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识五四：中国文明复兴的起点

作者：姚中秋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四月十六日辛亥

          耶稣2020年5月8日

 【按：本文系作者2020年5月4日在辛庄师范网络学院讲座整理稿。】

“五四运动”爆发101年，这一百年来，年年“五四”，年年说“五四”，各方面都在解释“五四”，通过解释“五四”定位自己的时代，尤其是确定自己该干什么？因为“五四”确实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对“五四”的看法也经历过一些变化。因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混在一起，前些年，对“新文化运动”反传统这一面持比较激烈的批评态度。这几年来，不断地读书学习，对中国历史的认知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加深，有了一些新想法。所以明雨兄给我出了五四这个题目之后，我想了一下，觉得还是有一些可谈之处。最初明雨兄确定的题目是“超越五四迷思，解决千年难题”，这个“解决千年难题”说得非常好，也是我几年前开始思考的一个问题。前面的“超越五四迷思”可能会引起一些误解，所以又确定了一个新题目，就是现在这个题目，但下面的讨论还是要从“千年难题”开始说起，因为我们今天仍然处在解决千年难题的过程中。

中国的千年困境

我所谓千年难题是什么？这是要命的难题，那就是，宋代以来中国遭遇了两轮大失败。我们的文明很悠久，光辉灿烂，但也经历过比较严重的挫折，尤其是过去一千年来。

第一种类型的大失败就是宋明两次被北方民族征服。现在电视正在播放《清平乐》，写宋仁宗时代的故事。学习传统文化的朋友中，有很多人对宋代有好感。近些年来，在知识分子中，对宋代有好感的人越来越多。我的朋友吴钩先生近些年来出版了好几本书，都是赞美宋朝的文化和政治的，据说很受欢迎。宋朝的文化政治确实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有一件事情我们回避不了：它最后被蒙古人征服了。在这之前，它已经两度被北方民族压迫，先是被契丹人，然后被女真人，西边还有个西夏，人口很少，也不能完全战胜之。明朝恢复了中华，但两百多年以后，又一次被来自东北的民族征服，一直到1911年。大家算一下，过去一千多年中，我们有一半时间生活在不很典型的王朝统治之下。当然今天，我们对蒙古人、对满洲人的统治完全不必太在意了，因为他们都融入中国各族人民之中了。但这段历史我们还是要讲清楚的，中原王朝两次被征服了，这是中国遭遇的第一类大失败。

第二种类型的大失败是，19世纪中后期，中国接连败于欧美列强和日本。日本本来是儒家文化圈中一个边缘性国家，从19世纪末开始竟然也有能力侵略中国了，并且在20世纪上半期全面入侵中国，差点亡了中国，中国文明有中绝的危险。这也是我们文明的大失败。

这两个大失败，是我们研读中国历史时需要面对的大问题。我们要思考，中国文明为什么在过去一千年中反复地失败？尤其是19世纪中期以来的大失败，跟五四运动直接相关。我们被西方人打败了，各方都进行救亡图存的努力，“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技术，学习西方的工业，以至于进行政治文化方面的变革。比如清末新政，废除了科举制，废除了书院，引入西方的文化教育体系和学术思想体系，最终也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国，并且新的共和国实行的是议会民主制度、多党竞选制度。表面上看起来说，我们救亡图存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效，似乎建立了一套现代的教育体系、现代的经济体系、现代的政治体系，但后来还是有二十一条，还是有巴黎和会，乃至于日本大举入侵中国，中国再次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努力，但进入20世纪，中国仍然是一个失败国家，甚至比19世纪后期还差。

问题出在哪儿？我们需要认真反对。当然，历史进程中的人物也在反思，五四运动构成了一次反思深化的重大契机。于是，由五四运动开始，中国人的救亡图存努力，走上了新的道路。

新文化运动：给传统政教画上句号

袁世凯时代，中国已是失败国家。他当然不可能坐以待毙，他看到了国家的全面失败。他想办法解决，很不幸的，他的办法是走回头路，“复辟”。他在两个方面都走了回头路，首先在政治上恢复帝制。因为他认为共和制下多党竞争、议会民主把国家搞得乱糟糟的，政治不能“定于一”，那就恢复皇帝制，由皇帝来说了算。其次是尊孔。民国初年，大家都感觉到社会风气更坏了，不仅仅是老袁这么想，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所有这些人都这么想，民国建立，道德崩溃。这就要重建道德，用什么来重建道德？尊孔。

当时，康有为也在抓紧推动建立孔教会。他也在政治上进行努力，希望国家立孔教为国教。当时政治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议题，就是在宪法中要不要写入尊孔教为国教。民国成立时，没有制定宪法，只有一个临时约法。但共和国总是需要有一部成文宪法的，所以民国成立以后就一直在制定宪法。康有为就抓住这个机会，当然还有其他很多人也主张，把孔教写到宪法中。结果引起很激烈的争论，孔教入宪是民国初年文化政治中的一个核心议题。但是，宪法的制定拖拖拉拉，从这里就能看到，这个国家失败到了什么程度！中华民国成立了十二年之后，1923年，宪法才勉强制定出来，宪法才勉强制定出来，就是所谓的曹锟宪法、贿选宪法。老曹把议员们关到议院里，军警把门一锁，不给饭吃，这帮议员最后只好签字同意宪法。这样的宪法就是个摆设，一点用处都没有，这样的宪法其实是国家的耻辱。这几年有些学者厌恶革命，竟然觉得北洋的政治也很好，说这部宪法从学理上非常优秀，问题是，制定宪法不是写学术论文啊，用这么一个程序制定出来的宪法，连制定宪法的人都不遵守，有什么用处啊。

总之，老袁要挽救国家的失败，他就在这两个方面努力，结果反而把事情给弄砸了。因为他给大家制造了一个印象：孔子和专制政治原来是一伙的。其实在此之前，大家毕竟还是读五经长大的，并没有那么强烈地反孔意愿。晚清推行新政时，废科举、废书院，以五经为中心的教育建制瓦解，孔子也就逐渐隐退了。民间还是广泛地读旧书，因为当时新书不普及。一般的知识分子、精英群体对孔子之教、对儒学、对经史之学并没有太多恶感。大家都觉得应该学习西方，但是不必抛弃中国固有之学问。老袁这么一搞却坏了事，因为当时大家在政治上都认为共和显然是现代的政治制度、文明的政治制度，恢复帝制是开倒车。老袁恢复帝制又尊孔，把这两个紧紧捆绑在一起，由此，孔教就成了知识分子攻击的主要对象。

