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张岱年先生的人品与学问

作者：郭齐勇（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与国学院教授）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中国哲学史》2020年第1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二月廿四日己未

          耶稣2020年3月17日

张岱年先生生于1909年5月23日，卒于2004年4月25日，终年95岁。张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年了，然而他仍然活在我的心中，我十分怀念他。张先生德高望重，一流的人品与学问，永远是我们晚辈的楷模。

一、从两张表格看张先生的为人

张先生关爱与提携后进，不遗余力。我曾于2004年写过一篇怀念张先生的文章，记录了我向张先生问学讨教的若干细节，收入陈来教授主编的《不息集——回忆张岱年先生》和我自己的随笔集《守先待后》中。那篇小文中所说的，不再赘述了。

近来无意中发现家中一个书柜保存的两包材料，一包是《熊十力师友弟子记调查表》，一包是《纪念熊十力先生学术讨论会登记表》，两表都是我于1985年制定，由打印社油印的。前一表寄发给熊先生的门生故旧，张先生十分认真地填写了，寄回时，他专门写了一信：

齐勇同志：

2月10日来信收到。编辑纪念熊先生的书，我完全赞同，当尽力支持。

计划出一本熊先生纪念论文集，甚好，非常必要，我当著文一篇。

调查表寄上。

顺颂

春祺

张岱年

85，2，15

在调查表中，张先生填了自己的主要经历、学术著述等。在是否保留有熊先生著作栏，他填写道：“保留有《新唯识论》《破破新唯识论》《体用论》《乾坤衍》等”。在与熊先生的交往及思想与学术联系及分歧一栏，张先生写了一段文字：

一九三一年起曾访问熊先生。熊先生和我的关系是在师友之间，写信称他为子真先生前辈，自称后学。和他谈论主要是讨论中国哲学的特点及朱子、阳明、船山的要义。曾钦佩他关于体用不二的思想。但是我主要推崇古代的唯物论哲学，熊先生则始终不赞同唯物论，故在思想上有一定分歧。

在关于熊先论著编辑及推荐熊先生师友名单栏，张先生说：“完全赞同编辑《论著集》等。熊先生朋友在世者已不多，有梁漱溟、张申府、贺麟等。已故的有林志钧、张颐、汤用彤等。熊先生的学生有牟宗三（香港）、张德钧（已故）等。河北省肃宁县有王葆元（字大涵），曾问学于熊先生。民族所王森（字森田）、民族学院韩镜清都是熊先生的学生。”在张先生的提示与帮助下，我尽可能访问了一些健在的学者，并与王葆元先生有了通信联系。

后一张表，张先生认真填写于1985年6月22日，他当时说能参加年底黄冈熊十力会，拟提交3000字论文《忆熊子真先生》，拟写“1932年至1963年和熊十力先生晤谈的基本情况，略述对于熊先生哲学思想的感想。”张先生虽然因气候与身体原因未能出席黄冈会议，但请北大哲学系打印好100份论文，提交给会议。张先生的大文，我们编入了会议论文集《玄圃论学集——熊十力生平与学术》，1990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张先生这一论文的手稿共六页，陈来先生于2003年寄我保存。

张岱年先生是学界的泰斗，知名大学者，且1985年时已有76岁的高龄，而我当时只是刚留校的青年助教，懵懵懂懂，做事鲁莽。他如此认真地对待外地一位青年的普通信件，仔细填写并寄来这两个表格，令我十分感动。于细微处见精神，由此可知张先生的为人。

1986年初，我写信给张先生，汇报了熊先生讨论会的情况。2月16日，张先生给我回信：

齐勇同志：

来信收到。熊先生讨论会开得成功，十分欣慰！俱赖各位同志的努力！

大作《熊十力及其哲学》写得很好，是难得的佳作，可喜可贺！

您想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特别是三、四十年代的哲学界作出平议，极好！我非常赞同！我尝说，三、四十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开花结果的年代，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哲学逐渐成熟的年代，众花齐放，落英缤纷，不宜简单化。民族资产阶级哲学不能说是反动思想，宜加以重视，加以整理。这应是当代哲学界的一项任务。

