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传统与现代：以“仁”为本推动灵性社会工作的本土实践

作者：蔡鑫 仲婧然

来源：《社会建设》(京)2019年第3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四月廿二日丁巳

          耶稣2020年5月14日

内容提要：灵性社会工作以增进人的灵性能力为目的，并以此来协助人克服人生困境、提升人的自由与幸福，旨在引导人通向主客体的融合和自我认同，在此基础上超越混乱痛苦达到专注生命价值的和谐境地。“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准则，与灵性社会工作的本质内涵在诸多方面有着高度的契合性。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有着由技术导向发展到灵性导向的必要性。以儒家“仁”的精神来赋予中国灵性社会工作价值内涵，可以促进当代中国社会工作有足够的能力去融合传统与现代、并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一支重要推动力量。

关键词：灵性社会工作/“仁”/社会工作本土化

作者简介：蔡鑫，首都师范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家庭社会学、青少年社会工作(北京，100089)；仲婧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工作(北京，100872)。

一、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与灵性社会工作的理论探索

社会工作已经成为今天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其成功经验引发我国的高度重视和借鉴。当前大力推进社会工作事业是我国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提高国家福利水平和追求人民幸福这一根本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手段。现代社会工作起源于西方，与基督宗教的慈善济贫关系密切，社会工作在西方国家的发展显然和其基督教文化传统有关。中国社会工作要取得预期目的，需要将带有西方文明标签的社会工作真正本土化，以适应当今的中国社会及其文化传统。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务尤其强调“文化的敏感性”。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应该对来自西方的社会工作的理论、伦理与方法给予某种适应性改进，以本土的文化土壤培育社会工作之精神，使其可以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蔚然成林。从现在情况来看，由于中国大陆地区发展不均衡，社会工作实务领域的发展参差不齐，社会工作在一些地区、一些实务领域相对来说已然开始生根或者尚在萌芽，但总体上还是处在一个有待于生根发芽的阶段，当然距离蔚然成林还有相当距离。

什么是灵性社会工作？灵性社会工作和老年社会工作、儿童社会工作等不太一样。对于后者，我们可以叫清晰地了解老年社会工作与儿童社会工作服务的对象类型，但是对于灵性我们却需要给予大量的说明和论证。围绕灵性的定义十分复杂。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实证精神的普及，西方国家人民去教堂的数量是显著下降的，即使人民还信仰基督教，但对神的创世和管理一切的全能恐怕已经很少全部信仰了。从那时候以来，spirituality或灵性这个词就有了逐步取代宗教性的趋势(也被很多人翻译为精神性)。到20世纪90年代，灵性概念开始引起西方社会工作界的理论关注。在西方社会工作世界中，灵性之所以被重视，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灵性和宗教紧密相关。威廉·詹姆士在《宗教经验之种种》中提到“有个大分界，将宗教的领域分成两部分。在这个分界的一边是制度的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在另一边是个人的宗教(individual religion)”。①西方自宗教革命以后，制度的宗教有所下降，个人的宗教就有显著上升，基督教认为信仰是自己与上帝之间的事，无须一个教会和神职人员的中介。时至今日，个人的宗教进一步发展，更多就表现为神性的下降，个人精神性的进一步上升。很多人有信仰而不从属宗教，信仰逐步转向精神性或者灵性。二是灵性关系到价值、意义的追求和超越的体验。韦伯认为，灵性研究在社会工作中的发展与个人主义的盛行、现代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疏离感密不可分。②就个人而言，超越性是灵性的主要特征，超越世俗、超越荣辱、超越苦难、超越生死，这种超越背后是有一种价值意义方为可能。Carroll认为灵性有两个维度：一是作为本质的灵性，二是作为维度的灵性。作为本质的灵性是指灵性作为人的核心本质，能够为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转换提供持续性的能量；而作为维度的灵性存在于一种关系中，尤其强调个体与最高实体(如上帝)的关系，通常是指个体的超越层面。作为本质的灵性属于内在的超越，作为维度的灵性属于外在的超越。③

