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之路也绝不是笔直一条

作者：孙海燕

来源：“经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四月廿八日癸亥

          耶稣2020年5月20日

孙海燕，1978年生，山东鄄城人，笔名孙齐鲁，中山大学哲学博士，现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中国思想史、中外人性论等。出版学术专著《陆门禅影下的慈湖心学——一种以人物为轴心的儒家心学发展史研究》（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点校古籍《参寥子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在《中国哲学史》、《道德与文明》、《孔子研究》、《开放时代》、《鹅湖》月刊（台湾）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01经学相对冷门，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门学问的？又是如何深入的？

今年4月份以来，祥军兄忽然推出“经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微信公众平台，“青年学者揅经访谈录”问世了。最先接受访谈的两位学者，是我比较熟悉的宋立林、杨少涵二兄。我看到后，就关注了这个平台。没想到刚刚在朋友圈转发了几篇，点下几个赞，就收到祥军兄的信息，要我也接受访谈，为栏目写上一篇。我对此实在是外行，只能努力找些靠近主题的想法谈一谈。

读博士之前，我读书多偏重在文学方面，几乎是随兴所至，连个“治学”的影子也没有。当然也会读到与经学有关的书。以《论语》而论，较早就读过李泽厚的《论语今读》，也读过南怀瑾《论语别裁》之类的书。这类经历，在此都统统不必细说了。

仔细想来，自己勉强算得上接受那么一丁点儿经学文献的训练，还是在中山大学哲学系读中哲博士的时候。记得入学第一学期，系主任黎红雷老师开了“先秦儒学”课，旨在引导研究生读一些先秦儒学经典。首先要读的当然是《论语》。黎老师讲了第一堂课后，就分配下任务，确定下次课由某同学领读某章节。至于版本，则不作统一要求，大家用朱熹、刘宝楠、杨伯峻、程树德、黄式三、钱穆、李泽厚等各种版本的都有。记忆中好像有同学用了南怀瑾的《论语别裁》，发言必称南怀瑾，还被黎老师当场教训过几句。我上课用的是程树德的《论语集释》，手头也有杨伯峻、钱穆、李泽厚等人的书，课前做准备时就一并参考着看看。这类课多是博士生和硕士生一起上，班上总有那么二十来人的样子，先由一位指定的同学发言，老师随时点拨，其他同学也参与讨论。后来跟张永义老师读《庄子》，也采用这种方式。另有陈立胜老师引领大家读《传习录》，冯焕珍老师引领大家读《大般涅槃经》等，只是统一了版本，有的同学买不到，就自己复印一本。印象中这类课常常不能如期读完，最后只能选读、跳读，有点儿匆匆煞尾的感觉。

这种上课方式，在当今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教育中，早已很普遍。但对此前没有受到过正规文献训练的我而言，却颇新鲜。我本科时读中文系，多少有一点古代汉语的底子，对读文言文素不反感，上起这类课来就感到津津有味。其中有段时间，我很痛恨自己没有旧学功底，心急地想补点课，最后想出一个笨法子，那就是每晚临睡前，在床上像老僧入定一样盘着腿默诵《论语》。如此坚持了多日，最后能很顺利地从《学而》篇默诵到《乡党》篇了。但《乡党》篇实在枯燥无趣，不知被什么事一打扰，就没能坚持下去。当时我刚过而立之年，背书的能力已经很差了。参加工作后，也几度想重整旗鼓，至少应该把《论语》背诵下来，但这也成了考验毅力的大难事，至今仍不了了之。这个心愿，可能要寄托在儿子身上了。

当时，陈少明老师所开的《哲学史研究方法论》课，对我的启发也很大。他主要讲学术研究的一些方法路径，这门课与文献阅读课互相补充，所举素材多在先秦儒学，或者加上点《庄子》。正是在中大时期的系列学习中，我约略摸到一点治学的门径。当时写了篇题为《孔孟荀学思观辩略》文章，算是对先秦儒学的一点思考，稿子投给《孔子研究》后等了一年，毕业前终于发表了。一篇课程论文《子贡形象与儒家价值》，黎红雷老师给我打了很高的分，后来刊登在杨朝明先生主编的《孔子学刊》上。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宋代著名心学家杨慈湖（简）。与其师陆象山的“不立文字”不同，杨慈湖几乎是注遍群经，无论如何算得上一位经学家。当然，这个人在儒学史上的争议比较大，学者多认为他“阳儒阴释”。杨氏的解经方式，乃典型的“六经注我”，个人色彩很突出。在论文选题前，我就看到有学者专门就他的诗学和易学做过博士论文。在论文写作中，又发现台湾学者张念诚研究过慈湖的“心学、经学问题”。我这人资质不好，偏偏好高骛远，在学问上有个“求通”的心理，尤其不肯费心做那种窄而深的研究。此论文虽以“慈湖心学”为题，实际上则不过是以此为津梁，对儒家心学发生中的某些重要问题略加厘清。顺便提一下，祥军兄劝我接受此访谈时，特别提醒我谈谈《慈湖诗传》，这让我倍增惭愧。那时写论文探讨慈湖心学，主要文本是《慈湖遗书》，至于《慈湖诗传》《杨氏易传》等书，只是简单翻了翻，觉得无关要旨，就放下了。故慈湖的《诗传》，对我可谓是“当时已惘然”，至今也没有认真地读过。

