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修例与两制激变

——《抗命歧途》导言、补记（饶戈平序）

作者：田飞龙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时间：西元2020年5月15日

《抗命歧途：香港修例与两制激变》

田飞龙著

香港新民主出版社，2020年4月

（ISBN: 978 962 33 6016 6）

【本书简介】

2019年是共和国史与世界史的关键年份，在全球治理领域以中美贸易战为焦点事件，在国家治理领域则以香港反修例为焦点事件，二者存在重要的结构性关联。反修例运动起源于香港自治范围内的法律修订，后者旨在建立香港与外部司法管辖区之间更加完备的逃犯移交制度，但却在中美新冷战与两岸关系冰冻化的条件下被建构为一场反对国家与反对两制融合的“港版颜色革命”。

香港本土主义的极端化及社运勇武路线的常态化构成反修例运动的政治内因与动力机制，经济民生层面的贫富差距和分配不正义成为重要的背景因素。反修例运动的持续暴力化、国际化以及对“一国两制”底线的结构性挑战，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一国两制”制度安全危机，引致了美国的长臂管辖立法以及11月24日区选逆转，对香港繁荣稳定及参与国家主场战略能力造成严重对冲与消解。

反修例运动的后期治理与香港繁荣稳定的重建，考验国家治理智慧与香港自身的高度自治能力。“一国两制”由此决定性地转入了中央权力合法进场、香港管治改革及社会重建的“下半场”。2020年的香港何去何从，是“一国两制”制度生命力与创造性的重要考验，我们以审慎的客观立场期待“新香港”的理性塑造与二次腾飞。                     

本书从香港内外双重视角，以法学与政治学方法，对这一场反体制的社会运动加以深度剖析，对“一国两制”宪制原理予以反思重构，并提出运动后期治理与新时代“一国两制”发展的若干对策思考。

【作者简介】

田飞龙，男，西元一九八三年生，江苏涟水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著有《中国宪制转型的政治宪法原理》《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合著）《香港政改观察》《抗命歧途：香港修例与两制激变》，译有《联邦制导论》《人的权利》《理性时代》（合译）《分裂的法院》《宪法为何重要》《卢梭立宪学文选》（编译）等法政作品。

【作者导言】

修例风波，惊起众生

2019年注定是大事年份。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逢“9”必有大事发生，较为切近的记忆至少包括：1919年五四运动、1949年新中国建立、1969年中苏珍宝岛战役、1979年中美建交以及其他若干或正面或负面的重大历史事件。[1]这些事件无不改变和塑造着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与角色，也对中国的内部政治秩序与发展进程造成巨大影响。这些历史事件和具体影响，将中国的20世纪与21世纪紧密连接起来，构成中国历史叙事中“长20世纪”的关键性命题。[2]2019年，上至中央最高层，下至万千黎民，都是在这种疑惑、惊惧与危机应对中走过，总体稳健从容，但也不乏惊涛骇浪。  

2019变局，在全球治理层面最重大的事件当然是中美贸易战的“持久战化”[3]，中美呈现“半脱钩”[4]的危机演变趋势，似乎难以逆转，对中国经济体系安全与改革开放制度布局造成严重挑战；在国内治理层面则当属香港反修例运动，这一运动标志着“一国两制”旧有共识及香港泛民主派“和平社运路线”的决定性式微，香港青年本土派与外部势力达成了开展一场“港版颜色革命”及谋求香港“完全自治”甚至“港独”的合意及联合行动。这场运动的“五大诉求”中尽管没有直接诉诸“港独”，但却以“完全自治”作为共识性政治目标。“完全自治”是“港独”的政治序章，这一点在占中运动时尚不够清晰，经历2019年反修例运动则基本定型。

2019年6月份，当这场运动仍在所谓“和理非”边缘徘徊、暴力尚未完全主场的阶段，伴随政府的妥协退让，有香港学者总结指出这是一场民主“完美风暴”（Perfect Storm）[5]，似乎以民意和民主胜利而结束。但香港反修例运动并未见好就收，也不是民意与民主理性的完美呈现，而是进一步演变为日益激进化、民粹化、极端本土化的破坏性“颜色革命”[6]，并逐步带上了恐怖主义[7]的苗头与行为特征。反修例运动在香港内外反对派势力的极限动员与突进下，很快超越了学者想象的民主“完美风暴”，一步步演变为一场挑战“一国两制”宪制底线、结构性排斥国家力量与内地群体并寻求完全自治乃至港独的“黑色风暴”。  

这场运动显然不是2003年反23条立法运动[8]的简单重现，也不是2014年占中运动[9]的技术性翻版，而是作为香港政治“第三极”之青年本土派的夺权运动。这场运动的口号不再是简单的普选民主，而是“时代革命，光复香港”，既有香港本土主义极端化发展的政治特征，也有“香港台湾化”的演变轨迹。这场运动的主力也不再是传统的泛民主派，而是青年本土派。尽管二者之间“不割席”，但传统泛民主派显然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竞争者和夺权势力，后者运用网络动员[10]、勇武路线与密集的外部联系形成了对原有和平社运路线的压倒性优势。更关键的是香港主流民意一直暧昧不明，许多人不仅沉默，而且不割席，甚至提供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运动支援。香港青年本土派在民意的变相纵容下不断升级违法暴力，肆无忌惮袭击警察、内地人群体及公共基础设施，甚至一度暴力占领立法会、机场、通关隧道和各大学校园，游戏般建立昙花一现的“曱甴国”[11]。香港民意、本地媒体、国际媒体及外部势力对香港青年本土派的造反夺权运动进行了持续的包庇和纵容，导致“一国两制”的宪制秩序、香港本地法治与民生秩序等遭受回归以来最为严重的冲击与破坏。民意没有看清这场运动的“颜色革命”本质与破坏性，这本身就是香港自治能力与自治理性存在短板的重要证明。        