匆匆，言不尽意，顺颂

春祺

张岱年

86、2、16

从这封信中可见他对青年后学的鼎力支持，循循善诱，又可见他对我国现代思想史的宏观把握，高瞻远瞩，拨乱反正，具有理论与方法的指导意义。

二、张先生重视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创造转换

张先生对中国文化与哲学的全部，有极深的研究。如果要用今天常说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来看，张先生是最早最具有文化自觉与自信的大家。当年在文化热中，张先生关于国民性和民族精神的演讲与文章，对我触动很大。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学界曾两度讨论国民性问题，受西方、日本影响，国内学界很多人竟认为中国人的国民性只是“劣根性”，没有“良根性”，实际上是把人类所有的丑恶都集中在中国人身上。面对文化虚无主义与自戕主义的思潮，张岱年先生多次发表文章与演讲，指出：人们总是说国民性中有劣根性，诚然如此，是否也有良根性呢？“假如中华民族只有劣根性，那中华民族就没有在世界上存在的资格了，这就等于否定自己民族存在的价值……一个延续了五千余年的大民族，必定有一个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就是这个民族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1]张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有“良根性”，即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习惯，“中华民族在亚洲东方能延续几千年，一定有它的精神支柱，沒有这些，中华民族早就灭亡了。”[2]这个精神支柱，就是民族精神。张先生指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已经五千多年，过去的中国文明曾经对西方近代启蒙运动起过一定的积极影响，难道几千年的文化创造都是要不得的东西吗？是祖先低能，还是子孙不肖呢？

张先生特重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创造性解读，而这两方面都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息息相关，给予我们启发良多。

张先生认为：“中国哲学中，与文化发展关系最密切的是关于价值的思想学说。古代虽没有价值观的名称，却有关于价值的学说。”[3]他肯定儒家强调道德价值的重要性。孔子讲“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好仁者无以尚之”（《论语•里仁》），就是认为道德是至高无上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即表明人们为了实现道德理想可以牺牲生命。孟子更明确肯定人人都具有自己的价值，“人人有贵于己者”（《孟子•告子上》），这固有的价值即“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是天赋的，别人不能剝夺的。荀子虽不承认道德是天赋的，但也肯定人的价值在于“有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儒家确实是主张道德价值至上的。墨家肯定“天下之大利”、“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认为公共利益是最高的价值。墨家认为道德最高的准则是天下之大利，可以说是公利至上论。道家强调价值的相对性，可称为相对价值论。法家则完全否认道德的价值，可称为道德无用论。这是张先生对诸家价值观的基本定位。

张先生进一步指出：“儒家‘义以为上’，把道德看作是最有价值的，同时又肯定人的价值，宣称‘天地之性人为贵’。墨家比较重视功用，把道德与功用结合起来。道家否认一切人为的价值，以自然而然为最高价值。法家专讲富国强兵，完全否定道德文化的价值。”[4]张先生区别了哲学的价值观与世俗的价值观。他认为，价值观的争论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为义与利的问题，二为力与德的问题。对义利问题，张先生指出其复杂的多层次含义，如公利与私利、道德理想与物质利益、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问题，他主张仔细分析，如他分别了儒墨具体文本所言“利”之中公利与私利的区别，又指出儒家并不反对追求公共利益。张先生详细分析了儒墨诸家的理论分歧，肯定张载、颜元等兼重义利的义利统一观，以及墨家、王充的德力并重的看法。

张先生在《中国古典哲学的价值观》的长文中，对价值观作了详细讨论。他首先把价值观的主要问题分析为二：一为价值的类型与层次的问题，二为价值的意义与标准的问题。就类型而言，真为认识的价值，善为行为的价值，美为艺术的价值。他又指出，人本身也有价值。人生的价值何在？如何生活才有价值？这是每一个自觉的人不能不回答的问题，而人生价值问题也包含关于真善美的价值。他系统研究了春秋时代的三不朽说、孔子“义以为上”“仁者安仁”的道德至上论、墨子崇尚公利的功用价值论、孟子宣扬“天爵”“良贵”的人生价值论、道家“物无贵贱”的相对价值论、《易传》与荀子关于价值标准的学说、法家的道德无用论、董仲舒“莫重于义”的价值观、王充提倡“德力具足”的价值观、宋明理学的价值观、王夫之“珍生务义”的价值论等的见弊得失，最后对古代价值观做出总的评价。他认为，两汉以后，儒家的价值观占据统治地位，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导思想。儒家肯定人的价值，强调道德的重要，对于传统社会的精神文明发展起过巨大的作用，但在义利关系、德力关系上，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出现了严重的偏向，不关注如何提高物质文明的问题。他说：“儒家强调道德的尊贵，高度赞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志士仁人，这对于中华民族的成长和发展，确实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但是，道德理想与物质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忽视人民的物质利益，则道德将成为空虚的说教了。”[5]他又说：“义利问题争论了两千多年，到现在也还有其实际意义。现今的观念变革，应该对于义利关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古代儒家‘重义轻利’是片面的；但是，如果‘重利轻义’，专门谋求个人私利，以权谋私，见利忘义，那就更是错误的了。”“西方有所谓‘力之崇拜’，对于西方近代文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儒家思想可以说是‘德之崇拜’。无论片面强调力或片面强调德，都属于一偏，正确的方向是德力的统一。”[6]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早中期，张岱年先生重视传统价值观的研究，一方面肯定儒家优长，强调道德人格、仁义价值的创造转化，另一方面又批评儒家的局限，借取诸家和儒家非主流派，倡导义与利、德与力的辩证统一。张先生自觉地为当时的经济改革和思想解放服务，因为在观念上与行为上统一义利、德力，在彼时也是一现实问题。他当时对传统价值观的分析，还强调了三点：人生价值问题，生命与理想的问题，和谐与斗争的问题。这就从根本上，从高层次上，回归道德价值，回归人类长久之道，同时再谈和同之辩，主张多样性的统一，摒弃斗争哲学，开启了和谐社会的新声。

