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路途上有很多可以欣赏的风景

作者：宋立林

来源：“经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三月廿九日甲午

          耶稣2020年4月21日

宋立林，山东夏津人，1978年生，历史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后（武汉大学），副教授，曲阜师范大学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心副主任，中华礼乐文明研究所所长，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出版《出土简帛与孔门后学新探》《儒家八派的再批判》《孔子家语通解》（合著）等，发表论文60余篇。

01、经学文献学相对冷门，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门学问的？又是如何深入的？

说起来非常惶恐，非常汗颜，我哪里懂得经学文献，纯粹是门外汉。面对经学，如同面前的万仞宫墙，虽然就在眼前，但恰如子贡所说，我是“不得其门而入”，只能仰止！最多算是徘徊于门前。因为学习孔子儒学，自然不会不了解经学。但是我的专业是专门史，确切一点说是中国思想史中的儒家思想史。我的本科、研究生都是在曲阜师范大学读的，拿到的学位也是历史学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本科期间胡乱读过一些书，但是没有人指点，只是自己瞎读，毫无长进。工作三年之后，考取研究生。当时我本来报考的是清华大学思想所，专业也是专门史。此前一年我也报了，目标是葛兆光先生，我对他的思想史非常感兴趣。可惜我外语不好，那一年没有过关。第二年报考的时候，他已经不招硕士了，我改报廖名春老师。那是2003年，非典。复试没过，再次落榜。但是我进到了清华园，见到了很多原来只在书本上知道名字的前辈，别提多激动了。落榜咋办？调剂回母校。刚办完调剂手续，等待复试的时候，非典大爆发，那一年复试是把试卷寄回家，彼时，先严先慈皆已弃养，我也是孑然一身。我一个人在老家的院子里，搬了把椅子作桌子，坐在马扎上，认认真真地做题。后来我想这就是儒家讲的慎独。后来被录取，我从一名高中历史老师，又变回了学生。曲阜师大虽然是地方院校，但是在儒学研究方面还是有几十年的积累，有不少的名师。我有幸进入当时的孔子文化学院攻读专门史，绝对是一种造化。所以我从来没有因为没有去成清华读书后后悔。历史不能假设，我不能想象去清华读书，我的人生轨迹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我清楚我在曲阜师范大学追随杨朝明老师读研究生，以及此后的人生之路，是我喜欢的。这就够了。哈哈，抱歉，绕得有点远了。回到正题。对于经学文献的认识，就是在研究生阶段，才有了较为清晰的框架。杨老师是历史文献学出身，他的导师，我的太老师是研究鲁国史的郭克煜先生，我没有见过老先生，但是听师辈们说起来，没有不佩服的。可惜他们那一代经历坎坷，写东西少。后来以郭先生名义出版的《鲁国史》，也是他的弟子们合作完成，完成郭先生的夙愿。我还见过郭先生和大师伯梁方健老师、陈东老师合编的《鲁国金文编注》油印本。杨老师硕士论文好像是《汤球<九家旧晋书辑本>研究》，因为那个时候（1988年）曲师大有招生权，没有学位授予权，所以杨老师他们八位同门，包括郭沂老师，在华中师范大学古籍所获得了硕士学位。答辩的主席就是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后来杨老师的研究一直以史学史、文献研究为主，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慢慢转到儒家文献研究。杨老师后来又跟着李学勤先生读书，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后来出书了，就是《周公事迹研究》，是通过对古文献的重新认识、考辨、梳理，进行周公研究。再后来，杨老师便是以儒家文献、早期儒学为研究对象。所以，从师承上来讲，我应该有一定的文献学背景。可惜，我的专业是思想史，不是文献学。我们的历史文献学硕士、博士点都是稍微后来的事了。所以，我也是从文献入手做思想史研究，但是缺乏系统的文献学的训练。这是很大的先天不足了，后天失调。文献学的书，读过不少。但是就是不系统，不少原原本本，老老实实地把文献学学好，兴致来了，就读一阵子文献学的。所以文献学基础不牢固，和那些文献学出身的相比，我自然只能属于门外汉。但是，又割舍不掉对文献的兴趣，不安心纯粹作思想史、哲学史的义理。所以，我自己常说，我是一个文人，不适合作学者。兴趣太杂，不光是文献、哲学史，对宗教、艺术、文学、曲艺、美学等等，都有兴趣，属于文人积习。但是又缺乏文人的素养和天分，结果就是半吊子，对什么都难以从一而终。