这场运动的外部干预是显著的。发生在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之际，这场运动成为美国极限利用来遏制中国及赚取谈判利益的一张好牌。同时，台湾蔡英文当局为了2020选举政治利益及破坏“一国两制”在台影响力，对香港黑衣暴徒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甚至有台湾太阳花学运的衍生组织来港提供现场援助。美国除了按照“颜色革命”全套戏法提供支持之外，更是悍然从后台窜到前台，于2019年11月27日完成《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全部立法程序，签署成法，对香港反修例运动提供无原则、无底线的极限干预，包庇暴徒，制裁依法执法的香港警察与公共官员，并对香港普选民主议题进行违反基本法秩序的外部干预。中国政府面对外部干预不可能妥协，而是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外交与政治斗争，并作出了相应的初步反制措施，主要包括暂停美舰访港申请及制裁包括美国NED在内的数家非政府组织。事实上，这些所谓的跨境NGO其实更多充当了美国输出“颜色革命”的白手套，不仅对香港进行了长期渗透与操作，更是借助香港平台对内地进行联动和颠覆尝试。[12]纵观整个香港反修例运动过程，香港只是美国的“冷战棋子”，美国对香港无所谓爱或者恨，而是将其建构为遏制甚至渗透颠覆中国的前进基地。在中美和解条件下，香港平台和风细雨，对内地的渗透颠覆按照常规方式进行，将“香港梦”作为诱导中国和平演变的样板。一旦中美陷入“半脱钩”式的冷战边缘，美国对香港的利用方式就会发生变化，对香港的冷战动员就会变轨进行。事实上，邓小平一代领导人对此深有觉察和警惕，香港不能成为“颠覆基地”早已成为“一国两制”的初衷初心[13]。只不过回归以来，香港23条立法未成，国民教育未行，“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未能完备建构，导致“冷战西风”骤起之际，国家与香港均显得手足慌乱，捉襟见肘。[14]

但“一国两制”毕竟具有高度的历史智慧与充分的制度弹性，可进可退，可攻可守，亦矛亦盾，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两制。“一国两制”构想于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战略布局之中，定型成熟于改革开放初期，彼时的社会主义面临世界性低潮，而苏东剧变后的资本主义则如日中天，不可一世，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确实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大事件，其所追求者绝不限于经济现代化，还包括政权安全与治理现代化。“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可进”，通过香港平台引进外资，学习现代化的诸种制度和管理方式，同时亦“可退”，以“两制”相对区隔防范资本主义通过香港平台对内地的政治渗透和颠覆。回归二十余年，香港对内地的经济现代化乃至于治理现代化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丰富了内地对资本主义世界观念与制度的知识体系，但并未发生对内地政治体制与道路的显著渗透性影响。这是“一国两制”的制度安全逻辑，也是这一宪制设计的高妙之处。因此，西方企图通过香港反修例运动渗透颠覆内地政权，就“一国两制”自身而言也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央秉持“一国两制”原理及国家整体利益立场，支持特区政府穷尽本地自治权与社会资源止暴制乱，用香港法治方法治理非法暴乱，尽管在短期内难以收到显著成效，但长远来看在国际政治、香港民心及反制“颜色革命”的整体行动逻辑上，却显示了空前的战略定力、制度自信与持久战的理智策略，同时成功收获了对内地的爱国主义教育效果，有效巩固了主体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安全。

然而支持止暴制乱的香港主流民意仍然迟迟未归，香港平台的政治混乱仍将持续，香港市民为其不积极发声、暗助违法暴力的行为仍将持续付出严重的经济社会代价。在中国全面开放及更深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条件下，香港经济优势的逐步下降是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而国家自上而下的、来自“一国”层面的主场战略配置尤其是“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框架，必然成为香港经济转型升级及全港民众福祉改进的唯一出路。但是，回归以来的香港人仍然长期停滞于港英殖民的旧时光及“亚洲四小龙”的昔日辉煌之中，固执地“以平台为能力”，不仅对国家发展战略与体制理性缺乏理解意愿和能力，对全世界的“逆全球化”与“民主民粹化”风潮更是无知无谓，对香港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局限与瓶颈难以充分理解与适应。他们反而是在这些内外因素混杂作用下产生一种错误的“归责意识”，怨恨1997回归及“一国两制”宪制秩序，催生一种“时代革命”的幻象，走上一条分离主义的政治险途，甚至出现了“香港台湾化”的危险趋势。因此，这场运动也充分暴露了“两制”之间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鸿沟在回归22年之际仍未填平，香港“去殖民化”与“去冷战化”的国民教育事业破碎不堪，香港精英群体的“买办主义”性格缺陷在民族复兴转型的关键时刻暴露无遗。“一国两制”赋予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不仅是香港自由民主秩序的宪制屏障，更是香港持续支持国家现代化与国际化的自治能力基础，但回归以来的“一国两制”制度化进程显然出现了严重的变形和走样，使得香港在最关键的转型时刻丧失了理解国家与世界秩序变迁的最基本信念与能力，暴露出香港人在国际视野、世界观、国家观、战略判断和行动能力上的严重短板。香港人善于利用“历史夹缝机遇”，在借来的时光中创造“小城奇迹”，但在世界历史的巨变时刻却无法正确思考和管理自身的整体利益与进取方向。承袭自殖民地体制的香港教育、司法、媒体与文化生态，始终无法凝聚塑造一种真正切合“一国两制”的完备价值观与意义体系，从而在“一国两制”的既往模糊空间因中国发展与世界“逆全球化”之相互挤压而日益清晰化之后，在追随民族复兴与西方新冷战动员之间竟然不知如何选择，甚至做出了背离国家利益与“一国”前提的反向选择。            