这就有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导火线就是老袁尊孔。《新青年》这个刊物真正火起来，就是反孔的论述。在各种历史叙事中，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其主题首先就是反孔教、反礼教，进而反对一切传统。但它有一个主题核心，就是破家。因为中国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都跟家的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是否以家为中心，这也是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我给大家讲过《孝经》，从中可以看到，大约只有中国文化才把孝树立根本价值，这样的根本价值是依托于家、族的。孔子之教也是立孝为教，反孔教，必然反孝，必然破家。这也构成整个20世纪反传统思想文化运动的基本主题。“新文化运动”的论述都鼓励青年走出家，文学作品都把家描述成黑暗的。

至于“五四运动”，从时间上看，要比“新文化运动”要晚三四年，两者在时间上不完全重叠，其主题更是差异很大。我想以前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大概把这两个运动混为一谈，好像两个称呼可以相互替代，说“五四运动”就包括“新文化运动”，说“新文化运动”也把“五四运动”包括在内。确实，这两者是有联系的。比如说像陈独秀，既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又是“五四运动”的活跃人物。所以两者确有联系，其发生时间也确实很近。但我近年来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运动，其内容不同，诉求不同，反对的对象更是完全不同，最后的结局也有很大不同。

我先概括一下我的看法，“新文化运动”旧世界的句号，它给旧的政教体系画了一个句号，宣告中国传统的政教体系彻底丧失正当性了。老袁的尊孔努力反而给传统的政教体系以致命一击。至于“五四运动”，则是新时代的开端。其最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中国人在精神上站起来了。

五四运动：重点是反帝的自觉

回过头来看，中学教科书里面对五四运动的讲法，其实是蛮准确的。而80年代以来，非官方的历史叙事对五四运动则有另一种讲法。这是两不同的历史叙事体系，一个是官方的体系，另一个是启蒙史学或者叫自由主义史学体系。在这两个叙事体系中，“五四运动”呈现为不同的面貌。我们今天也许是描绘“五四”的另一个面貌，把五四运动放在中国文明复兴的框架里来考察、描述。

我们部分地接受官方的历史叙事。根据官方的历史叙事，“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这个最根本。我们今天说中国文明复兴，那首先又一个衰落，是什么让中国文明衰落的？是帝国主义。今天，我们复兴中国文明最主要障碍是什么？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及其所代表的价值、思想、观念，以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制度。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更中性的词“西方”，但西方满世界转是带着枪炮，因此就是帝国主义。五四运动是现代史上第一场反帝爱国运动，这就迈出了中国文明复兴的第一步。

说到这儿，我们需要简单地了解一下帝国主义的兴起及其对中国的压迫。中国跟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真正发生变化，是在19世纪上半期。我在新出版的《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还有刚修订完成的《国史纲目》中都确定1800年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在这之前，西方没有力量侵略欧亚大陆上的传统国家，比如中国。大家可能知道英国公使马戛尔尼来华的故事，他跑到中国来，要求中国打开门户，乾隆皇帝说我们没兴趣，英国也没办法，因为它当时并没有坚船利炮来侵略中国，他当然想侵略，可做不到。当时西方列强可以占领美洲，因为美洲文明水平比较低，但中国的技术水平和政治组织水平跟它差不多，它没有无力侵略。

但1800年前后发生了人类四五千年来最大的一件事——工业革命。只不过工业革命当时是静悄悄地进行，持续了大半个世纪。大概到1820年代，英国人才感受到了，我们的产业跟其他国家不一样了，对其他国家拥有了压倒性优势，这就就是坚船利炮。这个时候，英国开始倡导自由贸易，它的商品在全世界都有竞争力。你不开门，我就拿大炮轰你。所以，英国主张建立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是从1830年代开始的，它马上就侵略到中国了，很快就有鸦片战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的悖论或者说自由主义的双面性。英国鼓吹自由贸易，因为它是强者；它用大炮来强制弱者接受自由贸易；对弱者来说，自由意味着压迫。今天的美国，同样用导弹强制其他国家自由。

所以，英美、西方之所以强大，打败中国，跟什么自由、民主、宪政、法制等等，跟什么个人主义、新教伦理等等，都没有关系，要害就是工业革命。这些西方的价值、制度好不好，咱们先不说，但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就有了这些东西，而全球化也已运转了三四百年了，但在这个体系中，中国、奥斯曼帝国和英国、欧洲国家是平起平坐的，工业革命之后却完全变了。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所以它成了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全球霸主，并且打败了中国，把中国也纳入其帝国主义体系中。英国部分地支配中国，大概持续了半个世纪。

其他国家欧洲还、美国都开始学习英国，积极推动工业化。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美国率先初步完成了工业化；到19世纪末，俄国、日本又初步完成工业化。它们都有样学样，学英国的样子，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寻求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比如中国。由此就有了我们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学到的“帝国主义瓜分狂潮”。被侵略的国家的压力一下子就增加了很多，本来是一个国家压迫，现在五六个国家来压迫，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一次剧烈的变化，就帝国主义大规模的征服、建立殖民地，也是这个时候。中国的国际压力陡然剧增。

但是，中国人当时比较傻，晚清民初的人们对帝国主义没有清楚的认识，他们还是在抱着幻想亲近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数救亡图存的人都相信，西方代表公理。当英国独自支配中国时，确实挺文明的，因为没人跟它抢，它很安稳地做主子，它的行为还是比较谨慎节制的。总体上，英国人确实是很有政治的智慧，不像美国人张牙舞爪的。英国人关心的唯一问题是挣钱，对意识形态没兴趣，所以晚清民初的中国精英对英国人很有好感，进而相信，西方文明是讲道理的，人家建立的国际体系是公理，中国人要学这个东西。但巴黎和会一耳刮子把大家抽醒了。

