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的考究与遗憾：宋仁宗时代，天才为何成群而来？

受访者：吴钩

采访者：徐学勤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四月初八日癸卯

          耶稣2020年4月30日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清平乐》主人公宋仁宗赵祯，诞生于公元1010年，有意思的是，这个年份距离2020年，也正好相差1010年。

热播剧《清平乐》剧照。

《清平乐》是第一部以宋仁宗为主角的电视剧，它的剧情和服化道调动起许多观众和自媒体的“考据癖”，在网络上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宋朝热”和“仁宗热”。这对这位宋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而言，实在是前所未有的待遇。与那些开疆辟土的“雄主”相比，终生未离开京城的宋仁宗只能算是“守成之君”，在中国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历来没有太强的存在感。他被认为资质庸常，“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宋朝对皇帝的称呼）”，甚至连民间故事、戏剧，都几乎没有一部以他为主角。

然而，在其御宇的时代，却涌现了群星闪耀般的杰出人物：在文学界，明朝人评选的“唐宋八大家”，其中有六位（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在宋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还有柳永、晏殊也都是仁宗朝的一流词人。在学术界，则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著名的经学家和理学家。在政治界，则有范仲淹、富弼、韩琦、包拯、王安石、司马光等名臣辈出。

宋仁宗朝，可谓人才济济，各路天才与贤臣成群而来。恰如苏轼所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而其任重道远者，又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至于今赖之。”如此看来，能创造此等治世局面的宋仁宗并非真的庸碌无为，而是知人善任，开明睿智，是能够垂拱而治的帝王典范，后世士大夫总结其执政所得，归结为“任贤相，听台谏，遵法度”。

宋仁宗赵祯（1010－1063），初名赵受益，宋朝第四位皇帝（1022年3月23日－1063年4月30日在位）。他在位初期，由章献明肃皇后刘氏垂帘听政，直至明道二年（1033年）才开始亲政。庆历三年（1043年），赵祯任用参知政事范仲淹等开展“庆历新政”，企图遏止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及“三冗”现象，但因反对势力庞大，改革旋即中止。在位四十二年，为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历史作家吴钩，在其新近推出的传记作品《宋仁宗：共治时代》中，着重讲述了宋仁宗与臣僚之间的合作与博弈，以及君权、相权与台谏之权如何在相互制衡中，共同创造出政治清明、经济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吴钩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宋朝历史，出版过《风雅宋》《知宋》《宋：现代的拂晓时辰》等作品，在收获一批“宋粉”的同时，却也被一些读者批评为对宋朝过于溢美。

在这部新著中，吴钩用更为学术性的方式写作，力求做到考据精严，但也有读者提出，“强于材料梳理而短于理论分析，视角不具备穿透力。”吴钩所力图还原的是一个常人与君主的合体，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宋仁宗的偏爱。他指出，这样一位开创“庆历、嘉祐之治”的帝王，不仅被宋代后世的士大夫推崇备至，提出“专法仁宗，海内晏安”的主张，更受到张居正、王夫之等明清人士的赞扬。“正是因为宋仁宗的万事不自由，才成就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时代。”

在此书新出之际，我们围绕宋仁宗朝的政治和文化系列议题，对作者吴钩进行了一次专访，同时也谈及了热播剧《清平乐》的考究与遗憾。

吴钩:宋史研究者，知名历史作家。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宋朝文明，主张“重新发现宋朝”、“重新阐释传统”，著有《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宋仁宗：共治时代》等作品。其中，《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荣获CCTV“2018年中国好书”奖。

1、庸常的守成之君，抑或开创盛世的贤主

新京报：你研究宋史多年，《宋仁宗：共治时代》是你创作的第一部传记，为何选择给宋仁宗这样一个并无特殊丰功伟绩的皇帝作传？目前，学界关于宋仁宗的整体研究情况大致如何？

