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不是“农耕文明”？

作者：李竞恒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三月廿四日己丑

          耶稣2020年4月16日

以工商业立国的这个“西方”形象是很晚才出现的，自古以来的西方传统和东亚差别不大，都是以农立国，航海和贸易的重要性相对来说是次要的。

民国以来的学者，大多喜欢谈“中西方文化比较”，并且多认为西方是“工商社会”“海洋文明”，而中国则是“农耕文明”。如钱穆先生在《晚学盲言》中就说“西方工商社会，好言自由恋爱”，“中国以农业文化为传统，首尚家庭团居”。

余秋雨也说“中华文明的本质是农耕文明”，与之对照的则是“海洋文明背后的西方文明”（《中华文化与海洋文明的千年悲壮》）。类似的论述，无论是学界还是一般网络言论中，都十分流行，但真实历史上只有中国是“农耕文明”，西方就不是“农耕文明”了吗？

先看古希腊，古希腊第一个作家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歌颂的就是农民生活，认为要“出力耕耘、播种和收获”，就能获得大地母神赐给果实。在耕种季，要和奴仆们一起抓紧时间抢耕抢种，谷仓中就会有余粮。在雅典城邦，绝大部分人就是农民，著名的索伦改革，就是因为雅典的农民们处境恶化，大量人丧失了自己的耕作土地。索伦将雅典公民分为四个等级，负担不同的义务，指标就是按照农产品计算的，分别是收入500斛、300斛、200斛和200斛以下麦子的。此后的庇西特拉图，也是帮助农民获取土地、低息贷款、农畜、农具等。在斯巴达，斯巴达人虽然不耕作，以战争为业，但土地其实是由黑劳士耕种的，每年向斯巴达公民缴纳82斛麦子，这是国家的经济基础。而斯巴达人以战争为业，显然也不是什么“工商社会”或“海洋文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为了毁灭对方经济，最常用的手段便是蹂躏敌方农业，烧毁、踩踏、收割对方农作物，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这种“蹂躏”乡村的行为十分常见，恰恰说明农业是希腊的基础。当时希腊虽有制陶手工业以及沿海周边的贸易，但这些比重相对于农业来说只是辅助性的。

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家政学》中认为：“根据自然的顺序，农业是首位的”，“农业最为重要，因为它是公正的”，“农业是自然的”，“农业最有益于练就阳刚之气”。亚里士多德对农业的观点和总结，最能说明古希腊文明中农业的地位。

在古罗马，也是以农耕立国的。罗慕路斯建立罗马城，象征性的动作便是用农民的牛耕犁开一道垄，犁掘起的土块，都被慎重投回圈内，唯恐圣土落在外面。蒙森提到：“许多民族也曾如罗马人那样战胜敌人，掠夺土地，可是没有一个民族能像罗马人那样使其以血汗所得之地据为己有，以犁锄保全干戈所夺来的土地”；罗马的伟大奠基于公民对土地拥有最广泛而直接的统治权和这些深深扎根的农民的牢固团结”；“农业是罗马人最早和最普遍的职业”（[德]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68、175页）。很多罗马精英的名字，就是农作物，比如西塞罗就是豌豆，图兰鲁斯就是扁豆，法比乌斯就是菜豆等等。

古罗马精英的人格典范，就是著名的辛辛纳图斯，罗马作家李维在《建城以来史》第三卷中记载说，他名声和德性都高，躬耕于昆克提乌斯庄园，罗马共和国遭遇危机，元老院请他出山，“使节们找到他时——当时他正在用铲子挖沟，或是在犁地，不过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他正在干农活”。放下农具出山，他担任公职拯救了国家后，又继续回到自己庄园躬耕。以辛辛纳图斯为象征的这种古罗马精英，其生命力和德性正是扎根在农业，而不是什么“海洋文明”“工商社会”。这种土土的农业庄园主的人格典范，对后来美国的很多国父以及弗吉尼亚士绅的世界观都有深远影响。

辛辛纳图斯的塑像，标志性的符号是手扶耕田的犁

古罗马以农立国，其精英的趣味也高度崇尚农业，公元前2世纪的老加图，撰写了《农业志》，事无巨细地书写经营乡下农业庄园的各种细节，并认为“好人”就是“好农民”“好庄稼人”，“最坚强的人和最骁勇的战士，都出生于农民之中”。其立足点便在于务农是崇高的，农业是根本这一观念。与之相对照的是，靠商业致富的政治巨头克拉苏，尽管有钱，但却是被视为粗鄙的鄙视的对象。在此种重农文化背景下，罗马精英长期热衷于农书的撰写，公元前1世纪瓦罗、公元1世纪科卢米拉的《论农业》，也都是围绕农业是根本这一观念展开的。农业在古罗马社会中具有最重要的位置，甚至最终决定了政治走向，格拉古兄弟改革，便是围绕农耕土地的再分配进行展开，其后马略改革或凯撒内战，无不是要解决农耕土地的再分配问题。可以说，农业文明才是罗马的底色。地中海的“海运”，其实只是罗马内湖的物资运输，埃及行省的农业谷物，是维持罗马生命的输血线，但却不是什么“海洋文明”。

中世纪欧洲，除了地中海沿岸很少数的城邦国家如威尼斯之类主要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外，主要的欧洲版图部分其实是倒退到比希腊罗马更荒蛮的状态。随着阿拉伯人的崛起，地中海的海盗实际上断绝了西欧和东部地区的联系，与拜占庭和北非的贸易基本中断，欧洲沿海部分随时会遭到袭击，为安全退缩到内陆。甚至一直到十九世纪早期，欧洲和美国的商船都还会遭到来自北非地中海巴巴里海盗的袭击，这种地中海海盗传统，延绵一千多年。在此背景下，“海洋文明”更是无从谈起。