在推进灵性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大发展过程中，国内学者中陈劲松和刘继同等最为着力。陈劲松将灵性视为人的一种能力即灵性能力，它和个体所具备的感性能力和理性能力一样，是人的一种基本能力。他认为，“灵性能力是人的一种本具、自有的能力，是任何人不能强加、也不能剥夺的能力。它是人所具有得更为高级的超越于环境刺激或者超越于环境束缚而达于自由、幸福的能力。”从能力的角度来阐明灵性能力，是符合逻辑的、也是可以验证并对实务工作有真实的指导意义。依据个体成长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特征，陈劲松还将个体的灵性能力发展分为五个发展阶段即三个高峰和两个低谷，试图为灵性社会工作的实务提供理论指导。④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界一直笼罩在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和埃里克森的生命发展周期理论的阴影之中。关于个体灵性发展的五个阶段的划分，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可以避免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话语霸权，从而对于推动灵性社会工作的发展并造福人类社群具有最大现实意义。此处不详表。陈劲松对灵性社会工作做了如下的定义，“灵性社会工作所主张的一套基本概念框架、理论假设和实践模式。同时，也是指专业社会工作者，运用灵性社会工作的理论、方法和技巧，提供的一种专业服务活动”。⑤

刘继同认为灵性泛指个体在人类社会生活意义世界中的相互关系、超越的观念、亲身体验、自觉过程、反思能力和主观知觉的总和，处于人类精神生活世界最高层次的水平。他总结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有关灵性关怀的研究，尤其是灵性关怀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建设，反映出美国社会工作服务重点是灵性关怀，社会工作服务体系达到注重人类灵性关怀服务、追寻生活意义建构和精神福祉的最高水平。刘继同认为，美国学术界与社会工作界的灵性概念包含三个层面的意义与构成要素：集中于对意义、目的、道德和幸福的追寻；关注当前有意义的问题；集中于一种超越感或超验性。灵性概念包含四个要素，分别是意义、嗜好、信仰和宗教。⑥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在此不仔细讨论。

至今，西方社会工作中的灵性视角已得到普遍性的重视。虽然西方社会工作中灵性概念的起源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宗教性的关注呈下降趋势，而逐步取而代之的是对精神性需求的重视。有如李向平所说，信仰但不归属⑦，或者如余英时所说，心理医生和躺椅取代了牧师和教堂⑧。以美国为例，超过50％的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内容与mental health相关。由此灵性视角下的社会工作介入方式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

在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过程中，有一股初兴的力量在推动灵性社会工作的发展，它涉及灵性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务模式，涉及很多社会工作的实务领域，例如临终关怀、老人照护、残疾人康复、儿童养育、司法矫正、戒断治疗、精神健康等等。灵性社会工作的声音目前虽然还比较弱小，但是个体的灵性需求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人以及社会学界和社会工作界认识到。刘继同的研究指出，建构中国本土精神健康与灵性关怀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的时机已成熟，条件已具备，应该像美国学习借鉴其运用灵性社会工作服务于人民精神健康的经验。⑨

通过对东西方灵性社会工作对于灵性的理解的梳理，我们可以将灵性的内涵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灵性具有超越性；(2)灵性指某种对价值、意义和信仰的追求；(3)灵性具有沟通人的内心与世界的能力；(4)灵性是个体先天具有的，合乎人性与天性；(5)灵性是个体存在之不可分离的属性。社会工作在各国的发展过程中，非常强调文化的敏感性。灵性社会工作在中国社会工作界越来越受到重视。那它又是如何敏感于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呢？灵性这一概念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核心观念或价值观念相通呢？我们认为，以上所述的关于灵性的五个方面的内涵与中国文化的最高准则——“仁”，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二、中国文化中“仁”的内涵与灵性概念的契合性分析

仁在儒家的价值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孔子以“仁”为最高的道德意识。在与弟子们谈论“仁”的时候，孔子的话似乎每次都有所不同，虽然不乏因材施教的原因，但也说明对孔子终其一生都是在不断体悟“仁”这一儒学最高道德境界。下面我们将对视为代表儒学最高意识的范畴“仁”的内涵与灵性社会工作所强调的“灵性”概念之间的契合性做一番探究。

(一)在超越性上，“仁”与灵性具有契合性

仁能超越自己爱他人。孔子说“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所以孔子赋予“仁”一个重要含义就是“爱人”，而且是爱众人，不是只爱自己和爱自己人，这就体现出一种超越自我的博爱精神。人类有爱自己而超越自己及于他人的能力，这是“仁”的第一重超越性。孔子说，“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不仅要爱人，还要推己及人，去努力成就他人，这是何等的胸襟。这一重超越性来自人类社会自古具有的团结与合作能力，使陌生人之间可以结为社群，进而构建复杂的社会组织。基督教的核心价值也是爱，爱所有人，因为人都是上帝所造，因此爱人就是爱上帝。基督教爱人观来自上帝这一明确说法，而儒家爱人观来自天道人性，是圣人之言，二者体现了中西方文化在逻辑和知识论上的差异，但从爱他人的角度讲又都是非常近似的，这是灵性所通具的特征。基督教话语背后的最高伦理是爱人，是基于都为上帝所创造的同类之爱，儒家话语不太习惯说爱人，但是其内涵包含在仁爱当中，基于天地和谐的天道和人类本性。爱的本质要求是社会工作核心伦理的根基，平等、包容、助人、正义无不是以爱为基础，一个不爱人不愿意接纳人，饱含偏见的人是无法成为一名真正社工的。

