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并不是“积贫”的王朝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闰四月初二日丁卯

          耶稣2020年5月24日

“积贫积弱”是今天许多人对宋朝的习惯性评价，究其源，大概可追至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钱先生大才，屡有卓见，但所论也未必全然正确，他对宋代中国“积贫积弱”之说，就大可商榷。“积弱”且不论，我们单纯来说宋朝到底是不是“积贫”。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商税所

【财税收入】

从国家的角度来说，积贫与否，关键看财税收入与财税结构。

让我先从宋朝说起。唐代的最高岁入为天宝八年（749）的5230万（贯石匹屯），含钱、粟、绢、绵、布，其中货币性岁入为200万贯钱。也就是说，唐代的赋税以农业税为主体，而且主要征收实物税，只有一小部分征收货币，占税收总额不足4%。那么宋代的财政岁入是多少呢？北宋治平二年（1065）的数字是11600万（贯石匹两）。

11600万这个数目还不是北宋岁入的最高额，却已是唐代最高岁入的一倍。其中货币性岁入为6000万贯以上，比重超过了50%，显示赋税货币化已成大势所趋。特别是王安石变法，将役也折成货币，这一役法变革，比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早500年，比雍正的“摊丁入亩”早600年。尽管熙宁变法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受到苏辙等人的抨击，但今天我们得承认，王安石确实准确地把握到历史发展的方向。

更具历史标志意义的是，宋人发现，“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从宋真宗朝开始，来自工商税与征榷的收入超过了农业税，北宋熙宁年间，农业税的比重降至30%，南宋淳熙—绍熙年间，非农业税更是接近85%，农业税变得微不足道。显然，这是历代王朝从未有过的事情，若非宋代工商业发达、政府善用市场手段调动财富，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财税结构。

宋代之后明清两朝的岁入情况又如何呢？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全国田赋正额约为2680万石，占全部税收的75%；隆庆朝与万历朝前期（1570—1590），国家的杂色岁入（含商税、海外贸易抽税、盐课、轻赍银、役与土贡折色等）约370万两白银，这个数目只及宋代征榷收入的零头。明末在田赋中加派“三饷”，又派出税监矿使，四处搜刮工商税，搞得天怒人怨，岁入也不过增加了2000万两（其中税监搜刮的工商税每年只有四五十万两）。而两宋的岁入，基本上都保持一亿（贯石匹两）以上。明代岁入不但总额不如宋代，而且农业税又恢复了统治地位。

清代的岁入，从乾隆朝至道光朝，大体上都维持在4000万两左右的水平。道光之前，地丁银（农业税）占全部岁入的70%以上，关税与盐课的比重不足30%。换言之，在被吹捧为所谓“康雍乾盛世”的清代中前期，工商业的表现并不出色。

洋务运动之后，工商业才逐渐崛起，表现在财税上，便是工商税比重扩大。到光绪时代的1885年，田赋的比重总算下降为48%，关税收入上升到22%，盐课为11%，晚清新设的厘金则贡献了19%的岁入。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王朝的岁入总额开始突破两亿两银，终于超过了宋代的纪录。

当然，单纯比较岁入总额，也可以看出宋代的税率应该是高于其他王朝的，这是一个事实。但这个事实的另一面是，宋朝建立了一种扩张型的财政系统。财政的扩张推动着政府必须积极去了解市场、开拓市场、创造市场，由此便可能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

此外还有另一个事实：两宋立国三百余年，从未因为较高的税率而诱发全国性民变；而明末加征“三饷”、遍设税监，搜刮到多少钱且不论，却已导致民不聊生，民变蜂起，最终王朝被民变推翻。可见宋代的民间财富与市场活力大致还可以支撑起一个较高的税率。

赵佶《文会图》局部

【社会财富】

从国民的角度来说，或贫或富，当然要看国民收入水平。而就国民收入水平而言，宋朝堪称历代中最为富庶的一个王朝。

宋之富庶，宋人自己也感受得到，真宗朝宰相王旦说，“国家承平岁久，兼并之民，徭役不及，坐取厚利。京城资产，百万（贯）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往汴京的大街上随便扔一块石头，便能砸着一个腰缠十万贯的土豪。

