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历史观与政治哲学

作者：陈福滨

来源：《衡水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四月廿八日癸亥

          耶稣2020年5月20日

作者简介：陈福滨（1951－），男，台湾台北人，辅仁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

摘要：董仲舒对历史的看法，认为“四法如四时，然终而复始，穷则返本”“有三而复者，有四而复者，有五而复者，有九而复者”，于是提出了“三统”“三正”“四法”“质文”的历史观。至于论及政治，汉代政治始终兼用儒、法；董仲舒以经义断狱，作“春秋决事比”，以为儒术应用于刑法之例；董仲舒主张，以仁德为政，阳德阴刑的政治思想，接受儒家之传统观念，以政治生活为道德生活的延长，以理想人格作为理想政治的条件，以仁政爱民遵行礼乐教化为功。

关键词：董仲舒；《春秋繁露》；三统；四法；阳德阴刑

在先秦的各学派中，儒家承袭于传统的最多，历史意识也最强，自孔、孟、荀以降，就一直对历史作反省，因之而产生了若干历史哲学的概念。孔子宗周，希望周制为万世之制，所以说继周即足以知百世，于是提出三代损益的历史观，其言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益”是因为每一个时代环境不同，需要亦异，所以必须创造一些新的文化以代替旧的文化；“损”是指原有的文化，因为不能适应新的处境和满足新的需要，就会自然遭到淘汰；所以说“损益可知也”。孟子对复杂的历史现象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那就是“一治一乱”（《孟子·滕文公下》）、“民贵君轻”（《孟子·尽心下》）的历史观。荀子则提出了“明分使群”“法后王”（《荀子·王制》）的历史观。而先秦的法家，管子主张“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的历史观；商鞅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史记·商君列传》）、“三世说”（《商君书·开塞》）的历史观；韩非子主张“变古易常”（《韩非子·五蠹》）的历史观。阴阳家邹衍提倡“五德终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历史观，而此种历史观，因着秦、汉大一统，符合改制的迫切需要，影响自是深远。董仲舒的历史哲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他认为“四法如四时，然终而复始，穷则返本”“有三而复者，有四而复者，有五而复者，有九而复者”（《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1]，于是提出了“三统”“三正”的历史观。

至于论及政治，汉代政治始终兼用儒、法。观《盐铁论》所述汉代儒法之争，不仅思想冲突，且分立门派互有论辩，故预议者互相诋毁对方。然终汉之世不免以儒、法并用立论政治，如“张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史记·酷吏列传》），此任法而饰以儒学之例；董仲舒以经义断狱，作“春秋决事比”，此以儒术应用于刑法之例。董仲舒主张以仁德为政、阳德阴刑的政治思想，接受儒家之传统观念，以政治生活为道德生活的延长，以理想人格作为理想政治的条件，以仁政爱民遵行礼乐教化为功。

一、阴阳的历史观

秦用邹衍的“五德转移，治各有宜”的立论，为其统治找根据。汉初“五德终始”说仍然流行，但用以解释实际历史时，如汉朝所代表的是水德，还是土德或火德，意见甚为分歧，在当时成为争论的问题。董仲舒根据他的天人哲学思想，把当时盛行的阴阳思想，“三统”“三正”的循环论，以及他所提出的“四法”来解释王权的兴替与历史的变化；虽然他以自然律作为历史变化的理论基础，但最终还是归结于有意志的“天命”；天命以生养万物为目的，王者受命于天，自当亦须以生养百姓为行政的目的；但在历史上，亦可看到暴虐的君王，因此董氏也提出“革命”的可能性；这是从阴阳消长、五行相生相克两个原理所发展出来的政治理论。但是基本上，他还是以儒家的“仁政”为历史变迁的最高目标，以阴阳二者相协调为历史变化的基础。

（一）阴阳变化与三统、四法

在董仲舒的历史观中，“三统”“三正”“四法”“质文”是王权变化的内容，而“三统”“三正”“四法”“质文”又以阴阳为基础。董子提出了此一种新的说法，以说明历史上的变化。

1.三正、三统

“三正”是夏、商、周三代以不同的月份为正月，即夏以建寅（农历正月）为岁首，商以建丑（农历十二月）为岁首，周以建子（农历十一月）为岁首，每一个朝代都要重新规定以此三个月中的某月为岁首，这就是所谓的“改正朔”。《尚书·甘誓》云：“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因此，以建寅、建丑、建子三个月为岁首，可能自古以来即如此，是天地自然的运转。

