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力是天，死生由国家

作者：姚中秋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二月廿三日戊午

          耶稣2020年3月16日

年前，武汉疫情起，死亡阴影陡然耸起；春暖花开时，死亡阴影逐渐散去。回想一下，谁是死影驱赶人？

当然要感谢医护人员。但是，你有个头疼脑热，那是医学问题；病毒在空气中可是完全自由的，防疫、抗疫是政治问题。若你有幸生在大英，你国首相宣布将按其治国祖传秘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实施“群体免疫”政策，你到哪儿感谢医护人员去？

看看历史，瘟疫等各种灾难，对人类是永久、随机存在的，大规模非正常死亡和族群灭绝的事情，历史上其实反复发生，比如体格强健的尼安德特人种灭绝了。哪怕进入全新世后，人类的大多数族群也已悄无声息地灭绝了。

这种令人伤感的事情，不久前还在发生。16世纪开始，欧洲殖民者闯入美洲，带去印第安人缺乏免疫力的细菌、病毒，瘟疫杀死了其绝大多数人口，欧洲人成为新主人。在这所谓“新大陆”上，白人利用从非洲贩卖来的黑人建立奴隶制庄园，又在中西部圈占土地，建立规模庞大的农场，成为西部片里歌颂的个人主义英雄。这听起来颇有蛮荒之风的故事，其实就发生在五六代人以前，彼时的美国已自居为自由民主的灯塔。

那么，在这层出不穷的灾难中活下来的人，靠了什么？古人也就思考这问题，荀子将其归因于人能以君合群，《吕氏春秋》的作者表示同意：

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则利出于群，而人备可完矣。

此文标题是《恃君》，意思是，人必须依靠君王的领导，分散的众人才能组织为紧密的政治体，组织化程度最高的组织是国家。有了国家，数量众多的人才有条件互利，据以发展各种技术，从而得以生存、繁荣。

补充一句：有了这样的组织，遭遇大灾时，人群才可以活下来。比如大洪水，古气候学家说，距今4200-4000年间，北半球有一次中长期的气候异常，造成洪水泛滥。世界各主要民族都留下了关于这场大洪水的记忆。

在西方，大洪水记忆是“神话”，如犹太教、基督教经书中讲到的诺亚方舟故事：神发动了洪水以惩罚人，又让诺亚一家造方舟，洪水来了，方舟随风飘荡，神又停了洪水，诺亚一家开始了人类第二世。

在中国，洪水记忆书写在历史中，《尚书》第一篇《尧典》。首先记载帝尧有“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七德；帝尧凭此大德“亲百姓”，“平章百姓”，“协和万邦”。接下来记载帝尧“钦若昊天”，并治历明时。总之，帝尧在政治上把众多分散的族-邦联合为统一的华夏国家，并为此国家树立了统合性信仰：敬天。帝尧老了，君臣挑选王位继承人；进行到一半，插入了洪水叙事。帝尧君臣进行了一番讨论，最后决定由鲧来领导治水。

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东西方两大文明面对洪水所采取的策略之根本不同，这种不同贯穿历史，其内在精神分别体现在最新的《流浪地球》与好莱坞太空灾难片中。那么，为什么西方人溜之大吉，中国人却奋起治水？《尧典》的文本结构其实已经明确给出了答案：中国人已经建立了国家，于是依靠组织的力量治水；犹太人却没有，只能信神、逃跑。

据说，在众多智商测试中，中国人和犹太人是世界上平均得分最高的两个民族，但有一点，犹太人远远不如中国人：中国人很早就建立了国家，并持续改进国家的组织机制，因而其疆域和人口规模持续扩大。至于犹太人，这方面的能力极差，而结果是要命的：两次失国，“大流散”，流落各国，被人来回驱逐、迫害，以及种族灭绝式的屠杀。进入二十世纪，犹太人终于明白过来，不顾全世界的唾骂，硬扛着，在地中海东岸狭小地域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有些骨格清奇的人向往无政府主义，他们可以和犹太人好好交流一下。

人类文明进步的驱动力量不出三方面：组织的规模及其紧密程度，材料和能源，道德和知识；这其中，第一项最为重要，决定后两者的突破、改进，人类历史就是国家组织化机制和国家能力的漫长淘汰赛。在这场已经持续了几千年来的比赛中，中国的成绩多数时间是名列前茅的。

不过，大约从乾隆后期开始，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国家组织趋于松弛，国家能力下降，其直接后果就是各地灾害频发，本身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灾害造成流民，流民在新兴宗教鼓动下叛乱，再次死人，19世纪中期的动乱造成大约一亿人非正常死亡，多可怕。