五四运动的缘起，我想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战的参战国，而且我们很神奇地是胜利国，两次世界大战，我们都是胜利国。一战结束时，全国上下都抱着很大期望。德国是战败国，《巴黎和会》要清算德国，应该把德国在山东侵略的权益全部归还给中国。但是，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永远改不了狗吃屎的习惯，永远压迫第三世界、压迫后发国家，这是它的本能。德国侵占中国的权益，英法都列强转手给了日本，日本当时已经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他们相互交换利益。美国最初装好人，这时一句话也不说。

于是，大家很痛心的说：“强权战胜公理”，终于认识到帝国主义就是强权，西方文明的面纱被一把扯下来。这个情形跟现在有点类似，我们前面几十年一直都把美国想象成人类文明的灯塔，疫情冲击之下，原形毕露。1919年的上半年，知识分子群体就在玫瑰色的梦幻中，突然破灭了。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起来抗议，喊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这是中国现代史的一次转折。在此之前，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但精英们总是认为，西方是文明的，这是文明人打野蛮人，梁启超、严复等人都认为中国就是野蛮的，那文明人打我们是理所应当的。我们要承认自己是野蛮人，踏踏实实地学习人家的文明之道，变得文明起来。所以当时出现了很诡异的现象：日本打败了中国，结果中国青年呼啦啦涌到日本去学习。这也许与中国文化有关，“见贤思齐焉，言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可是巴黎和会让大家认识到，他们根本就不文明。这种意识相当于切断了与西方的精神脐带，实现了精神独立。西方的典范意义已不复存在，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文明想已不复存在。但是，还是要往前走的，那就要独立地探索。所以，五四运动的精神觉醒，相当于知识分子推翻了西方文明在中国人精神上的那座大山。这就迈出了中国文明复兴的第一步。文明复兴，首先是在精神上取得独立，否则始终处在依附状态。一个经济体如果处在依附状态，就完成不了工业化，世界上大多数后发国家在经济上都是依附西方的。同样，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如果在精神上是依附西方的，那也不可能推动自己文明的复兴。

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就在于，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的压迫终于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由此摆脱了对西方的精神依附，获得精神上的独立。这就是中国文明复兴之根干。从这个根干上，开出了复兴中国文明的两根枝条，两股力量，分别是政治的和思想的。

五四运动开出的复兴中国文明之第一支力量：强政党

由五四运动生发出的复兴中国文明的第一支力量是政治的，对此官方史学讲得很清楚：“五四运动”最重要的成果是知识分子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我接受这一历史叙述，我们往下讲。

“五四运动”中，大家对西方文明已经失望了；可是，中国原有的思想政治资源也已经衰朽了，经过清末民初的折腾，国家已经彻底失败。怎么办？“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知识分子开到了希望。当然，十月革命在一战结束之前就爆发了，列宁趁着沙俄军队在一战战场上失败发动革命，夺取了政权。由这个时间到五四运动，中间有一年多时间，大家不怎么关心苏俄，因为大家对西方还抱着极大希望。巴黎和会打破了希望，知识分子寻找新出路，就转向了苏俄。

而苏俄的思想和制度恰好是西方世界内部的批判者，所以，学习苏俄的制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习英国美国、学习自由主义理论，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有些人把这两个东西混为一谈，甚至觉得学习苏俄要更低级。港台新儒学、大陆儒学爱好者中很多人都持有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很糊涂，因为缺乏世界历史视野，缺乏“帝国主义”这根弦，对帝国主义对中国文明的致命压迫，缺乏激发认识。从根本上，世界帝国主义是以英美为主导的，是以西欧文明、基督教为主的，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维护帝国主义体系，压迫中国文明。马克思主义却是西方世界的内部批判者，这样的批判性理论在俄国，催生出批判性政治体制，这是反西方主流文明的。因此，学习苏俄，实际上是摆脱、反抗帝国主义的第一步。在这样的历史和思想分析框架中，我们才能理解，当时对西方失望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转向苏俄。

而且大家要注意，不仅共产党转向了苏俄，孙中山也转向了苏俄，张君劢、梁启超这些人也都转向了苏俄，甚至包括胡适。为什么？当时知识分子对英美主导的西方世界失望了，集体转向苏俄。当时苏俄的做法也确实与帝国主义不同，基于国际主义理论，也可能基于其策略考虑，向中国示好，承诺废除沙俄从中国获得的各种特权，邀请北洋政府就此进行谈判。这个做法和帝国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搞强权政治，另一个给中国以平等权利，你可以想象当时大家的观感。看历史，决不能脱离历史脉络。

中国部分知识分子转向苏俄，另一方面，苏俄也想发动世界革命，有意识地在中国发展。哈尔滨有很多俄式建筑，居住过不少俄国人，好多是“白匪”。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白匪起事反抗，共有两支，其中一支活跃在西伯利亚，红军一路东征，白匪失败，很多人流落到了中国的东北，主要聚集在哈尔滨，这里的所谓沙俄贵族就是当初白匪的将领。红军东征过程中，列宁注意到了东方问题，也就注意到了中国问题，开始中重视中国，派共产国际代表到中国做工作。

这样，两边就对上了。一边是李大钊、陈独秀这些人已经在自发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想要走苏俄这条路；另一边是列宁、苏俄党也想发动世界革命。两边开始合作，后面就建立了共产党。刚才我们也已提到了，孙中山也对苏俄革命模式非常感兴趣。孙中山这一辈子也够苦的，一辈子闹革命，没成功过。想建设国家，提出了宏伟的建国方略，也没有机会、条件实施。又接连发动了二次革命、护法战争，无不归于失败。孙中山先生不能不反思失败的原因，最后得出结论：没有革命的政党。他看到列宁党的组织方式，看到其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孙中山非常感兴趣。苏俄出于其战略考虑，也决定支持孙中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国共开始合作。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改组国民党，这是国民党一次新生。在此之前，国民党早就存在，但处在一盘散沙状态，缺乏政治能力。共产国际给国民党提供了思想的指导、组织的指导，当然还有经费的支持、武器的支持，国民党焕然一新，很快爆发出了力量。

