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者关于灾疫之后国家治理的谏议

编者按：遭此新冠灾疫，尽管举国上下齐心协力渡过劫难，但创痛甚巨，也暴露出国家治理存在诸多问题，希望能正视反思、调整改变，这才是“多难兴邦”之义，亦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之基础。现将儒家部分学者建言辑录，以供执政者决策参考。孔子纪元2571年暨耶稣纪元2020年3月。

1.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

从新冠瘟疫的发生到酿成大祸的整个过程中，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的社会太小，小社会与大政府不协调，我们的管理体制僵硬，社会组织完全不起作用，媒体完全不起作用，言路闭塞不通。传统社会还有谏议系统，现在没有了。应吸取教训，深刻反思，面对“后新冠时代”，我们应当更聪明，而非相反。

2.陈明（《原道》主编、湘潭大学教授）：

互联网很大程度动摇了权力的等级性、信息掌握的不对称性和传播渠道的垄断性。社交媒体的活跃不只意味着媒体业态的改变，也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公共领域真正的公共化要求新的思维方式与管理方式，平等、客观与对话则是维持其公信力和有效性的关键词。李文亮艾芬事件由哨子而勺子最终兜住底子充分表明社会分化之严重、共识维持之重要，由分歧而撕裂只在一念之间。识微见远，防患未然。当彼此脱钩的平行世界落地于现实，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

3.朱刚（中山大学教授）：

中国共产党虽为一党，但其自我理解已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党派而自任得天命及天地之正。既如此，就要真正考虑、体认何为天地之正，何为天命之责，何为普世大道。果明乎此，自会超越一般党派利益，而去担天命、行大道。当前新冠肺炎正肆虐全球，且必将成为世界历史转折点。此正是其体察天命之责，行天地之道之时。是所盼焉。

4.谢遐龄（复旦大学教授）：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告诉我们，国家治理的难度有多大。我国治理难度有深刻历史原因——1957年把提出陆贾建议的人士看作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继续任用军官转业治国。在理论槪念上，沿用夺取政权的体制机制实施治理；把政治、社会动员与国家治理混淆。

良好的国家治理有三个主要环节。一是阐明国家治理的理念。二是根据理念阐发系统的理论。三是实现理论。

目前第一环节“理念的阐明”还有不小空间。例如，元旦本是农历正月初一，立春节。适应我国基本国情——是个温带国家，四季分明，适合国民生命节律。孔子是殷商后裔，活动于周朝，却主张夏历。这个传统国家没有继承，把元旦给了公历。本次疫情爆发时间在冬至之后，似乎在提醒我们归元的重大意义，以及国家治理顺天时的重要性。

第二环节阐发空间还要大些。例如，“三严三实”学习之后，仍然有些理论家放言“儒学不能治国”。一些干部对国家旣定法律法规，甚至对党章，选择性执行，而对全面贯彻执行制度、规则的人士压制甚至打击。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理论不够明确，未形成强大精神力量，使得那些领导干部有敬畏感。

最大的难度在第三环节。良好的国家治理须由准确把握理论槪念，熟练地、严格地执行规章制度，决不以个人私利、个人私见掺杂到工作中去的官员实施。完成这个“换血”过程须一代到两代人的时间，也卽30—50年。例如，目前我国任用官员主要思路是看政绩提升。首先的结果就是，刚刚熟悉了工作，就陞官离职去到自己不熟悉的新岗位。整个国家机器由这些不稳定、不熟练的人员管理。再者，就是重视看得见的政绩，忽视难以考核的所辖地方、部门全面的制度、体制建设。

5.李景林（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此次抗疫，既有教训，亦有经验。畅通言路，顺应民情时势以设策施政，为一切政令政策得以成功之根本途径。抗疫初期之失序，其后中央之成功施策，都表明了这一点。儒家政治，强调民本。政治之目标不在政治，而在民生；政治之合法不在政治，而在民心；察乎民心，在使其能尽言。子产不毁乡校，夫子称之，其义在斯。