“仁”能超越自我范畴体察他人痛苦。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孟子仔细阐述了仁、心、性三者的关系，指出仁是基本人性。恻隐之心，是对他人的痛苦的感同身受，这是人的一种特殊能力，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动物也有此种能力，但人类显著具有移情和他者立场的想象能力是人性的重要特征，孟子敏锐地把这一点恻隐之心作为了人类人性的最重要发端，确立了人性论的基础，也是仁的发端，这是十分了不起并且经受人类文明发展所经验的。人类有感知他人痛苦的精神能力，这是仁的第二重超越性。这一重超越性使得人类避免彼此残害，这一能力同样是对于人类社会群体维护所必不可少的。

“仁”能超越生死。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在孔子看来，“仁”的价值重于生命，“仁”因此是人的根本，“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没有“仁”为基础，其他礼乐都不足道了。这里体现出“仁”超越生死的属性，这是“仁”的第三重超越性。宗教信仰强调灵魂或者生命不死，对于超越生死有更明显的表达。而儒家思想有宗教之实而无宗教之形，对于生死相比其他宗教较少谈及，但是儒家强调孝道、祭祀，显然也认为灵魂不灭。灵魂不灭对于超越生死是重要依托，却非唯一依托。儒家“仁”的思想超越性有一个内在超越的特点，不需要假以外求，不用外求于天和上帝神灵，孔子曾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又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西方基督宗教的超越性是外向超越的，需要有上帝外力帮助才能得到超越。这里无意比较二者优胜，只是今天社会发展而宗教衰弱，中国文化不假外力而能实现求仁得仁的内在超越，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现代适应性，是于我国灵性社会工作可以有深远发展的文化基因。

“仁”能超越现实际遇。“仁”的第四重超越是对个人现实际遇的超越。在《论语》中有很多地方记述了孔子的超越的人生态度。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是非常贫穷的，那样的物质条件下一般人受不了的，颜回却“不改其乐”，孔子评价颜回，“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馀则日月至焉而已矣”。颜回是孔子最为欣赏的学生，因为颜回可以“三月不违仁”，颜回正是“仁者不忧”的典型代表，他超越现实的机遇和生活甘苦，超越投资失败，而在精神上孜孜以求，其乐无穷。孔子自己也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的自我评价：“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也。”这是一幅仁者的典型形象，其洒脱的气质跃然纸上，可以说是充满灵性超越的智慧。现代社会对人的评价多受成功观的影响，成功的主要标准是“权力、地位、金钱”，由于这些资源的稀缺性使得符合“成功标准”的只能是少数人，很多人难以享受作为普通人的快乐，这是现代社会人们幸福度下降和精神病态高发的重要原因。社会工作立足“仁”本的一定超越性价值观，对于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价值。

“仁”能超越个人欲望。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这一名言尽人皆知。这是孔子对仁的一个著名论断。克己就是节制个人欲望，所以“仁”有超越个人欲望的一面。现当代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现代人欲望过多是不幸福和精神心理疾患的重要原因，所以幸福之道就是节制欲望，虽然对现代人来说清心寡欲已经不太现实了。佛教认为“贪”是“五毒”之首，是典型的使人陷于痛苦的执念，基督教强调施比得更重要，也反对贪婪的私欲。今天灵性社会工作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在物化方面给予人太多的刺激，从而不断促使人进行反思，资本主义一定程度上是人的欲望在推动运转。灵性社会工作对人精神修复功能应该说是显著的。