我现在转入政治学专业，正在教本科生政治政治的课程，粗略研究了世界政治的历史，初步得出结论：列宁党的组织方式是人类政治组织的一次极大创新，而这确实就是20世纪的中国所需要的。到袁世凯时代，中国是一个完全失败的国家，政教体系已完全崩塌。尤其是袁死了之后，军阀割据，顶层有一些大军阀，地方有一些小军阀，这个国家在政治上完全碎片化。此时，中国人面临的任务是从头全盘重建秩序，把每一人重新组织起来。那么，拿什么来组织这么多人？列宁党提供了一套机制。孙中山先尝试了一回，只学了五成，很快就收到奇效了。统一广东，接下来统一整个中国。从1924年改组国民党，到1928年基本上完成统一，只用了四五年时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是中国政治秩序重建的第一步。同样是这个政治体制，有效地抵御了日本全面侵华。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没有国民党的改组，凭着北洋政府那个样子，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吗？完全不可能。国民党改组，名义上实现国家统一，于是，在二战中，我们在此成为战胜国，因此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上翻了身。在清末民初，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现在却成为世界强国，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的国家，尽管我们领导能力大概那时候还没有，但起码地位有了。

那么我们就要问，国民政府取得胜利的力量之源头在哪儿？就是当初孙中山学习苏俄的政治组织技术，改组国民党。撇开意识形态来看，列宁党的组织方式就是一套政治组织技术，而政治组织技术是国家有没有能力的关键。人类的文明程度就取决于其组织化的程度。就以咱们今天的讲座为例，如果没有辛庄师范的组织，我也讲不了课，大家也听不了课，尽管我有讲课的愿望，大家也有听课的愿望，但没有人组织，就不会发生讲课这件事。所以，组织非常重要。在国家危亡之际，四亿人不组织起来，那就是刀上之俎，给人家送人头的。这四亿人组织起来，却可以焕发出强大的战斗力。中国人学习苏联，最大的收获就是政治组织技术，而这是英美从来没有提供给我们的。我们要从政治组织技术的角度去理解列宁党对中国的作用。我们要实现国家复兴、文明复兴，你就得有力量，得推翻帝国主义，不能被日本人征服。那你就要组织起来，你就要有政治组织技术，苏俄提供了，而这，对于中国文明复兴而言，至关重要。

当然，我们也已经说了，孙先生学苏俄，只走了一半；老蒋就更不行了，见识太差，从孙先生走到一半地方又往后退了。所以其现代化努力没有成功，比如，国家无力推动工业化，结果在历史竞争中被共产党打败。共产党凭的是什么？是比国民党更加有效的政治组织技术。不说别的，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的党支部建在连队这个制度，大家可以想一下有多厉害。大家都知道，共产党的军事战略是游击战。但是，如果连队没有党支部，游击战就会堕落为土匪、流寇。党支部建在连队之后，每一个连队、每一个排、每一个班组虽然独立活动，但服务一个共同目标。历史上土匪、流寇很多，但打游击最后打天下来的，只有共产党。靠的就是这一套非常坚强的政治纽带，把分散的人、小组织凝结为一体，所有人为同一个目标努力。共产党就是靠着强有力的组织，战胜了国民党，1949年建立了人民共和国。

那么，这个共和国的历史意义何在？从中国历史的内在脉络来看，其最大历史意义是重建大一统。大一统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最高政治价值。评断一个政治人物、政治团体的成败，主要看其是否重建大一统。大一统就是政治上的最大的善，我想这个标准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全世界。人类的文明就体现在其组织化生活上，现在还可以补充一个维度，就是“规模”。你把越多人组织起来成为整体，你的政治文明的程度就越高。中国有十四亿人在生活在同一个国家里面，中间没有任何隔阂；你做生意，中间没有什么关税，你开着车，从呼伦贝尔一直到三亚，不用过什么海关、进行查验，成本就是最低的。欧洲人为什么要搞欧盟？就是要扩大规模，所以先把海关取消了。但是，大一统的维持需要成本，需要一套很高明的政与教。人类自发的演化过程中会出现熵增，这就需要不断给系统投入能源，才能控制熵增。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内部一定有各种扰乱性因素，你需要通过政、教去抑制，培植那些有利于大一统的要素。但有的时候还是扛不住，最后解体了；或者外部冲击太厉害，打散了。这就需要重建大一统，中国历史上多次重建大一统，而每一次重建大一统就能进入盛世。

从这个历史视野看，共产党对中国文明最大的贡献是结束乱世，重建大一统。从晚清开始，国家逐渐崩解，民国初年的军阀割据就是乱世。老蒋时代也是军阀政治，国家没有实质性统一，什么西北军、桂系和中央系之间斗了几十年。还有，土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我记得小时候还听老人说北山里面闹土匪。这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政治不统一，国家权力不能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消灭扰乱性因素。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国家？很重要的理由就是消灭土匪，出门在外不用担心土匪下山来抢劫。老蒋的国家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是，共产党做到了，把土匪消灭了。解放初期，解放军在西南、湖南一带剿匪，据说牺牲很大。这就是仁政啊。

当然，还有一点，中共面对苏联，坚定地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一开始大家都以为，美国人也曾以为，中共跟苏联是一伙的，都是共产主义者。美国的很多战略构想都是基于这个判断制订的，最后发现，毛泽东最讨厌的就是苏联，所以最后两党决裂了。为什么决裂？因为，毛泽东是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苏联的钱，我要，技术，我要，武器，我要，但让我听你的话，没门。有些事情，咱们两家有共同利益，我可以出头。比如，抗美援朝，我肯定要打，对你有好处，但也是我的根本利益。至于其他的，别来找我。后来赫鲁晓夫实在受不了了，两边就闹翻了。我们人穷，但志不短。由此维护了国家的独立自主。