这是香港现代精神转型发展中的悲剧性事件。对香港精神秩序的内在张力甚至严重的结构性冲突，香港多数人是视而不见，不以为然的，内地体制的宏大叙事及其文宣风格又难以穿透香港文化的重重壁垒而实现在地对冲与平衡，这就造成了香港在集体心智上对内地体制、历史与政治演变方向上的持续性误解、抵制甚至极端化反抗。这种精神反抗本来可以有效控制在“一国两制”包容性秩序之内，但随着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战略性“半脱钩”及所谓中美“修昔底德陷阱”[15]、“新冷战”范式的自我实现，原本模糊处理的“两制”意识形态之争又被极大地凸显，导致一部分香港青年人以“时代革命”的激进意象构造出“香港为自由世界而战”的文明冲突虚假场景及意义体系。然而，香港的教育、网络及外国势力就是这样教导他们的，而他们也终于在一场本属“一国两制”秩序内部的社会运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冷战马前卒”，以香港的繁荣稳定为代价献祭于西方鹰派的新冷战祭坛。诚可悲也！

作为长期研究“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的内地青年学者，我早在占中运动期间即利用访港研习机会全面研究香港制度与社会，深感其中的危机与张力，并在《香港政改观察》[16]中有所分析。该书完稿于2015年初，当时政改在立法会的闯关还未到来，我以“香港政改未完待续”作为结语，期待普选政改在中央与香港两边努力下达成正果，推动香港超越“过度政治化陷阱”。遗憾的是，香港反对派拒绝接受中央定下的“八三一决定”，导致2015政改失败。随着占中落幕与政改受挫，中央、港府与香港社会不少人进行了各自反思，希望寻找到一条逐步和解及聚焦“经济民生”的重建道路，既修补政治裂痕，也促进香港与内地融合发展，为香港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及时的战略机遇和动力，其用意不可谓不好。但香港反对派并不领情，将政改失败责任完全归于建制派和中央，尤其是青年本土派以更加激进的思考方式塑造本土自决话语并尝试采取勇武路线方法。2016年初的“旺角暴乱”是青年本土派勇武路线的初次尝试，也是其偏离和超越传统泛民主派“合法示威”路线与占中运动“和平抗命”路线的激进突破，为2019年反修例运动的“勇武主轴”奠定前期基础。2017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新特首顺利当选，“一带一路”与大湾区建设战略逐步成形并纳入香港角色，充当“超级联系人”的呼声时有浮现，似乎形势一片大好。但作为法学与政治学的专业学者，以我对香港为期一年的深度观察和理解，“政改”之坎不会那么容易迈过，以“民生”化约“民主”的发展主义哲学不大容易赢得港人共识和接受，因此即便在那样的回归喜庆时刻，我的内心仍有相当程度的隐忧。[17]我后来将自身的继续观察与思考凝结成册，在2018年出版《后占中治港：法理与政治》[18]一书。该书封面设计很有创意，是一面斑驳墙体隐现曲曲折折的一条裂缝，预示香港内在秩序危机仍在持续。终于，2019年我们见证了香港平台的管治危机甚至社会危机，经此运动，香港本土主义身份认同与政治进取路线更加巩固，“后占中治港”的墙体裂缝更形显著，无法遮掩，无法回避，醒目而刺目地开裂着，严重挑战着“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的基本制度安全，也持续危害着香港平台上的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                             

面对香港的2019变局与两制冲突演变，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这是“一国两制”内在张力聚集及外部条件突变的正常现象与结果，也是中国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进程必然遭遇的结构性挑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陆主体发展进程的展开，随着“台湾梦”与“香港梦”成为过去时，“一国两制”也必须适时调校实践重心和功能区间，更加聚焦于“一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及其制度体系，更加重视融合发展与平权保护的国家整合与宪制吸纳策略，更加坚定有力地推动自主性的改革开放和全球治理变革，在国家战略、体制与政策的结构性调整中包容、化解和应对香港变局，推动香港社会的自治与自救进程。我们要最终引导形成香港与国家之间真正坚实巩固的“一国两制”共识，为香港的融入发展及再全球化提供全面的制度性保障，形成“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更为完备的制度体系。    

香港2019修例风波，惊起众生，举世哗然，“一国两制”一时之间似乎陷入了某种人为制造的观念认同危机，在香港平台、两岸之间、国际空间似乎遭遇到了信任危机。然而，这一切危机不过是中国与世界关系重构的反作用力及西方重启的冷战余波而已。“一国两制”是中国向港澳台及世界释放的最大善意，试图以和平主义智慧与方法解决一个主权秩序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处难题，以超越冷战的历史责任感与制度自信开展了一场“去冷战化”的世界体系革命。这一伟大的制度实验一旦成功则冷战思维、话语与权力秩序及其附着的种种霸权利益将结构性失效，中国或可为21世纪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带来真正的永久和平与共同发展的道德愿景和制度范式。这是“一国两制”最远程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对“一国两制”的反对是对冷战思维的依赖，本质上是反全球化与非和平主义的，是自外于人类和平发展之普遍价值追求的。[19]因此，香港反修例运动带来的话语、政治和社会论辩，无论是香港平台，还是内地网络，甚至全球空间的争辩，都具有显著的冷战与反冷战、逆全球化与再全球化、非和平与和平、霸权优先与共同发展的世界体系与世界史结构性变迁意义。