吴钩：给宋仁宗写一部传记，是我多年的心愿。以前读宋人笔记，看到宋朝士大夫笔下的仁宗之仁，让我有些感慨。举例来说，成都有一名落魄文人写了一首反诗，鼓动四川独立，而仁宗皇帝得悉后，居然淡然地说：“此老秀才急于仕宦而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户参军，处于远小郡。”这么仁恕的皇帝太少见了。所以我对宋仁宗一直心存好感。之后，在研究宋代历史时，便对仁宗及其时代颇多留意。

此后，又发现宋仁宗身上存在几个很有意思的悖论，比如说，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时间不短，但他本人的存在感却极低，在多部以仁宗朝为历史背景的文艺作品中，如包公故事、杨家将故事，仁宗从来都是扮演“打酱油”的角色，几乎从未担任过主角。现在正在播出的电视剧《清平乐》，大概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以宋仁宗为主角的影视作品。但是，尽管仁宗本人默默无闻，他在位期间，却涌现了非常多的著名人物、一流才俊，从晏殊、范仲淹、欧阳修到司马光、王安石、苏东坡，等等。

《宋仁宗：共治时代》，作者：吴钩，版本：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

宋仁宗身上还有另一个悖论：其本人的资质是比较庸常的，没有秦皇汉武的丰功伟业，也没有唐宗宋祖的雄才大略，然而，历代士大夫对宋仁宗的评价却是很高的。宋朝人自己说：“庆历、嘉祐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庆历、嘉祐都是宋仁宗的年号。明朝的士大夫朱国祯纵论千古帝王，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在他心目中，千百年间，帝王无数，只有汉文帝、宋仁宗与明孝宗才配得上“贤主”之誉，至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俱不足道。

这些悖论，吸引着我想深入一点去探访宋仁宗以及他身处的历史世界，所以就萌生了给仁宗写一部传记的念头。特别是想到仁宗皇帝诞生于公元1010年，到2020年恰好是他诞生1010周年，这个时间点如果推出一部仁宗的传记，我觉得比较有纪念意义。于是，便有了这本《宋仁宗：共治时代》。就我目力所及，在我之前，似乎还未有人专门给宋仁宗立传，只有黄燕生先生写过一本宋仁宗与宋英宗的合传，那也是二十多年前的旧著了。

新京报：在一个“资质庸常”的君主御宇的时代，为何能创造出政治清明、经济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

吴钩：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宋代中国的文化昌盛、经济繁荣，并不是任何一个君王创造出来的。毋宁说，这是文明演进与宋朝制度合力的自然结果，所以陈寅恪先生才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不是说：“华夏民族之文化，由宋朝皇帝之创造，造极于赵宋之世。”

我再举一个经济方面的例子，中国中世纪式的坊市制、夜禁制，在晚唐、宋初之时均出现瓦解之势，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而宋王朝也没有像之前的唐王朝一样企图扭转这一历史大势，而是顺势而为，实行更开放的城市制度，承认临街开店与夜市的合法性，给予城市商业与市民生活更大的发展空间。如此，才造就《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如梦繁华。

再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一名具有雄才伟略的雄主，在开疆辟土、统一国家方面可以大有作为，但是，不一定就能够开创一种开明的国家治理秩序。秦始皇能统一六国，这是他的伟大功业，但另一方面，秦人又分明感受到“天下苦秦久矣”，以致二世而亡。宋仁宗没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开疆辟土的不世功业，他不过是国家承平时期的守成之君，对于承平之世的守成君主来说，以谦逊、宽仁之心治天下，也许要比雄主的雄才大略更有利于促成政治清明、经济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

2、庸常的当朝和后世士大夫如何评价宋仁宗？

新京报：宋仁宗在位之时，没有一个士大夫对其完全满意，但在他去世后，宋朝的士大夫却一致将其塑造成君主的典范，认为“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最深，宜专法仁宗……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到明清之际，邹智、张居正、王夫之等士大夫也对其赞誉有加。历史上，对宋仁宗的评价经历过怎样的变化？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吴钩：宋仁宗在位之时，其实没少受到士大夫的批评，有一些批评的措词还非常强烈，比如苏辙便直言“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宋仁宗被塑造成圣君形象，是在他去世之后，更准确地说，是在宋神宗熙宁变法之后。应该说，这跟变法引发的士大夫朋党分化有关，当时，反对变法的保守派有意将仁宗塑造成治国理政的典范，将仁宗神圣化，有抬出仁祖抗衡神宗、压制变法派的用意。