有了这个独立自主，中国就能够坚定地推动工业化。这个事业非常重要。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是工业革命。帝国主义国家为什么能够横行全世界？因为它完成了工业化；它完成了工业化，它成了帝国主义，他横行于世界；这样，其他国家要完成工业化，难度就加大了很多倍。因为它把你摁住了，人家不用动刀动枪，就摁住了你，因为人家的生产效率比你高，人们的资源比你丰富。后发国家要实现工业化，首要的条件是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坚决拒绝依附。这需要十分坚定的政治意志，老蒋在这方面就太软弱了，坚实太短浅了。抗战后胜利以后，老蒋的地位特别崇高，全国人民都特别崇拜他，但他只用了几年时间就垮了，为什么？这中间有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老蒋面对美国人没有独立自主意识。他总想打内战，但国家刚经过抗战，根本没有财力，怎么办？他只好求美国，要援助。美国人就开出了条件，这个时候，老蒋完全可以跟美国人讨价还价，我在东方替你扛住共产主义，你就得免费给我援助，我能扛住就是对你的最大回报，你还想要什么？但老蒋意志软弱，目光短浅，没能扛住，在1946年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个条约一签订，中国的工厂死了一大片。在二战之前，英国主导全球贸易体系。战后，美国成了老大，决心另建由它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这个条约就是美国构建其所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第一个重要条约。这个条约规定，中美两国这个企业可以相互自由地进入对方的市场，看起来很自由啊，但这个自由只对美国有用，因为美国人当时是世界上第一大工业强国，工业产值占快到全世界的一半，而中国当时的工业很弱小，刚从战火的废墟中开始恢复，有什么能力进入美国市场？这个条约一经签订，美国的产品呼啦啦涌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活路了，最后是投共了。从这个例子就能看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如果不能保持国家在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就根本不可能完成工业化，而会变成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中的附庸，被锁定在贫困的状态，永远都不可能发展。实际上，世界上大多数后发国家都被锁定在贫困状态，人民永远没有改善自己生活的希望，晚清民国就是如此。

共产党却不同，尽管最初是由共产国际支持建立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也确实把苏联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毛泽东截然不同。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最终取得了革命胜利。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被迫采取了一边倒政策，但始终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坚持自主发展。这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政治保障，而最终，我们确实实现了工业化，实现了国家的富强，也就为中国文明复兴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看遍了历史，我不能不做一个唯物主义者。在现代世界，工业化是根本。未能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生存都成问题，人民也不可能过上好日子，那还扯什么文化、文明？

这个工业化成就不能不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动员、独立自主，部分地归功于苏联的援助，而这一切最终又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中的反帝自觉，知识分子放弃西方、转向苏俄。所以，我们说，从五四运动生发出了中国文明复兴的第一支力量。

五四运动生出的复兴中国文明的第二支力量：现代新儒家

下面再来看五四运动生发出的复兴中国文明的第二支力量，思想上的力量：知识分子放弃了对西方的迷信后，开始转回中国自身的思想传统，由此有了现代新儒家思想运动。

19世纪后期，中国政教体系面临日益深重的正当性危机。从康有为开始，士人就开始抛弃自家传统。清末新政，废科举、废书院、建立新式学堂，青年学生大规模到海外留学，这些意味着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教育体系就崩溃了。同样是清末新政、立宪，则意味着中国固有的政治社会制度崩溃了。清末民初的普遍看法是，中国固有的价值、思想、制度已经无效了，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必须全盘西化——其实，胡适这个说法，是对20世纪头十几年总体趋势的一个概括。尤其重要的是，当时大家都觉得，人家西方就是文明，日本也比中国文明，所以，全盘西化、日本化，是中国从野蛮到文明的必由之路。

可是，一战也跟正在发生的新冠疫情一样，让持有这些看法的人蒙了：文明国家们相互残杀，尸横遍野，一点都不文明。所以，一战本身对中国知识分子就是一个精神冲击波；巴黎和会又是第二个精神冲击波，把西方文明的底裤撕下来了。很多知识分子放弃了对西方的幻想，转回中国，梁启超、张君劢、梁漱溟等人就是代表。所以说，1919年是中国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不少人转回了中国，由此就有了现代新儒家的诞生。

当年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是1918年下半年，梁启超先生带着一批知名知识分子，包括张君劢，到欧洲游历，沿途所见欧洲战后的惨状，触目惊心，他们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当时欧洲有些知识分子同样对欧洲文明极度失望，转而关注中国。这种看法也鼓舞了梁启超等人，促使他们转回中国。梁启超先生一生善变，这应该是生前最后一次变化，回归中国思想、文化传统。

张君劢先生陪同梁启超先生去欧洲，其思想与梁启超颇为接近。但梁启超主要进行历史研究，张君劢更喜欢哲学。他把德国哲学与宋明心性之学结合起来，奠定了新儒家哲学的基本范式。后来的贺麟、牟宗三等人都是试图拿某个德国哲学与宋明儒学相结合，而这条路子是张君劢开辟出来的。

梁漱溟先生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那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认真对待中国文化的？就是1919年下半年，他开始在北大演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高度肯定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的价值。这本书是新儒家诞生的标志之一。至于熊十力，则开始以易学改造唯识论，发展了新儒家的本体论思想。

总之，就是以一战、以五四运动为契机，梁启超、张君劢、梁漱溟、熊十力等人转回了中国自身的思想传统，开始接续、发展儒学思想，由此就有了现代新儒学。这与康有为、张之洞等人的思想模式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现代新儒学是“五四运动”的孩子。

按照官方历史叙事，中国共产党是“五四运动”的孩子；其实中国国民党也是“五四运动”的孩子；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现代新儒学也是“五四运动”的孩子。从大处看，五四运动生出了两个孩子：一个思想上的孩子，两个政治上的孩子。

两支力量的分歧与第一次结合

上面我们简单讲述了五四运动生发出的两支力量，他们都是复兴中国文明的力量，一个从政治上重建秩序，另一个从思想上重建秩序。但历史不是线性的，这两支力量是分开形成的，其关系非常复杂，甚至大多数时间是冲突，经历了分分合合、恩恩怨怨。

先来看新儒家这边。实际上，老一辈现代新儒家都是社会主义者，这就是我们谓其为五四运动的孩子的主要理由，五四运动推动了社会主义的传播。比如张君劢第一个翻译了苏俄新宪法。可见，新儒家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苏俄革命及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张君劢毕生都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的基本政治立场是反帝国主义，英美就是帝国主义，这条路走不通了，大家开始寻找西方内部的反对者，很多人就转向了苏俄。实际上，梁漱溟、熊十力、钱穆、贺麟、冯友兰等人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都是偏向社会主义的。