在现代社会，我们更当能借鉴古人智慧，参取现代理念，借助科技手段，建立常制以广开言路，使我们的施政具有坚实的民意和科学基础，而非仅依赖于某些偶然的因素（如所谓“吹哨”），以避免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甚至酿成惨祸。这是我们于此次抗疫所应得到的一则启示。

6.曾亦（同济大学教授）：

面对这场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灾疫，目前不外乎左右两种声音。然而，疫病自古有之，而对于中国古代政府来说，其实也形成了一套卓有成效的抗疫治疫办法。撇开中医的有效性不谈，儒家的治国理念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抗疫的关键在于最初的隔离和防护，此后才是有效的医疗救治手段，而儒家奉持的“敬天保民”的政治精神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所谓敬天，体现在疫情问题上，就是不简单迷信科学技术手段，而把疫情的出现看作上天对人类的惩诫。无论是目前的新冠，还是十余年前的非典，都足以表明人类面对上天的软弱无力。因此，关键在于人类应该形成一套有效的人文理念，譬如，面对疫情，古代朝廷通常会引咎自责，反省平日工作的种种失误，而地方官吏也不用害怕担责而欺上瞒下，如此上下齐心，得以全力救治病人。这对于疫病的初期防护尤其重要。

至于所谓保民，则当以“如保赤子”的态度对待人民，而不至于因为政治等其它原因延缓救治。如果初期能做好这两点，剩下的就交给专业的医护人员，政府在旁边协助做好各种技术保障和必要的隔离就足够了。

可以说，传统政府正是基于这种儒家理念，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抗疫治疫经验，而华夏民族得以繁衍至今，形成世界第一大民族，实非偶然。因此，儒家面对现代社会的种种新问题时，应该提出一种新的理念，形成一套有效的解决办法，并防止类似错误不再重演。

7.林安梧（元亨书院创院院长，台湾.清华大学通识中心原主任、教授）：

新冠状病毒肆虐，如此人祸天灾，何以致之？论其源头，免不了人们的口腹之欲，人们的杀盗淫妄。论其曼衍，免不了人们的「贪嗔痴」三毒，人们对于大自然的征服欲，对于苍生的轻慢，对于天地的骄侵。既已感染，则当明白，当下救治，立刻防止，免得传染扩大。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人们却隐匿牠，终而造成更为严重的祸害。

须知：明白就是最为真诚的敬畏，能明白就能觉性做主，觉性作主就可以防止瘟疫的蔓延。当然，觉性作主必须当下，并且通过制度、结构、组织的层面，行其所当行，防其所当防，止其所当止，进入医疗、防护。天下苍生能回到本位，病毒也回到本位，都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天地自然的共同体、血缘人伦共同体、政治社会共同体、文化教养共同体，人们在「天地亲君师」的四个共同体的场域结构之中，大白其情，敬畏以之，也就能安身立命。

8.张祥龙（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

此次疫病面广创巨，肯定会带来许多反省。这里我只集中于反思“高科技崇拜”对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危害，它的缺陷在这次疫情中也有明显表现。我建议设立“科技反垄断法”，大力提倡“适度科技”。

高科技是一种加入了“数学因素”的充分对象化的研究方式和能力。按目前流行的标准，它在不少方面能取得其它科技、比如中国传统科技达不到的新异效果。而高科技崇拜则断言：只有这种科技掌握了有关方面的唯一真理，其它科技研究和实践没有真理可言，至多是经验性的偶然有效，或者是神秘的巫术或迷信。简言之，高科技崇拜是唯一神崇拜的科技版。

高科技是必要的，用好了也可以造福，但高科技崇拜则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有害的。

中医团队比如张伯礼院士、黄璐琦院士等人领导的中医抗疫团队，这次参与了抗疫，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积极效果，而高科技医学至今还没有制造出可用的疫苗和特效药。这说明在应对某些疾病时，高科技有短板，它并不能垄断医学上的真理，尽管它在其它一些方面有其特长。