不过，朋党分化只是宋朝士大夫“塑造圣君”的因素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熙宁变法激起的路线纷争烟消云散时，士大夫对于宋仁宗及其施政的尊奉，就未必带有多少派系色彩，他们更在意的其实是向当朝君主阐释什么才是优良的政体，什么才是值得遵守的祖宗家法。比如南宋淳祐年间，杜范拜相，向理宗上奏札说：“或有劝仁祖：‘以凡事从中出，则威福有归。’仁祖曰：‘事正不欲从中出，不如付之公议，使宰相行之，有过失则台谏得以言之，改之易耳。’大哉王言！真圣子神孙世守之家法也。”

至于明清士大夫对宋仁宗的赞美，我觉得那是儒家治理理念的反映。儒家认为，为人君者，止于仁。仁是君主的最高境界，仁宗之仁，青史留名。

清初彩绘版《帝鉴图说》之《受无逸图》。该图讲述宋仁宗将老师孙奭所绘画作《尚书·无逸图》挂于讲读阁，并命蔡襄书写《尚书·无逸篇》于屏风之上，提醒自己不可贪图安逸。（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新京报：宋朝后世士大夫对“仁祖之法”的不断申明强调，对宋朝后来两百余年的帝王作风和政治运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仁宗有哪些政治遗产被继承？

吴钩：宋仁宗在世时，不只一次被臣僚批评为“临朝渊默，垂拱仰成”，意思是说，你这皇帝当得不够有魄力，缺乏决断之能，万事委任宰相。但有意思的是，仁宗逝世后，士大夫在总结“仁宗之法”时，却高度称赞仁宗朝的垂拱而治，赞美“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百事不会”不是无能，而是说君主应该谦抑，不逞强，不与臣下争胜；“会做官家”是指深谙为政之要，这个“为政之要”，宋人邵伯温概括为“任宰辅，用台谏，守法度”。宋朝士大夫通过对“仁祖之法”的总结与阐释，试图将君权限制在必要的最低程度上。仁宗朝之后，宋王朝从未出现过专断、强势的君主（包括垂帘听政、代行君权的皇太后），却涌现不少把持朝柄的权臣，这可能与士大夫阐释的“仁祖之法”的影响有关。

新京报：赵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仁宗”为庙号的皇帝，“施仁政”是儒家至高的政治理想。在你的书中，宋仁宗也确实是一位宽厚仁爱、能克制自己欲望和脾气的帝王，你会如何形容他的个人性格与执政风格？

吴钩：如果我们要用一个字来形容宋仁宗，我觉得最恰当的就是“仁”字，他的一生无愧于“仁宗”的庙号。《清平乐》主角宋仁宗的饰演者王凯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心中的宋仁宗，一个是仁，对所有人，包括百姓、身边的内侍宫女，还有每天追着他‘骂’的谏官，都怀有仁厚之心；一个是忍，他是特别孤独的，他没有自己，他所有的感情甚至自己的身体都是国事，在千百双眼睛中生活。”我觉得他很精准地把握到了宋仁宗的特点。“仁”的意思不仅仅是仁厚、仁爱，儒家说“克己复礼为仁”，所谓“克己复礼”，就是克制自己的欲念、情感偏好，服从礼法、制度的约束，就是包括忍。

宋仁宗作为人子、人父、人夫，跟我们一样，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但同时，仁宗又是一国之君，君主的天职是化家为国、舍己从公。这两种角色难免发生冲突，当冲突发生时，宋仁宗常常选择了妥协，即克制自己的个人情感与偏好。仁宗之所以为后世士大夫所称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在写这本书时，很希望能写出这种冲突与妥协。