但是，现代新儒家不喜欢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不喜欢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像梁漱溟先生和毛泽东在50年代初的争论，要点却在这里。不仅仅新儒家，孙中山当初学苏俄，只学了一半，为什么？也是因为他不喜欢阶级斗争学说。阶级斗争跟中国传统的“以和为贵”观念相冲突，因而，现代新儒家普遍反对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学说，当然也反对暴力革命。同时，中共学习马列思想，也是现代新儒家不能接受的，认为这是偏离中国文化。但老一代新儒家还是能够坚持反帝初心，因而对中共的有些观念虽然不接受，但终究还是能够从大局着眼，肯定大一统之功，因而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留在大陆。

至于港台新儒学，则对中共就基本上是全盘否定了，之所以是港台新儒学，就是因为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他们选择了政治流亡。可是，在冷战的环境中，他们其实不能不做出选择：反苏，不能不亲美；反马克思主义，不能不转向自由主义。所以港台新儒学就成了自由主义的附庸。我前几年跟像港台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李明辉争论，起因就是，大陆兴起的政治儒学大部分对自由主义持反思或批判态度，以李明辉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学恰恰是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完全是自由主义的。所以，其实有两个现代新儒家，以1949年为断裂线，老一辈大部分肯定中共，因为他们知道帝国主义的危害，知道大一统的重要性，据此他们肯定中共的历史意义。港台新儒学骨子里是政治自由主义。而今大浪淘沙，你就会看到，老一代的学问仍然有价值，至于港台新儒学，在内地学院哲学系红火过一阵子，而后则在慢慢消退，因为自由主义政治倾向让其无法抓住儒学的根本，其理论构造也终究无所成就。自由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差异太大了。比如，它厌恶变，所以福山讲“历史终结论”，西方思想关心的是结构；可中国思想的关键就在于变，关心历史。要把这两者融合在一起，困难很大。

我们再来看另一边，中国共产党，也曾经长期激烈地反传统。陈独秀本来就是反传统起家的，他又参与创建了共产党。后来还有一个因素，使中共无视甚至反对中国文化传统。共产国际指导成立中共，中共早期领导人由共产国际指派，听命于共产国际，间接地听命于苏联。这些领导人是所谓“国际派”，完全倒向苏联，甚至喊出过“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这当然是新儒家、也是当时国内大多数人所无法接受的。

因此，同样有复兴中国文明之志的两支力量，在很长时间处在相反对的位置上。但这两者也是有过结合，且已有两次，一次是延安时代，另一次正在发生中。

第一次结合在延安时代，这儿就必须要说到毛泽东了，把中国文化和共产党结合在一起的就是毛泽东。我们刚才讲到中共早期领导人都是国际派，毛却是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际派那些领导人都在上海，他们学习苏俄的革命路线，在大城市发动工人阶级大罢工。结果当然是失败。毛泽东却学习古代的农民起义，在井冈山中打游击。上海的国际派骂毛泽东是山沟沟的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但其实是上海这帮人不懂马克思主义，他们是教条主义者，遭遇一次又一次失败后，不得不跑到毛泽东进行武装割据的山沟沟里。到了山沟沟以后，还是挟共产国际以令诸侯，排挤毛泽东，又遭遇失败，被迫进行长征。出发时大概有15万人吗，到了贵州境内只剩下3万多人。理论永远战胜不了现实，就跟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样。你的理论说得再好听，总是死人，理论就讲不下去了。那帮国际派只好把军事领导权交给毛泽东。遵义会议在党史上很重要，毛泽东重新拿回了军事领导权，但还是没有党的领导权。所以在这之后，毛泽东和这帮教条主义者继续斗争，一直延续到延安整风，到1945到年才算结束。从1935年到1945年，又斗争了10年，才打败教条主义。可见这股力量是多么强大。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引导中共的理论视野转回中国，认真研究中国问题。

抗日战争的爆发对毛泽东的思想努力，也起了很大推动作用。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民族矛盾就成了主要矛盾。国际派始终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时候，民族矛盾才是最大的社会矛盾，共产党不能不转型。在转型过程中，中共就不得不认真对待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在此转型过程中，陈伯达发生了发挥了很大作用。毛泽东也认真思考如何从理论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在这之前，他主要是推动军事理论、革命理论的中国化，现在则上升到哲学高度。

于是，毛泽东就写了《矛盾论》《实践论》，试图用中国哲学来解释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些两者融合在一起去。其中有很重大的理论创新。照我看来，现代新儒学搞了这么多年，也没搞出一个达到这个水平的作品。还有些人试图结合自由主义与儒家思想，也没什么结果，大约因为，自由主义和儒学结合的难度要远远大于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结合的难度，中国传统思想强调变化，马克思主义也是强调变化，这两者其实是相通的，自由主义却不然，因而难以结合。

总之，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实际，与中国思想相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在中共历史上是一个转折性事件。因为在之前，世界各国共产党没有一个提出了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此前，中共也没有，完全照搬苏俄理论，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在毛泽东领导下，却搞出了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表明了中共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斯大林、苏联当然很不高兴。中共把毛泽东的提法通报给苏联，苏联人根本不吱声，中国马上就明白了，人家不喜欢。苏联的文件中从来没有提及过毛泽东思想这个词。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共也基本上不提毛泽东思想，因为这个时候不能不寻求苏联的援助。我们要从世界历史脉络中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意义。中共提出这个概念，标志着中共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独立自主。

至此我们可以完整地说，“五四运动”是中国人在精神上的第一次独立，毛泽东思想的提出是中国人在精神上的第二次独立；“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在精神上的独立，毛泽东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人相对于苏俄思想和制度的独立。毛泽东思想提出之后，中国人对于整个外部世界取得了完全的精神独立。

这两次思想独立发生在世界体系中。所以，其前提是以中国为主体，吸收外部思想和制度资源。为什么要吸收？因为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中国内生的，而是外部世界带来的。但这也意味，外来思想和制度是享有优势的。在这种情况下，保持独立自主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也是很难的。接受中国文化是至关重要的，同样是很难的。因为，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中国思想和社会传统是障碍。因此，复兴中国文明的两支力量的结合是很难的。所以，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传统继续遭到忽视，“文化大革命”中更是遭到空前破坏。