所以高科技可用，但须与其它各有功能的科技（医学方面，中医之外，还可加上藏医、蒙医等等）平等地、互补地共用，才能补其短而扬其长。它不能是一位“妒嫉的神”（《旧约·出埃及记》），自己干不来或干不好的事情，还不让他者来干；还要一味坚持，它的缺陷，不管是不是结构性的，只能靠它自身的“不断进步”来弥补。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适度技术。也就是能够干净地、持久地创造和维持一种祥和幸福生活的科技。我们目前看不到某一种科技能够独自担当这一重任，只有众多种科技和传统智慧的多元平等的合作，才有希望逐渐找到这样一种造福而非造孽的科技。换言之，“和而不同”这个古老的华夏智慧，也应该在科技中得到实现。

9.姚中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这个初春的新冠疫情，是大自然强制所有国家参加的一次大考，考的就是国家的组织机制和动员、运作能力，湖北省、武汉市主要负责人在疫情初发时没有及时调整状态，以至于贻误时机，说明这套高度组织化的体制是有毛病的，需要进一步增强其灵敏反应机制。追究相关领导人的责任，也得毫不含糊，该撤的已经撤了，还得事后算账，该判刑的就得判刑。

10.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新治理需要新制度、新官僚、新知识与新社会秩序，政治合法性的人民神学叙事与自上而下的维稳控制型治理逐步不适应开放社会的自由、多元、商谈与合作性特征，过于偏执“秩序”而无法对民主原理适度开放与吸纳，造成治理现代化体系内在价值容量与制度机动性不足，必须大胆解放思想，改革进步。否则，在中国社会进一步现代化、多元化及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不仅内部难以建立可持续的合法性政治，外部也难以获得基本的信任与接纳。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不是特殊主义的自我局限，而是普遍主义的自信成长与兼容成熟，是在一个更高处的、更广大的道德与政治存在。

11.杨朝明（孔子研究院院长、教授）：

中医之大用在这次新冠疫情的生死检验中得以被认知，中华圣哲的智慧该以怎样的形式才能被真正唤醒？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而撬动这一系统的支点应该就在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经典。今天，中国已今非昔比，新的时代，应该满怀自信，走出迷茫，超越纠结，用传统经典润泽价值，激发道德意识，让满载荣誉与责任的思想成为民族之学、国家之教。我们要像了解“舌尖上的中国”那样，了解“文化的中国”“思想的中国”，让经典中的文字“活起来”。

12.白彤东（复旦大学教授）：

此次疫情，从负面的某蔡姓书记，到正面的钟南山、张文宏等医生，从负面的村镇和小区的乱政，到正面的国家动员能力，让我们看到，我们虽然有成就，但是在建立现代科层体制的道路上，我们还要努力。

国家的合法性来自于为人民提供的服务，而人民对服务是否满意要由人民决定，这就意味着让人民说话。人民因为眼睛看不清而嘴上乱说，封嘴不是办法，而是用政府的努力争取更多的民心，用他们的声音淹没非理性的声音。国家政策的制定要来自于集思广益，这就意味着要让精英说话，他们说的不好，可以反对，可以置之不理，封嘴也不是办法。不要防民之口，不要防精英之口，建立好专家治国的有效体制，诉诸民意，重视贤能，兼用儒法，我们才有希望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13.柯小刚（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中华民族政治经验的源头在大禹治水，《洪范》九畴。此番新冠肺炎抗疫经验也充分说明：堵不如疏，塞不如导。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保持信息畅达既有利于快速反应，又有利于舆情引导，实为国计民生之关键。经此一疫，为政者当永以为诫。

14.杨海文（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孟子研究院泰山学者）：

尽管万事万物的前行总是一脚探索、一脚试错，但《礼记·中庸》说过：“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所谓“一”，就是以人民为本位；所谓“事”，就是真能把事情做好。公共卫生事件不可能止步于今日，所以《孟子》7·9说“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绝非治国之道。疫情过后，夯实人文关切，强化国家治理能力，我们这个坚强、伟大的民族才能更伟大、更坚强！

