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宗教化与对上帝的阐释权
作者：宋大琦
来源：作者赐稿



对于儒家宗教化的话题，本人一直持谨慎态度，既乐见儒家以各种方式复兴，又对儒家的宗教性特质感到迷茫。因曲阜基督教大教堂事，儒教问题凸显为热点和重要问题，不得不认真考虑一下了。

早期任继愈先生说儒家是宗教，响应者寥寥，后李申先生承任先生之旨，写了两大本《中国儒教史》，信从者亦未见热烈，反对者倒是不少。最后大多数的意见是，儒家是教化之教，不是宗教之教。这几年来王达三先生等具倡儒教之论，影响范围亦一直未见大增。儒家到底是不是宗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争议本身争议说明了儒家有一定的宗教特性，也说明了它也有强烈的非宗教性，大家不会争论佛家道家基督教是不是宗教，但是这个特性到底有几成是个问题，大家经常把对一个人、一个主义的非理性信仰、痴迷级信仰统统称为宗教或迷信，如“科学教”、“马列教”。宗教既没明确定义，宗教与非宗教也没有的截然的界限。我们既不能说挂个“教”字的就是宗教，也不能说还不是宗教的永远不会发展成宗教。但是我们可以说，起码在已有形态中，儒家的宗教性质还不够典型，还不够纯正。

名者，实之宾也，这是中国思维的一向习惯，概念优先于事物，事物按照概念的规定生成，这是基督教传统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就有三教合一之说，其内涵绝不是基督教之标准，古人说“宗教”不过是佛学所谓之各宗之教，也没什么刻意与“非宗教”区别开来的意思。然而我们今天在谈论一种主义是不是宗教时，却都不可避免地在使用西方的概念，西方文化是当世的强势文化，我们说什么都离不开这个背景，刻意离开也不会有什么大用，也不必刻意离开。在今天儒家宗教化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谈论儒家“是不是宗教”现实意义不大，但要说“进一步宗教化”却是很有意义的。一些儒生所说的建设儒教，是避免不了以基督教为参照的，也不必刻意避开。基督教作为典型宗教的一些特质，儒教也应考虑，比如最高对象的崇拜、超越现实的精神追求、良心的监督者等等。

那么我们就可以考虑一下儒家如何在宗教的层面与基督教对话，也就是说让儒教而不是整个儒家与基督教对话。首先是：最高的被崇拜者是什么？儒家传统里面孔子并不是最高的被崇拜者，最高的被崇拜者是“上帝”。上帝这个名称本来是土生土长的，耶教刚刚传到中国之时，因为“God”与上帝的某些相似，就被译为上帝，不料这个名字现在却被基督教霸了去，连着将崇高的意义也霸了去。现在儒耶对话毋庸讳言也有抗衡之意，基督教拿出来的是“上帝”，而孔子只是一个血肉之人，如果我们持唯物主义，自然可与抗衡，今既持宗教态度，以一血肉凡躯与其超验之神圣符号抗衡，岂不吃亏？凡在经验中可验证的，必也受经验之局限，在超验领域只有有一定超验性的才能与之对抗。儒家有超验部分，但不是孔子本身，而是“天”，也可是说是“道”、“理”、“皇天上帝”等等。如以宗教味道言，“天”、“老天爷”、“上帝”好些，“道”、“理”过于抽象，哲学味重而宗教意味轻。“老天爷”、“上帝”既有超越意味也有人格化意味，易为群众所接受。在古代，昊天上帝有时被简化为天，有时被简化为上帝，作为国家，祭祀时称之为天，而很多下层民众信仰基督教的上帝，开始也是按照中国人传统中的皇天上帝、老天爷去信仰的，后来才被基督教逐步的改为狭隘独断、有明确意志、不容异端的基督教上帝。今天我们如果想光大儒教，不必避讳于上帝这个词，以孔子与上帝抗衡更不智。这一点很多基督徒说得对，孔子就是一个先知，而不是上帝“本人”。上帝就是至高信仰对象的名字，我们不是要与基督徒争论他到底存在不存在，而是争夺对他的解释权。而且，承接上帝之名，不但是继承了先人的文化，也可有利于基督教之儒家化，甚至可化基督教百年传教的一些成果为我所有。