总之，我这点微不足道的研究，实在称不上经学研究，跟文献学尤其扯不上关系。我从没接受过训诂、音韵、考据、校勘之类的专业训练，不具备经学文献学的基本素养，在心理上也将其视为畏途。此主要是我的性情趣向，影响到了我的学问方向和路数。

02您所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是？目前正在从事的相关研究内容是？将来的研究计划是？

没有什么研究成果。我曾受中山大学哲学系冯焕珍老师的嘱托，点校过一本《参寥子诗集》，这是他主编“云门宗丛书”中的一册，此书在201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为此，我总算略有些古籍点校的体验，这跟文献学或许有点交涉，但跟经学又没什么关系。

我自己手头有几部未出版的书稿，至今仍在不断地修修补补，它们都是围绕文化与人性关系的问题展开的，主要是从人性发生的视角，对儒家文明一些重要问题做一点思考，尤其注重儒家与其他文明的比较。在对儒家文明的引述方面，当然要借助经学文献。但我关注的主题较大，牵涉面又广，根本没多少时间精力深入到经学文献深处去。只能选一个较好的版本，读某些相关的内容，或者粗识其大体概要。跟真正研究经学的学者相比，这只能算是浅尝辄止的漂浮状态。以读《尚书》为例，根据前人研究，我大略知道所谓的今古文之争，书中哪些文献比较可靠，哪些虽不可靠，但又在哪些方面有价值。其中最值得重视的当然是“西周书”，这里记载着中国文化定型期的突变历程。如果说《论语》的主人公是孔子，《尚书》的主人公无疑是周公。《尚书》很多篇段看着注释我都觉得难以卒读。但我知道，书中的“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敬德”“保民”等观念确实可代表全书的核心思想，体现了殷周之际上层统治理念的转变，代表着华夏民族理性意识的初步成熟，是中华文明从宗教信仰走向道德人文的文化基因。

正因为原典工夫不扎实，我在援引文献时，常常不得不使用第二手，乃至第三手的资料，比如常常会引述梁漱溟怎么说，钱穆怎么说，徐复观怎么说，张光直怎么说，李泽厚怎么说，诸如此类。我常因此自嘲学殖的浅陋。近年来，不时看到一些学术名家，强调做学问要有“看家本领”，至少通一门外语之类。老实说，每闻此言，我就打内心里发憷，愈发怀疑自己资质的浮薄。因为自己博士毕业也十年了，至今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看家本领。既然自称研究儒学，总该熟悉“四书五经”吧，自忖对“四书”的文本还算熟一点，至少逐字逐句地读过多遍，但“五经”就完全谈不上了，更遑论有能力去研究什么甲骨卜辞、出土简帛呢？研究经学的学者，也有人强调至少要“通一经”，但即便“通”一经，要到什么程度才算“通”，也实在难说得很。或许我花半辈子研究《尚书》，最终也能称得上一位“尚书专家”，但这实在不是我的人生和学问追求，故也没有此精神动力。

近年来，我常常想，学问之路也绝不是笔直一条，要允许有各自的朝圣路。做学问要有先天性的条件，而有些条件又不是由自己决定的，比如资质天分、家庭环境、早期教育等，自己对此要有自知之明。现在回头反思一下，我在读研究生之前所受的各种教育，其实是很差的。这对做学问而言，就属于先天不足。如果我不从事学术研究，像不少大学同学一样，毕业后去中学教书，当然也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但形势逼着自己一路走到现在，环顾四周的同行，就会清醒地看到自己的诸多缺陷。比如，在外语这方面，我真是笨到了极点。这除了天分外，也颇跟我初中时所接受的错误的英语启蒙有关。以后为了各种考试，苦学了很多年，考研、考博时在英语上花的工夫比其他任何学科都多，但结果又怎么样呢？至今不敢说，听不懂，连写个论文的英文摘要也没底气。阅读稍微会好一点，但也达不到利用外文资料的程度，——我为此努力过，但现在自觉放弃了。只是多买了一些汉译国外名著放在书架上。