15.曾振宇（山东大学教授）：

“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儒家为人类描绘的理想社会愿景。仁义，是儒家为人类共同体建构的道德基础和价值依托。仁义先在于人性，不分东西南北，彰显为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关爱。陆九渊说独自一人“进乎仁”，不如与天下之人“共进乎仁”。如果缺乏一个共同认可的道德基础和价值依托，“为万世开太平”只是一个善而无征的乌托邦。令人欣喜的是，历代儒家一直为在经验世界建构一个人类文明共同体而不断进行哲学上的论述。

16.吴启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百八十年来，中国身处一个充满偏私和不公的世界，内部的政治和文化也连带遭到挤压。病毒没有偏私，它为世界和中国提供了检验体制及文化的空前机会。中国必须把握。

17.谷继明（同济大学副教授）：

疫情是个放大镜，把中国目前的各种思想分歧充分地展现出来了。有分歧是一个健康社会的表现，我们需要一些基于事实和逻辑，而非立场先行的讨论。但除了思想的分歧，我们在其中看到了仁、智、勇的光辉。“民胞物与”在医护人员和志愿者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18.周景耀（宁波大学讲师）：

这次新冠灾疫，也是对既有观念与知识的考验，比如对民族国家的认识。随着全球交往的深入，越来越显示出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是一套失败的知识，它催生出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的“战狼”行为。在新冠疫情全球化的情势下，其狭隘性鲜明的体现出来，对我们认识世界构成了巨大障碍，亦可谓又一种次生灾害。就此而言，破除固有观念与知识体系，培养世界眼光与情怀道阻且长。归根结底，是观念与思想偏失过甚而有今日之祸。衡诸古今学说，愈觉救生民于水火者，唯吾传统“圣学”。

19.董卫国（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

己亥疫情，值得反思的地方很多：体制的僵化和科层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应该深刻反省，教育理念和专业人才的人文关怀值得反思，部分政府管理者的理念需要反思。痛定思痛，我们的教育应该人文化，人文应该以身后的历史文化为依托，在历史理性之中显示人文的要义。既然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既然我们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那么现代本不应该与传统割裂。我们的现代只能是传统的现代，不能拿来主义，更不可无中生有。这些问题彼此纠葛，集体与个人，正义与效率，人文与科学，关键要认清谁本谁末，若只平行并列的理解问题，那将不得其解。

20.温海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庚子疫情发展至春分之日，中外形势已扭转乾坤。从今往后，要明白并尊重天时之力，方能顺势而为。尽量广泛采纳和吸收民间战略智慧，尤其要参考成熟的、已长期行之有效的战略蓝图，将有助于预估事情的发展变化，提前推演，未雨绸缪，决胜千里。重视中医、周易、儒家、道家等传统文化和智慧在抗击疫情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让中医和传统文化有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允许其保持自己的价值系统和评价方式，并鼓励和帮助其国际化，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治国理政古来重视广开言路，谏言献策，以便群策群力，共商大计，疫情前后期间，上下沟通多有不畅，今后应尽量理顺，倾听民意，多方沟通。古来主意因倾听吸收民意，才能上下同心，攻坚克难，后疫情时代的主意，也要海纳民意，主意有容，方成其大，战无不克。

21.刘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此次疫情在牵动华夏万千儿女关注的同时，也对于我们现代社会的信息传导提出了新的命题，在当今资讯社会之中，人人都是发声筒。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使得谣言的产生与传播变得异常简单。这其中既有民众表达上的错位，亦不可排除有部分谣言本身就意在破坏政府的权威。因此，笔者以为“信人”者要加强对民众的整体诚信教育，突出诚实守信的朴素美德。只有取信于人，才可以“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只有取信于民，政府做到“易心而语”，才可以获得民主的真心拥护。