不妨将宋朝跟其他朝代比较一下。汉朝人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再据《汉书•食货志》，“黄金重一斤，直钱万”，可知汉之“百金”（黄金一百斤），相当于一千贯钱。换言之，在汉代，1000贯钱是10户中产家庭的财产总量；即一户中产之家的财产，为100贯。

那么宋代的中产，又有多少家产呢？一位北宋人说，“万缗，中人十家之产也。”一户中产家庭的财产为1000贯；另一位南宋人说，“三千缗，在今日亦中人之产也。”则家产3000贯才称得上中产。换言之，宋代一户中产的财产，是汉代中产家产的10倍乃至30倍。

所以宋人对汉朝的富豪颇瞧不上眼。一位叫做吴箕的南宋人说：“（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所载富者，固曰甚盛，然求之近代，似不足道。樊嘉以五千万为天下高赀。五千万钱在今日言之，才五万贯尔。中人之家，钱以五万缗计之者多甚，何足传之于史？”汉代史书大书一笔的富翁，在宋朝不过是一不足为道的中产而已。

同样，唐人眼中觉得惊艳的富贵之物，在宋人看来，则是稀松寻常的东西。唐朝有个诗人贯休，写了一首《富贵曲》，说“刻成筝柱雁相挨”，意思是唐人制作的古筝十分考究，筝柱上都刻满雁纹。沈括对此很不以为然，说，“贯休《富贵曲》云：‘刻成筝柱雁相挨。’此下里鬻弹者皆有之，何足道哉？”这样的古筝，宋朝乡间卖唱的艺人都有，何足挂齿？

又有一个叫韦楚老的唐朝诗人，也写了首炫富的诗：“十幅红绡围夜玉。”沈括也嘲笑诗人没见过世面：“十幅红绡为帐，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此所谓不曾近富儿家。”沈括的结论是，“唐人作富贵诗，多记其奉养器服之盛，乃贫眼所惊耳”。

唐德宗年间，由于朝廷长年与藩镇交兵，国库日渐空虚，政府决定向长安的商人“借钱”，说是“借”，其实跟抢差不多，“京师嚣然，如被盗贼”，哪个不乖乖掏钱，便抓起来拷打，有人因为“不胜鞭笞，乃至自缢”，一番搜刮下来，也才“借”到八十万贯。可见唐代长安的商民并不富有。

无独有偶，北宋庆历年间，因为与西夏打仗，宋廷也是“急于财用”，三司预算下来，尚未有数十万贯的财政缺口，“议者请呼数十大姓计之，一日而足”政府只向京师数十位富商求助，一日之内便筹借到数十万贯钱。唐宋之间民间财富储量的巨大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后世的人又如何评价宋人的生活？我从研究宋史的学者那里看过几个例子。来看明人王鏊《震泽长语摘抄》中的说法：“宋民间器物传至今者，皆极精巧。今人卤莽特甚，非特古今之性殊也。盖亦坐贫故耳。观宋人《梦华录》、《武林旧事》，民间如此之奢，虽南渡犹然。近岁（指明朝）民间无隔宿之储，官府无经年之积，此其何故也？……古称天下之财不在官，则在民。今民之膏血巳竭，官之府库皆空。”

另一位明朝人郎瑛也感慨说：“今读《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则宋之富盛，过今远矣。今（明朝）天下一统，赋税尤繁，又无岁币之事，何一邑之间，千金之家，不过一二？是皆无储粮者也；及询官府，又无赢余之财，此则何也？”