3、“君臣共治”与“乾纲独断”

新京报：这本书以巨大篇幅来谈论仁宗与臣僚之间的合作博弈，所谓“君臣共治”的局面，为何能在仁宗朝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

吴钩：宋王朝自太祖、太宗两朝之后，在政治势力方面，出现了两个显著的变化：首先，皇帝从开国之君变成守成之君，不复具备克里斯玛型(charisma)的个性魅力与个人权威，君权的行使更多地依赖传统、惯例与制度；其次，通过科举制度，一个庞大的士大夫群体崛起，他们生出“士当为天下先”的担当，甚至宣称“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皇帝也不能反驳，从而形成了“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体。这套政体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至仁宗朝时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所以，我这本关于宋仁宗的传记，副题就叫“共治时代”。

“共治”只是一个概括性的说法。那么，什么才是宋朝式的共治政体呢？我想引用范仲淹之子范纯仁的一句话来描述：“仁宗皇帝推委执政，一无所疑，凡所差除，多便从允，而使台谏察其不当，随事论奏，小则放行改正，大则罢免随之，使君臣之恩意常存，朝廷之纪纲自正，是以四十余年，不劳而治。”这也是宋朝士大夫构建出来的理想化的政体：君主掌握着最高的权威与最终的仲裁权，但地位超然，端拱无为，把执政权委托给遴选出来的可问责、可更替的政府，把监察、审查权委托给平行于政府的台谏，让两权相制相维，如此，君主便可以做到垂拱而治。

新京报：君权、相权和台谏之权三者之间能否形成有效制衡，其关键是否还在于君权的自我克制？当皇帝想要任性妄为、乾纲独断的时候，臣僚并无足够的力量对其进行制约，比如宋徽宗时常以御笔手诏挑战成法，并且规定手诏不容反驳、滞留，对延误执行者处以“流三千里”的严厉惩罚。即便是善于纳谏的宋仁宗，也常有不顾臣僚反对、一意孤行的时刻。

吴钩：君权、相权、台谏之权要达成比较均衡的相制相维的理想状态，君主的自我克制固然很重要，但制度、惯例、士大夫力量的因素也不可忽略，宋仁宗曾有过一段自白：“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这里的“祖宗故事”，即指既定的制度与惯例，制度、惯例摆在那里，皇帝也不能不遵守。若不遵守成法，便是过失。而且，执政大臣与台谏官也会迫着君权在合乎法度与惯例的轨道上运作，不可越雷池一步。由此看来，仁宗即使有专断之心，恐怕也不能如愿。

既然如此，为什么到徽宗朝时又会出现御笔手诏盛行的情况呢？宋徽宗热衷于御笔手诏，确实代表了皇权自我扩张的趋势，但御笔手诏的盛行却不是徽宗独揽朝纲的结果，而是宰相蔡京意欲专权的衍生产物：《宋史》载，蔡京执政后，“患言者议己，故作御笔密进，而丐徽宗亲书以降，谓之御笔手诏，违者以违制坐之。事无巨细，皆托而行”。若非当时的执政集团与皇权同流合污，宋徽宗想以御笔挑战成法，未必会那么容易。

即便徽宗在蔡京的怂恿下热衷于御笔行事，也常常受到抵制，正如汉学家伊沛霞女士在《宋徽宗》中指出：“徽宗发现，长期以来，让大臣执行圣旨都是一个难题，无奈之下，他下令加重对无视御笔手诏的惩罚。”宋徽宗以立法的方式对延误执行手诏的臣僚作出严厉惩罚，固然反映了这名艺术皇帝的任性，但换一个角度来看，也透露了皇帝的御笔手诏一直受抵制的事实。