我对自己的“研究”，也只能谈到这里。要说我完全仅仅是以此糊口吗？我觉得也不是。我也几乎是无日不读书或写东西，也有孜孜以求的一些学术问题。有时也想，单凭一个人的能力，又能做得了什么，还不如老老实实读几本书，做几个具体又容易出成果的研究吧，但这也要有兴趣和动力才行啊！有时在书房中逡巡，望望书架上一排排很想读、也应该读的书，再想想自己的年龄，挠挠头顶的白发，就多了一份理性的清醒，人生真“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无论如何，我不会自暴自弃，我会自觉地扬长避短，努力把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思考下去，至少会把关于人性的几本书写得让自己更满意一点。这种写作，有点“六经注我”意味，但也说明我的性分近此。别人的眼光，我努力不去管他。至于结果，也实在不能考虑太多了。我要首先对自己的学术良知负责。

03您认为经学文献学应该是偏重文献整理，还是文献研究，亦或是基于前者基础上的文史研究？请重点谈一下您在这个领域的治学心得。

对这个问题我也从来没有思考过，没法回答。照常理说，文献整理和文献研究，各有各的重要性，就我个人而言，当然最重视在此基础上的文史研究。三者之间，无疑是相互促进的，一个好的学者，会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而有所侧重，在彼此之间求一个协调。从文史研究的角度说，熟读相关文献永远是基础，这就要依赖别人的研究成果，要选择最好的版本和论著，要对文献的可靠性、重要性做出辨别等，这样才能少走弯路，才不会轻易受到古人和今人的骗。

在我自己，只能算是一个经学文献的受益者。有时为了更快地抓住重要的信息，不惜更多地借助第二手资料。这里当然有个精读与泛读的关系问题。我觉得，除了一些最核心的文献，做学问实在不必事必躬亲，不能只相信自己的眼光才是最可靠的，而是要信赖学界公认的一流学术著作。因为除了像王国维、陈寅恪，钱穆、饶宗颐这类极少数的天资聪颖之人，对一般人而言，你把每本自认为重要的书都认真研究一过，尤其要读到一流专家的水平，一辈子其实也研究不了几本书。人类的知识在不断层积，而寿命却没有明显变长，智力也没有明显的陡增，究竟会有多大学术进步呢？或者有人说这样反复的经学训练可以锻炼人格，但这就成了一个修行的问题，我觉得义理的滋润同样可以通向人格的修炼。就我个人的研究来说，“四书”当然要精读，“五经”就已经精读不过来。譬如再具体到《朱子全书》，虽也与儒学有关，但我一生不以研究朱子为生，如能仔细阅读钱穆的《朱子新学案》和陈来的《朱子哲学研究》，对朱子思想的了解，也总不会太离谱吧。至少在我自己，单就把握朱子的思想而言，与其花上一两年时间读朱子原著，还不如在一月之内，深入读一下上面两本书收获大。我有次在微信朋友圈写了一段话用以自警，大意是说：如果自己想读什么，就直接奔着书中最想读的地方去，不必过于求全，不必一切从头读起，免得读不到最重要的地方，自己就已对其兴味索然了。

还不单纯是时间和精力的问题，关键是有些书，你想直接读原著，但是根据你的学术背景，可能根本读不下去，而是要有一个中间的过渡环节。近年来，我有心补充一些西方文化的常识，包括《圣经》、康德的“三大批判”之类的书，我都想读，但真的是读不下去或读不懂啊！何况西方名著这么多，自己最多又能读几本啊！最终只能凭借该学科某位著名学者的讲解，找自己最感兴趣的通俗性的书先读下去。近几年中，武汉大学哲学系赵林先生的《基督教与西方文化》我至少读了四五遍，原书已经被我涂画得很不像样子了，最近又买了一本新的，仍不时地想翻翻。这本书当然不是什么名著，甚至算不上一部严谨的著作，只是赵林先生的讲课整理稿，就研究西方文化而言，它或许连二手材料也算不上，但对我却有切实的帮助，比书架上那一大批汉译名著还有价值。

啰嗦这些，根本不是什么治学心得，可能而恰恰是教训，若干年后读之，或许会让我藉此感叹自己何以在学术上一事无成。

04请您谈一谈对经学文献学前景的展望，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哪些方面会引起更多关注？

