成员、赐福儿孙后代,并进而形成一套每个人日常都要遵守的行为准则。你若在这一世干了坏事,下去了以后祖宗要骂人的,是没脸见列祖列宗的。历朝历代,皇帝都有一个祭祀的祖陵,各个家族宗族也有自己的祠堂、牌位,这些在影视剧、文学作品里面都有表现和反映。中国文化中的祖宗崇拜让我们在这一世学会敬畏与克制,有的事情不能乱来,有所为有所不为。
基督教认为,死亡不是生命的彻底终结,灵魂没有死。基督教相信最终要来临的那一天叫世界的末日,只有等到世界末日来临,曾经来到过这世界上的人,通通都要接受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神也就是“上帝”的审判。上帝有可能把你判入天堂,也有可能把你判入地狱。因此,这一世短暂的几十年不重要,现在这几十年我吃点苦、受点累无所谓,未来永生的快乐才重要。
佛教则讲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三世就是前世、今世、来世,你的起心动念或所作所为所种下的因,都会融入生命的深处,等因缘成熟时就会结成果报,让你非在今世或后世承受不可,因此这种人会“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六道轮回原为古印度婆罗门教的世界观,后来释迦牟尼佛出世,随顺此世界观用以度化世人,断诸烦恼永离生死。六道者:天道(化生)、阿修罗道(魔)、人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前三者是善道,后三者是恶道。
六道众生中,人道善于思惟,智慧易开,最容易接受佛法教化,故而诸佛、菩萨多在人道度生。人道居苦乐中间,苦可激发人的出离心,乐可使人生起向往心,苦乐对比最容易生起觉悟心。人生一世,如造恶则堕恶道,修善则升天道。一次佛弟子问佛:来世再转人者能有几何?佛用指甲搓地上土,放掌中说:“得人身如掌中土,失人身如大地土。”
“对死的投入不是对生命期望的延伸,而是对幸福期待的延伸。”死亡从来不是一件可以避免的事情,但所有非正常、非必要的死亡,都必须要去被追问、谴责、清算,以使每一个依旧存在的个体的生命,在未来得到保护、优待与尊严。
想想那些失去爱情的人,爱着,该多么好;
想想那些已经死去的人,活着,该多么好。
2020.02.23,捐人
农历二月来了,气温也一下子升上来了,今天的高温达到了18度,低温也有12度。我看天气预报,明天武汉市的气温将升到24度,这显然已经是标准的春天了。
上午的时候,群里发了一条消息:爱心助农!因农户采购不到养殖饲料,现有肖榨房村散养鸭子出售。现杀100元三只,每只净重3斤左右,可送到村(社区)门口指定存放点自提(限庙山区域)。三只鸭子9斤100元,还要包配送,我不晓得这个价格相比于平时究竟高了或者大概率是低了多少。之前,我们已经在新闻上看到了家禽养殖场、养蜂人、鲜花种植基地、水果基地的人因为疫情遭遇的各种损失与困境。如今,惨剧开始在我的周围上演了。那些足月或者不足月的鸭子,不杀掉就得饿死,甚至还有爆发动物传染病的风险,杀了卖掉虽然价格远不如平时,但好歹多少可以收回点投资。不过,我并没有加入买鸭子的群,一方面我自己不太会做,一方面三只鸭子对我来讲确实太多了。
今天凌晨和朋友讨论“武汉市民现在如何购物”的话题,我的答复是加了很多群+物价特别贵+基本是套餐+量少还不送+不买随时没。所以这一个多月的生活处境就是,买了菜之后的几天里天天青菜,没菜的时候就天天白米饭或者煮挂面。这不是你想当然地说“那你多买点不就可以了么”的问题,其一是供给紧张,其二是价格略高,最重要的是,为了减少出门,我们必须将自己的生活消费降低至最低的质量和数量,能少吃的就少吃,能不吃就不吃。何况,绝大部分老百姓,无论是住豪宅别墅还是一居公寓,家里的冰箱都不是为了应对当下这种极限状态采购的。所以即使买得到,买得起,也有胆量和条件隔三岔五就下楼去取东西,也存在着一个放不久的问题。毕竟气温已经这么高,连土豆都开始长芽了。
这次的武汉几乎已经要被掏空了,我平常有在京东上购物的习惯,而且基本上除了衣服之外的东西都是优选京东。京东的自建仓库自有物流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我也一直很看好这家不怎么挣钱但是特别值钱的公司。我记得2017年4月的某天,我临时需要出个短差,但家里没有合适的箱子。我在上午10点多下单了一个新秀丽的背包,下午四点多的时候货就已经送到了我手上。
