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权力任性与思想韧劲的较量——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朱元璋诏令刘三吾删削《孟子》成《孟子节文》说起

作者：孟祥才

来源：《衡水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二月十二日丁未

          耶稣2020年3月5日

作者简介：孟祥才（1940－），男，山东临沂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权力从其产生那天起就是任性的，它总是打压于己不合的思想，杀伐坚持这种思想的知识分子，但权力又总是在思想面前败阵。中国历史上儒学的发展历程证明，思想一旦被思想者发现并成体系地表述出来，它包含的真理就会被人们认可并成为信仰，而且能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任凭权力如何杀伐和打压，也无法彻底消灭它的存在。因为思想是永久的，而权力的施为则只能在特定的时空内彰显。历史当然也记载权力的辉煌，但那只是历史；而思想却是永久的存在，时时能激动人的心灵并促成新的思想的产生和闪现。

关键词：孟子；《孟子节文》；焚书坑儒；权力；思想

历史上，行政权力从产生那天起，就开始了自己的任性而为。为了确立有利于自己统治的思想特别是意识形态，它总是千方百计禁锢不合己意的思想，屡屡大兴“文字狱”，杀戮和打压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不时禁书焚书，任意篡改和删削他们认定有违“圣治”的出版物。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明朝初年朱元璋诏令刘三吾删削《孟子》一书成《孟子节文》，通令以此书作为官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就是权力任性而为的两个典型事例。而农民战争中的焚书和污圣行为，也是权力任性的一种低档次的表现形式。

一

战国晚期，铿锵激越的“百家争鸣”的锣鼓已经接近尾声，为这个争鸣做总结的是两部百科全书式著作的出现。一部是集儒家和百家之大成的《荀子》，此书“援法入儒”，大讲礼法并用、德刑互补，为后世中国古代社会奠定了谭嗣同认定的“千年之学”。一部是集杂家之大成的《吕氏春秋》，为秦王嬴政的“仲父”吕不韦邀集众多学者集体创作，目的是为即将统一六国的秦皇朝损益出一个最适宜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社会的指导思想。尽管它百家杂凑，但其基本倾向也是礼法并用、德刑互补。然而，在讲求耕战的法家思想指导下完成翦灭六国、建立统一皇朝的秦始皇，陶醉于具有立竿见影效应的法家思想带来的成功，对这两部书却不屑一顾。在与这两部千年宝典失之交臂的同时，迅速滑向了权力任性的快车道。

本来，秦国在向六国进军的时候，兵锋所及，还注意收罗和吸纳各地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为自己服务。所以，统一之初的秦朝宫廷集合了70多位博士和2 000多位诸生，他们中汇集了六国各学派的知名人物，这些人都诚心诚意地愿为秦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贡献自己的智慧和专长。其中，不少人以博士的头衔随时为秦朝皇帝顾问。由于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学派背景，所以在顾问时自然会提出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如果能够宽容对待、择善而从，这些不同的建议和意见对秦朝的决策肯定能够起到集思广益、优长互补的作用。然而，这些意见和建议却与秦朝皇帝集权的政治体制和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政策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实际上，秦始皇将这些人搜罗进自己宫廷的初衷，就不是从战略的高度重视思想文化教育建设，而是要他们以御用文人的身份为自己歌功颂德。特别是，秦始皇在全国一统、万民共戴的大好形势下已经飘飘然、昏昏然、懵懵然，听不进任何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只是完全听信李斯之流的谬论，依据申、韩的法家理念，极力弘扬商鞅变法后在秦国形成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传统，迅速强化了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政策，从而不可避免地激化了与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儒生的矛盾，最后导致了“焚书坑儒”的惨剧。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朝建国伊始，朝堂上就发生了全国实行何种政治体制的辩论。丞相王绾提出在新征服的燕、齐、荆设立诸侯王的建议，得到“群臣皆以为便”的呼应，这说明封秦始皇兄弟子侄为诸侯王的建议是得到秦朝多数臣子认同的。只有廷尉李斯力排众议，要求在全国一律实行纯而又纯的郡县制：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1]239