张先生当时并未将学术史研究屈从于时势，但他关注时代问题的挑战，从理论与思想史的讨论中追溯历史包袱的由来与解决方案，表现了一位哲学史家的可贵的理论自觉、高超的智慧与娴熟的能力。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经世致用传统的展现。

除价值观的转化外，张先生还关注另一个问题，即思维方式的问题。他有专文讨论中国哲学关于理性的学说、传统思维方式的变革等。

张先生指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一是长于辩证思维，二是推崇超思辨的直觉。中国辩证思维强调整体观点，推崇直觉。“由于重视整体思维，因而缺乏对于事物的分析研究。由于推崇直觉，因而特别忽视缜密论证的重要。……在这方面，我们只有诚心诚意地学习西方。在今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时代，必须做到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既要发挥辩证思维的优良传统，更要学会缜密分析、进行实验的科学方法。中国新文化的灿烂未来，有待于思维方式的更新。”[7]这就清楚明白地指出了他当时研究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现实性、目的性和针对性。

张先生在《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概说》一文中，全面地讨论了传统思维方式的优劣得失。他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思维，主要包含两点，一是整体观点，或曰整体思维；二是对待观点，或曰对待思维。”[8]他研究了传统哲学的直觉方式，指出直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惯常思维的局限，启发崭新的理解。关于分析方法，他指出，传统哲学中，分析方法不甚发达，但亦非完全没有。中国哲学中有思与辨，墨家、名家对分析思维有贡献，宋明理学家中，朱子兼重分析与综合。他指出：“模糊思维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缺点。我们现在要改造传统的思维方式，首先要变革模糊思维。”[9]

张先生认为，比较具体的思维模式中，阴阳五行模式值得重视，用相生相克说明五个类型间的相互关系，有一定效果或意义，当然现在不应拘泥于这种解释模式了。“经学模式限制了思想自由的发展，束缚了创造性的思维，对文化学术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10]

张先生强调，不能全盘否定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应进行分析。传统思维方式的优点在于辩证思维，缺点是分析方法薄弱。“中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与西方哲学的辩证法，亦有不同之处。中国比较强调对立的交参与和谐；西方比较强调对立的斗争与转化。”[11]他指出，我们应对传统辩证思维予以提高与改进，致力于辩证思维的条理化。同时，我们应大力学习西方的分析方法，致力于分析思维的精密化。思维方式的改进，应使辩证思维与分析思维这两者相辅相成，统一起来。

以上足见张先生有关思维方式的研究，意在变革、改进，是对改革开放时期的哲学问题与方法的回应，具有方法论的启示。

三、张先生推崇两湖学者王船山与熊十力

在介绍了张岱年先生特别关注的两论（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之后，我们再看看张先生特别关注的两人——两湖学者王船山与熊十力。

张先生对王船山情有独钟，恰好熊十力先生也十分推崇王船山。有关张先生对王船山的研究，首先见于他早年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大纲》。在该书的《序论》中，他指出：

清初大儒中，在哲学上最有贡献者，当推王夫之（字而农，世称船山先生）。他极反对王学，对于朱学虽相当同情，但他所最推崇的乃是张载。张子之不传的唯气哲学，到王夫之才得到比较圆满的发挥。王氏建立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系统。他以为道本于器，由唯气进而讲唯器，是一种显明的唯物论。更认为有与动是根本的，无与静只是虚幻。在人生论则否弃自然无为，而注重人，注重有为。[12]