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意识形态也蔑视工商业，认为农耕才是正道。圣保罗就宣称“对货币的热爱是一切邪恶的根源”；托马斯·阿奎那说“如果市民专心于做生意，他们有作出许多恶事的机会。因为当商人想要增加他们的财富的时候，其他的人也会充满着贪婪心理”，“为了这个原因，一个国家对它的商业活动，应加以限制”。而西欧日耳曼人各部族建立的王国，在各种习惯法之下，产生对农业和土地的各种经营方式，采邑、份地、委身、保有、豁免等，都以农业土地为基础。中世纪时代的西欧，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农村，遍地是以领主城堡或采邑为中心的据点，周边散布着村落与耕地，土地和农产也是最大宗的财富。

西蒙·詹金斯《英格兰简史》谈到中世纪英格兰的撒克逊人，说“撒克逊人来自于农耕文化，喜爱英国东部肥沃的冲积土壤”，“撒克逊人一向忠于家庭、乡土和宗族”，“撒克逊人所发的誓言将他们与同一血缘的亲属和一起耕作的其他乡民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以农耕文化为基础，高度重视家族、宗族、乡党纽带的族群，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中国传统社会”画面，而是英格兰的日耳曼部族。

中世纪欧洲庄园的农耕，重农文化才是当时欧洲的主流

西方从古希腊以来的主流观念，正如学者所说：“上古希腊的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古罗马的加图、瓦罗、科卢米拉、西塞罗、奥古斯丁的著述，中世纪的日耳曼人经济观念、基督教寺院文献、代表经院学派的阿奎那思想；直到18世纪名噪一时的重农学派的洋洋大观，无不直接或间接充满了将农业奉为首要产业的溢美之词”（喻小航：《重农与轻商的中西比较》，载《西南大学学报》2012年4期）。

一直到早期现代的北美殖民地和美国建国诸父时代，务农和以农为本，仍然是当时精英圈的主流文化。弗吉尼亚士绅具有比较强的贵族传统，美国国父华盛顿就是这一文化氛围的产物，以古罗马的辛辛纳图斯为人格榜样。他不愿当国王，但却热爱自己的维农山庄，并满腔热忱地打理这一庄园。对于农耕，他写到：“农夫的生活最需具备明察秋毫之力，何其高贵，何其悦心”，“观植物破土而出，于悉心照料之下，茁壮生长，惠赐劳动者以累累硕果”，“农业之事，我知之愈深，乐之愈甚”（[英]保罗·约翰逊：《乔治·华盛顿传》，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71页）。华盛顿躬耕于山林，乐在其中，并长期与英国农学家亚瑟·扬格通信，被称为“既是好将军，也是好农民”。

华盛顿之外，另一位国父托马斯·杰斐逊，他本人就从小生活在弗吉尼亚西部农村，热爱农村田园生活，他喜欢“住在朴素的农舍，和书籍、家人和老朋友一起生活，吃粗茶淡饭”，并热衷于阅读古罗马田园诗人维吉尔的作品。杰斐逊是坚定的以农立国本位主义者，并认为只有农业有利于保持共和国公民的政治德性。在《弗吉尼亚纪事》中，他认为农耕者是“上帝的选民”；在致华盛顿书信中，他说“农业是我们最明智的职业，因为它终究最有助于创造真正的财富、良好的道德和幸福”；在致约翰·杰伊书中说“土地的耕种者是最有价值的公民，他们最有活力，最富有独立性，最善良，他们与国家连接在一起，并且以持续不断的纽带，与国家的自由和利益合为一体”；在致霍根道普书中，他提出既不需要从事航海业，也不需要从事商业，“我们所有的公民都将是农民”。在杰斐逊的推动下，美国政府在1803年从法国购买了路易斯安纳和新奥尔良，这些广袤的土地都是为了美国农业的发展。杰斐逊认为，仅新奥尔良地区的农业产量就能高于美国全部产出的一半。

华盛顿在自己的农场中

美国的另一位国父约翰·亚当斯，也是从小在家传的平安农庄中从事耕作，从事政治期间，则由妻子管理农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费城学院中，将农业当作严肃科学进行深入研究，还开设有讲授种植和园艺的课程，并主张在美国发展蚕桑农业。总之，美国诸父时代的精英，都和农业关系密切。

除了历代的政治、思想精英主张以农立国，以农为本外，歌颂农业生活的田园诗，也是西方文学自古以来的悠久传统。古罗马的维吉尔，创作有《牧歌》《农活》，描写理想田园阿卡迪亚，写犁田、种植以及果树、橄榄、葡萄等农作物的生长。一直到早期近代以来，有斯宾塞、拉里、马洛、哥尔斯密、蒲伯、克莱布、华兹华斯等众多田园诗人。只有农耕文化的背景下，才会产生出如此悠久的田园诗歌趣味与延绵不绝的书写传统。

实际上，以工商业立国的这个“西方”形象是很晚才出现的，自古以来的西方传统和东亚差别不大，都是以农立国，航海和贸易的重要性相对来说是次要的。如果从长时段历史来看，东亚地区的工业化速度和时间并不比欧美晚多少，这种一百年左右的时间代差，并不是什么“中西方文化差异”。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