《汉书·律历志》云：“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以天、地、人为正，又有以天、地、人为“三统”及以黑、白、赤为“三统”者。因此，以此三者相配合，则夏代以建寅，正月为岁首，为黑统，色尚黑；商代以建丑，十二月为岁首，为白统，色尚白；周代以建子，十一月为岁首，为赤统，色尚赤。这就是所谓的“三正”或“三统”。依照董仲舒的说法，“三统”是循环不息、周而复始的。《三代改制质文》云：

三正以黑统初。正黑统奈何？曰：正黑统者，历正日月朔于营室，斗建寅，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法不刑有怀任新产，是月不杀，听朔废刑发德，具存二王之后也，亲赤统，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正白统奈何？曰：正白统者，历正日月朔于虚，斗建丑，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初芽，其色白……法不刑有身怀任，是月不杀，听朔废刑发德，具存二王之后也，亲黑统，故日分鸣晨，鸣晨朝正。正赤统奈何？曰：正赤统者，历正日月朔于牵牛，斗建子，天统气始施化物，物始动，其色赤……法不刑有身，重怀藏以养微，是月不杀，听朔废刑发德，具存二王之后也，亲白统，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

夏代“建寅”，代表“正黑统”；商代“建丑”，代表“正白统”；周代“建子”代表“正赤统”。其继周之朝代必须“建寅”，又为“黑统”，王朝如此循环，周而复始。再者，董仲舒认为，每一个“新王受命”，建立新朝代以后，必须封其以前二代的后人为王，在其封地之范围内，保留其文化传统，继承二代的“正朔”“服色”等。此称客而朝，以明天下非独一家之有，存三统的礼制，在政统的绵延上具有深远的意义。《汉书·刘向传》云：“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白虎通义·三正》云：“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袭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变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由此可知，王者受命于天，不受于人；天命所受者，非独一姓；王者受命必改制，所以变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每一统之所以立皆受命于天，无有不同；天命是至公至正的，天下非一家所能据有，三统实际上是一统，那便是王统，王统是以天意为意的。熊十力先生云：“三统原是一统，一者仁也。《春秋》始于元，元即仁；虽世改制，而皆本仁以为治。《春秋》当新王，即以仁道统天下也。由《春秋》而上溯周之文武，亦以仁道统天下也。又上推宋之先王为汤，亦以仁道统天下也。故《春秋》以仁垂统，而又推其统之所承，于是而亲周，而故宋。明《春秋》之统，绍于周先王，周之统又绍于宋先王；依次相承，假说三统。其实，一以仁为统而已。仁道，真常也，不可易也。所以通三世之万变，而皆不失其正者，仁为之本故也。故曰：三统实是一统，一者仁也。”[1]有“三统”之概念，表示了“天下为公”与“以仁垂统”的本质，一个新王的受命是以德为准的；而一个“新王”建立新朝代乃遵奉“天命”以统治百姓，“改正”所以承“天统”也。《三代改制质文》云：

改正之义，奉元而起，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称号正月，服色定，然后郊告天地及群神，远近祖祢，然后布天下，诸侯庙受，以告社稷宗庙山川，然后感应一其司，三统之变，近夷遐方无有生煞者，独中国，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统天下，曰：三统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废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国，法天奉本，执端要以统天下，朝诸侯也。……其谓统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统致其气，万物皆应而正，统正，其余皆正，凡岁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应，正内而外应，动作举错，靡不变化随从，可谓法正也。

因为，董仲舒认为王者受命于天，改正朔、服制，是应天之施，王者大一统，统正则其余皆得其正。董氏所谓“三统”说，乃代表三种形态的礼文之统。而且，自此“三统”之礼文中，朝服舆马施宝牲之物，依黑、白、赤三色而不同，以其中冠、婚、丧、祭之礼乐，以及爵禄、郊宫、明堂之方圆的形状制度也不同。依三统而改制，再以白统继黑统，以赤统继白统，以黑统继赤统，而三王之道若循环，以随新朝，而文物制度一新。“改正”所以承“天统”，一种“正”承一种“天统”之气，能够“统致其气，万物皆应而正”，此乃“天人感应”的又一种表现。