我始终相信中国体制的改良路径是人类和平发展之有益因素，“一国两制”是中国坚定推动自身现代化及世界和谐发展的和平主义伟大制度实验，而香港反修例运动不过是香港与西方对中国发展之道德属性与积极前景的一种冷战式误解而已。我亦坚信香港社会的“狮子山精神”、法治价值、中产市民理性及社会文化空间的反思机制不会完全失效，而会在运动后期积极理性地复苏，从而打破阴霾，阻止暴力，开展一场有声有色的自治与自救运动，重建“一国两制”的观念共识与制度信心。也唯有这样的社会性自治与自救，才是“一国两制”下香港社会繁荣稳定的信心来源。中央在这一过程中必然承担起保护香港的“最终责任人”宪制角色，从外交、政治、法律及社会文化诸层面提供切合“一国两制”的全面性支持，坚定有力地反击香港内外的极端破坏势力，保护香港的安全稳定与繁荣发展。对香港社会而言，到底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还是登上美国“新冷战”战车，抑或保持沉默式的“小确幸”自保，都是可能采取的策略，但光明的前景到底是什么，相信真理越辩越明，也相信越来越多的香港人会理解和接受国家体制与发展的确定性、进步性和可欲性。只有香港人真正从心底里认同“一国两制”与国家发展基本方向，“一国两制”才具有了真正的行稳致远的社会政治基础。这也是习近平主席在澳门回归20周年讲话中苦心孤诣凸显的关键点：

“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

总之，“一国两制”是国家现代化与国际化长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杠杆[20]，是终结冷战世界观与冷战秩序的和平主义伟大制度实验。这场实验在港澳台三地差异化展开，花开三朵，各自妖娆，各具特色。其中，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持续成功并将在国家主场经济战略中承担更多战略性改革角色，香港若能正确反思重建，必然可以对国家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并借此契机促成香港自身在21世纪的“二次腾飞”，结构性刷新其在世界体系中的关键地位与角色，以“中国香港”范畴下的“东方之珠”再次闪耀世界。而反修例运动带来的大破大立格局或许有助于香港的转型奋进与命运重生。香港在2019年“浴火”，我们真诚期待香港在2020年“重生”，经受考验，从容转进，接力演绎释放“一国两制”的政治智慧与制度生命力。 

注释：

[1] 赵鼎新教授曾对这一历史事件序列中最关键的一次事件做过深入的研究分析，亦是其政治社会学的海外博士论文，具体参见赵鼎新：《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作者正是在此基础上结合其他相关主题的研究经验，逐步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历史社会学”，参见赵鼎新：“什么是历史社会学？”，载《中国政治学》2019年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 

[2] 国际历史学界有“短20世纪”的概念，但这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史和冷战史的分期概念，难以精准概括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也不符合中国与世界结构性互动的基本经验，故笔者提出“长20世纪”的概念作为分析中国当代史的自主性立足点，有关“短20世纪”的基本理论脉络，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三联书店2008年版。   

[3] 一个有趣的历史观察，参见梁国勇：“以历史视野看中美贸易战”，载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5489?archive，2019年12月20日访问。 

[4] “半脱钩”是我与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杨帆教授、前国家体改委资深研究员崔鹤鸣先生共同提出的分析概念，试图建构一种应对中美贸易战“持久化”的理性分析框架，具体参见杨帆、崔鹤鸣、田飞龙：“为‘中美经济半脱钩’做理论政策准备”，载昆仑策网http://www.kunlunce.com/gcjy/lilunjianshe/2019-11-19/138165.html. 美国智库方面，美国国家亚洲研究所（NBR）2019年11月亦发布专项报告《部分“脱钩”：美国对华经济竞争的新战略》，提出“部分脱钩”概念，作者是查尔斯·布斯塔尼（Charles Boustany）和范亚伦（Aaron Friedberg）。

[5] 参见陈弘毅：“完美风暴——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引渡法案如何被终止”，载《明报》（香港）2019年6月21日。

[6] 中央在2019年8月初提出了香港反修例运动具有“颜色革命特征”的判断与定性，并日益得到运动后期发展症候的印证，有关港版颜色革命的特征分析，参见阚道远：“‘颜色革命’的新趋势新特征”，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年第7期。

[7] 在2019年8月12日的临时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港澳办新闻发言人表示香港出现了“恐怖主义苗头”，有关分析参见彭翰飞：“为什么说香港出现恐怖主义苗头”，载中国网，http://news.china.com.cn/2019-08/13/content_75095405.htm，2019年9月15日访问。 

[8] 有关本次立法的基本资料，参见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005/node_5276508.htm，2019年10月10日访问。   

[9] 对占中运动的学理分析，参见田飞龙：《香港政改观察：从民主与法治的视角》，商务印书馆（香港）2015年版。  

[10] 这一次运动是香港“网络社会运动”甚至“区块链式社会运动”兴起的标志，“连登仔”成为社会运动成员的显著身份符号。

[11] “曱甴”是反对香港示威暴徒的网民对这些黑衣人的称呼，有“蟑螂”般的贬斥意味。     

[12] 参见田飞龙：“颜色革命中的‘公益政治化’陷阱”，载多维新闻网，2019年11月11日。     

[13] 参见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4] 澳门回归以来较好地完成了这些制度性任务，巩固了“一国两制”的社会政治基础，参见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权威性解读参见张晓明：“‘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重要指引”，载《求是》2020年第1期。     

[15] 这是关于中美关系的一个经典隐喻，参见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16] 这是我研究香港问题的第一部专著，详见田飞龙：《香港政改观察：从民主与法治的视角》，商务印书馆（香港）2015年版。

[17] 这种隐忧有所表达，参见田飞龙：“政改是‘一国两制’的一个坎”，载FT中文网，2017年6月28日。

[18] 这是我关于香港研究的第二本专著，详见田飞龙：《后占中治港：法理与政治》，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19] 蔡英文2020新年讲话充满了所谓的“冷战”逻辑，在严格的冷战逻辑下无法理解和接受“一国两制”的善意与智慧，甚至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亦难有思想与政治突破，有关蔡英文的政治理解脉络，参见蔡英文：“新年谈话：台湾不会接受‘一国两制’”，载《苹果日报》（台湾）2020年1月1日。

[20] 对此杠杆作用的解释，参见田飞龙：“‘一国两制’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杠杆”，载《中国评论》（香港）2018年12月号。 