这是张先生对王船山的总体评价。

在该书第一部分《宇宙论》之第一篇《本根论》的第七章《气论二》中，张先生用了较多篇幅评介船山的气论。他认为，船山是张载之后第二个伟大的唯气论者，肯定船山的“气是宇宙中之根本，无气则无理”的观点。张先生说：“船山不止讲唯气，更进而言‘唯器’，认为形而下之‘器’才是根本的，形而上之‘道’并非根本。”[13]张先生又说：“气论到船山可谓得到一次大的发展。天下惟器的见解在中国哲学史中，实鲜见仅有。船山讲宇宙的话很多，亦有许多处不尽莹彻，未以惟器说为中心观念而尽量发挥，这是最可惜的。”[14]这是对船山气论的评价。

在该书第二部分《人生论》之第三篇《人生理想论》的第八章《践形》中，张先生用了较多篇幅评介船山的人生论。他认为，船山是重事物与形体的新人生论的代表。船山、颜元、戴震的新人生论，可名之为践形论。张先生说：“船山的人生论，以‘存人道’与‘践形’为中心观念。他认为人生应当尽量发展人之所以为人者，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15]

张先生又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乃在于能思能勉。过去大多数哲学家，都赞美自然而卑视思勉，船山则赞美思勉而不看重自然，这是船山思想之一个特色。”[16]张先生独具只眼，深刻揭示了“以人道率天道”的船山思想的这一特色。张先生挖掘了王船山珍重生命的思想，发挥了船山保持人的生性而顺遂其生机的意涵。同时，生命固然弥足珍贵，然而必合于道义。贵生而可为义而舍生，这是儒家人生思想的特色。

张先生认为，船山继承孟子思想，以“践形”为人生准则，一方面贵生重形，发展形体各方面之机能，使各至其极，另一方面使形体之各部分莫不合于道理。总之认为形体各部分皆有其当然之则，而应充分发展之各使合于其当然之则。最后，知人论世，张先生点醒了船山的时代悲情与其思想的关联：

船山生当明末清初之际，身经亡国的惨痛，深知专事虚静养心之无益，

故贵人为，重形体，特阐德行非外于身物之义。进而更有容忍之说。……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以守其坚贞之节，而保持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这是船山之坚定卓绝之志操之宣述。[17]

张先生晚年继续研究王船山哲学，1984—1985年间写作并发表了《王船山的理势论》及有关论文中涉及王船山的价值观、理性学说的专节。

理势关系是历史哲学中的重要问题，王船山的理势论特别复杂。张先生注意到船山把“理”分析为二：“天地万物已然之条理”与“健顺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为性之至理”，与程朱学派有所区别。前者即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后者是人类的道德准则。关于理势关系，船山提出“理成势”、“势成理”，可谓“理势相成论”。张先生指出：“理势关系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包含多方面的涵义，其中包括历史的发展趋势与历史的客观规律二者相互关系的问题，现实与理想的问题以及强权与公理的问题。而理想与公理又都是具有时代性和阶级性的，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王船山所谓‘理势合一’，其涵义有与黑格尔所谓‘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相类似之处。”[18]

张先生阐发船山“理势合一”的涵义：理势是统一的，有些势符合“理之当然”，也有些势不符合“理之当然”，而也表现了“必然之理”。张先生点评，认为船山此论比较全面、精湛，是我国古代历史观上非常精粹的思想。王船山肯定“势因理成”，即肯定理想是可以实现的，历史有光明的前途，又强调“在势之必然处见理”，就是肯定历史有客观规律。张先生认为这些思想非常深刻。张先生指出，船山肯定了“理”的时代性历史性，“势”是随时代而不同的，“理”也就随之有所不同。船山承认“势相激而理随以易”，又肯定“势因理成”，承认理有改变势的作用，因此特重弘扬学术的重要意义。

张先生深入分析了王船山理势学说的湛深的思想内容与理论价值，同时肯定这种学说能鼓励人们为理想而奋斗，有深远意义。

关于船山的价值观，张先生概括为“珍生务义”，即珍爱生命、身体，充分肯定生命的价值，而生活必须体现道义才有真正的价值。在生与义的关系上，船山发展了孟子“舍生取义”的思想，强调“务义以远害”，即专意遵义而行，努力免除祸害。