最近我发现,即使武汉是京东的八大物流中心之一,在这里也有包括“京东亚洲一号仓”在内的多个仓储中心,可是依然出现了大面积的缺货现象。首先是冻品生鲜,水饺、牛肉、大虾、螃蟹、鸡腿这些压根不要想,手抓饼、奶黄包、方便面、卤猪肉、午餐肉等半成品或成品的方便速食也基本全线断货,甚至就是雪碧、可乐、红牛也数量不全。反正凡是你能想到的,日常居家所能用到的衣食住各种生活必需品,基本上都处于紧张稀缺的状态。而且,任何商品下单,页面显示的送货时间基本上都在15天左右。
我想,这是不是至少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一是全国的大物流还不够顺畅,所以从厂家或者其他城市调货补充库存成为困难,只能是紧着现有的存货卖;第二是本地的小物流人手短缺,我10多天前去采购见到京东小哥时,他说的是一周送两次,目前看来已经无法保证;第三是本地的生活物资依然处在一种紧张平衡的状态,京东缺货的情况下,大概率天猫苏宁也不会库存充裕,老百姓可能有人抢购囤货,但也肯定有人只能将就应付。
网上有人说,不是全国各地都在调、捐物资给你们吗?事实上作为个体,我真的不清楚这些东西都去了哪里,我确实在超市看到过国家储备冻猪肉,但我没有买过,所以不清楚品质如何。我们小区也给大家送过一次免费菜,但那个蔬菜是开发商买了单而不是外地捐的,而且每份蔬菜包里都有一张“武汉市兰菊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宣传单页。
晚上的时候,手机收到短信,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在全市专项招募“志愿服务关爱行动”志愿者。此次专项招募的志愿者以武汉市社区居民为主,主要为所在小区居民提供食品药品代购代送等服务。各区防控指挥部、街道社区和交管部门负责为志愿者提供通行证件,各区防控指挥部和文明办负责为志愿者提供必要的防护和工作条件。志愿者由各街道办事处负责招募把关,由社区负责管理和使用。报名可以登录“学习强国”APP,也可以关注“文明武汉”微信公众号。
下午的国新办记者会上,就有包括公安干警、本地医生、外地援汉医生、快递小哥、志愿者在内的一线战“疫”普通工作者首次亮相。在经历了全国各省市的兄弟姐妹捐款捐物捐医护的第一阶段后,现在到了留守武汉的所有人互助互援、自救自保的新阶段。
自助者,天助之。
2020.02.24,批评与建设
胡适与鲁迅,生前身后都是有大名气的人。民国时期,胡适之“暴得大名”,又好交际,以至有人以“我的朋友胡适之”而标榜抬高自己。鲁迅更不必说,那个年代无数革命大学生的精神领袖,无数文学小青年的文艺教父。建国后,鲁迅被写进教材,成为主流近六十年;胡适则被钉上十字架,轰轰烈烈地搞了一番“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出了八大本的文集。以至于本来不知道胡适的,也都知道了,虽然是"臭名昭著”,但也算是名气的一种吧。近年来,鲁迅离开了教科书,胡适则走进了公众视线。“你方唱罢我登场”,似又有了抑鲁迅而扬胡适的势头,还在神化与妖化间徘徊。生前,他们算不得好朋友,但也不是大敌人,互相欣赏又各自独立。有志趣相投之处,也有观点分歧之时。总的来说,都属那个时代有大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一词,原系西方传入。民国以来我们从西方、日本进口了很多概念、名词,比如哲学、共和、机器、漫画、幽默等等。但这个从西方传入的概念,内涵一直不甚明了,此点学者早有论及,不赘。简单言之,知识分子之本意,乃指有文化且对社会国家负有责任,做出批评建议的人。因而,现今的大学教授,可能更多适合“学者”一词,而某个高中校园里对政府和教育制度大发感慨的学生,却有点类似“知识分子”的味道。
百年来的中国社会,一直处在一个变动的局面中,这种变动,不只是说政治领域内的,还包括文化、学术、社会的各个层面。余世存先生曾经讲过,我们的这一百年的现代化的寻觅,是一个不断的否定的过程。曾经认可的,后来反对了,再后来又反对"后来反对”的,就这样不断的自我否定。求索的历程不可谓不曲折,这是知识分子对社会国家的关注和忧心。