【作者书外补记】

香港变脸：抗命假天使，黑暴真魔鬼

《抗命歧途》是我关于“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研究的第三本专著（前两本为2015年的《香港政改观察》和2018年的《后占中治港》，均在香港出版），在这个反修例后遗症与新冠疫情交叠下的特殊时刻在香港面世。我只有一个心愿：为香港“一国两制”经历的这一场极端运动挑战做一种可称为“理论深描”的工作，为香港、国家乃至于世界理解这一场运动提供客观视角与冷静分析。在这个一旦涉及任何“中国”因素就会本能反应、立场站队以及舆论与学术混战的时代，耐心坐下来思考论道是一种奢望，但却可能是解脱执迷、去恶存善的唯一法门。拒绝倾听、拒绝对话、拒绝善恶分际、拒绝反躬自省，是任何激进运动的精神特质，而引入理性、对话、善恶辨析以及给出说理通道与空间，是重回和平与法治的真途。本书因此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运动的学术诊断，也是一种社会再启蒙与理性重建的导引与倡议。随着运动迷雾与激进迷思的消散退场，真正的社会理性与法治权威必然归位，但过程艰难复杂，需要话语和实践的中介加以疏导。本书期望成为香港社会“回向”理性与法治的观念沟通之桥。                                   

本书聚焦的是发生在2019年的香港反修例运动。这场运动就其关于修例的直接争议而言，早已在2019年9月政府撤回之后结束，但这场运动提出的更根本的政治议程仍在持续。这一政治议程也并非“五大诉求”的表面目标，那些目标的牵扯组合既有为运动场“续命”的技术性考量，也有为香港长期“夺权”路线图的政治掩护谋略。在运动提出的“五大诉求”刺激与掩护之下，香港反对派以“场外黑暴，场内选举”方式进行的多步骤选举夺权与完全自治才是香港民主运动真正的共识与目标。以破坏法治和“一国两制”宪制底线的方式追求完全自治，超出了“一国两制”的初衷与规范极限，香港民主运动以“非法治”方式凌驾香港法律与国家利益之上。这让人们自然联想到1933年德国宪制激变的故事。1949年德国基本法吸取魏玛宪制颠覆的教训，引入了“防卫型民主”（defensive democracy）的理论与制度安排，使德国新宪法长出“牙齿”，能够识别和排除颠覆性的宪法之敌。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也应当具有制度防卫能力和制度牙齿，对颠覆性力量加以识别和排除，以维护香港法治的整体存在以及香港民主的理性运转。这需要中央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形成更充分的管治合意与制度能力，并适度教育和动员香港社会展开自我保护与重建的进程。风起于青萍之末，又在历史幽深处还原出相对完整的因缘际会。本书不拘泥于单一学科视角与单一主体立场，而从容于对这场运动的周全观察与过程分析。本书的主要立意即在于从国际、国内及香港本地的多重视角展现这一场运动的来龙去脉，给出香港社会合理反思与行动的可行框架及路径。香港唯有自省与自救，才能充分证明自身的自治能力，也才能与国家权力一起构筑成维护自身安全、法治、自由与发展利益的坚固制度基础。

香港在2019—2020之际的观念与秩序巨变出乎所有人的预料。香港反修例运动起源于一起普通的跨境涉台刑事案件，特首从公务员职业主义的角度启动了法律修例工作。在这个修例设计中，中国内地被设定为与世界上其他司法管辖权相平行的逃犯移交合作对象。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权，其刑事司法可与外部建立相对独立的协议或非协议合作关系，基本法亦允许特区政府行使这一自治性权力。然而，台湾当局前后不一的政治介入和利用，美国以人权与民主为名的公开干预，以及香港社会多个团体与阶层关于“内地司法”妖魔化的想象与本能反抗，以及中央与特区政府坚持法治主义的“硬核”立场，在2019年的香港激荡出了前所未有的“社运风暴”，并不是“完美风暴”，而是持续性、破坏性的“黑暴运动”。这场风暴决定性破坏了“一国两制”的底线共识与“爱国者治港”的政治稳定性预期，引发了追求完全自治甚至港独的青年本土主义的全面登场，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内在平衡与游戏规则的式微，刺激了“一国”对制度安全与香港管治的深刻焦虑及其相应的制度性补救行动。   

随着“黑暴运动”在香港民主派内部扫荡“和平抗争路线”的残云，以及在与特区政府及爱国建制派的政治对抗中使用极端暴力甚至恐怖主义手段，香港基本法秩序遭到践踏，香港民主游戏规则遭到篡改，香港建立在理性与法治基础上的现代社会形象与国际声誉遭到严重削弱。“沉默的大多数”选择容忍甚至同情暴力，与黑暴力量宣示的斗争目标之间存在着或强或弱的共鸣，这是香港社会教育和文化生态的特定结果，也因此理性的民意拐点一直未能真正到来。这些“大多数”对暴力恐惧，对暴力可能带来的福利甚至自治空间的无限增长抱持机会主义和搭便车的心态，让自身的理性、良知及对香港法治的共同责任化为乌有。黑暴派的残酷与普通市民的自私软弱，为香港秩序的激变埋下祸根，需要背负共同但有区分的责任。  