新京报：士大夫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君主讨价还价，但始终没有生长出足以持续抗衡专制的力量，“君臣共治”与“虚君共和”还是存在很大差距。你在书的最后提到，“仁祖之法”被后来的宋朝士大夫解释成一项比较接近于“君主立宪”的宪制，那么，阻碍其最终发展成宪制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吴钩：经由宋朝士大夫的阐释塑造，“仁祖之法”貌似接近于近代的“君主立宪”制度，不过，我们当然不能将宋朝的“君臣共治”等同于“君主立宪”。由于宋王朝的覆灭，宋人奉行的“君臣共治”体制，也如烟云消散于历史深处。我们无法假设，如果宋王朝的国祚再延续几百年，是不是就可以演化出另一种版本的“君主立宪”。但有一点我们可以指出来，即便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也是经过漫长时间演进而来，今人津津乐道的《大宪章》，事实上在签署之后，便被束之高阁，没有人当一回事。

4、天才与贤臣为何成群而来？

新京报：宋朝为避免重复晚唐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局面，采取重文抑武的政策，但这也导致军事孱弱、外交无力、冗员庞大的“积贫积弱”局面，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等意在富国强兵的变革，为何都以失败告终？宋朝从繁荣到没落的原因是什么？

吴钩：我并不认为“庆历新政”失败了，因为领导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离朝后，他们推行的新政举措并没有全部被废除，而是一部分措施被废止了，但一部分还继续执行，还有一部分获得进一步的完善，而不是像许多人所以为的那样，新政都被废除了。不过，仁宗朝的共治体制，确实不利于大开大阖的变革，因为大开大阖的变革往往需要先赋予主持者足够的集权，如此才不至于处处掣肘。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便不难理解熙宁变法时王安石为什么要鼓动宋神宗乾纲独断。那么，王安石变法为什么会失败？我觉得一些偶然因素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支持变法宋神宗英年早逝，继位的宋哲宗年幼，固执的保守派领袖司马光上台执政。

至于说“宋朝从繁荣到没落”，那更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若是说国运，从北宋到南宋，确实出现了没落、衰败之势，但在文化、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南宋与北宋并没有什么差异，不存在衰落。

新京报：宋仁宗朝涌现了大批有为的名臣，如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庞籍、包拯、欧阳修，他们都是直言敢谏之人，甚至常以辞官相要挟，为何会有这样一批正直忠心、重视名节的士大夫的集中涌现？这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儒学复兴有何关系？

吴钩：宋仁宗朝之所以涌现出那么多直言敢谏的名臣，有几个因素是需要指出来的：

其一，赵宋王朝的建立，基本上结束了晚唐—五代的战乱，人民不再在战火中流离失所，终于可以安居乐业，经过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休养生息，经济、文化逐渐繁荣。战时乱世的结束，也使得国家从“武功”向“文治”转型成为可能。

其二，随着国家从“武功”转向“文治”，宋朝在太宗时期开始大规模以科举取士，科举制度的全面铺开，为士大夫群体的崛起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平台。如果没有科举制度，像范仲淹、欧阳修等平民出身的才俊，不可能进入政府、成为治理国家的执政官。

其三，随着国家从“武功”转向“文治”，宋政府开始大力发展教育，越来越多的平民才有机会受到教育，才有能力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士大夫中的一员。

其四，教育与儒学的复兴，养成了宋朝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使他们视自己为治理天下的主人翁，而不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工具。所以，在他们立朝为官时，才会心忧天下，从道不从君。

其五，宋王朝以宽仁立国，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宋太祖还立下“不得诛杀上书言事之人”的誓约，士大夫基本上不会因为言事而被杀头，即便不是鲠直之士，也敢犯颜直言。用宋人的话来说，“盖遇好时节，人人争做好事，不以为难也。”

新京报：宋仁宗时代，在文学、哲学和科技领域都出现了极大繁荣，正如苏轼所说：“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为用。”当时文化的繁荣与哪些因素有关？

吴钩：宋仁宗朝的文化繁荣，与国家对文治的重视、对教育的投入、对士大夫的尊重，以及政治环境的开明等因素是息息相关的。

清初彩绘版《帝鉴图说》之《后苑观麦》。该图讲述宋仁宗在后苑开辟出一块田园，不种花卉，只种麦子，以观“稼穑之不易”。（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5、电视剧《清平乐》的考究与遗憾