知识分子关注国家,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本属身份之内的事情。即使如陈寅恪那样标榜“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的人,也有讽刺国民党时期郑州花园口黄河决堤、国币贬值的“黄河难塞黄金尽”这样的诗句。可以说,晩清民国时期的学人,无论是置身政治漩涡之内,还是静居大学书斋之中,心中都有着对国家、民族、文化的关注与责任。这是从古而沿袭下来的传统。《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范仲淹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中国文人古即有之的“天下与民”的观念。民国时期,被认为是中国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思想、制度、人物,乃至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各方面,都充满了新思潮,新事物。但新中又有旧,即使倡导“全盘西化”的胡适,也不例外的要遵循母亲的意思娶了一位小脚村姑老婆。
近代化的过程,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因而即使在不同党派、不同身份的人那里,总的方向也是一致的。胡适与鲁迅,一个留日,一个留美,一个批评旧礼教,一个建设新文化。在批评与建设之间,在两个人的背后,是那一个时代的全体知识分子的映像。
今天讲胡适,多讲他的新文化运动,讲建设性的内容。胡适一生倡导文学改革,身体力行地进行白话文的写作,他的第一本白话诗集就命名为《尝试集》,为白话文和新文学摇旗呐喊不遗余力。而纵观其一生的努力,都在做为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未来求光明的道路的建设工作。
今天讲鲁迅,则多讲他的小说杂文,讲批评性的内容,甚至有论者以为鲁迅批评了一生,却一点建议也没有。说得多的,是对于“吃人”的“礼教”、对顽劣的“国民性”、对旧传统旧道德、对军阀统治、对国民党的压迫的批评。少有提及,鲁迅偶尔也讲讲的,比如翻译问题,比如电影美术,比如文人相轻等等。终其一生,是个斗士,是个到死也“一个都不宽恕”的人。
但是,这并不是鲁迅和胡适的全貌,也不是民国文人的全貌。要看全貌,则内外都要关注到。胡适固然是建设的,但也不是没有批评,如他早年倡导“整理国故”,就声明是为了“打鬼”“捉妖”,是要“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又如胡适和国民党的关系,他虽“为党效力”,但终其一生坚持不加入国民党。且从办《独立评论》时期,就有诸多对国民党当局的正面尖锐的批评。这些,是胡适批评的管中一斑。
鲁迅当然也不是没有建设。他在文学创作领域最大的贡献就是他的建设。中国的白话文小说起于鲁迅,也成熟于鲁迅,这是传至百代千秋而不可推翻的公论。而一部《中国小说史略》,更是让那些以为中国没有小说的中外文人学者彻底折服,成为传世名著。他提携萧红萧军夫妇、帮助瞿秋白整理遗稿,这些内容,虽然多少属于友情层面,但在鲁迅自己而言,则更兼有为新文学作建设的意思。尤其以我们的“后见之明”,这种建设不但量多,而且质高,对新文学而言是巨大的贡献。
这里,我们看到了两个政治立场不同,身份地位不同,学术观点不同的民国大人物的共性的东西。在总体上,胡适是建设的,无论新文化运动还是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而鲁迅则是批评的,批评旧传统,旧道德,旧文学,旧思想。分而论之,两人则有兼具批评与建设。在自己的领域内,他们则更多的是关心的,爱护的,促进的,革新的,是建设性的贡献。在自己的领域之外,则痛国家之不能自立,民族之不能自强,文化之不能繁盛,是批评的贡献。
