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鲁迅与左翼文化的意义 
作者：李诘
来源：作者赐稿



    国学复兴在今天的时代是大趋势，这是一种凡努力过的有道德价值的民族文化精神养分必将沥沙见金在新的时期重获意义的必然性的体现。在技术倾向日益受到质疑国学的道德本体价值日益凸显的时代，缕清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反传统派鲁迅及其在文化与政治上做了孤立国学与传统价值选择的左翼文化阵营的观念与实质，对于旨在继承过去历史中一切有利有益的文化营养的当今时代的人们，其中蕴含的道德意义的启示也是意味深长的。

    王元化先生在《杜亚泉文集序言》中，将现代文化思想梳理为四派：中西文化调和派，代表人物是杜亚泉；反对调和主张西学为人类公有之文明派，代表人物是陈独秀；不排拒传统但主张以西学为主体不重视中国文化的特性派，代表人物是胡适；强调中西文化之共性主张以中学为主体派，代表人物是吴宓。

    从全部思想倾向来看，作为现代历史上卓有影响的学者鲁迅无疑倾向于以上四派中的第二派，鲁迅对于国学与传统文化的攻击是尖利而毅然决然的。例如他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表示：“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又例如他在《忽然想到》一文中这样写道，“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就思想的积极性而言，鲁迅攻击的一个关键点集中在国学与传统文化和专制统治不能截然分离的“吃人性”与“奴役性”上。在小说《故乡》中，当成年的闰土与童年的玩伴“我”相遇，恭敬地喊“老爷”时，鲁迅为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而倍感沉重；当“我”的侄儿宏儿与闰土的儿子水生玩到一起时，鲁迅感到希望尚存。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人与人之间的压迫，是鲁迅一生的敌人。今天看来，鲁迅的全盘的反击传统的文化态度无疑可商议之处甚多，但鲁迅思想中这种坚定的人民性，却是倡导国学与传统文化复兴的人们在反人民性依然恣肆与无所不在的新的历史时期，需要格外预防与警惕的。

    中国现代史上，在一九三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前后的十年中，有一个号称左翼十年的时期。鲁迅，实际上是这个时期左翼文化的精神领袖。左翼文化中的平民主义精神与鲁迅思想中的人民性是一贯相承的。平民主义与反帝爱国主义是是中国左翼文化占据的两个道德至高点。一九四九年前，中国的左翼文化长期占据中国思想意识的很大的空间，就是由于占据了这两个道德至高点。而我们今天的学者们在批评三十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化人“理想主义”与“道德的自我迷恋”时 ，却似乎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鲁迅与左翼文化有精神联系的这种平民主义与反帝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基于时代性与人民性的坚定的道德力量。

    平民主义诉诸人民的力量，将代表社会大多数人的平民性与大众性作为观念与政治运动的最终的力量来源，对于生活于几千年专制制度压迫下的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而言无疑具有极其巨大的解放性的精神与道德力量。时至今日，中国的平民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政治运动遭遇了重大挫折，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确实存在一个民主建设乏力的问题。然而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形势下，我们亦应看到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在道德建设上的首鼠两端性质，其科学发展与道德发展、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与宗教信仰之间隐藏着深刻的歧异与矛盾。

    资本主义世界最重大而本质的不平等是经济上的不平等，而经济平等是其他一切形式的平等的基础，我觉得凡事实上鼓励经济不平等的社会也肯定谈不上对自由与博爱等资本主义时代言之凿凿的价值理念的实质意义上的珍视。经济收入上的巨大的贫富差距不仅有害于社会平等，也在助长社会整体性质的享乐主义。你说那些收入在几千万上亿的资本家们积累着那样多的私人财富，除了变着法子享乐他们还能干什么呢？西方人这种生活方式上包括性方面的大面积的享乐主义与他们普遍的宗教信仰是背道而驰的。耶稣怎么说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摩西十诫的第七条是“不可奸淫。”就是说大量地积累财富放肆享乐与任何一种正教道德规定及其在对人最终最后的归宿问题上都是相违背与显然有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民主建设上有欠缺现实中也有种种不如意处，但其在对一种世俗与宗教道德有贯通联系的社会公正与社会道德观的义无反顾的坚持上，反更具坚定性与逻辑一贯性。因此人民性问题，资本主义科学与道德之间 、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之间深刻的歧异与矛盾的问题，以及凸显道德本体的国学传统文化与左翼文化理想主义运动之间如何寻找彼此的结合点以臻至新的更高的道德代价与力量的问题等等，在一个理性的时代尤其应该引起我们深深的思考与警示。

    站在一个崭新时代的当口，我们看到历史眼光下的国学、鲁迅与左翼文化等种种观念与意识形态之间呈现着一种彼此角力、各据要害，各自都隐含着历史性的缺憾，而又欠缺一个相互整合的历史性的崭新机遇的错综复杂的悲剧性意味。这种悲剧性意味是我们这个历史悠久苦难深重的民族的悲喜交集不配完善的命运的一个关键性质的表征，它映衬着一幅善恶交错、美丑杂陈的充满乖戾与曲解的历史图景，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切正善融合的机会都历史性地错过了。然而社会的长远发展是一个正、反、合，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扬弃的过程的规律却是必然性质的。在这个过程中，既往历史中消极与负向的东西要予以剔除，积极与正善的东西要予以保留与继承。历史的悲剧在一种辩证的、更长远的视域之下，毋宁说是将待转化的一种历史喜剧与历史正剧的不可避免与不可缺少的环节，它必将在能量的释放和观念与历史的综合与发展的意义上于崭新的历史时期重新获得转化与意义。一种国学的精髓与人民性和爱国主义精神之间、传统文化强调道德本体的深刻性与新的世界形势下突出平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科学与道德性之间共通共融、圆融无碍，并在新的基础上导致更大与更坚定的道德一贯性的局面将历史性地降临。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