这里李斯所表述的主导意识是如何制约“诸子功臣”的反叛，根本就没有想到怎样发挥他们的力量，使之成为促进秦皇朝稳固的积极因素。而这一点恰恰是王绾立论的核心所在。由于李斯窥透了秦始皇要求实行皇帝专制和中央集权的愿望，因而得到他的肯定：“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1]239这场辩论的结果，是地方行政体制上纯粹的郡县制的建立。从后来的效果看，防范诸侯王反叛的目的确实达到了，但当秦末农民战争的烈火燃起之时，秦朝中央政府就缺失了本来应该分布于地方的诸侯王的奥援，只能单打独斗地对付起义军，秦朝灭亡的速度反而大大加快了。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大宴群臣，“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在仆射周青臣献上对秦始皇阿谀谄媚的颂词之后，博士淳于越站出来，重提封子弟功臣的旧话：

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1]254

作为儒家博士的淳于越在这里虽然激烈批评了纯粹郡县制的弊端，但却没有丝毫恶意。他关注的是皇族子弟财产权力的再分配，希望通过封王子弟使之各得其所，进而实现皇族的大团结，共同维护秦朝的长治久安。其“师古”的说辞也不是“复古倒退”，而是提醒秦始皇接受历史教训。然而，此时的秦始皇和李斯已经听不进半点不同声音，深谙秦始皇意图的李斯于是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法术”以及为达此目的而“焚书”的主张：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1]254-255

李斯的这段话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他认定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采取不同的治国方略，当然是正确的，这也正是法家进行变法的理论根据。但是，李斯这里重点论述的是现行制度永恒论和不容怀疑论。在他看来，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之后，现行的一切制度和思想都是最好的，也是永恒的。所以社会上的所有人，士农工商都必须“思不出位”，都必须对现行的制度和思想持绝对认同的态度。反之，所有妨碍现行制度和思想的言行都在取缔之列：各国史记容易引起六国原来臣民的故国之思，儒家《诗》《书》及百家语与申、韩之法家理论不是一个话语系统，自然必须烧掉！以《诗》《书》非议今法，以古事讽喻现实者，自然必须杀掉！李斯的这个充溢着残忍、荡漾着杀气、散发着血腥、让人不寒而栗的建议，居然得到了秦始皇的首肯。原因就在于李斯这个为了统一思想而焚书、为了舆论一律而禁止言论自由的提议，正契合了秦始皇加强政治和思想上专制主义的需要。这一举措窒息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政治生态，不可避免地激化了与广大知识分子的矛盾。第二年，答应为秦始皇寻找“仙药”的侯生和卢生对他的议论，反映了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态：

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已。专任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大小皆決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1]258

侯生、卢生两个方士虽与儒生不同，他们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死“仙药”的骗术也令人不齿。但他们上面这段对秦朝政治和思想专制的批评却基本是切中肯綮的。在他们看来，当时的秦朝，上面是“乐以刑杀为威”“不闻过而日骄”的专制皇帝，下面是一群“谩欺以取容”的臣子，朝廷上下，只准歌功颂德，容不得半点杂音，这样的政权实在不值得为之卖力。侯生和卢生在对秦始皇及其专制政策进行了一番猛烈攻击后逃逸，秦始皇在震怒之中下达了“坑儒”的命令，460多个儒生被坑杀于咸阳以东的渭水河畔。“焚书坑儒”是秦始皇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王朝厉行思想文化专制的第一个“杰作”。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一次权力任性的空前野蛮和愚蠢的暴行。它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言论自由和“礼贤下士”之风的反动，更是对“百家争鸣”思想学术思潮的扼杀，是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次大倒退。焚书毁掉了大批珍贵的文化典籍，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坑儒毁掉了一批优秀知识分子鲜活的生命，使他们的创造活力在激情浩荡的岁月戛然而止。当时，秦始皇与李斯肯定为他们权力任性取得的胜利弹冠相庆，欢呼权力为所欲为的神力和思想的不堪一击。然而，与秦始皇和李斯的愿望相反，焚书坑儒非但不能阻止人们的自由思考，反而一举打掉了儒生们对秦朝的最后一点幻想，使他们不能不产生对这个皇朝的不共戴天的仇恨。那些劫后余生者，有的逃出咸阳，有的暂时隐藏，在朝者则虚与委蛇，伺机遁逸。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当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振臂一呼之时，儒生们都纷纷投入造反者的队伍，变成了反秦的重要力量。孔子的九世孙孔鲋，怀抱礼器，毅然投奔起义军，被任为博士，最后与陈胜一起殉难下城父。叔孙通、张苍等人也由秦朝的官吏归降起义军，后来成为汉朝的开国功臣。显然，秦始皇君臣为他们的权力任性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这就是秦朝的二世而亡和嬴氏宗族的覆社灭宗。而被他们禁绝的儒家思想，非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在汉朝成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胜利者。“焚书坑儒”事件表明，权力作为一种硬实力，的确是威力无比的。它能够在它认为适当的时机，将自己认定不合胃口的思想及其载体的思想家纳入血泊之中，更能卵翼一批知识分子为自己最荒唐的思想大吹法螺，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然而，历史也表明，思想作为一种软实力，其坚韧性却是权力这种硬实力所不可比拟的。秦始皇和他的皇朝只经历了15个年头就灰飞烟灭，而儒学在西汉之后的两千多年间一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历史和人民同在，历久不衰，不断展现出持久的生命力和慑魂荡魄的魅力。