我研习儒学，特别重视经学对思想史的意义。在文化复兴的大势之下，经学的价值和意义，已经越来越受到关注。很多学者在指导硕博研究生的时候，也越来越强调经学的训练。但是，老老实实读经典，研习注疏，绝非易事，考验毅力和耐心，真是“皓首穷经”，其艰苦不足为外人道也。我对经学文献的研读，正像上面说的那样，是不系统的，比如《毛诗》读过一点点，《周易注疏》读的多一点，因为研究生写孔子易教思想，那个时候较为沉迷于易学。《尚书》的也因为有一个时段师门讨论古文尚书真伪问题，而有兴趣，读了一些。《左传集解》是配合着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读的。我专门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五卷本《春秋左传集解》，没有疏，更简洁一些。当然，读得最多的不是五经，是四书系统。我们曾经办过多次的读书班，研读的对象是《论语》《荀子》《易传》《孔子家语》等等。逐章逐句地读，收获很大，当然进度很慢。所以，我个人读经学文献，只是为了知识的积累，不是作为专业研究。我记得廖名春老师告诫我，文献学是基础，由文献考据到思想义理，才是正途。我是心向往之，但是远远达不到这样的境界。

02、您所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是？目前正在从事的相关研究内容是？将来的研究计划是？

屈指一算，我硕士毕业已经14年了，也就是说从名义上说，跨进学问的门槛已经14年了。我记得某位前辈曾经说过，一个人只要用功于某一领域，6-8年就能出成果，10年左右就应该算是该领域的专家了。我一想到这样的说法，我就心里打颤。我虽然愚钝，但是时间也不少花，倒也算得上勤勉，只是学问依然在“略识之无”的阶段，有负老师的期待，更对不住一个学者的头衔。每当获赠或买到同辈友朋的大作，我都既是由衷的敬佩，又是格外的无地自容。我的好处是从来不会嫉妒别人，我从来都是赞叹、景仰、追慕。不管追不追得上，反正我是心向往之。希望能够通过向他们的学习，激励自己，不要懈怠，以更加敬业的态度对待学问，让自己的学问有点滴的积累，不至于游学无根，私愿足矣。

这些年跟着老师做过一些工作，发过几篇不像样子的论文，出过几本书。我的硕士论文《孔子易教思想研究》，就是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简帛进行研究的。对马王堆帛书《易传》下过点功夫。自己还曾做过两篇《缪和》《昭力》的校释，后来刘彬老师收进他的大作，那本书获得了省社科一等奖，我是得附骥尾，与有荣焉。后来，博士论文写儒家八派，还是以二重证据法为基本思路，所以郭店简、上博简的东西相对熟悉一些。再后来我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孔门后学与儒学的早期诠释研究》，一本这样的思路。但是，经学本身的工夫下得少，总是有种底气不足的感觉。文献的整理，我是跟着杨老师作《家语》《论语》的译注通解。《孔子家语通解》大概是2005年就在台湾出版了第一版，后来齐鲁书社约稿，又出了新版，这个齐鲁书社版署名是杨老师和我主编。因为我在修订的时候作了一点工作，老师特别要加我作主编。很多人开玩笑，说凡是老师和学生合作的，估计都是学生写的。我说这个不能以偏概全。杨老师是很负责的，稿子都是他审阅修改的。后来的《论语诠解》我参与了，但是由于精力不够，没有做更多的工作。