黑暴的青年身影，与普通市民在暗角里的同情支持，固然有外部势力干预操纵的刺激放大效应，但一切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香港秩序激变的内因必须聚焦。香港民主文化与运动方式的激进化主要是最近十年来的变异。1997—2012年之间，香港的民主运动以“民主回归论”为共识，主要运动方法是合法的游行示威和议会内部的制衡抗争，建制派与泛民主派尚能够和平共处，虽在不同阵营，但彼此仍能在基本法秩序内合法合理斗争、博弈甚至合作。那还是精英理性主导及君子之交相与的时代。2012年以来的香港民主运动出现了明显的“违法性突变”，这是香港民主基因的严重变异。为这种违法性开脱的是一种被称为“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的政治理论，以及在香港本地演绎成的“违法达义”的运动伦理。这一抗命范式设定了一个“天使般”的政治目标，即普选。普选作为民主价值以及基本法目标，本是中央与香港社会需要共同完成的体制内任务，而作为地方性普选，具体制度安排必然需要纳入国家安全考量，因为独立国家的普选之上无主权，而香港普选之上有国家。恰恰是对国家前提的忽视和排斥，造成了23条立法失败，国民教育难以推行，造成了香港普选博弈的结构性僵局。占中运动演绎了港式公民抗命，尽管大致遵循了和平方式，但违法行为被运动过程正当化了。香港的法学教授在从事政治学与政治实践的冒险事业，引入公民抗命但又无法建立这一政治传统所依赖的政治美德与边界条件，反而为后续的民粹暴力开启正当性大门。公民抗命在香港的思想与社会基础本就薄弱，以讹传讹，急功近利，蛊惑生变，使得一线抗争者成为纯粹的“运动棋子”，只记得“违法达义”的空洞口号，将违法行为作为正义行为，颠倒是非黑白，为暴力犯罪蒙上玫瑰般英雄主义色彩。他们没有被恰当地教育到：其一，香港本身是治理优良的社会，并不存在公民抗命通常所指向的体制暴政，香港的法治权威性与民主进步是国际公认的；其二，香港公民抗命的引入没有严格坚持非暴力原则，没有严格澄清抗命只是针对不公的具体法律，而不是宪制秩序本身，导致和平界限被突破，宪制底线被挑战；其三，香港公民抗命的教唆者没有能力真正领导和约束相应的运动，如同打开了无序抗命的潘多拉之盒，陷香港于理性和法治的碎裂旋涡之中。         

抗命的“假天使”在占中运动时尚顾及非暴力的外来教条，仍有着模范外国理论、照着食谱做布丁的生涩笨拙，但占中之后带来的政改失败挫折感及面对国家依法治港与融合发展带来的“国家主义恐惧”，导致香港青年本土派迅速抛弃公民抗命的原有教条，打破非暴力原则，追求勇武路线和时代革命。2016年初梁天琦的“旺角暴乱”开启暴力社运先河，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则将黑暴逻辑演绎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公民抗命的历史、教条与美德边界消失了，青年本土派只剩下了“违法达义”，而且根本不区分普通法律和宪法，实际上已经违反了公民抗命的道德前提与基础，而堕入了“本土恐怖主义”的深渊。可悲的是，香港反对派当中的法律人、政治家以及社会文化精英，多为精致功利的短视之徒，破坏有余，建设不足，巧言令色，媚俗自肥。有公民党超级大状声称暴力也是解决方案的，有所谓香江超级才子冷嘲热讽中国体制与战略取向的，有较为著名的政治学者呼吁和祝祷香港抗争暴力的“黄金时代”的，有圆桌领袖公然指导反对派走上完全自治夺权路的，还有紧密联系和投奔英美政治势力寻求“制裁”香港与中国的，更有“黄色经济圈”的反市场、反平等、反法治、反全球化的怪异政治经济学拥趸。这些围绕在香港黑暴运动周围的所谓精英与自以为的有识之士，他们的根本利益并不在香港大众，而在于自身政治私利以及与外国的政治经济合谋，他们是“身在香港”的国际“外邦人”，无论是具体利益还是价值认同。       

2019反修例运动暴露了抗命“假天使”的歧途景象，也呈现了黑暴真魔鬼的凶残与破坏性。香港承平日久，在“借来的时光”中繁荣稳定，在现代化的诸多指标上名列世界前茅，在“亚洲四小龙”的阶段性辉煌中沉淀本土认同与优越感。但香港人未必真正理解这一切的历史来源和制度根基，未必理解“一国两制”与内地大市场对香港的根本重要性，更难以理解中美新冷战与中式全球化的风险与机遇。长期形成的以平台为能力、以西方为绝对靠山、以国家为严格防御对象、以本土为单一认同根基的香港身份政治与社会运动，在2019年终于走上了背离“一国两制”底线与前提的下行之路。这是书名中“两制激变”的因由所在。这些变化，在善良的民众中可能引起惊骇及不知所措，但在精英阶层则需要反躬自身，需要自问：你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到底需要怎样的国家认同与国家联系？缺乏国家支持的香港真的能够自立自保吗？缺乏“一国两制”与内地大市场，香港的国际地位真的还会存在吗？“一国两制”是香港回归与治理最佳方案，基本法是最好法律，但这一切都是有前提的，即“一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得到维护，香港人珍惜并自觉守护这一宪制秩序。如果被黑暴运动的“违法达义”带入一种极限对抗国家的颠覆性政治状态，以一种“揽炒主义”的反现代与反全球化精神自为，则所谓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无异于自己亲自证伪自治能力以及将香港从21世纪全球化版图中自行抹去。这不是杞人忧天，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香港反修例运动带来的真实性威胁。在疫情蔓延，中美加速脱钩，以及新冷战风险不断上升的21世纪第三个十年里，香港比任何其他时刻都更需要珍惜“一国两制”，都更需要国家的信任与支持，也更需要在国家面临挑战和压力时展现“爱国”的认同与能力，就像香港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展现的与内地革命和建设过程的良性互动一样。唯有如此，“一国两制”的具体实践才能紧扣其国家理性根基而续展其正当性：国家对香港的高度自治授权与香港对国家的持续贡献的理性结合。而变脸与异化的香港亦可由此历史机缘再获新生。                 