另一方面，就在同一时期，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的组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白人在美洲之所以灭绝了印第安人，就是因为其组织能力更为强大。同样借助这种组织能力，英格兰率先发生工业革命；工业化对技术的需求刺激了科学的启动和发展；然后，欧洲人逐渐找到杀灭细菌的办法，瘟疫的规模和破坏性初步得到控制。但千万不要迷信科学，正确的逻辑是：强大的国家能力→工业化→技术发展→科学发展→医疗技术和卫生事业发展。

中国消灭血吸虫病、疟疾、大脖子病等地方性流行病，消灭蝗灾，有效控制瘟疫，也是在国家组织化水平陡然提高之后。由于长期战乱，1950年代初的人均产值可能还不及乾隆年间，但国家组织化却达到空前水平：“党政国家”体系做到了全覆盖和深渗透，可以动员所有人投入“爱国卫生运动”中；可以高效使用科技手段，把药品送到每家门口；也可以高效抗击水涝地震灾害。凡此种种努力，让很多人免于非正常死亡。

孔子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历史已经证明，人群组织，尤其是其最高级形态——国家，在相当大程度上就是生人之天；人口死亡率，或者换一个说法，每个人的生存概率，是由其所在国家的组织化程度决定的。

这个春天，我们之所以能够迅速有效地控制新冠疫情，靠的就是高水平的国家组织化。国家的强大动员能力就不用说了，只说一点：传染病可怕在传染，人总是要流动的，流动就会传染。这次疫情正好赶上春节，几百上千年的老习惯是走亲访友；然而，国家一声令下，十几亿人就老老老实实宅在家里，不需要军队弹压，而城乡社会秩序井然。

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有人说，老百姓怕死啊。有一定道理，但不止如此，还有更深层原因：大半世纪高度组织化的国家生活经验塑造了国民的国家意识：认同国家，相信国家，尊重权威，尊重秩序，具有高度纪律性。绝大多数老百姓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决定国家秩序的好坏，而国家秩序的好坏又决定自己的死或者生。

梁任公在近两个甲子前写作《新民说》，疾呼中国人的国家意识，今天，中国人普遍具有这种意识，可以打99分。14亿人能够团结如一人，前景不可限量。纵观人类历史，这就是天理。

当然，湖北省、武汉市主要负责人在疫情初发时没有及时调整状态，以至于贻误时机，说明这套高度组织化的体制是有毛病的，需要进一步不增强其灵敏反应机制。追究相关领导人的责任，也得毫不含糊，该撤的已经撤了，还得事后算账，该判刑的就得判刑。但无论如何，这是次一级的问题，寻找增加灵敏反应机制的努力，绝不能损伤高度组织化的国家框架，

因为这个框架悠关生死，只讲一个简单粗暴的理由：中国已卷入“大国竞争”的狂风巨浪之中。美国人把你视为主要战略对手，并凭其高度组织化的国家采取行动。不信？来看：美国商务部针对华为发布禁运令，话音未落，所有美国公司立刻停止对华为发货，哪怕自己遭受巨额损失。这就是美国真正的优势，不是自由，不是民主，更不是基督教，而是极高水平的国家组织化。美国人就是靠这个能力在过去一百年打垮了一切“老二”。

但这一回，美国人碰上硬茬子了：华为，一家民营公司，顶住了世界第一大国的全面、疯狂进攻。华为之所以有力量，因为背靠我们的国家，有我们国家的组织基因。中国之所以顶住了美国贸易战的疯狂进攻，同样靠的是党政治理体系、企业、国民之间相互支持的高水平组织化。

这个初春的新冠疫情，是大自然强制所有国家参加的一次大考，考的就是国家的组织机制和动员、运作能力，这种能力关乎其国民之生与死。中国第一个交了卷子，付出了巨大代价，但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尤其重要的是，在全球占得先机。接下来，国家肯定会尽其所能建设人类生死共同体。

至于学术界，可算是碰上百年未有之大好机会了，可以全面地观察、评估各国国家的性质和能力。比如欧美各国，平日里把人权的高调唱尽，但其政制究竟是不是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以及最重要的是不是for the people？还有，这些国家百年来横行世界，但今天还有没有能力应对小小的病毒带来的危机？是骡子是马，这回都会被病毒赶出来，溜在大庭广众之下。现在已经初露端倪：传播了一两百年的政治神话，正在一个接一个地破灭。现在已经可以开始重写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了。

（本文完成于3月8日武汉决战之时，但被国内所谓主流媒体人拒稿，大约因为其中没有哭天抢地的“反思”；而据说，这些媒体人最痛恨的事情是不让他们说话。今据最新进展，略作修订发表）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