上帝的存在既可解决，下面就是如何认识上帝、解释上帝的问题。上帝就其本身而言，是不存在他的异端的，一切矛盾性皆可消融于其中，任何有限性的解释皆不合上帝的本意，否则他就不是人类的上帝、自然的上帝，而只是某个利益团体或者信仰团体的有限性神灵罢了。基督徒对上帝的解释正恰恰是有限的、狭隘的，基督教、犹太教记载在《新旧约全书》中的上帝是个暴虐狭隘，有种种肉身缺陷的形象，上尽管中世纪神学进行了有效的深化阐释，但可怪的是今天中国的基督徒没并没有接受，他们搞的还是神迹主宰天堂地狱最愚昧的那一套，按他们的专制独断，怕是阿奎那、奥古斯丁都会被定为异端。儒家上帝的形象却远远比基督教的更有阐释空间，一方面天理昭昭，可以用理性把握，另一方面又空灵无迹，攻无可攻。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而不语怪力乱神，上帝以世界的常道显示自己的存在，而不堕于神怪奇迹，这比基督教不知高明多少。《郭店楚简•性自命出》阐明了“天-命-性-情-道”的生成顺序，《中庸》曰“天命之谓性”，把人世的应然与天命的必然联系起来，以客观自然之天以人生意义根据，使“天”有了进一步“帝”的宗教意义，宋明理学将天“理”化，从外部移向内心，使其有了更强的现代适应性。显然，儒学的空间更有利于对上帝进行无限性、合理性的解释。此外，道家之“道”的宇宙论意义、佛家的因果自主等哲思也给天、帝赋予了强烈的超越性、客观性意义，可为儒教上帝理论之辅。事实上，我们看基督教解释学的历史，也正是一直向抽象化、内心化、世俗化方向转化，西方的科学家、哲学家，包括稍有文化的绝大部分民众也早已经不信什么“圣经”和教会，只是在心里保持着一种敬畏之情，这与我先人的敬天之情已经非常相似。基督教在西方，在科学、理性面前已经溃退，在中国明清两代和平传教亦无多大成效，其唯一可观者利玛窦之成绩亦基于接受圣贤之道，自觉儒家化，现在是乘中国人百年自宫，精神荒芜之际，到中国开发处女地来了。但如果广义来看，任何对绝对者、永恒者的思考都可以视为神学，不论答案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这样来说，康德、海德格尔与阿奎那一样，都有强烈的宗教精神。局限于原教旨的教条、《新旧约》全书的神话记载，一般层面的基督徒很难把这些先哲的思考消化入教理，因此他们也只能在近似于法论功的层次阐释信仰，理屈词穷则拒绝讲理。我本人与基督徒与法论功都有过密切接触，对他们的亲缘性深有体会。如果上帝是唯一的的话，显然儒家对天帝的理解要远高于基督徒死守的《新旧约全书》，更有资格代替上帝发言。事实上，西方的历史是科学进一步，宗教就退一步，正像汉儒的天人直接感应敌不过认识的进步一样，传统基督教教义也不可能对抗过科学，其衰败是情理之中。但宗教让出的真空科学并不能填补，需要新的关于信仰的理论填补，西方宗教史上的新教改革企图解决这些问题，但却把人变成了更孤独、更独断的个人，破坏有余的建设不足，中国宋明之际的心性之学对汉儒信仰形态的更新加强了信仰，而不是破坏了信仰，可以说比西方人的宗教改革成功得多。其成功原因固然复杂，儒学的开放性是其中的根本原因。现在经常有人开玩笑，说1949年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就中国，1991年是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类比一下，那些企图以基督教救中国的人可能没想到，或许只有中国才能就基督教，但这一点西方教会却很可能已经想到了，所以才会对中国下这么大的工夫。

欲建设、复兴儒教，或者儒家宗教化之类的等等不是一句话的事，要考虑、要做的事情很多，尽管本人的主要兴趣不在这里，但愿意给属意与此的同道一点意见，儒教的根本问题是信仰谁的问题，孔子本人的身份宜为先知而不宜为最高信仰对象（佛陀也只是世界奥秘的发现者而不是世界的创造者），孔子本身也是天的信仰者，儒教的信仰对象应尊重和继承传统，加以一些梳理提炼，站在比基督教更高的水平上，“上帝”这个名字不必回避，不能让基督徒垄断，他们的“上帝”就是一个叫耶和华的地方性神祇，从关于他的言行的记载来看，他远远不能作为人类社会“真”、“善”的保证人，而我们无声无臭、於穆不已的理解远比他们更加接近上帝。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