这两个问题同样谈不了。就我个人而言，很期盼能看到一批体现时代学术水平的经典读本。这些读本既可以是学术性的，也可以是通俗性的。我心底有个小期望，即每本书在交付出版前，整理者最好能再多努力一下，写一篇考据与义理兼胜而又深入浅出的长篇导读，包括把学界对此书的研究现状概述一下，像我这样偷懒的取巧者，能够较快地领略到全书的主旨，明白该书在文献学上的价值和地位。我相信，不少读者也有类似的期盼。

想多说几句的是，现代人做经学文献研究，固然没有传统学者（如清代乾嘉学者）那种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的条件，但也有很多古人享受不到的现代便利，例如数字化的信息检索功能等。因此，今人在文献整理上，包括在校勘、注释等诸多方面做出有超越古人的成就，也不能说是太困难的。但接下来也有个问题存在，那就是，文献整理尽管可以精益求精，文献出版也可以越来越多，但到了某个阶段，就会达到某种濒临饱和的状态。近年来，国家重视古籍的整理，各地方也很重视推出当地的历史名人，一些有条件的地区把本地人的文集整理出版了不少。但从学术分量看，有些人在思想史上恐怕连三、四流的学人都算不上。但各地因此有一批人愿意一辈子以此类研究为生，做出许多只是平面延展但缺乏思想深度的成果来。这类研究，或许对本地区的文化宣传有利，整体上却是与时代需求严重脱节的。这也预示着，文献整理走到某种阶段，必然会面临着新的挑战或瓶颈。

我自己的期望——这实在不该由我这样的外行人来说——那就是经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不能满足于出版一些校勘精良、装帧华美的版本往图书馆和个人书架上一放了事，文献的生命不在于被束之高阁，最终还是要转化为对时代的贡献上来。经学文献研究者尽管大部分时间要固守象牙塔，埋首故纸堆，但同时要自觉承担一种历史使命，即利用自身的学术专长，在世界文明的坐标系中，为这些文献找到它们的存在价值，力争在与时代的呼应中，努力发掘出文字背后有生命力的东西。因为在传统社会，经学首先是经世致用的学问，然后才被奉为“常道”的。今日，经学发挥作用的某些历史环境已不可复制，而经学文献研究者一旦再失去了这种经世关怀，经学也就失去了永葆青春的源头活水。换句话说，经学与文献研究者，不能止步于“为往圣继绝学”，还要有“为万世开太平”的器识与抱负。至于这种努力，是否为时代所借鉴并结出泽被苍生的硕果，作为研究者，也只能抱着一种守先待后、与古为新的态度了。

近百年来，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传统经学遭到了灭顶之灾，经学人才也几乎被摧折殆尽，至今仍在复苏中。但也要清醒地意识到，传统经学在今后无论如何被发扬光大，也很难以恢复昔日的荣光。一方面，对传统经学一定要善加护持，对于古圣先贤有“温情与敬意”和“了解之同情”。与此同时，经学研究者也要自觉避免一种经学家的傲慢，认为只有自己研究的学问最为崇高神圣，其他学问都是等而下之的。另外，鉴于我们与古人生活世界的差距实在太大，也不必再神化经书中的每句话，有时不免求个“因革损益”，或者所谓的“创造性转化”。

一般来说，从事经学文献研究的学者文史功底都比较好，文献工夫扎实，有人因此可能对那些研究路数不同的人产生偏见。甚至一看到别人引用的版本不权威，或某句话训诂、句读错了，就觉得此人游谈无根，其学术自然无足观。比如，对蒋庆先生的“公羊学”研究，说不定就会有经学研究者觉得问题多多，以致于不屑一顾。关于蒋庆的“三院制”设想，我就当面听到过两位师长说过“蒋庆这人脑子进水了”之类的话。我对此不敢苟同。窃以为蒋先生的“三院制”设想是真正切入时代而有自己独立思考的大想法。你同意不同意没关系，质疑它在现时代没有实现的可能也没关系。但他的这一设想确实体现儒家通经致用的济世精神，而且富有理论创造性。单单这一点，我想蒋先生的其人其学，都将成为儒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笔，至少绝不会沦为历史笑柄的。

在此，请允许我斗胆引用一位研究西方哲学的国内学者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批评，以作为他山之石。