二

西汉以后，儒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它遇到玄学和佛学的挑战，但它积极迎接和应对这种挑战，在与它们的辩讦中吸纳佛学和玄学的积极因素而继续发展创新，使儒学即便在思想多元的情况下也不失盟主的地位。隋唐以后，吸纳玄佛精华的儒学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理学的形式再度辉煌。但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当国时，儒学却遭遇这位草莽出身皇帝的一度权力任性：其一是废除对孔子的全国通祀，其二是罢孟子配享孔庙和命刘三吾删削《孟子》成《孟子节文》。这两件事在《明史·钱唐传》中均有记载。

钱唐是浙江象山人，“博学敦行”。从其在洪武元年（1368年）能够“举明经，对策称旨，特授刑部尚书”的情况看，他显然是当时极具名望的一位饱学之士。洪武二年，朱元璋下诏“孔庙春秋释典，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这改变了宋元以来对孔子天下通祀的传统，明显是对孔子尊崇的降格。钱唐于是伏阙上疏，提出抗争：“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侍郎程徐也上疏附和钱唐的意见，陈述了一通更为充分的理由：

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之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2]3981-3982

他们的抗疏没有改变朱元璋的决定。但“久之，乃用其言”，说明朱元璋最后还是明白了天下通祀孔子的意义。对孟子，朱元璋似乎就没有对孔子那么客气了：

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然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2]3982

这位担当修《孟子节文》的儒臣就是当时已经70多岁高龄的刘三吾（1313－？）。这位刘三吾是江西茶陵（今属湖南）人，出身于一个儒学世家。他们兄弟三人都曾在元朝做官，他的职务是元朝的广西静江路儒学副提举，元朝灭亡前因避战乱回乡蛰居。洪武十八年（1385年），他经茹瑺推荐，作为儒学名士被朱元璋召见。因“奏对称旨”做了左赞善，“累迁翰林学士”，为明朝的礼制建设和许多重要文献的撰写贡献了自己晚年的智慧和学识：

时天下初平，典章阙略。帝锐意制作，宿儒凋谢，得三吾晚，悦之。一切礼制及三场取士法多所刊定。三吾博学善属文。帝制《大诰》及《〈洪范〉注》成，皆命为序。敕修《省躬录》《书传会选》《寰宇通志》《礼制集要》诸书，皆总其事，赐赉甚厚。……帝制诗，时令属和，尝赐以朝鲜玳瑁笔。朝参，命列侍卫前。燕享，赐坐殿中。与汪叡、朱善称“三老”。[2]2941-2942

由于刘三吾的年资、所处官位和学识在当时儒臣中堪比者不多，所以被朱元璋遴选为《孟子节文》的斫轮手还是顺理成章的。不过，这位饱读诗书的刘三吾肯定明白，皇帝交给他的这个任务却是一个费力难讨好的工作。但作为一个曾仕于前朝的儒臣，面对专权自恣的当今皇帝，无论他愿意与否，只要他还不想以老命相拼，他都必须乖乖地接受这个任务并勉力完成，同时，还必须给这种删削圣典的作为杜撰出充分的理由。为此，他留下一篇《孟子节文题辞》，作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全面申述：