我对文献整理还是有兴趣的。大概四年前，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找我，要出一本国学典藏本的《孔子家语》，后来商量说可以再出一本《家语译注》和《家语汇校集注》。我的杂事多，兴趣广，老是安不下心来踏实做，一拖好多年。19年终于把《孔子家语》日本人太宰纯的增注本校点出版了，非常精致的书。不过，我近来作《译注》，重新校对，发现了几处句读错误、还有漏校的地方，脸红啊。今年春节前，新冠疫情爆发，我想大过年的，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把书做出来吧。一鼓作气，大概三个月时间，弄完了。还没交稿。我的感受就是在小学方面的积累不足，尤其是音韵方面，都是亟需补课的。我得再自己审阅一下，不然错误太多，太丢人了。当然，这个新的译注，也是我的心血所系，不能说毫无价值，自信有所贡献。这是最大的安慰。不是在重复劳动，而是有哪怕一点点的推进，一丁点的贡献，才是我们的价值。因为《家语》的公案牵涉极多，问题复杂。我个人的理解是，《家语》的价值需要重估，不能再像清人、近人那样鄙薄之、否弃之，像顾颉刚所说“赝中尤赝”，《家语》的价值也越来越得到肯定。所以这些年以《家语》为对象的专著出了不少，宁镇疆兄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师门在杨老师的带动下，也有很多硕士论文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我自己还是不太赞同说，《家语》是孔子研究第一书。当然，杨老师这句话不能简单地理解，像口号一样。他有自己的理据。但是，我还是觉得对于年轻人读书来说，《论语》是第一位的，把公认的经典读好了，问题把握住了，到了一定的年龄，有了较为扎实的学问基础了，再来碰这些学术公案比较稳妥。否则容易被问题搞蒙，所以读经典注疏是基本功。《家语》的研究，也越来越精细化，这是大势所趋。我不想作《家语》的研究，我只是把这些年的读书，落实为一种成果，具体化出来。《家语译注》是给大众一个可信赖的现代注释本，所以我较为注重在字词、名物、典章、史实、乃至义理上给出我的解释，帮助人们读懂这本书。做译注的过程，其实也是仔细读书的过程，原来没有发现的问题，现在发现了，就得解决。所以，有时候非常痛苦，这个词到底怎么理解，这个字是啥意思，得联系其他文献，结合思想史的背景，通过内证外证，掂量再三。有时候最终没有满意的解释，没办法。有时候豁然开朗，真是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那种喜悦才是学术研究中的快乐所在，也是支撑着自己继续走下去的动力。《家语汇校集注》，主要是想利用我所掌握的文献资料，给学界提供一个更全面的《家语》文献，以供研究。自从我大言不惭地宣传了我的想法后，很多师友总是关注和讯问《汇校集注》完工了吗？，我是汗颜无地。我说当然做了一些基础工作，但是啥时候能够集中精力做出来，实在不好说，可能是猴年马月的事了。像这几个月这样的特殊际遇，实在是罕见的。毫无外在的干扰，除了买菜做饭，看孩子之外，就是写稿子，人这一辈子也不会碰上几次。

另外，在郭沂老师的提携下，我和他合作两本文献整理的书。一本也是《家语译注》，是郭沂老师打头，我协助他。另一本则是《孔子集语》的全本全注全译，前几天刚刚收到编辑寄回来的样稿的审定意见，在格式体例上做了更为明确的要求。我想下半年应该会完成。