本书在香港秩序变动、民意思定而不知所从以及“一国两制”依赖的国际政治条件急速变迁的历史时刻出版，集中了笔者对香港与国家的真诚思考与热爱。全书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分为八章，对这场运动的内外背景因素、演变过程、勇武路线逻辑、紧急法与反蒙面法争议、美国非法干预和涉港立法、警权合法性、区选逆转、社会重建与融合发展以及中央治港方略调整与香港城市政治性格等紧密关联的议题进行了富有实证性、政策性、理论性与思想性的深入分析。香港是一本复杂的书，香港反修例运动是这本书最难读懂的一章。笔者以内地青年宪法学者与基本法学者的学识和责任感从事“一国两制”及基本法研究已有六年，有幸得到香港大学资助访学一年作为起点，历经对占中运动、后占中治理及反修例运动的全程观察和分析，以法学和政治学相结合的方法呈现同类研究中并不多见的整合性理论视野和解释优势。有兴趣的研究同行与市民读者可以从本书中获得较为丰富而客观的事实描述与理论信息，为理解和应对香港变局、进行政策设计甚至投资规划提供有益的参考。作为延伸阅读的建议，读者也可在本书基础上继续“回溯性”阅读我的另外两本专著《后占中治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8）和《香港政改观察》（香港商务印书馆，2015）。这三本书构成了一个独立学者观察分析香港问题较为完整系统的叙事线索，铭刻了我的理性观察与思考的基本轨迹。

需要致谢的有方方面面。首先是向在学术理论上对我深有影响的三位学者致敬，他们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陈端洪教授、饶戈平教授以及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的陈弘毅教授，本书序言幸赖饶戈平教授在疫情期间慷慨应允作序，其中的学术肯定与期待是我继续思考写作的重要动力，而陈端洪教授无论是为人还是为学，对我的学术与人格成长都是影响最深的，陈弘毅教授对我接触和研究香港问题提供了莫大的帮助和鼓励，我的前两本书也有幸得其作序。其次是感谢学界的诸多青年朋友，因情谊和细节颇多，这里不一一具名，但显然70末与80后的青年学者对中国学术、国家与社会有着日益不同于前辈们的判断和理解，也有着具有代际更替性质的思想抱负与理论创见，在共识碎裂、学风怪戾与不公正的意识形态旋涡中，青年朋辈的相互理解与支持是学术道路的时代友声。再次，我要特别感谢家人的宽宥和无私的理解与支持，君子“修身”易，但“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充满道德实践的负担与张力，如果没有家庭的理解，任何公共领域的持续投入和知识服务都是不可能的，但这不应当成为回避家庭责任的借口，因为如果爱的原则不能贯穿通达，就不是真正有力量的爱。我还要感谢港澳工作系统对我有关研究与表达的重视、咨询与相互讨论，专家身份的意见是决策要素之一，但专家也需要接地气，尊重实践部门并虚心学习，共同进步。最后还要感谢东方证券研究所的孙金霞女士，她邀请和安排我给北京、上海的主要金融机构讲课，分析香港反修例的因果关系与制度、投资影响，倒逼我对投资金融界关心的问题、提问与思考的方式加以重视、研究和回应，相应的心得体会与意外收获尽可能写入了本书之中。       

撇开具体的事件与理论分析，我忽然想起了明朝大儒王阳明先生的“四句教”中的善恶辩证法，这是其穷究一生的“心学”精髓：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人性本无善恶，善恶在于一念之间，在于教化与知行合一。公民抗命或有一丝善念，但其政治上不审慎的误用、滥用及被利用也是一念之间，所谓“意之动”。理性与法治的重建需要“良知”，需要明辨善恶，不为表面名号与抽象理念所蛊惑，要坚持事实立场和法律良知，要敢于自我反思和理性行动。只有“知善知恶”才有“良知”，而“良知”是回向理性与法治的精神动力。有了“良知”，还需知行合一，践行“为善去恶”，而达于“格物”之境界。从抗命的占中到黑暴的反修例，是法治为抗命所撼，民主为民粹所蔽。今日之香港与国家，面临“一国两制”初心变异，应当有“心学”善恶辩证之道，知行合一之力，去伪存真，除弊扬善，回向理性与法治，端正“一国”与“两制”，遏阻“两制激变”之下行逆流，为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事业再做独特贡献。    

诚有此意，以书会友，以书怡情，以书说理，以书明道，并在这一条知识与责任之路上继续觅寻友道，砥砺思想，致力于我们的时代与我们的世界之“为善去恶”！

（首发于思考香港网站，2020年4月22日于北航寓所）

【饶戈平序言】

“一国两制”关键性挑战的创意阐释

窗外飘着北京罕见的漫天大雪，电视里不断播送防控新冠病毒疫情的新闻，整个寒假几乎都在封闭状态中度过，已经十多天没出家门了。我埋首在田飞龙数十万字文稿的阅读中，每每掩卷沉思，回味着这部新作《抗命歧途：香港修例与两制激变》传递的学术信息。

2019年，对实施“一国两制”的香港而言，的确是一个始料未及、意味深远的不寻常年份。一场涉及逃犯移交条例修订的争议竟然引发出回归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政治运动和暴力骚乱，严重破坏了香港的社会秩序和法治，矛头直指“一国两制”原则底线，改写了香港政治版图；严峻局势旷日持久，深远影响令人忧虑。香港市民、内地民众在惊谔、痛心的同时，也都在思考这场运动的来由和影响，思考香港何去何从，都更加关注中央对港政策和“一国两制”的未来走向。当此关键时段，如何向社会民众提供一个有关这场运动的令人信服的理性解说，如何揭示表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本质，引导民众寻求解困危局、争取光明前景的路径，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有良知、有责任感、有能力的学者身上。从历史上看，但凡一次重大事件之后，通常都会涌现出一批有关该事件的学术著作，为历史留下一道理性光辉，而这恰恰也是学者的责任所在。内地青年学者田飞龙正是在第一时间交出了一份应景的答卷。