尽管如此，中国文化的种子还在，所以我们现在处在复兴中国文明的两种力量的第二次结合之中。

复兴中国文明的两支力量的第二次结合

80年代开始了复兴中国文明的两支力量的第二次结合，当时还是比较自发的，党政国家放松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传统的价值制度和社会组织得以悄然恢复，在南方特别明显。浙江、广东这些地方的宗族有所恢复，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由此在当地社会，有两种力量同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党政国家的控制体系，另一方面是传统的价值观、社会组织，可以说，这些地方有一个强政府，又有一个强社会，同时依靠这两者，中国得以实现工业化，初步实现了富强。

实现工业化，一方面靠人民群众的劳动创造，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力量保证国家的独立自主，你光勤劳没用，中国人在19世纪中期、20世纪前期也很勤劳，但日子却越过越差。所以，国家的状态从根本上决定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生活在帝国主义居于支配地位的世界体系中，国家能不能独立自主，能不能坚定地推进工业化，将决定每个人生存得好还是坏。这次的疫情也证明了这一点，你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你碰上死亡的概率就完全不一样。瑞典这个国家的老百姓死亡的概率比中国高一百倍。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强有力的国家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政治保障。

当然，中国文化除了在基层社会复兴之外，也在思想学术领域复兴了。所谓的国学，最重要的是儒学研究开始繁荣了。我们自觉地接上了现代新儒学的传统。比如，我专门研究过张君劢，有人接续梁漱溟的传统，还有人接续和发展港台新儒学。可以说，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思想学术界的最大成就，就是儒学的恢复和发展。

也正是思想学术界的儒学化，传统在民间社会的复兴，推动当今中共和国家领导人全面地肯定儒家思想，肯定孔子，这就有了复兴中国的两种力量的第二次结合。中国共产党是从“五四运动”兴起的从政治上从头重建秩序的力量；现代新儒学是从“五四运动”中兴起的从思想上重建秩序的力量。中间经过分分合合，延安时代有第一次结合，现在正在进行第二次结合，这个过程还要持续一段时间，现在尚处在中间阶段。

这样的结合将有可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千年难题”。这个“千年难题”，一言以蔽之曰，我们有道德，却缺乏力量。宋朝的文明程度那么高，但没有经受住蒙古铁骑的冲击，文明就被“灭亡”了。尚不能说“崖山之后无中国”，这是日本人故意诋毁中国的，不可信。但我们的文明确实经历了很严重的倒退。所以，一个文明要保持生命力，必须有力量。但明朝没有建立起这个力量，清朝也没有建立起这个力量，晚清民初的努力同样没有建立起这样的力量。而在“五四运动”生成的那股重建政治秩序的力量给我们的文明中注入了力量，我们自保的能力强了，先是打赢了抗日战争，又在朝鲜半岛上与美帝国主义阵营打了个平手，在对外战争中，再也没有失败过。可以大胆地说，抗日战争大概就是在中国本土发生的最后一次战争。从此以后，中国本土不会再有战争了。那我们的文明就可以安安心心地发育成长了，甚至更进一步化成天下了。

总体上，经过五四运动以来的政治发展，我们实现了工业化，帝国主义已经不能对中国不能怎么样。在可预见的长期未来中，我们不会再经受猛烈的外部冲击了。我们已经有富强之美质，文之以礼乐，也即，继续推进文化复兴、重建，那就可以“致太平”，进一步“安天下”。所以，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美好时代的开端。我在七八年前提出“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命题时做出了这样的论断，这次疫情证明了这一看法是成立的。

开辟中国学术新天地：超越儒学，构建全球性王道之学

那么，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作为读书人，我们必须思考，学术怎么走？外面我一直在讲儒学如何如何，但我觉得，当我们开始致太平之时，恐怕就要超越儒学。

一两年前吧，我和明雨兄在福建同安朱子书院交流，提到过一个看法：儒学是有局限性的。过去一千年，这个局限性很明显。儒学形成于中国已经一统东亚之时，似乎已经没有强敌。比如汉代，秦汉已实现大一统，环顾四周，没有强敌。所以，儒学有一个特点，就是“内向”，因而没有发展出可以有效应对外敌之“术”。“道”当然比“术”重要，但没有术，道在有的时候就保不住，而不考虑自保之术的道，也是不完善的。汉学本身就已有缺陷，比如面对匈奴骚扰，董仲舒提出的方案很天真，连班固都忍不住嘲笑。宋明儒就更不用说了，除了道德义愤，完全拿不出像样的办法来。所以，汉学、宋明心性之学都有内在缺陷。

当代的港台新儒学同样有严重的缺陷。本来，梁启超先生他们都已经走出了对西方的依附；港台新儒学却又转回去，反身投入西方怀抱去了，丧失了精神独立性，结果沉溺于哲学思考中，对现代化过程中最根本的问题，工业化，国家富强，没有一点点思考，忙着推广民主，殊不知，搞民主，就不可能工业化。即便台湾，也不是因为民主而实现工业化的，相反，民主化之后的台湾政治连最基本的伦理底线都没有了。港台新儒学对此可有反思乎？不可能，因为它本来就在自由主义的范围之中，有些港台新儒家学者甚至沦为港独、台独的同情者。

大陆儒学分为两支，一支继承的是港台新儒学，越做越没有出息了，新儒学弄成了儒学史，缺乏思想创造力。另一支倒是超越了港台新儒学，接续汉代经学传统。但汉代的经学也不足以应对今天的局面。汉儒在西汉后期搞的诸多荒唐事，在王莽时代的天真鲁莽，也是够够的了。康有为仓促之间发明的今文经学大义，多是胡思乱想，在已经摇摇欲坠的中国政教体系大厦上猛推了一大把；现在有些以汉代经学标榜的人说出来的话也完全不靠谱。

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的最大区别在于，现代中国在世界时间中，成败皆在世界中：我们在世界中接连遭遇失败，通过世界知识、制度的中国化救亡图存，在世界体系中实现工业化和富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同样是在世界体系中。这就完全超出了汉代、宋明儒学的想象范围，因此，我们需要进行思想的创造，由子学上溯到经学，由儒学上溯到圣王之学，构建全球性王道之学。