未来的计划不好谈，因为我是缺乏计划性的人。比较感兴趣的课题有这么几个，一个是《论语》或者《四书》的名物研究，我在读书，或者和学生们读四书的时候，发现很多问题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解读，往往与对典章名物的不熟悉有关。很多中学老师也有类似的困惑。所以能不能在这个方面做点工作，给今人读懂四书扫除些障碍。另一个就是对《论语》古今注疏的整理。好几年前，就有师友提出所谓“《论语藏》”的计划，后来我们学校文学院立项作论语文献的集成。我个人还是从读书的角度来想，程树德先生、我的老师黄怀信先生都做过相关工作，能不能再深入一些，不光从文献的角度，而且是从义理上会通起来。唉，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所以，有些想法仅仅停留在想法，慢慢地一步步地落实，不急于求成，不仅对学问有益，对身体也有好处。所以，我现在自颜书斋曰：“慢庐”。就是警告自己，要学会放慢速度，不要急于求成。慢慢走，欣赏啊！学问路途上有很多可以欣赏的风景，转换一下心态，换一种活法，可能更能体味学问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妙处。否则，在现今科研体制的拿捏之下，我们学者们太不容易了。对自己的身体宽容一点，是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也是对学问事业负责。要知道，学问是做不完的。慢慢做，只要有认真不苟且的态度，踏实不敷衍的精神，足矣！

03、您认为经学文献学应该是偏重文献整理，还是文献研究，亦或是基于前者基础上的文史研究？请重点谈一下您在这个领域的治学心得。

众所周知，经学本身是一个综合性的学问。以我个人浅见，经学文献学也不应该完全画地为牢。这几十年来，大概是九十年代以来吧，李泽厚先生提出所谓“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背景之下，文献也好，经学也好，越来越受到重视了。从先秦到近代的相关文献整理工作，从甲骨金文到日记、奏札、档案，都有人在整理。除了很多成果，当然其中也是鱼龙混杂，每年都有被举报出来的粗制滥造的文献整理类图书。文献学的发展，自然离不开文献的整理工作。文献的整理对于学者们来说，那是大厦的基石。所以我自己就很庆幸，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这么多的文献可以为我所用。文献整理是耗费精力的苦差事，不是所有人都乐意干的。当然，除了意愿之外，还得需要认真负责的态度，一丝不苟的精神，和扎扎实实的能力，缺一不可。当然文献的整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影印，影印的好处是存真。这几年不仅大出版社推出了很多大型影印文献，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推出的“国学基本典籍丛刊”，非常受欢迎，小钱买大书，很是解渴。而且像师顾堂、传古楼等已经是业界的响当当的品牌了，没有新品，大家都翘首以待，“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另一类就是校注类。当然还可以细分，点校、校注、汇校集释、译注等等。在文化复兴的时代，社会需求量大，各出版社都在做。学者也是各显神通。我的感觉是，现在的文献整理类，存在着急功近利的浮躁之风。像老辈学者那样，一辈子作一本书两本书，今天已经很难得再见到了。学问的积淀不足，导致了文献整理的水平无法保证。很多大牌学者冠名的，往往因为自身事务繁多，无法真正去做，只是自己的学生做，质量无法保障。对文献学而言，是板凳一坐十年冷的学问事业，这在今天的氛围中，是不适合生存的，这些病症的存在也就无可避免了。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管住自己，不那么功利，尽可能地放慢速度，静下来做点扎实的可靠的文献整理工作。

文献学的研究，不能光停留在文献整理上，应该有进一步的深化，以文献为基础，做好文史哲的研究。这可能又包含两种情况，一种是学者本人，以文献学为业的，也不能仅仅停在文献整理阶段，要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开拓深化，利用文献做好文史哲的研究。当然，这里头得看学者自身的兴趣，有的人就是醉心于文献，无意他顾，当然也不能说就不好。另一种情况则是学科之间的联系和沟通上。文献学应该与文史哲诸科加强联系，互通有无，做到相得益彰，而不应互相瞧不上。搞文献的觉得研究义理的基础不牢靠，搞义理的认为研究文献的不深刻。学问不应该划界，根据自己的兴趣与志向，从事于学问，取得扎实的成绩，就是对的。