“相形之下，我们的学术传统过于注重训诂考据、旁征博引，于微观处做学问，给人以纤巧玲珑之感。国学素养讲究家学渊源、功底修养，此传统经乾嘉学派强化后，至今仍被大多数学者无形中奉为圭臬。传统的中国学者极重视“严谨”二字，强调言之有据，凡用典必做考证，凡立论必有渊源，故而知识性的错误极为少见；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也极重师承关系，讲究学术门户，恪守思想藩篱。论证典故重于建构理论，维护师统重于独辟新说，因而思想观点难以出新。孔子的微言、七十子的大义，构成了世世代代中国学者难以走出的怪圈；日积月累的考证资料使得被考证的对象越来越难以考证，乃至于训诂一个字可以做出洋洋洒洒数万字的文章。这种繁琐累赘的考据传统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虽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中国重学术功底、轻思想的传统仍然牢不可撼。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设若是出自中国人之手，必定会被斥为“满纸胡言”；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所运用的思辨性历史哲学观点，也同样为国内许多学者所鄙夷。正是由于这种轻视理论和不屑于进行历史思辨的传统与倾向，使得中国虽然拥有汗牛充栋的历史事实的典籍文献，却很少见到解释历史动因和规律的历史哲学著作。”（赵林著：《告别洪荒：人类文明的演进》，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9页。）

当然，这绝不是说传统经学研究，应改弦易辙，一切唯西方是从，而是要求更有抱负的经学研究者，在坚持自身学术主体性的同时，拥有一种开放的心灵和自我反思能力。对此，我可能有一种偏见，即认为，经学文献研究固然是传统学问的基石，但做到了一定程度，仍然要以义理为目标和归趋。清代的大学者戴震，就曾将训诂、声韵、天象、地理四者视为“肩舆之隶”，至于“乘舆之大人”，他认为非“义理”莫属。而一旦涉及义理，就要较多地关注相关学科的研究，包括国外的一些思想动态。换句话说，经学文献研究，表面看来虽然与现实隔得较远，仍毕竟是要面向现实生活和人类未来的。在这方面，经学跟我们的书法、京剧、国画等传统艺术有很大不同，后者可以完全不理会西方的那一套。但经学不行，她要与世界一流的学问对话，比如跟西方的基督教神学对话等。这正如今天研究中国哲学，你不是说关起门来把相关的中国古书读好就够了。事实上，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纯粹的中国学问已不可能，从终极的层面看，将来或许已经没有真正的中西古今之分，而要看某种学问能给人类的精神生活和现实困境带来什么。经学文献研究可能也有此问题，只知古代的，不知现代的，只知中国的，不知外国的，就不能真正认识自身的优缺点，就无法形成世界性的比较眼光，也就把握不住她的突破与更生方向。

事实上，正如一个理科生改学文科，相对较易，一个文科生转到理科，相对困难。一个人的经学文献功夫好，在此基础上做些义理研究就相对轻松，能够胜任愉快。而那些平时只重视义理的，再回过头来仔细梳理文献，则往往缺乏基本功，而由于年龄精力等因素，常常又使他吃不了那份苦功夫了。这也就影响到其学问的坚实性。当然，一个人的精力时间毕竟是有限的，学问的路径和对象，首先跟学者个人的生命性情相关，一个人偏重文献或偏重义理，可能都并非是理性的选择，而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如果有学者根本不喜欢抽象的义理，连经学研究也不喜欢，只在文献整理中就足以安身立命，这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05请您推荐一种“经学文献学”的必读书，简要地介绍一下内容及您的阅读体会。

实在没有任何资格推荐“经学文献学”书。非要推荐一部“经学文献”的话，我可能会举出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宋明儒家总体上偏重义理，但朱子博而能精，《集注》是一部义理和考据兼具的书。更主要是，此书既吸收了传统的论语学精华，也吸收了时贤的慧解，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的学术高度，而注释得又如此精粹简洁，以至于在后世又成为新的经典。这部书，应该称得上为经学文献的上乘之作。但在《集注》研究方面，国内有太多的行家专家，像我这样的后学晚辈，可以说鄙陋之至，连“阅读体会”也不必在此絮叨了。

外行之言已太多，姑就此止住。

附记

维扬孔祥军兄于经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有年，郑笺如在，不让乾嘉。近月辟建“经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微信公众平台，首推“青年学者揅经访谈录”系列。遂令同志菁英，各抒怀抱。拾前贤之坠绪，言治学之苦欣。不满月而嘉声播于学林。自谓展读之情，启沃之乐，直如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猥以微贱，有辱相交。居岭南而慕淮左，望停云而想落月。蒙友善之劝勉，敢敬辞以不敏。无奈大放厥词，不藏愚拙。且寄妄言，颇逞一快。诚唐突乎高明，亦知罪于春秋。仁兄揽之，竟不见弃，慰吾以“各言其见”耳。余自抚膺而惭然告之曰，此实某平生最愧怍之文章也。何哉？外行人言内行事也。虽然，读此隔阂与偏见充斥之陋文，或可略窥外间于揅经学人之冀望也。海燕补白于庚子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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