《孟子》七篇，圣贤扶持名教之书。但其生于战国之世，其时诸侯方务合纵连横，以功利为尚，不复知有仁义，唯魏惠王首以礼聘至其国。彼其介于齐、秦、楚三大国之间，事多龃龉，故一见孟子，即问何以利便其国，非财利之利也。孟子恐利源一开，非但有害仁义，且将有弑夺之祸。仁义，正论也。所答非所问矣，是以所如不合，终莫能听纳其说。及其欲为死者雪耻，非兵连祸结不可也。乃谓能行仁政，可使制梃以橽秦、楚之坚甲利兵，则益迂且远矣。“台池鸟兽之乐”，引文王灵台之事，善矣。《汤誓》“时日害丧”之喻，岂不太甚哉！“雪宫之乐”，谓贤者有此乐宜矣，谓人不得即有非议其上之心，又岂不太甚哉！其他或将朝而闻命中止，或相待如草芥，而见报施以仇雠，或以谏大过不听而易位，或以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其君，或所就三，所去三，而不轻其去就于时君，固其崇高节、抗浮云之素志。抑斯类也，在当时列国诸侯可也。若夫天下一家，四海一国，人人同一尊君亲上之心，学者或不得其扶持名教之本意。于所不当言不当施者，既以言焉，既以施焉，则学非所学，而用非所用矣。今翰林儒臣三吾等，既请旨，与征来天下耆儒，同校蔡氏《书传》，蒙赐其名曰《书传会选》。又《孟子》一书，中间词气之间，抑扬太过者八十五条，其余一百七十余条，悉颁之中外校官，俾读是书者，知所本旨。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壹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则高不至于抗，卑不至于谄矣。抑《孟子》一书，其有关于名教之大，如“孔子贤于尧舜”，后人因其推尊尧舜，而益知尊孔子之道，“诸侯之礼，吾未之学”，而知其所学者周天子盛时之礼，非列国诸侯所僭之礼，皆所谓扩前圣所未发者。其关世教，讵小补哉！[3]458-459

这里刘三吾申明：孟子当年在列国纷争之时可以放言高论，说出许多过激和过头的“不当言不当施”的话，但“若夫天下一家，四海一国，人人同一尊君亲上之心，学者或不得其扶持名教之本意。于所不当言不当施者，既以言焉，既以施焉，则学非所学，而用非所用矣”，所以对那些容易产生偏激不当之论的言辞文句加以删削就是必要的了。而刘三吾没有说出的理由是：列国纷争时期是一个言论绝对自由的年代，所有人都可以肆无忌惮地高谈阔论，谁也不会害怕因言获罪。因为那时没有一个以垄断真理自居的绝对权威，特别是没有一个一言既出即为“圣旨”而所有臣民都必须遵循的统一帝国的君王。现在时过境迁，统一帝国的君王已经是言出法随、人莫予毒的天下唯一共主，与他绝对保持一致是每个臣民必须履行的义务。所以一切有违“圣治”“圣言”或与“圣治”“圣言”产生歧义的言行都必须在禁止之列。即使伟大如孟子的“圣人”，其一千多年前的言论也得服从当今君王的需要加以删削。他这里说出了历代专制君王的共同心声：所有历史上和现今的言论思想，特别是意识形态，都必须与当今政治保持绝对一致。如果发现不一致，也一定要强制使之完全一致。刘三吾究竟删削掉了《孟子》一书的哪些内容呢？他自己说是85条，而据杨海文和王其俊统计，都是89条，即《梁惠王章句》17条，《公孙丑章句》11条，《滕文公章句》7条，《离娄章句》21条，《万章章句》11条，《告子章句》5条，《尽心章句》17条[3-4]。由于刘三吾秉承朱元璋极力强化专制主义的“圣意”进行删削，所以这些被删条目涉及的内容，一言以蔽之，全是《孟子》书中带有“民主性”的精华。容肇祖将其准确地概括为十一个“不许说”：

就是不许说人民有尊贵的地位和权利，不许说人民对于暴君污吏报复的话，不许说人民应有革命和反抗暴君的权利，不许说人民应有生存的权利，不许说统治者的坏话，不许说反对征兵征实同时并举，不许说反对捐税的话，不许说反对内战，不许说官僚黑暗的统治，不许说行仁政救人民，不许说君主要负善良或败坏风俗的责任。[5]