2.四法、质文

《三代改制质文》云：“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四法”乃董仲舒特别提出的理论，其内容为商、夏、质、文的礼文传统之转变，再配合阴阳加以解释。董子将“四法”与“天地”配合，言舜（赤）主天，法商而王；禹（黑）主地，法夏而王；汤（白）主天，法质而王；文王（赤）主地，法文而王。其言曰：

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阳，亲亲而多仁朴；故立嗣予子，笃母弟，妾以子贵；昏冠之礼，字子以父，别眇夫妇，对坐而食；丧礼别葬；祭礼先臊，夫妻昭穆别位。

主地法夏而王，其道进阴，尊尊而多义节，故立嗣与孙，笃世子，妾不以子称贵号；昏冠之礼，字子以母，别眇夫妇，同坐而食；丧礼合葬；祭礼先亨，妇从夫为昭穆。

主天法质而王，其道佚阳，亲亲而多质爱，故立嗣予子，笃母弟，妾以子贵；昏冠之礼，字子以父，别眇夫妇，对坐而食；丧礼别葬，祭礼先嘉疏，夫妇昭穆别位。

主地法文而王，其道进阴，尊尊而多礼文，故立嗣予孙，笃世子，妾不以子称贵号；昏冠之礼，字子以母，别眇夫妻，同坐而食；丧礼合葬，祭礼先秬鬯，妇从夫为昭穆。

“四法”如“四时”，终而复始，穷则反本，董仲舒的“四法”，是取象于四时的，其基本原理就是阴阳之变。董氏的“三统”说重政治，而“四时”所定的各种措施较重修身、居家之行事规范，若将“三统”与“四法”相配合，便是人君修、齐、治、平的基础。董仲舒的历史观并非只有一个固定的循环理论，他认为“有再而复者，有三而复者，有四而复者，有五而复者，有九而复者”（《三代改制质文》）。“有再而复者”指“文、质”；“有三而复者”指“正朔”，建寅、建丑、建子；“有四而复者”是“四法”指“商、夏、质、文”，四者之间又有质、文之循环，此商、夏、质、文不仅指称具体之王朝，且指抽象的范畴，即其四者各含有的一定的特性；“有五而复者”“有九而复者”，只是表示随“三统”之变而变的意义。

总之，董仲舒认为“三统”“四法”的循环，皆有一定的次序。根据历史循环的三统、四法，新王受命而王，当存前二代之后为王，使奉其正朔、服其服、行其礼、称客而朝，明天下非一家所独有，并保存其文化传统，作为新王施政的参考，此种重视历史文化、天下为公的精神，当是中国文化之优美部分。董仲舒发扬了《春秋》公羊学之王道思想，其历史循环论自具进步之意义。

（二）王权的循环

董仲舒认为具体的历史变化之中心力量是王权。君王受天命而王，改变了朝代，进而促进政治制度与百姓生活的改变。王权的“易姓”变化就是新王权的设立，它的方式有二：一为禅让，一为革命。《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云：

天以天下予尧舜，尧舜受命于天而王天下，犹子安敢擅以所重受于天者予他人也，天有不以予尧舜渐夺之故，明为子道，则尧舜之不私传天下而擅移位也，无所疑也。

然而，禅让只是儒家传授王位的理想制度而已，自尧舜以后，王位的继承演变成君主世袭的制度，当王位世袭制度化了以后，王朝的更迭只有藉革命以完成了。故又云：

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诗》云：殷士肤敏，祼将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无常予，无常夺也。故封泰山之上，禅梁父之下，易姓而王，德如尧舜者，七十二人，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皆天之所夺也，今唯以汤武之伐桀纣为不义，则七十二王亦有伐也，推足下之说，将以七十二王为皆不义也。故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宁能至汤武而然耶？

革命成功，在历史上便产生王朝的变化，形成新的王朝。革命的初期是新旧王朝交替的时期，有如一年之春。春是冬的太阴与新的少阳争夺以后的情况，即太阴开始退化，而少阳代替太阴开始成长。换句话说，旧王朝（太阴）与革命势力（少阳）之间争夺以后，旧王朝退让，而这时新王朝君王与百姓之间产生坚强的共识，百姓对受命于天的新君抱着很大的希望；而受百姓拥戴革命成功的新君，亦认为民心就是天命的表现，所以君王也努力获取民心。因此，百姓与君王之间紧相联系的中心力量就是天命意识，“天命”是强化王权的绝对准则。新王朝成立，政权尚未稳定，“先质而后文”就成了新王为政的目标。