这样的一个命题的谈论,至此并为结束。因为这种看似矛盾的共性,实则表现在了几乎全体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身上,甚至是部分变节的人身上也曾闪耀过的光辉——周作人早年与兄齐名,参与新文化运动,营救女师大学生。而汪精卫更是老革命党人章太炎心中的有德之人,是“若举总统,以德则汪精卫”的比蒋介石更优秀的孙中山先生的衣钵继承人。
知识分子,古时称士。士就不能不与官发生关系。古人有“养士”之风,称作“食客”、“门客”、“清客”。战国时代的“四公子”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养士”之风最为阔绰。到了近代,康南海也在自己的大庄园里款待所有到访文人,颇有孟尝君“养士”的古风。蒋介石一生多次赠金文人,比如钱穆、苏曼殊、陈独秀。因而作为知识分子的胡适与鲁迅,与作为国家元首的蒋介石、毛泽东,生前身后也就难免多有交集。
鲁迅虽然被视为是共产党一派的代表,但他一生从未见过毛泽东。1933年初,博古提议鲁迅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育部长,毛泽东说: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1937年10月19日,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毛泽东发表演讲称“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社会的圣人。”1957年,毛泽东与上海各界知名人士座谈,罗稷南提出“鲁迅要是活着”之问,毛答以“沉默”或者“坐牢”。
胡适与蒋介石一生关系密切,但又保持距离,甚至时有反驳。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胡适不惜自己的羽毛,做了蒋介石的“过河卒子”,赴美外交。1948年3月国民党召开制宪国大,蒋介石曾推举胡适做总统。1948年12月17日胡适生日,蒋介石与宋美龄设宴款待,并破例备酒贺寿。期间胡适助手胡颂平奉蒋氏之意劝其“替政府再做些外援的工作”时,胡适极不高兴地说: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么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蒋介石无言。1958年4月胡适回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致词对胡适提倡的“五四价值”、“自由主义”等说辞讽挖苦,胡适上台一发言便说:总统你错了!台下立即鼓掌。
鲁迅与蒋介石,曾经拒绝过他的拉拢,但也从未点名批评过蒋介石。胡适与毛泽东,则是从导师到敌人。1948年国民党败退之际,共产党曾派人劝胡适留下,并允以北大校长及北京图书馆馆长之职,胡适闻此,既不激动,也不愉悦,而是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
晩清民国时期的诸多杰出知识分子,诸如胡适与鲁迅,总是有意无意地与政治保持着距离。迎拒之间,是那个时代无数参政、议政而不从政的文人高官的整体价值取向。胡适去世后,蒋介石送上的挽联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此联可以说不但高度概括了胡适的一生与成就,也非常适合来言说整个晩清民国学人群体。为什么在他们这些人身上展现出了这种批判并建设的光芒?无他,士的传统,与知识分子的良心而已……
(按,今天2月24日,系胡适忌日,朋友圈都在转发《做鲁迅易,做胡适难》、《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等文章,毕竟鲁迅也是最近这一个月常常被提及的人物。这篇文章写于2010年10月,彼时我尚未读过谢泳、邵建写两人的书。今逢胡适先生忌日,特检出旧稿原样发布,权作特殊时期的纪念。)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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