明朝读书人是这么比较宋明两朝的民间财富的。

近人张孝友先生《矾楼夜市图》

【国民收入】

最后，我们还要来估算具体一位宋朝人他的工资收入与日常消费水平。富商的收入与消费难以统计，不过官员的俸禄、雇工的工价与小商贩的日收入，还是可以比较的。

许多人都知道，历史上宋朝官员的俸禄最为丰厚，以致清代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惊呼“宋制禄之厚！”北宋元丰改制之后，官员领双俸：“本俸”与“职钱”，其中宰相的月薪为本俸400贯、职钱50贯，此外，还有各种补贴，如“餐钱”（餐饮补贴）、“薪炭钱”（燃料补贴）、“刍粟”（养马补贴）、“傔人衣粮”（保姆补贴），以及“养廉钱”（职田租金）等，加起来不会少于600贯。宋朝一名知府（知州）的月薪——本俸、职钱加上“公使钱”（特别办公费）、职田租金及各种补贴，大概也有500贯上下，相当于年薪40万美元，跟美国总统的年薪差不多。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则采取了极端的低薪制，并且官员的薪俸以实物（粮食）计算、发放，正一品高官的月薪为87石大米，折成钱的话，大概只有34贯。正四品知府的月薪为24石大米，折钱则不到10贯。跟宋朝的差距之大，令人震惊。如果不是明前期的经济出现非常严重的大衰退，甚至可能退回到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状态，还真难以想象这样的“低薪制+实物制”能够长期执行下去。

抛开生活得比较体面的宋代官员不提，来看处于社会底层的那部分宋朝人，收入又几何呢？程民生先生的《宋代物价研究》提供了一些案例——北宋诗人张耒的一首诗写道：“山民为生最易足，一身生计资山木。负薪人市得百钱，归守妻儿蒸斗粟”，山民卖柴每日可得100文；北宋淮西的佣工，“力能以所工，日致百钱，以给炊烹”，日收入100文；南宋长江渔民“卖鱼日不满百钱，妻儿三口穷相煎。朝飧已了夕不饱，空手归去芦湾眠”，日收入也是100文左右；都昌县一名农妇“为乡邻纺缉、漧濯、缝补、炊爨、扫除之役，日获数十百钱，悉以付姑”，也是日收入100文左右。这是农村人的日收入水平。

城市的情况：舒州官营酒务的杂工，“每名日支工食钱二百五十文省”，日工资有200多文；饶州市民鲁四公，开食品店“煮猪羊血为羹售人，以养妻子。日所得不能过二百钱，然安贫守分”，日收入100多文，不到200文；吴中也有两名市民，“同以鬻鳝为业，日赢三百钱”，每人每日也有100多文的收入；沧州有一妇人，“幼年母病卧床，家无父兄，日卖果于市，得赢钱数十以养母”，每日收入则不到100文；比较有意思的是一个叫乐生的鄂人，“任水鬻于市，得百钱即罢休。以其僦屋饮食之余，遨嬉于邸戏中。既归，又鼓笛以歌，日以为常”，每天赚够100文，便不再做生意，回家吹笛唱歌。

说到这里，你大概已经发现了，不管是当佣工，还是在城市做点小生意，宋代底层人的日收入基本上在“100文”这个水平线上下浮动。

每日收入100文，一个月即有3贯，这个收入水平相当于明朝知县的月俸。另据黄冕堂《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的统计，明代城市佣工的日工价以30文为常价，农村佣工则以20多文为常价。到清代时，日工价才回升到50~70文。换言之，一名宋代佣工的收入，相当于一名明代佣工加一名清代佣工的收入。

当然单纯比较收入，意义不大。还需要考虑货币的购买力。在宋代，维持一个人的基本温饱，每日需要20文。100文左右的日收入刚好能够养活一个五口人的家庭。而以这个收入水平，放在明朝的江南，则可以让一个五口之家的日子过得相当滋润，因为明代江南人家一年的生活开销也就30两银子光景（约30贯钱）。显然，宋代的物价普遍高于明代。

值得特别指出来的是，明前期几十年间，粮价竟跌至约300文每石，仅为南宋粮价的四分之一。表面上看，物价下降，意味着生活成本降低了。似乎是好事情。但实际上，粮价跌幅如此巨大，十分反常。若非经济发生大衰退，在经济学上是无法解释的。

上面这些统计数据显示了一个确凿的事实：明代前期是“低收入+低消费”的时代，市场经济之规模非常有限；宋朝是“高收入+高消费”的时代，市场经济之规模远远大于明代。

历史地看，“低收入+低消费”正是中古社会的特征，“高收入+高消费”则是近代化展开的特征。从宋代的“高收入+高消费”转入明前期的“低收入+低消费”，历史发生了一次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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