22.张晚林（湖南科技大学教授）：

武汉“封城”至今已近2个月了，这在人类历史上，可能也是少有的壮举。尽管由此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但武汉市民自觉配合，很少听到抱怨的声音，这是很难得的，说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似乎也不过分。最近，欧洲疫情发展迅猛，但武汉封城模式很难在欧洲奏效，原因是市民不配合，这就更加显示了中国一般老百姓的善良、顺从，这是很令人感动的。可以说，中国的每一个老百姓都为抗击疫情作出了贡献，都是抗疫英雄。疫情终会结束，百姓也会回到正常的生活状态中，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善待这些善良而顺从的百姓。若为政者在这次疫情中这一点都没有体会到，则中国百姓的这种莫大的牺牲，其价值是极其有限的。孟子曰：“民为贵。”

23.曾海军（四川大学副教授）：

此次抗疫之战，不管存在多大的问题，终归还是打了一场硬仗，并取了相当程度的胜利。我们有自身的优势，尤其有一线医护人员的巨大付出和百姓的高度配合，比任何西方国家都做得好。

但是，需要反思的一点是：过去这些天，我们自己做了哪些事，心里就没点数吗？为何如此在意西方世界说的“好话”呢？我们总喜欢报道西方这个专家说了什么，西方那个学者说了什么，以此证明我们做得好、做得对。甚至有一个外国的路人甲闯进电视台的镜头说了中国几句好话，我们居然也大肆宣扬，那架势似乎好不容易逮住了一个表扬我们的人。难道凡西方人说我们的好话就都是对的，西方人说我们的坏话就都是错的吗？这不搞笑吗？

以我个人有限的见识，以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表现得很仁义，至少比很多国家要仁义得多，或者比国内要仁义很多。我们对此要有底气，何苦表现出一副急于求国际社会表扬的样子呢？我们如此在意西方世界的“好话”，是不是在普遍不信任中国的国际社会显得特别珍贵？又或者国内普遍说好话的声音就显得太廉价？我们实在不必如此在意西方世界的“好话”，也更需要让国内的好话变得更有价值，而不好听的话也能认真倾听。我相信，只有国内的各种声音恢复常态，对待国际社会的声音才会更有底气。

24.彭永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方方日记和方方日记可以公开流传，体现了我们这个国家政治不断走向进步，社会不断走向成熟。我们看重从苏俄来的那套制度中有极强凝聚力、动员力的部分，也需要清醒地认知和克服那套制度中许多负面的东西。

如果非要去设计一个好作家的标准去要求所有作家，很可能只剩下官媒的评论员而剩不下什么作家，如果非要设计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去甄别其他人，很可能就只剩下"二十八个半"马克思主义者。中国人讲求“和合"，人们从不同角度观察和讲述同一个事件，才是生活的常态和本有的样子。

人们支持方方日记并不是同意和欣赏日记本身所有的内容，而是珍视并试图守卫我们这个国家经历过惨痛磨难、惨痛教训之后，而使我们逐渐成为正常国家的那些点滴进步。

25.郭沂（韩国首尔大学教授）：

己亥岁末，新冠灾异起于武汉，旋即肆虐神州，流行全球。观各国抗疫得失，偶有所得，而身处首尔，闻见韩国之经验者尤多。今稍加董理，总为十三策，条陈如次：

第一，提高全民的卫生意识和卫生素质，促使民众摒弃陋习，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禁食野生动物、实行分餐制等，以消除病毒产生的隐患。

第二，加强公共卫生的投入和管理，优化环境。如可以像韩国那样，在所有公共卫生间投放肥皂、卫生纸，提供热水，疫情期间还添置消毒液、口罩等，以阻断病毒传播的途径。这样固然会加大政府开支，但却会在无形中节省了N倍的医疗费用。

第三，加大传染病乃至整个医学研究的力度，培养医学人才。在韩国，医学是最热门的专业，吸引了大批最优秀的人才。正因如此，首尔大学医学院名列全球30强，而中国大陆没有一所大学的医学院进入前50，值得深思。