(二)在价值、意义和信仰的至高追求上，“仁”与灵性具有契合性

灵性具有价值、意义和信仰追求。“仁”是中国传统政治与个人道德的最高追求，可以说“仁”就是一种信仰，“仁”可以承载灵性所需的价值信仰。儒家信仰一套思想，没有成体系的组织化发展，所谓有宗教之实而无宗教之形，所以和其他几大宗教相比就显得不太像宗教。涂尔干认为宗教具有几个要素，分别是信仰、仪式与教会，如果按这个定义儒家就不属于一般宗教范畴。涂尔干观念影响很大，以至于今天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认为儒家是宗教。虽然形式上来说儒家不像宗教，但是从功能角度讲儒家就是宗教，具备一样的宗教功能，取的是文化代替宗教的途径，或者说文化太发达而没有必要走宗教组织化道路。儒家文化护佑中华文明两千年，达成这样的历史功能是离不开内在价值信仰的，简言之，就是个人层面的求仁，与国家层面的求仁政。

Hollins认为“目前有一种普遍现象，即个人从某一种或者更多信仰中寻求某些元素迎合其特定需求和意愿，这就造成了信仰更大的易变性，因为人们会尝试很多宗教的不同方面，例如崇拜的形式、文化和信仰体系”。⑩这一观点容易通过经验观察而得到证实，信仰越来越成为个人私事，价值观有超越宗教的融合趋势。比如近年来巴哈依信仰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西方普遍兴起的以禅修为代表的东方智慧灵性运动等。在论及灵性的价值与信仰内涵时，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我国自有文化信仰资源的丰富性和现代普适性，不要过度以西方的信仰话语体系来解释和指导我国的相关实践，其实西方各国正不断汲取东方智慧。

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又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仁”居于仁义礼智之首位，所以“仁”其实就是善，性善论由孟子始。中国人是一个信仰善的民族，这是我们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历史上，普通人民对高深的学术难窥其貌，但一个善字就尽可以概括，到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各界投入慈善事业又蔚为壮观，慈善实际上就是“仁”，就是基于恻隐之心，只是今天现代话语表达中直接说“仁”比较少。(11)

从孔子、孟子时代到今天，中国文化的儒家根本还在，虽然历经现代化转型与西方思想的多重冲击，饱经运动式批判，但儒家文化的先进性和经历史锻造的坚韧性，对人性的深切洞察，使得这一文明脉络不可能断绝，而今天更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宝贵资源。

灵性社会工作以服务大众为载体，兼具有双重责任，一是以灵性方法理论服务大众，二是服务大众过程中进一步明晰本土文化价值，主动传承运用以“仁”为代表的传统价值信仰，做弘扬文化的使者，服务大众同时推动文化和信仰复兴。

(三)在沟通人的内心与世界的作用上，“仁”与灵性具有契合性

灵性沟通人的内心与世界。基督教以灵修静思来倾听上帝的话语，获得一种超验的体验；儒家心学以静坐来达到明心见性的效果。这是具体方法上的相似之处。但二者在沟通内心与外在世界上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哲学和思想有注重逻辑和知识论的一面，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一定要穷追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社会的意义，这样就推导出必然具有一个全能的造物主。所以在基督教为主要特质的西方文化中，人最重要的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是和神之间的关系。中国文化当中确实存有不太注重知识论的现象，知其然即可，不必穷追其所以然，所以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又说“不知生，焉知死”。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这里表现了儒家的实证和经验主义精神，对于不能证实的形而上不如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

所以，中国人最重要的与外在世界的关系自然不是神，而是社会关系或者人伦，要达到人与外在社会关系的和谐，不如向内求，修心性与修身，内圣外王，由内而外，孔子说“为仁由己”，求仁得仁的道理，修行在自己，不必求神。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由于善心根植于心，“尽心”就可以发扬体认善，就是仁义礼智，而善受之于天，人性实际上也是天性，儒家认为来自天，来自天理，故而尽心，知性就知道了天道。所以明心见性就连通了外在至高的天理。

当今世界各国都面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调适问题，都需要不断思考如何延续传统文化应对现代性挑战。我国曾经有对西方文化激烈反对的阶段，过渡到一百年前事实上全面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阶段，到今天我们可以更加平和公允地看待这个问题。中国文化的“仁”，指明不必假求于外力，人可以通过自我内心的和谐而达到与外在世界的和谐。西方穷尽事理的精神有助于科学发展，但在神性衰落以后，西方文化面临的内在张力实际上是更大的。相比之下，中国文化也许可以更坦然适应现代性转型。

(四)在个体先天具有、合乎人性与天性的意义上，“仁”与灵性具有契合性

灵性是先天具有的，来自人性与天性。仁也是如此。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王阳明进一步发挥人性本身具足的观点，尤其认为良知是人性中至善的部分，是人人可以成为圣人的依据。王阳明在《咏良知四首示诸生》这四首诗当中对此有清晰的阐述：(12)