关于船山的人性论，张先生认为，船山在这一方面受程朱学派影响较深。船山认为，人是由气生成的，气中有理，气中之理表现在人身上就是性。性有两方面，一为仁义礼智之性，一为声色臭味之性。前者是道德的基础。在一定意义上，船山承认有德性之知，他提出了新解释。张先生指出，在人性论上王船山的独创观点是“性日生日成说”，这是对不变的人性观点的否定。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张先生还发表了《王船山的主动哲学》一文。张先生认为：“王船山在宇宙观方面，阐明了动的根本性，认为静只是动中之静；在人生观方面阐明了动的重要性，认为动是道德修养的基础。”[19]船山批评了“守静论”，指出“动”不仅是自然界的基本情况，也是人类生活的主要内容，更是道德实践的枢纽。张先生认为船山的主动论是比较全面深刻的，且体现了时代精神。

综上所述，张先生抓住了王船山哲学的主脉及其特殊贡献处，予以创造性解读，并与他自己的哲学主张和系统，相互衬托、照映。

关于“主动”的提法，我们不难想到熊十力先生。熊先生对王船山哲学与自己的哲学特征的总结，都提到“主动”。在《十力语要》中，熊先生指出，王船山“尊生以箴寂灭，明有以反空无，主动以起颓废，率性以一情欲，论益恢宏。浸与西洋思想接近矣。”[20]在《读经示要》中，熊十力更进一步指出：“吾平生之学，穷探大乘，而通之于《易》。尊生而不可溺寂，彰有而不可耽空，健动而不可颓废，率性而无事绝欲，此《新唯识论》所以有作，而实根柢《大易》以出也。（作者自注：上来所述，尊生、彰有、健动、率性，此四义者，于中西哲学思想，无不包通，非独矫佛氏之偏失而已。王船山《易外传》颇得此旨。）”[21]熊氏在此总结的“尊生”、“明有”、“主动”、“情一于性”四大观念，构成了中国近代化哲学的基本格局。

张岱年先生曾与熊先生相过从，对熊先生哲学评价很高：“前辈熊十力先生是现代中国著名哲学家之一，他于三十年代提出自己的独特的哲学理论‘新唯识论’，到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更重发新见，提出‘摄体归用’的实体学说。他著作丰富、内容宏博渊奥，确有甚深义蕴。以他的哲学著作和现代西方一些著名哲学家的著作相比，实无逊色。”[22]张先生认为熊先生对《周易》的辩证法确实有极深的体会，他指出熊先生阐发宇宙人生“生生不息变化不竭之真机”，健动、去故取新、自强不息，是其哲学的主要贡献，确有见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积极因素。张先生肯定熊先生勇于独立思考，说熊先生一生殚精覃思，确有过人之处。

张先生回顾了与熊先生交往的过程，最后指出：“作为一个努力独立思考、不断追求真理、从而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卓然成一家之言的哲学家，熊十力先生是值得纪念的，他的思想是值得我们细心研究的。”[23]

其实张岱年先生早年也有了自己的相当丰富的哲学体系，可惜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中晚年未能使这一体系更加展开、完善。张先生以其慧识，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中，予以全面深刻地发掘，著述颇丰，贡献尤多。以上我们关于张先生对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两论，以及王船山、熊十力两人之研究的解读中，可见他的精神的投射。

张岱年先生的精神不朽！他的为人为学之道，值得我们反复咀嚼、认真学习。我感念先生的提携。能有机缘与张先生交往、学习，得到他赠送的大著，亲笔题笺，又多次亲赐书札，真是三生有幸！

注释：
 
[1]张岱年：《文化与哲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66页。
 
[2]张岱年：《文化与哲学》，第48页。
 
[3]张岱年：《文化与哲学》，第5页。
 
[4]张岱年：《文化与哲学》，第17页。
 
[5]张岱年：《文化与哲学》，第197页。
 
[6]张岱年：《文化与哲学》，第206页。
 
[7]张岱年：《文化与哲学》，第208页。
 
[8]张岱年、成中英等：《中国思维偏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8页。
 
[9]张岱年、成中英等：《中国思维偏向》，第14页。
 
[10]张岱年、成中英等：《中国思维偏向》，第15页。
 
[11]张岱年、成中英等：《中国思维偏向》，第16页。
 
[12]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序论》第25页。
 
[13]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79页。
 
[14]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81页。
 
[15]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367页。
 
[16]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368页。
 
[17]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372—373页。
 
[18]张岱年：《文化与哲学》，第299页。
 
[19]罗小凡等主编：《船山学论》，长沙：船山学刊社，1993年，第1页。
 
[20]熊十力著，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四卷，第140页。，
 
[21]熊十力著，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三卷，第916页。
 
[22]萧萐父主编：《玄圃论学集：熊十力生平与学术》，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第33页。
 
[23]萧萐父主编：《玄圃论学集：熊十力生平与学术》，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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