著名明史专家黄云眉教授在其所著的《明史考证》一书中也慨叹：“所节者，自土芥寇仇外，凡不以尊君为主，如谏不听则易位，及君为轻之类，皆删去，则《孟子》一书之真精神，存于《节文》者尚余几！”[6]

由于删削后的《孟子节文》准确体现了朱元璋的意图，所以获得他的首肯，即时下诏颁布各级学校作为钦定教科书，“颁之中外教官，俾读是书者知所本旨”，同时作为科举考试的依据。而被删削的内容，“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即切断其与富贵利禄的关系。朱元璋做完了这件大事不久，就放心地寿终正寝了。然而，他却不知道，他的这个杰作只在历史上存在了17个年头，即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至永乐九年（1411年）勉强实行。之后完整的《孟子》又成为各级学校的法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权威文本。删削《孟子》成《孟子节文》一事，与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样是一次典型的权力任性之作。在朱元璋看来，他作为皇帝是可以为所欲为的，既然他能够对当今的臣民生杀予夺，那么，对一千多年前孟子的著作任意删削更是不在话下。果然，对他的施为，天下臣民，尤其是读书人虽然没有发出欢呼，但谁也没有提出疑义，而是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即便敢于抗疏的钱唐对此也未置一词。这说明，他们纵有不同意见，也只能沉默应对。然而，使朱元璋难以预料的是，他钦命刘三吾精心打造的这个《孟子节文》只推行17年便无疾而终。任性的权力还是在韧性的思想面前败下阵来。其后代悄无声息地改变了他的决定，承认了权力在思想面前的无奈与颓丧。

三

权力的任性无远弗届，它只要在可能的情况下，就会毫无顾忌地在其所及的范围内施展淫威。这也同样突出表现在农民起义军的作为。他们对思想文化尤其是对儒家思想的蔑视和破坏，有时表现为野蛮地对孔孟纪念物的毁坏和对经书的亵渎，如明朝刘六、刘七领导的起义军，在打进曲阜后，就曾“秣马于庭，污书于池”，表现了对孔圣人和儒家思想的极端仇视。也是发生于明朝天启年间的山东鲁西南的徐鸿儒领导的“闻香教”起义，他们攻克邹城，攻入孟府，杀死孟子第60代孙孟承光及其母亲与儿子，捣毁孟庙，焚烧孟府，连带子思书院、子思祠、子张祠、断机处等古建筑一并焚毁。这些“壮举”在当年“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中曾被大肆宣扬为“革命行动”，实际上不过是最下层民众利用手中的武力进行的一次“反智”表现的野蛮蠢行，同美妙的“革命”是不沾边的。太平天国的创始人洪秀全是一个乡村塾师，多次赴广州参加科举考试，却屡屡名落孙山，由此逐渐萌生了对儒学的叛逆意识。在得到宣扬基督教义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后，他由信奉皇上帝发起了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猛烈攻击，将主要攻击矛头对准儒家思想。最先是砸了他做塾师的乡村学校的孔子牌位，继而在率领太平军进军途中，大肆毁坏一切传统文化的标志性遗迹，广泛焚毁儒家经典。正如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所说：“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所过州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在洪秀全眼里，孔子是“阎罗妖”，一切儒家典籍和其他书籍都是“妖书”，都在焚毁之列。太平军所到之处，几乎所有典籍都被投入熊熊大火。四库全书存放在江南三阁（扬州大观园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和杭州圣因寺文澜阁）的珍本，被焚毁的只剩下杭州的半阁。当代历史学家囿于对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的认定，在普遍谴责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的同时，却对太平军毁灭文化的暴行不置一词，甚至赞扬这种暴行是“革命行动”。其实对比太平天国焚毁的书籍，就数量而言，秦始皇的恶行只能是小巫见大巫罢了。由于参加太平军的绝大多数士卒和低级军官都是贫困农民和手工业者，基本上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他们根本不需要读书。他们需要知道的只不过是宣扬天王“圣谕”“圣训”和有关太平天国制度政策以及组织纪律的图书与文件，这些书籍文件只要少数政务官员和军事官员能够读懂并加以传达就可以了。洪秀全知道太平天国的高层人士除了读他的“圣谕”“圣训”外，还需要另外读一些书籍，而这些书籍只能从他钦定为“妖书”的中国传统的古籍中选取。为了消除这些“妖书”中的“妖气妖毒”等消极有害因素，他特设删书衙从事这一工作。当时被太平军裹挟的知识分子如曾钊扬、何震川以及其国舅爷赖汉英等就曾在此机构从事领导工作。他们任意删削四书五经等典籍，对最紧迫需要的兵书《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和《司马法》也在删削289处后以《武略》的书名出版，供高级将领学习。洪秀全在他权力所及的地方和领域，将权力对儒家思想的任性胡为发挥到了极致。然而，这些活动不仅没有给太平天国带来节节胜利的捷报，而最后迎来的是天京的陷落和这次农民起义的彻底失败。因为他们这类活动激起的不只是知识阶层的激烈怒怼，也引起一般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反感。他们对待思想文化的任性胡为，最后留下的只是笑柄：一群反智者的近于野蛮的可恶、可恨、可悲和可笑的蠢行。