说起心得，主要是自我检讨。第一，对从事经学文献学的工作之艰辛之困难，要有充分的自觉。否则容易半途而废，知难而退。只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那种劲头，才能做好。第二，得有几年的扎扎实实读注疏的功夫。过去叫童子功，我们缺的就是这个。现在的人，聪明，从经学里头找到个问题，做论文，很容易。但是这其实有投机取巧的嫌疑，最后会吃亏。必须扎扎实实从某部经典的注释读。我读博士后的时候，郭齐勇老师就叮嘱我，要“通一经”，要选中自己的学术自留地，深耕细耨。只是我的兴趣杂乱无章，没有沉下心来做。我想，我会在未来几年，在作《论语》或《四书》研究的同时，将主要精力放在《礼记》上。第三，要有开放的心态与宽广的视野。一方面对自己的学术领域有自信，但同时要懂得尊重其他的领域、其他的学科的学问，在夯实专业基础上，拓展阅读范围，把博和约结合起来，可能会有新的思路新的发现，这大概也符合所谓跨学科的潮流。宽广的视野，要熟悉学科的前沿，尤其是国际上的前沿。在经学方面，我觉得我们台湾就做得非常好，很多工作做在了我们的前头。日本在经学文献方面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关注的。以上所说，都是自我检讨，我都没有做到。我如果做到了，我想就不至于是如今这般的学殖荒疏了。

04、请您谈一谈对经学文献学前景的展望，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哪些方面会引起更多关注？

对一个学科的展望，那是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的能力，我缺乏这方面的能力，也没有相关的思考。最近这些年，经学很火热。当然争议也很大。我虽然不从事经学，但是我是力挺经学的发展的。目前各个经典的研究，都有专业团队、专业组织，有很多领军人物。比如礼学，就有清华大学彭林先生那里，浙江大学的团队，北京大学等也有。我们曲阜也有礼学研究机构。易学的研究，有山东大学易学中心，最近我们学校也成立了周易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福建师大的易学研究等等。诗经学、尚书学、春秋学也都一样。但是，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所谓的经学，还只是经学研究，整体上属于经学史范畴。古文经学的传承最后成了文献学的学科，今文经学的传承体现在某些哲学教授身上。当然，像曾亦兄他们，特别强调经学不同于哲学。但是经学也好，儒学也好，很多先生倡议列为一级学科或学科门类，都没有成功。我的悲观的看法是，不论传统文化如何复兴，经学的时代再也回不来了。也就注定了，经学成为了历史，我们的经学必然是经学史。

学问的趋势是细化。细化的好处在精深，坏处在窄化。所以，应该有高大的视野和抱负，再做精深的细小的探究，就不至于往而不返。

05、请您推荐一种“经学文献学”的必读书，简要地介绍一下内容及您的阅读体会。

如果让我推荐一种“经学文献学”的必读书的话，那就是清人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十几年前，廖名春老师就推荐我们先读好这本书。要知道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中国的学问，尤其是文献学的学问，到了清代达到了顶峰。最近中华书局推出了俞国林兄校点的新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我又在工作之余，阅读梁任公这本代表作。可以看到清人的学问，确实令人敬佩。一连串的名字，都是那么令人敬仰。我曾经收藏了多种《清代学者象传》，就是像一睹芳容，瞻仰那些大师的风采。最近也收藏了《程瑶田全集》《凌廷堪全集》《莫友芝全集》《郑珍全集》等等，其实读未必读得完，但是追慕之心也是有的。在清人学问之中，高邮王氏显然在一流大师的行列。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都是经典之作。应该是做传统学问的学者的案头书。他们在训诂学方面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这一点王氏父子是有自信的。“训诂之旨，本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我们读《广雅疏证》会有体会。《读书杂志》，是传统的札记体，是对《逸周书》《史记》《荀子》等先秦两汉文献的校勘笔记，但是他的牛就在于将校勘与训诂结合起来，“发前人未发之覆”。读这本书，我们可以感受清人学问的形态、功力，也能学会方法，从中得到训练。结合高邮王氏的其他各书，能够在朴学上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