第四，此次病毒之诡异、狡诈、凶险，前所未有，其传染性之强、传播速度之快，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这是几乎所有疫情国家都没能及早应对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面对类似灾难，不妨往最坏处想，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在这方面，韩国堪称及时。当只有20个确诊病例的时候，韩国就开始大批生产测试盒，并迅速分配到各大医院，从而保证了日后以最快的速度进行病毒检测。

第五，人云水火无情，病毒更有甚于水火。故一旦发现苗头，应在第一时间立刻通告民众，以便迅速做出有效防范，争取将病毒消灭于萌芽，切不可以任何理由隐瞒疫情。

第六，在疫情之初，就要做出各种可能的预案，并对每一种预案做出周密安排。例如，如果封城可以作为一个选项，则需在封城之前就做好充分的物资准备并安排好各种医疗、社会等方面的管理工作，以免导致人道问题乃至人道灾难。

第七，中国自古就有开仓赈灾的传统。对于灾民和受疫情影响的民众，宜提供必要的经济补助，使之无衣食之忧。

第八，根据病毒的传播特点，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有效抗疫。在此次疫情中，韩国政府通过跟踪病例的手机、银行卡等信息，梳理其活动轨迹，以找出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再如，韩国医学界迅速研发出先进的检测手段，司机不下车在路边就可以检测，半小时就可以出结果，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病毒的蔓延。

第九，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和经济的正常运转，尽量避免过多干扰民众的正常生活。正是由于采用了各种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韩国在没有封城、封路、封小区，没有关闭餐馆、咖啡馆和各种公共场所，甚至没有停工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了疫情，成为全球抗疫的典范。

第十，一旦发生疫情，民众有了解真相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保护自己，并阻止疫情的发展，所以切实贯彻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极其重要。新闻界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反映事实，挖掘内幕，而不是仅仅靠方方这样的作家承担这一责任。对及早发出预警的吹哨人，要予以保护和奖励。同时，对于恶意造谣者，一经查实，要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一，抗疫工作中一旦发现失误，当及时纠正，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

第十二，明确科学与政治的界线。属于科学的问题要交给科学家去解决，政治问题则由政治家来解决，避免将科学问题政治化，将政治问题科学化。否则，如果科学家用政治的有色眼镜讲科学，就会降低其公信力；如果政治家以科学家的身份讲政治，就会被认为是外行。因此，科学家和政治家要各守其责，不可越界。

第十三，正确看待全球化和地方化的关系。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病毒极易跨越国界，乃至导致全球流行，所以需要各国相互沟通，相互帮助，共同面对；另一方面，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都应制定出最适合自己的抗疫政策和方式，所以需要各国互相尊重，相互借鉴，优化自我。

以上意见，恳望方家赐教，如或可供有关方面借鉴，幸莫大焉。

26.刘海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第一，人大常委会2月24日野生动物决定早日公开撤销或根本修正，此为卑贱自黑之举，无益抗疫，试图管理不确定性，打击先进的中国特色农业模式。

第二，对先进性团体政治模式要有信心，特别是其全球普适性，但是党建思路要完善，最要：搁置信仰重修养；先进性团体不是官僚组织，规则纪律必须以惯例案例为基础。

第三，给在世所有中国公民发放现金，暂定每人1000元，方法是央行购买特种国债，随后征收抗疫租金税还债，征税对象是大的坐地收租房地产业主和互联网头部企业如阿里巴巴。

第四，开始中国金融模式房地产模式企业模式改革，要点：自主发行基础货币和党对金融的绝对领导；房地产税；鼓励共同体型企业发展。

第五，中国可持续小农农业模式要鼓励，大工业和小农业并行。

第六，废除1月份中美贸易协议，撤销其中的金融开放条款。

第七，抗疫援助的重点是中国周边国家和亚非拉友好国家，如缅甸菲律宾埃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