飞龙的新作《抗命歧途》可说是最早在香港出版的总结、反思这场运动的学术专著之一，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内地部分青年学者的观点。但该书内容又不限于反修例运动，还包括对新时期“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再学习和再认识。全书共有八章，前五章构成一个集束群，聚焦于对反修例运动的观察和思考，后三章构成一个集束群，聚焦于对一国两制下香港治理的总结和建言；两部分前后呼应，相互关联。作者试图从香港内外双重视角，以法学与政治学方法，对这一场反体制的社会运动加以深度剖析，对“一国两制”宪制原理予以反思重构，并提出运动后期治理与新时代“一国两制”发展的若干对策思考，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相信该书的出版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反修例运动发生在回归22年的香港，但其诱因、衍变、后溢效应却是远近、内外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绝不限于香港。该书把反修例运动置放于一个宏大的特定时间、空间节点来考察，从香港社会固有的深层次矛盾说起，谈到“一国两制”新宪制秩序下的尴尬局面，从香港本土主义的嬗变谈到港独蔓延中的台湾因素，从中美间政治、经贸较量谈到大国关系夹缝中生存的香港，把观察香港问题的视角提升到一个必要的新高度。该书依据宪法学和政治学原理，条分缕析地批驳了占中、反修例中出现的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的种种谬说，剖析了有关特区政府自治紧急权、反蒙面法和高院裁决的各种争议，正本清源，激浊扬清，从法理上纠正了坊间流行的错误认识。特别是针对英国从《中英联合声明》中引申出的“监督权”之说，以及美国国会涉港立法所依托的“长臂管辖权”之说，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说和反驳。该书有关香港警权正当性的论述，有关影响区议会选举的六大因素的归纳等等，更是论证充分、掷地有声。人们从全书构思严谨的每一章中都不难发现令人眼前一亮的精彩论述和独到观点，都可以看到研究成果的理性光辉和专业擅长。

在我看来，该书更大的学术价值在于作者对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的理性探索，在于对新时期中央对港政策的创新性学理解说与对策思考。抱持对一国两制方针的真诚信奉和维护，该书勇于直面“一国两制”实践中的深层次问题，勇于触及顶层设计和对港工作中的敏感问题，善于从理论上阐释充满挑战和困扰的社会疑难问题，以批判性创意思维给予理性归纳和提升。对于既有的“一国两制”学说，作者致力于坚守与创新的结合，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不是静止孤立地谈论“一国两制”、重复现有结论，而是通过对港式资本主义的深度反思、对一国两制方针的再学习、再领悟，把香港实践置于国家宪制秩序和经济发展全局的宏观视野来考察。作者指出反修例运动的后期治理与香港繁荣稳定的重建，将考验国家治理智慧与香港自身的高度自治能力。作者断言“一国两制”将“由此决定性地转入了中央权力合法进场、香港管治改革及社会重建的‘下半场’”。他预言，“香港实施‘一国两制’已经出现了从‘分立模式’的 1.0 版本向‘融合’模式的 2.0 版本的转型”，“我们将以审慎的客观立场期待‘新香港’的理性塑造与二次腾飞”。从这一部分的娓娓论述中，人们不但能深切体验到作者那种基于理性思考的积极向上的世界观，而且能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理论清风，让人耳目一新、久久回味，能够启发、引导人们进入更宏大的“一国两制”学术研究空间，推动香港研究迈向一个新的理论阶梯。 

看起来我对田飞龙的新作似有不吝褒奖之嫌，但这并非意味着我对他书中的所有观点都表示赞同，也没有这种表态的必要。事实上，该书的某些新概念、新论断确有尚待商榷之处，个别推理论证也还需要更严谨、更充实一些。但这些似都无关宏旨，这里且不予细说。对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观察和评价，从来很难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见仁见智，各持己见，实属正常，当予包容。在这里，重要的不在于各自的见解是否一律，而在于是否共有对国家、对香港的责任感，是否共有对事实、对法律的尊重，是否赞同学术探索的科学态度。这恰恰也是我欣赏认可飞龙新作的理由所在。飞龙新作最能打动人心的，或许是他对一国两制不容置疑的拥戴之心，是他热情洋溢的理性真诚，是他执着探索的学术勇气，是他高度抽象的思维能力。对于一个年轻学者而言，这些品行和素质恐怕是比他的研究成果更被人看重的地方。

内地学界研究港澳问题的学者不多，年轻人更属凤毛麟角。飞龙的专长本在宪法学和政治学，是内地 “政治宪法学”流派年轻学者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的观察、学习源于北大读研期间，但正式介入研究是从2014年香港大学访学聚焦“占中主题”开始的，距今不过五六年时间，而其论著的高产出、在媒体上的出镜率，使他成为近年来广受内地和港澳关注的一位青年学者。飞龙属于天资加勤奋一类的青年才俊，在同龄人中具有超凡的理性思维能力，才思敏捷，文笔犀利，出手快，产出高，学术潜力大。让人对他刮目相看、得以脱颖而出的，往往是他深厚广阔的理论功底，顺畅严谨的逻辑思维，运用自如的语言能力。飞龙出道时间不长，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虽然他的一些观点难免略显稚嫩，尚待商榷，甚至曾遭人物议，但是他真诚的使命感，执着的学术探讨勇气，却是难能可贵、诚堪嘉许的。相信飞龙能够一秉谦恭谨慎、博采约取、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再接再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中国的宪法学与“一国两制”理论研究做出更多贡献，取得更大成就。

年初飞龙邀请我为他的新书作序，我不揣冒昧，匆匆命笔，拟就上述文字，愿与飞龙引为共勉。     

饶戈平（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

2020年2月于北京大学燕园

【目录】

序言：“一国两制”关键性挑战的创意阐释（饶戈平） 

导言：修例风波，惊起众生

第一章运动背景：新冷战、台湾因素与香港本土

第二章运动过程：反法治、勇武化与底线挑战

第三章自治紧急权、反蒙面法与高院裁决

第四章外部干预：联合声明与美国涉港立法

第五章警权合法性、区选逆转与融合式治理

第六章“一国两制”新气象：港澳比较与启示

第七章以治理为中心：中央治港方略解读

第八章重读香港：城市性格与国家理性

结语：“一国两制”进入下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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