四

中外历史上的许多事例一再证明，权力是任性的。只要它存在的地方，只要它醒着的时候，它就总是任性而为。对于权力的这种特性，许多古代和近现代的思想家都有大量和精准的论述。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说：“把权力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因为欲望具有兽性，纵使最优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这种被激情所“腐蚀”的欲望总是期望社会的运行按照自己的意志发展，所有人的思想都要统一到自己所预设的轨道。对于所有它认定的不合于自己意志的思想和行动，它都要用权力去进行干预和规范。这就必然在很多时候造成权力的滥用。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对这种权力的滥用有一针见血的评论：“任何拥有权力的人，都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不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朱元璋的驱孟子出孔庙和删削《孟子》成《孟子节文》，还是刘六、刘七在孔府孔庙的作为，以及洪秀全的焚毁学宫、砸烂宣圣木主、焚烧珍贵的《四库全书》、删改四书五经等，展示的都是权力滥用的最令历史伤心的角落——对思想的杀伐和打压。而滥用权力的并不总是历史上的邪恶小人，不少是历史肯定的伟大人物，如秦始皇、朱元璋就是对历史做出极大贡献的人物。权力在做这些打压思想、诛除异端事情的时候，展现的是无比得意的神色和高傲的狞笑。然而，历史却也证明，它们狞笑的时间是短暂的，因为具有无比韧劲的思想总是杀而不绝、打而不死、压而不服，很快以自己的存在傲视权力的无奈和短命。然而，权力似乎很少有觉悟的时候，旧的权力死亡了，新生的权力照样前仆后继地任性，照样按照既定的老谱对思想进行杀伐和打压。它们始终没有悟透一个一再被历史确证了的规律：思想的火炬从来就不能被权力扑灭，不仅包含着真理的思想不能被权力扑灭，就是谬论也不能被权力扑灭，而只能在真理的烛照下逐渐被逐出思想的场域。所以黑格尔在1918年荣膺柏林大学讲席时的开讲词中底气十足地说：“精神的伟大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视的。那隐闭着的宇宙本质自身并没有力量足以抵抗求知的勇气。对于勇毅的求知者它只能揭开它的秘密，将它的财富和奥妙公开给他，让他享受。”思想一旦被思想者发现并表述出来，它包含的真理就会被人们认可并成为信仰，而且能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流风所及，融汇在民族的血液里，渗透到人民的骨髓中。任凭权力如何杀伐和打压，也无法彻底消灭它的存在。你看，儒学自产生以来两千多年间，就经历过权力的多次杀伐、打压、焚烧、删削，但它依然存在和发展。原因就在于，思想的韧性远远超过权力的任性。作为一种软实力，远远胜过权力的硬实力。儒学存在和发展的历史证明：思想优于权力！因为思想是永久的，而权力的施为则只能在特定的时空内彰显。历史当然也记载权力的辉煌，但那只是历史；而思想却是永久的存在，时时能激动人的心灵并促成新的思想的产生和闪现。真理是时间的儿子，时间证明真理是永恒的胜利者，而任性的权力在与真理对战时最后总是一败涂地，因为时间迟早一定给它送上追悼的花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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