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两字是参同。

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

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

前面两首指出致良知就是求圣贤，人人心中有良知，人人就是圣贤，这与孟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观点一脉相承。后面两首提醒弟子们注意良知就在个人内心，不要去外头苦苦寻求，像一个乞丐一样而抛却了自己本身无尽宝藏。前文讲到儒家内在超越性而达到与世界的沟通，从而达到外在超越的一体。这几首诗更强调“仁”的先天具有，恻隐之心就是人人具有的良知，就是“仁”。人生而为人就在于具有人性良知。所以儒家文化所说的“仁”是符合今天灵性的先天具有观念的。以社会工作的理论观点来看，人本主义和优势理论这些基本理论都肯定人的基本人性，都强调人具有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有自我发展的能力，这就是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观念，如果不相信人性本身的力量，不相信人可以籍内在优势与力量自我成长或完善，“自助”就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社会工作相信人的灵性本质。中国从孟子开始鲜明地提出性善论，不假神明也可以通过人自身努力达成善，因为善是天理，人就可以达存天理。人性善的天性不会改变。

虽然灵性是人与生俱来的，但并非不会被遮蔽或视而不见，如王阳明诗中所言，难免有人“抛却自家无尽藏”。内心自足的观点和内在超越性使人向内心求善，但是这就需要灵性力量的推动，有时候也需要外在力量的帮助，这个外在力量就是教育教化，孔子被称为“万世先师”，不仅仅因为教授学生知识，更主要的是给中国文化确立了求为圣贤的精神道德力量。

(五)在作为个体存在之不可分离的属性上，“仁”与灵性具有契合性

灵性是人类个体存在之不可分离，“仁”也是个体存在之不可分离。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孔子对君子的要求是任何时候都不违背“仁”，须臾不违仁也，这实在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对于普通人来说，也需要这样严格的要求吗？任何人都需要具备一定感性能力和理性能力，而灵性是推动人的感性能力与理性能力的基础，因此对于普通人来说，灵性也是不可或缺的。观察现代人的一些问题，与人类灵性能力被掩盖了有密切的关系。灵性社会工作致力于发扬人被掩盖的灵性与良善。从逻辑的角度思考，人类是逐渐进化而来，虽然灵性对于人类是基本人性，但是人性的发展也是经过漫长的时间发展积奠而来的，由于人类社会群体的塑造，人类灵性具有不同于动物的特点，如同语言一样，灵性能力具有先天存在性，这是难以否认的。由于现代生活的巨大变迁，人类依赖自身内在能力总体上呈下降趋势，更多受到科学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很多人难免困惑于灵性何在，但只要静心自问，对生命价值的问求始终存在。

以上从五个方面对儒家“仁”这一核心价值与人类最重要灵性能力之间做了比较，充分展示了二者之间的密切契合。表达灵性社会工作核心概念即“灵性”意义的自古自有，在社会工作大发展的今天，发扬本土自足的灵性精神力量，对于丰富我国社会工作理论，促进社会工作造福人民有很大价值，也是我国文化自信的应有之意。

三、以“仁”为本的灵性社会工作本土实践展望

(一)中国社会工作由技术导向到灵性导向的必要性

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时间还不长，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社会工作早期发展是以社会工作伦理和价值的传播为主，致力于让社会大众知道社会工作是什么。随着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与社会实际需求的增加，社会工作界必然开始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由内在需要和外在环境助推，社会工作逐步开始向专业技术化方向发展。今天的社会工作界，言必称各种疗法理论，社会工作教育界和实务界奔波于各类方法培训。这与中国社会工作自身发展和职业化专业化是十分相关的。但笔者认为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不能忽视灵性能力培养，以更好回应人类需求的当代议题，和当代社会共性特点，并能够以灵性观点审视方法发展，方法应始终在提升人的自我能力，避免过度技术化和社会工作者的专家化，避免与案主关系的治疗化，如王阳明所说，“抛却自家无尽藏”“枝枝叶叶外头寻”(13)。这就为社会工作向灵性导向的逻辑演变提供了现实基础，让社会工作在当代中国人的灵性实践中发挥引导作用，这是社会工作灵性导向的现实意义。

首先，社会工作灵性导向是对于人类灵性需求的有力回应。灵性具有先赋性，是人性中固有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人类对于灵性有着天赋的需求。灵性贯穿个体生命的始终，受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它的发展呈现曲线性的特征，个体需要灵性引导其日常生活以提升生命的福祉水平。灵性社会工作对于回应具有时代性的人的本质需要具有重要价值，它以人类的灵性需求为指引，帮助案主提高灵性能力、走出困境，这与当今社会以人为本的理念有着本质上的契合。