新京报：这部传记的出版，恰逢以宋仁宗为主角的电视剧《清平乐》热播，你也一直在追这部剧，对其如何评价？

吴钩：这部传记和电视剧《清平乐》同时面世，我想这并不是巧合，而是因为今年恰好是仁宗皇帝诞生1010周年，我们都想纪念一下。

追看《清平乐》，也是想看看第一部以宋仁宗为主角的影视作品，会怎样塑造这位皇帝。我当然知道，文艺作品毕竟不是历史传记，必定会有虚构、演义之处，所以，在看电视剧时，我从来不会去计较人物塑造与故事情节是不是与历史一模一样；我更注意的是剧中出现的道具、服装、台词，是不是合乎宋人的生活习惯。

应该说，《清平乐》在道具、服装、台词方面都是比较考究的，制作相当精良，但也有错漏，比如，剧中曹皇后的贴身侍女说起话本里的才子佳人故事，将佳人称为“小姐”。这一称呼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在宋朝，只有那些地位低贱的女性，比如“三陪女郎”，才称“小姐”。清代学者赵翼有过考证：“宋时闺阁女称小娘子，而小姐乃贱者之称。”

至于剧中的人物、故事不与宋朝历史一致，则不可简单视为错误。举例来说，历史上的晏殊尽管是文学天才，但作为高官，表现则不怎么样：他懦弱，因循，依附吕夷简；他提携过范仲淹，老范却很瞧不起他；他是富弼的岳丈，却被富弼斥骂为奸邪；宋仁宗对他其实也没什么好感。电视剧将晏殊塑造成仁宗的人生导师、朝廷的大智者，深受仁宗的器重与信任，应该是糅合了仁宗朝大臣王曾、仁宗老师张士逊的影子，但对公众来说，王曾与张士逊的知名度都不高，而晏殊则是进入过中小学语文课本的人物，所以编剧将好看的戏码都送给晏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还有，《清平乐》里的宋仁宗，英明，睿智，见识不凡，有谋略，他对宰相吕夷简劝他废掉郭皇后的花花心肠一清二楚，只是不想说破；放尚美人出宫，也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的。但事实上，这是电视剧对男主角的拔高，历史上的宋仁宗要更庸常一点，是一位常人，有着常人的喜怒哀乐，有着常人的缺点，比如有点迷恋美色，尚美人其实是他在太妃、大臣的压力下无可奈何送出宫的。也就是说，真实的宋仁宗其实并没有那么高尚。但我们不能说电视剧的改编有史实错误，这其实是必要的文学化处理，只要能自圆其说就行。

如果不能自圆其说，才可以说是文学改编的失败。我觉得《清平乐》中最不合理、堪称失败的人物改编，是温成（张妼晗），她刁蛮任性，飞扬跋扈，而且无脑子，令人生厌，让人一看到她的镜头就想按快进键。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会得到万千宠爱呢？除非同时将宋仁宗塑造成一个昏君，但并没有，这就无法自圆其说了。

新京报：如果由你来做编剧，你会如何讲述宋仁宗的故事？

吴钩：如果是我来拍《清平乐》，我会抛开原著小说，将梁怀吉这条线砍掉，后宫戏削减（但温成会成为第一女主角），重头戏放在朝堂，直接在《宋仁宗：共治时代》的基础上改编，以仁宗皇帝与众名臣的群戏为演绎的重点。

我们想象一下，一部剧依次登场的角色是晏殊、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包拯、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全是自带光环的人物，他们的名字与作品，不但出现在今天的历史教科书中，还出现在语文课本上，人称“背诵默写天团”。这本身就是话题，就是流量，比什么宦官与皇后、公主的狗血之恋更有吸引力，也更有意义。哪个历史题材能带出这么多的牛人？这么好的IP不好好发挥，真是太可惜了。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