新王朝形成时期，君王与百姓，集中力量共谋王权的巩固与国家的安定，这一目标达成以后，君王开始革新政治与各种礼文制度，同时促进文化方面的发展。因此，国家统一，权力巩固，百姓生活安定，王朝亦进入政治文化的兴盛时期，此时有如一年之夏，是属成长中的太阳。而董仲舒身处汉武帝时代，即属于这种时期，所以他特别注重文物制度的革新，他在《楚庄王》篇言：“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董仲舒提出“三统”依次循环，改朝换代，此时，在历法制度礼节上应有相称的改变，“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志”。王权经过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可完备政治与礼文的制度，当其目标达成时，就停止了再次的成长，于是就逐渐衰退了，这就如同一年之秋，是属少阴。君王逐渐耽溺于奢侈的生活，百姓生活困苦，民心远离君王，王朝开始逐步走向崩溃的途径。《五行相胜》云：

导主以邪，陷主不义，大为宫室，多为台榭，雕文刻镂，五色成光，赋敛无度，以夺民财，多发繇役，以夺民时，作事无极，以夺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国，楚灵王是也。作乾溪之台，三年不成，百姓罢弊而叛，及其身弑。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过度失礼，民叛矣。

《五行顺逆》云：

人君好淫佚，妻妾过度，犯亲戚，侮父兄，欺罔百姓，大为台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镂，则民病心腹宛黄，舌烂痛。咎及于土，则五谷不成，暴虐妄诛，咎及倮虫，倮虫不为，百姓叛去，贤圣放亡。

当王权腐败而走向崩溃之际，天就降“灾异”以示警，君王见灾异而不知畏恐，则王朝进入灭亡的地步。《汉书·董仲舒传》云：“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如此，“新王受命”完全是“天意”的决定，而此表现“天意”的“道”是永恒不变的。

二、仁德为政、阳德阴刑的政治哲学

徐复观先生言：“董仲舒之天的哲学，是为支持他的政治思想而建立的。”[2]他认为天不但是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创造者，且天给人类社会设立一个最高权力的君王，君王有代天施行赏罚的至上权威；而君王的权威来自于天，天是道德化的最高权威者。韦政通先生以为：“以政治为终极关怀，在这一点上，仲舒与先秦儒家是一致的，其间的差别是在：先秦儒家的外王是以内圣为前提的，也就是说，王者的措施和王者行为的合理化，是寄望于王者本身的道德修养，于是王者的德性（道德主体的自觉）德行（道德外显于行为）成为政治教化的泉源、治国平天下的关键，……仲舒的德治思想，所以不再把重点放在内圣上，而把价值的根源从内在的心性移向超越的天上去，……仅凭君王个人的道德修养，根本不能成为政治合理化的基础，……君王的体制与君王的权威皆源本于天。”[3]因此，因着“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深察名号》）的立论，董仲舒一方面主张君权天授，君权来自上天，同时另一方面也用天之威，对君王的残暴加以制止，他认为《春秋》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即在于“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玉杯》）。然而如果君王违背天道，天就会降灾异，其必为民所弃；君王承受天意而得天下，必须制礼乐兴教化“以成民之性”，必须“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深察名号》）以天的意志为意志，以天的好恶为好恶。是以，董仲舒认为王权的起源是“天命”，天命有两种意义：一是团结各种部族，形成统一的国家，二是统一国家的基本力量是绝对的“天”，而不是君王。因此，他欲以“天命”来抑制“王权”的绝对化。

董仲舒政治思想的基础虽在法天，也因法天而有“君权天授”之说，然其政治主张仍属儒家的道德政治形态；所不同的只是道德的根源，在孔、孟是建立于作为人主体的心性，在董仲舒则托始于天；而此道德政治形态之内涵则是“法天以治人”、以“仁德为政，阳德阴刑”的思想。董子认为天是万物之祖，百神之大君，天之施为是一切行为的准则，君王受命于天，以法治人，其地位甚高，其责任亦大。因此，他主张君王“知天”“法天”，将君王的行为纳入其主张的所谓与天道相配合的君道之中。《天地阴阳》云：

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诗人之所难也，天意难见也，其道难理，是故明阳阴、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也。

