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意义之散思

——由潘岳《战国与希腊》谈起

作者：姚海涛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首发

时间：西元2020年6月19日

【题记：借古讽今不如鉴往知来。时代无论如何变化，人类永远需要在解决自身问题的道路上不断前行。路，无论东西南北，总要通向远方；路，无论中外古今，总要通向未来。有思想才有路，是思想铺就了人类前进之路。】

潘岳先生的《战国与希腊》一文一经发出，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学术界引发大量、持续关注，形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思想旋风。有不少知名学者写出了评《战国与希腊》的文章。据笔者目力所及，主要有贝淡宁的《中国领导人需要再解释其传统思想》、姚洋的《发掘儒家传统思想并使之现代化》、杨共乐的《认识你自己》、干春松的《荀子和李斯对于“历史时刻”的认识》、姚中秋的《重估荀学》等。以上评论文章从比较视野、希腊文明、荀子思想等视角展开，可以看作是《战国与希腊》一文发酵引发的“续集”。

《战国与希腊》之所以受到如此大的关注，主要原因有二，一则文章具有大开大合的中西古今比较视野，二则文章具有的深刻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文章开门见山的那句“今天，中国和西方又一次站在了解彼此的十字路口”，就点出了其中西视野、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也就注定了此文的文笔走向以及内容的后续关注热度。

大约是因为荀子久被历史遮蔽之故，抑或是笔者从事荀子研究之故，所以对潘岳先生文中大量提及荀子非常欣赏。干春松先生、姚中秋先生的评论文章都以荀子为主角，鄙人也不揣浅陋，想再为荀子再添一把柴。我想，荀子无愧于此。

一个以往被忽视的荀子出场对于思想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荀子所处的战国末期距今也已2200多年，与21世纪之新时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面对当下人类所处的内外环境、所遭遇的问题、对于未来的遐想与憧憬，荀子有无意义，在何种程度上还具有意义，又有何种意义？这些问题的解答只有回到荀子本身才能找到答案。

荀子确实是站在思想的、历史的转折点来统合学术、政治与人心，故对荀子意义之认知可从以下方面展开。

第一，从思想与学术层面来看，荀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先秦诸子的批判与熔铸者，是百家争鸣的终结者与集大成者。

从学术史的应然角度来看，荀子是先秦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他批判诸子而超越诸子，汇通百家而凌驾百家，实现了对儒家乃至同期学术之超越，是为先秦学术的集大成者。而从学术史的实然角度观之，荀子的地位一直充满争议和不确定，甚至一度被贬出了儒家，被视为法家、杂家。对荀子地位认识的改观是从清代末年开始的。在千古未有之大变局的逼迫下，思想界从古今中外的宏大视域去回应时代。于是，荀子成为重要的思想资源。

时至今日，荀子研究早已成为儒学研究中的“显学”。学界对荀子研究一直保持着很高的研究热情。可以明显感觉到，近代以来，关于荀子的研究越来越客观、公正、全面。自2008年以来，学界研究主题与荀子相关联研究论文每年竟保持着400—500篇之多。近年来，学术成果更是呈现“井喷”态势。

荀子的学派归属是一大学术问题。历来有法家、儒家、外儒内法、杂家等说法。如就《荀子》看荀子，当能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答案。在《荀子》一书当中，学生李斯表现出了强烈的功利主义。他对秦国的治道非常满意，他认为，“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李斯将仁义置之度外，可见其背离儒家，背离荀子远矣，径直走向了法家。荀子虽也赞许过秦国，但作为儒者的他，还是大声驳斥李斯道，“汝所谓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谓仁义者，大便之便也。”

有人以韩非、李斯为法家，且为荀子学生而认定荀子为法家。此观点早有学者驳斥过。思想者有运用思想之自由，“种瓜得豆”“播下龙种却收获跳蚤”之事多矣，故师徒不必为同一学派明矣。何况，荀子学生、后学中归属儒家者远比归附法家者多。

倡导仁义、礼义，是儒家当然之标志。荀子始终以仁智合一、礼义之统为治国理政、为人处世标准，这是他之所以为儒家的关键所在。从儒家经学传承角度来看，荀子几乎无经不传，成为经学传承史的一大关键人物。

有人认为，荀子极力地批判诸子百家，即使作为儒家代表人物的子思、孟子，也未能幸免。若孟子是儒家，则荀子必不是儒家。非也。

其一，孟子是儒家固然不错，难道孟子不能被批判？任何人的思想进入历史就属于公共思想产品了，而应该接受历史和现实的检验，即使这种检验是略显苛刻的。任何质疑不当视作大逆不道，而应受到鼓励才是。

其二，任何学派并不只有一张“面孔”，总会在产生、发展过程中，出现思想自然的衍化，甚至“面孔”的扭曲。荀子批判过儒家的思孟学派，某种意义上是跳出儒家来看儒家，是实事求是的思想态度，是对儒家思想文化有担当之表现。这是真正的学术态度，这也是荀子之所以能够成为先秦诸子百家终结者的内在因素。

其三，性善论决不是判断儒家的唯一标准。当然，性恶论也决不能成为后人指责荀子不是儒家的“铁证”。恰恰相反，性恶论是荀子思想创新之处。毋宁说是荀子豁醒人类的一剂思想良方。若躲在性善论的迷梦之中，对人自身的认知如何实现突破？制度建构何以出现？