其次，社会工作灵性导向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机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人不仅丧失了主体性，还成为异化的商品。马尔库塞、弗洛姆和哈贝马斯等人也都延续了这一传统，认为过度商业社会对人的异化是造成人不幸福的主要宏观和历史原因，成为西方二战以后的重要思潮。灵性社会工作强调个体的灵性能力建设是人的能力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基础，对感性能力和理性能力具有引导作用。它通过促进个体基本能力的实现，以达到人的全面发展，对人的异化的反抗具有重要价值。

第三，社会工作灵性导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助力。在当代社会中，社会转型催生了许多社会问题，犯罪青少年、离婚率提升、贫困问题、养老问题、失独家庭、群体冲突等等。这些问题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威胁因素，亟须社会工作用专业化的力量去解决。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充满灵性的社会，是个体幸福最大化、福祉水平最高化的社会。灵性社会工作正是在帮助案主解决问题的基础上，以构建和谐社会为宏观目标，将灵性能力注入社会建设的过程之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促进社会的稳定与进步。

(二)以“仁”为本的灵性社会工作实践展望

在当代中国的灵性实践领域中存在着三大误区，即儿童灵性成长过程中的“资本化”倾向、成人灵性实践的扭曲、老年灵性实践缺乏深度。(14)这三种灵性实践的误区表明，灵性是大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需求，而当代中国社会又面临着灵性资源的极度匮乏。通过上文的阐述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应该深入挖掘“仁”的文化内涵以作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灵性资源。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以“仁”为本的灵性社会工作可以提供最有效的途径。“仁”是基本的人性，灵性是先赋的能力。中国文化的“仁”，指明不必假求于外力，人可以通过自我内心的和谐而达到与外在世界的和谐，这与灵性社会工作的价值观高度契合。从孔子、孟子时代到今天，中国文化的儒家根本还在，今天更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宝贵资源。把灵性社会工作伦理价值融入“仁”的价值体系，或者说用以“仁”为本的文化内涵诠释灵性社会工作。这一方面可以完成灵性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灵性社会工作真正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可以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有所推动。

社会工作是关于人的工作，以利他主义情怀为价值底色；灵性社会工作是关于人的能力建设，以促进人类的灵性福祉为皈依。本文倡导在未来的社会工作实务中，以灵性社会工作理论为视角，以“仁”为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主导力量，以灵性能力的复元为目标，促进社会工作逻辑从技术导向至灵性导向的演变。具体来说，也许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厘清灵性与“仁”的内涵的契合性，构建灵性社会工作本土理论的价值体系；二是致力于开发以“仁”为本的灵性资源，“仁”是儒家思想最重要的价值观，用于指导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协助案主灵性能力的复元；三是运用灵性社会工作的专业技巧，正如“仁”必须纳入“行”之中，理论必须结合实践，知行合一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四是跳出西方模式，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灵性内涵有机结合，避免社会工作重专业技术轻能力复元、重西方理论轻本国文化的局限性。

注释：
 
①威廉·詹姆士：《宗教经验之种种》，唐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第26页。
 
②Stephen A.Webb.Social Work in Risk Society:Soci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3,p.73.
 
③Carroll.Social work's conceptualization of spirituality.In Edward R.Canda(Ed.).Spirituality in Wocial Work:New Directions,Binghamton,New York:The Haworth Pastoral Press,1998,p.1-13.
 
④陈劲松：《灵性社会工作及其在当代社会建设中的意义》，《社会建设》，2014(9)。
 
⑤陈劲松：《灵性社会工作的目标》，《新华文摘》，2015(4)。
 
⑥⑨刘继同：《人类灵性概念框架范围内容、结构层次与中国本土灵性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建构》，《人文杂志》，2015(2)。
 
⑦李向平：《“信仰但不归属”的佛教信仰形式》，《世界宗教研究》，2004(1)。
 
⑧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27页。
 
⑩Hollins Susan.Spirituality and Religion: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Nursing Management,2005,12(6):6-22.
 
(11)我国很多地方的方言仍然包含了丰富的“仁”字，比如陕西方言就喜说“仁义”。
 
(12)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6，第392页。
 
(13)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6，第392页。
 
(14)陈劲松：《灵性实践的误区与社会工作的介入》，《学海》，2013(4)。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