观察天道中阴阳五行之运用，就是“知天”的方法。首先，“知天”就是法天。知天是概括地说，详言之“若四时”“若五行”“若阴阳”都是法天。其次，天“好仁恶戾，任德远刑，若阴阳；此之谓能配天”（《天地阴阳》）。董子将天地阴阳变化注入“德、刑”的观念，天是好德不好刑，近阳而远阴的，君王亦应任德而不任刑；天为仁，君王受命于天，所以当取仁于天而行仁，“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欲见所为，宜求其端于天”（《汉书·董仲舒传》）其目的即在实现君王德治的理想，是故《阳尊阴卑》云：

阳为德，阴为刑。刑反德而顺于德，亦权之类也。虽曰权，皆在权成。……是故阳常居实位而行于盛，阴常居空位而行于末。天之好仁而近，恶戾之变而远，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经而后权，贵阳而贱阴也。故阴，夏入居下，不得任岁事，冬出居上，置之空处也。养长之时伏于下，远去之，弗使得为阳也。无事之时起之空处，使之备次陈，守闭塞也。此皆天之近阳而远阴，大德而小刑也。是故人主近天之所近，远天之所远；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是故天数右阳而不右阴，务德而不务刑。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

董仲舒认为阴阳变化会渐及于人，治乱之气亦与之流通。他指出人事亦受阴阳变化之影响，正所谓“阴阳之气，在上天亦在人，在人者为好恶喜怒，在天者为暖清寒暑”（《如天之为》），“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人常渐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乱之气，与之流通相殽也”（《天地阴阳》）。阳是德的象征，属于善类，德、善，都是阳的性质，所以阳为天道之常经；阴是刑的象征，属于恶类，刑、恶，都是阴的性质，所以阴只能是天道的权变辅助。“阳为德，阴为刑”“天以阴为权，以阳为经”的观念，乃董仲舒欲以阴阳与五行之架构而说明人事政教之价值基础。《阴阳义》云：

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时成生，以一时丧死，死之者，谓百物枯落也，丧之者，谓阴气悲哀也。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故为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当义而出，如寒暑之必当其时乃发也，使德之厚于刑也，如阳之多于阴也。

阳为天之德，阴为天之刑；天亦有喜怒哀乐之情绪，春就是天之喜，秋为天之怒，夏为天之乐，而冬则为天之哀。如此，天与人便有其共通之处，而作为人君者，更应效法天道，使自己之喜怒哀乐之情符合天道。天道“阳多于阴”，故人君亦当“德厚于刑”。董仲舒以其阴阳之德刑观念去影响政治之施为，主张天道任德不任刑，君主应取天之“厚其德”而“简其刑”。董子将对政治之主观要求，投射成阴阳二气的性格，并以任德不任刑，作为天志的表现，劝诫君王应当法天、行德政。然而，王权的产生乃由天命，则王权在天之限制下，君王是不能忽视天意的，“法天承天以治人，其权力实以天意为根据而即受其限制”[4]299。君王当然有违反天意而失政的可能，失政则阴阳不和，天即发威，以灾异示警，若君王暴政仍不改时，则使百姓革命夺其国祚。

三、结语

总之，董仲舒的历史观，以“三统”“三正”“四法”“质文”为王权变化的内容，而“三统”“三正”“四法”“质文”又以阴阳为基础；同时，也认为具体的历史变化之中心力量是王权，君王受天命而王，改变了朝代，进而促进政治制度与百姓生活的改变。董子提出了此种说法，以说明历史上的变化。董子的政治论，一方面肯定了王权的强大，一方面准备了抑制王权的方法。对董子而言，这是响应时代的趋势，同时也是预防可能产生的弊端。他一方面采纳阴阳的思想、承继儒家的德治主义，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是向权力的适应与对权力的抵抗。究竟如何调整两个互相排斥的因素，这是董仲舒政治理论的重要课题。他提出灾异论以限制王权的过分伸张即是要调整这种冲突。萧公权先生言：“天权对君权之限制有二：一曰予夺国祚，二曰监督政事，前者为革命受命之理论，后者为灾异谴告之理论。……董子言天人，其意实重革命而轻受命，详灾异而略祯祥。”[4]300-301这也就是董仲舒灾异论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熊十力.读经示要[M].台北:广文书局,1960:173.

[2]徐复观.两汉思想史[M].3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413.

[3]韦政通.董仲舒[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6:145-146.

[4]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80.

注释：

[1]本文采用之《春秋繁露》版本，系以中华书局据抱经堂本校刊《四部备要·经部》为据。以下所引《春秋繁露》，仅注篇名。董仲舒《春秋繁露》，台湾中华书局197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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