战国末期诸子百家争鸣实现了中国学术史上的黄金时代。百家争鸣可以看作从属于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一大的氛围之中者，但它丝毫不落下风。至后世，已经难觅此等思想盛世。黄金时代的顶点往往需要附着在一个或几个代表人物身上。恰此时，他作为战国学术的批判熔铸者不早也不晚地出现了。荀子处于战国末期，此时百家争鸣已近尾声。其上承孔孟，下接易庸，旁收诸子，开启汉儒，是中国思想史从先秦到汉代的一个关键思想家。

荀子以一颗澄澈的逻辑心灵对先秦百家进行批判、融通、重构，以逻辑思辨与系统架构并行的方式，启悟出中国哲学中的重智系统，于天人关系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击碎了巫术迷信的禁锢，甚至让后世“信禨祥”的哲学家汗颜不已。

荀子学术体系博大精深，涉及到先秦哲学的诸多论域，如天人观、力命观、人性论、认识论、历史观等。可以说，荀子建立了融批判性与熔铸性合一的哲学体系，作为儒家人文主义早期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其对宗教世界的解蔽祛魅与安顿重塑表现在对天人关系的重新梳理，实现了天人关系上的重大思想突破，也表现在对世俗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继续塑造，实现了人间差等秩序的礼义化处理。

学界有人将荀子斥之为“寡头人文主义”，否定其人文主义的意义。这是值得商榷的。徐复观先生却认为，“由周初所孕育的人文精神，到了荀子而完全成熟。由周初所开始的从原始宗教中的解放，至此而彻底完成。”“完全成熟”与“彻底完成”八个字来总结荀子的意义，评价不为不高，意义不为不大。

从整个学术思想史脉络中，荀子在人文精神的豁显，以及与此基本同步的宗教信仰的转型方面居功至伟。由周初所孕育的人文精神，到了荀子而完全成熟。由周初所开始的从原始宗教中的解放，至此而彻底完成。

第二，从政治格局来看，荀子既是“大一统”思想的推动倡导者，也是天下政局的敏锐预言者。

西周初年分封了若干诸侯国，按《荀子》的说法，“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后来随着分封制的实行，越来越多的诸侯国家出现。分合构成矛盾的统一体，由分到合，这是一个历史的趋势。春秋列国变为了战国七雄。而七国之中的实力因各国的改革力度、措施不同对比越来越悬殊。大鱼吃小鱼的游戏变为了大鱼之间的对决。总之，从当时的政治格局来看，在荀子所处的时代，中国古代社会由分裂到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朗。

荀子之所以撰写《非十二子》篇，之所以批判百家诸子，主要是为了“齐言行，壹统类”，是为了思想上的统一，从而为政治上的统一奠定基础。统一必然要服从主流及大多数人的意愿，个体主义往往得不到伸张。于是，徐复观先生在《荀子》中嗅到了极权主义气息也就不奇怪了。

站在历史的关节点，荀子看到了各个国家的优势与劣势，他对齐国、魏国、秦国、楚国都深入了解过，其对秦国抱有极大的希望。他打破儒者不入秦的惯例与秦昭王、应侯当面详谈治国之道。这是荀子思想上不得了的地方，以思想的敏锐洞察力预见到秦国统一之可能性。同时，他对秦国“无儒”之弊也深深忧虑。后来秦以法家治国二世而亡，再到后来西汉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也完全证实了荀子的判断。另，荀子写给春申君《疠怜王》答谢书，也对楚国及黄歇的命运做了某种预言。这就是思想穿越千古的魅力，也是荀子的魅力。

第三，从世道人心来看，荀子提倡礼乐教化、移风易俗。

“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治国理政最重要的是抚慰凡人心。世道人心之拯救，就是要确立礼乐之信仰。而信仰之确立，没有理论奠基就会如同水中月、镜中花、空中阁。“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也即礼义之统。礼义之统是荀子思想之基石。

周公制礼作乐，经由孔子之发扬，到了荀子已经深入其里以阐释其内在机理。虽然荀子之时早已经礼乐崩坏，但文化最抚人心，故荀子固执地提倡礼乐教化以移风易俗。礼乐文明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标志。荀子有《礼论》《乐论》之篇，更有大量礼乐之思散于各篇。如《非相》中对“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的鞭挞、痛斥，存于《乐论》篇末对乱世之征的描述“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这些无不深深地震撼今天的我们，让我们有荀子尚未远去之感。

荀子重“一（壹）”，其一统天下、一匡学术、一正人心之理想，不正是人类追求之理想吗？荀子重“积”，其遵道则积、积学积思、积善成德之方法，不正是人类进步之阶梯吗？荀子重“礼”，其礼乐之统、隆礼重法、别异合同之思想，不正是人类治理之路径吗？

是的，荀子思想需要重估。今人需要重新发掘其思想史意蕴。每当我们回眸百家争鸣的那个时代，荀子的思想于治国理政、学术思想、世道人心都会给予我们解读不尽的思想智慧，给我们思想点拨，确是我中华民族之幸事。

在那个波谲云诡的战乱年代，在风云际会的思想舞台，有一个荀子站立在那里，真好！

【作者简介：姚海涛，男，1981年1月出生。200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现为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齐鲁文化融创研究中心主任，国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孔子学堂主讲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儒家哲学、荀子哲学。主持或参与完成各类科研、教研课题多项。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