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洋与复古之间徘徊的现代新儒家

作者：张分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1期（创刊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三月十一日丙子

          耶稣2020年4月3日

现代新儒家试图在古代中国“寻找”现代西方价值的源种，因此不得不在“崇洋”与“复古”的两个方向上左支右绌。

现代新儒家的一些人主张“中国必须再儒化”，意图在现代中国“继承发扬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以儒学构建现代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一些人甚至将儒学奉为“国粹”“国魂”“国学精神”，主张立儒学为“国学”“国教”，由孔孟之学主导现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重建儒教社会”。严格地说，这样的现代新儒家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思潮，他们的根本目的是论证唯有孔孟之学可以解决现代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

这一主张在论证上是面临困难的。现代新儒家必须设法把孔孟之学从封建专制的意识形态及官方学说中解脱出来，将孔孟之学的本质属性及核心价值观与封建专制历史切割开来，论证孔孟之学天生具备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现代因素，让人们相信孔孟之学是解决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的灵丹妙药，甚至让人们相信“儒学实际上就是‘中华文明与中国之学’，是名正言顺的中国‘国学’”。然而，这种论证曲解了儒学的本质属性，也过于夸大了儒学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

现代新儒家沿袭、重复乃至“发扬”古代儒者虚构历史的方法和观点。通过虚构历史来论证并张扬己说，乃是传统儒学一大流弊。这导致儒者“经”“传”中多有不实之词和虚妄之论。东汉王充对此有着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在《刺孟篇》指出，孟轲关于“圣王”的言论是“论不实事考验，信浮淫之语”。唐代刘知几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尧典》《论语》关于尧舜禅让的记述是“徒虚语耳”，孟轲多有“乌有之谈”和“虚美”之言。一批尊崇四书的儒者建构“道统”之说，以抬高孔孟之学的历史地位，堪称虚构历史的典型例证。现代新儒家沿袭“孔孟道统”之说，进而演绎所谓的“中华道统”，沿着古代儒者虚构历史的道路愈走愈远。牟宗三主观设定“中华道统”的“内在超越”路向。面对质疑，他辩称：“即令没有，我们也应当使它有。这是我们作历史的回顾时，作为黄帝的子孙所应当有的责任。”钱穆声称不对本国历史秉持“温情与敬意”，就会被“文化征服”，为此，他极力证明帝制是“君主立宪”而“绝非君主专制”。然而，无论是“使它有”的“责任”还是“温情与敬意”，都与史学“不虚美、不隐恶”的基本遵循相违背。

一些主张在现代中国推行“儒家宪政”的人，明知“古今‘三统’非一脉相承”，且“道不同”，却基于“如果儒家想在现代社会赢得生存权利，就必须有效地吸纳民主”的考虑，宣称要以“引进民主宪政要素”的方式，“弥补古典儒家的不足”，将“儒家”和“民主”整合在一起，以“重建中华道统”。显然，这是要将儒家“虚美”成与其本质属性截然相反的东西。

现代新儒家以“隐恶扬善”美化儒学，刻意掩盖孔孟之学服务于封建专制统治的本质属性。为了论证《孟子》的“民贵君轻”为“世界民主论之先驱”，乃是“民主政治思想根源之所在”，他们只字不提《孟子》主张王权至上的“天作君师”和“民无二王”之论。又如，为了论证“天人合一”是“国学精神”，他们也只字不提《礼记》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论证人类社会实行君主制度、宗法制度、等级制度是天地之必然。又如，为了论证“仁者爱人”是“传统美德”，他们只字不提四书五经还有“仁者杀人”的命题和“圣王之诛”的理论。

被学术界归入“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新儒家，深受文化决定论影响。他们滥用“文化基因”“文化之根”之类的概念，热衷论说似是而非的“文化识别”，进而用儒学定义“民族性”，用“儒学即国学”定义“中国学术”，用孔孟之学作为判定“中国文化本位”的基准，然后打着“弘扬国学”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复兴儒学”，乃至将许多现代中国学术排斥在所谓“中国学术”之外，甚至将中国的现代化说成是“自我夷狄化”。更有甚者，一些人声称中国革命导致“中国没文化了”，唯有“重振儒学”才能挽回，乃至有人竟然主张在现代中国弘扬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为了论证“中国文化本位”这个伪命题，现代新儒家不惜篡改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中国文化及其演化过程，甚至彻底否定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意义及20世纪中国革命道路。

历史潮流，浩浩汤汤。在创造中国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出现主张守旧、反对革新的伪学术不足为怪。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主张复古倒退的谬论影响了许多人的历史认识和道路选择，一些人甚至将封建道德一概视为“传统美德”，将《孝经》《弟子规》等一字不易地奉为涵养道德的圭臬？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认识传统、扬弃传统、创新传统方面，学术界还做得不够充分，部分学者甚至跌入了“盲目弘扬”或“盲目批判”的非黑即白式的认识窠臼。这表明，客观、全面、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中国古代文明的演化过程、中国现代文明的创造过程及相关的各种思想文化现象，为人们正确地认识和对待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提供优质的学术资源，进而促使人们作出正确的道路选择和文化资源选择，这是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历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华文化发展繁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条件，而推动中华文化的推陈出新和繁荣发展，需要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正确看待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的关系，要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用发展和进步的眼光，对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二是正确看待中国文明与外国文明的关系，要坚持“洋为中用”，立足中国、借鉴外国，既不能闭目塞听也不能崇洋媚外。而做到这两点，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尊重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然而，现代新儒家却本末倒置，企图在古代中国“寻找”现代西方价值的源种，所以他们不得不在“崇洋”与“复古”的两个方向上左支右绌，强证己说，这是不足为训的。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