这个王道之学，其本是圣王之学，圣王之学也就是原初的五经之学，不是汉儒、宋儒加工的经学，我们要直接读五经、并体会其大义，建立新经学，汉学、宋学只是参考文献而已。我自己研究中国文化，不是科班出身，而是自行摸索，误打误撞，主要工作是阐明圣王之道，回头再看当今的主流儒学，觉得很不满意。

此处我只说一点。《周易》之书，乾、坤并建，且以乾居首。但过去的儒学，大体上是偏于坤道的，老是讲“厚德载物”。然而，如果没有“刚健进取”，你载什么物？所以，《周易》是乾坤并建，刚健而敦厚。同样，《诗经》，尤其是《大雅》中的文王，何许人也？文王不是整日枯坐书斋或山林内自省，文王志在安天下。《诗经》记载了文王四伐，征伐无道，才能安天下。文、武、周公无一不是允文允武。后人总是讲周公制礼作乐，却忘记了，周公首先平定了东方叛乱，然后才可以制礼作乐。周公不武，何以作礼乐？真正的圣王是仁爱而刚强，既有仁德，又有武功，文武兼修。这才是圣王之道，但后来的儒者遮蔽了刚强的一面，武功的一面，圣王之乾道变成了妇人之仁。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穿过宋学、汉学的迷雾，直接去读五经，体会圣王之道。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高度复杂的世界，不说强敌环伺，起码也是高度复杂、动荡而多边。在这个世界中，单纯地内向、内自省、修心性、或复古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必须要全面地思考世界的复杂性，提出复杂而全面的解决方案，不天真，不迂腐，也不张狂。我们的典范不是孟子董子，更不是程朱陆王，而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是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师的，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所以，我们本应当以孔子为梯，取法尧舜，以文武为典范。

读书人做出这样的学问，才有可能参与到复兴中国文明的两支力量的第二次结合事业中，此即所谓“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

问答

Q1：请问老师，梁漱溟先生与毛主席之间的不同看法，其根本原因在哪里？我始终认为梁漱溟虽然有些情怀，但其心胸开阔程度似乎不及毛主席，并没有打破自身阶级的束缚，总是不自觉地想要为自己的阶级代言，而毛主席是彻底打破了阶级观念？

A1：他们两位对重建秩序有不同的看法。梁先生大体上还是要延续明清时代的政教体系，以此为基础重建秩序。而毛的判断是，宋明以下的这套政教体系已经崩解了，所以要推到重来。比如，两人都关心乡村建设，但依托谁？两人产生分歧。传统政教体系与20世纪初崩解，二三十年代时，乡村士绅已成为劣绅，“土豪劣绅”。不仅共产党这么看，当时不少做社会调查的学者也都注意到这一点。原因很简单，士绅本身是需要教化的，需要政治的规训，需要更有学问的人来引领。满清的科举制崩解后，没有人来引领他们，顶层的士大夫群体不存在，底层的绅士就野蛮生长，劣质化。那么你重建乡村秩序，依托谁？梁先生也知道这些人靠不住，所以自己下乡搞教育，但农民吃饭都成问题，教育有什么用。毛的想法是，先打翻土豪劣绅的统治，把农民从经济政治压迫中解放出来。这就需要党政体系仅乡村，搞阶级斗争。

应该说，毛看得大概远一些，梁先生则不愿意社会付出太大代价，想在保持连续性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但事实上，修补无济于事。比如印度的农村，就是在原来的架构上修修补补，长期来看它付出的代价更大。所有的国家，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都要农民付出代价，英国是“圈地运动”，美国是黑人奴隶，但付出代价后，实现了工业化，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上一个新台阶，大家境遇都能改善。比如，现在国家对乡村有很多政策倾斜。印度倒是没付出这个代价，可它也发展不起来，所有人半死不活。这就有一个选择的问题，选择则涉及历史见识问题。

Q2：马克思主义的建立在于解放工人阶级，从资产阶级的压迫中，获取独立和利益，这在当时应该是一种进步。但同样，马克思主义饱受诟病的问题点是否也在于阶级斗争？阶级对立的意识太强烈，这种阶级说引入国内，是不是就造成了对自身文化、民族的撕裂呢？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革命的理论。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大发展的阶段，看到了资本主义不公平的一面，他想改变它，把不公平的制度颠倒过来，要搞革命。列宁也一样，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来达成目标。但革命以后这个社会究竟该怎么治理，马克思没有思考过多少，他也没办法细想，第一步还没走完，就很难之道第二步面临什么问题。所以他的理论主要是革命理论，列宁也是。这里其实就涉及汉初陆贾对刘邦提出的问题：“打天下”和“治天下”是两回事儿。陆贾命题是一个普遍的政治学的理论问题。马克思的理论主要讨论的是打天下，列宁的理论主要也是讨论打天下。不过，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列宁的思想已经有所调整，搞新经济政策，也是要转向治天下。中国共产党同样经历过从打天下到治天下的转变。毛在建国以后的不少做法是想把“打天下”之道延续到“治天下”阶段，当然就会出问题。邓小平汲取了教训，认真地思考怎么“治天下”，那就是发展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时候就不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了。

在官方的话语中，这样的调整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它不是原来原原本本的马克思的理论了。因此，毛泽东当年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方法，你不能把它当成教条。毛的主要贡献就在这儿。他批评当时中共领导层、国际派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用苏联人的革命战略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其实毛自己在建国以后也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把战争年代的一套做法延续到建设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能说马克思是错的，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发展的。

其实儒家的思想也是发展的，宋明儒之学解决不了今天的问题。宋明儒当时也是感到汉儒的办法解决不了他们时代的问题，所以发展了儒学。同样我们今天也不能抱着宋明儒学或者抱着汉学来解决我们今天的问题，这就是“教条主义”。今天港台新儒学就是“教条主义”，还有搞公羊学的人，也多有“教条主义”的毛病。从根本上说，圣人之道只是一种方法，绝非教条。所谓道，就是一个大方向，路是要我们自己走的，具体怎么走，是需要我们自己摸索的。所以，我觉得，儒学圈子最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才符合圣人之道，“唯变是适”，“君子而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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