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走进天安门是中华民族之幸

来源：作者赐稿
作者：罗竖一（中国传统文化论坛常务理事、知名时评人、资深传媒人)  

     2011年1月11日，一座包括石质基座在内的总高为9.5米的孔子青铜雕像在位于北京天安门地区的国家博物馆北广场落成。  


　　媒体谓之“天安门地区又添文化新地标”。  

　　然而，由于天安门地区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故而有关话题顿时成为国内外人士的焦点话题之一。  

　　面对“孔子青铜雕像”，或言这是逆民主之潮流而倒推历史车轮；或言抬出孔子及其学说本质上是为了愚民；或言这纯粹是某些官员的瞎折腾；或言孔子的思想文化之历史地位再度被提升；或言有关决策者终于认清了孔子及其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或言这是有关方面在积极地释放某种政治信号；或言应该拭目以待……  

　　总之，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那么，为何会如此呢？   

　　笔者认为，首先必须肯定一点，这就是孔子走进天安门是中华民族之幸。  

　　其次，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该事件不仅仅是一个“文化新地标问题”，而是一个“思想文化之导向问题”，甚至还释放了某种十分明显而积极的政治信号。  

　　至此，笔者先友情提醒一下：某些可能已经按捺不住而举起了“砖头”的精英人士和愤青朋友，请不要心浮气躁。等阁下看完了以下文字，如果还觉得理应拍砖，那么就请狠狠地狂砸笔者，那时也一定不会耽误您消气、泻火。  

　　孔老二罪恶的一生？  

　　言归正传，既然上述话题都缘起于孔子、聚焦于孔子，那么就让我们先从孔子的相关历史谈起吧。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具有万年文明史（“五千年”之说早该进入故宫博物院或者国家博物馆之类的地方睡大觉去了）的人类群体，在其漫漫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众多思想大家。而生于公元前551年的孔子，可谓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但是，在这位先哲离世之后的2500多年的历史中，众多承袭了中华传统文化之血脉的统治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尊孔，且对孔子多次予以加封，直至“万世师表”、“大成至圣文宣王”。甚至连孔子的嫡系后裔也被封为“衍圣公”。  

　　 然而，在2500多年的中华历史上，诸多国人，尤其是部分统治者（譬如洪秀全）和某些“时代精英”（譬如鲁迅），也多次对孔子予以无情地批判，甚至是谩骂，进而掀翻其塑像等。  

　　总而言之，孔子及其学说在2500多年的历史中，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那么，孔子及其学说本来的面目是什么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请让我们大家先把视线移回1974年的中华大地。  

　　是年，一个史无前例的人类浩劫即将退出历史舞台。  

　　但就在差点儿毁灭了国人的真善美之良性的这个“幽灵”去地府报到的节骨眼上，年已70岁高龄的一代文学巨匠巴金先生却以“萧甘”为笔名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彈：《孔老二罪恶的一生》。  

　　时正值“批林批孔运动”之狂热袭人期间，而巴金先生在中国文学界又具有泰斗级地位，所以一时间无数热血沸腾的国人在《孔老二罪恶的一生》一文的爆炸声中，更加地仇恨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学，乃至中华传统文化思想，而越发对众多知识分子予以批判，加以迫害！  

　　就在此期间，甚至连周总理都成为某些人的“靶子”。尽管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然而周总理所信守的儒家之“中庸”思想及其具体体现，却毫无疑问地成为某些人攻击周总理的重要理由。  

　　孔子及其所创立儒家学说，难道真的是罪恶的吗？难道信仰者就该遭到批判，甚至迫害吗？

然而，稍有清朝历史常识的人可能都知道一个千古罕见的敬拜孔子的历史事实，这就是作为开创了“康乾盛世”之一者的乾隆皇帝，面对孔子墓，也屈膝下跪了。  

　　大清帝国的一代明君屈膝下跪于孔子，但是包括共和国首任总理在内的现代国人推崇孔子、信仰儒学，却遭到了批判、打击，甚至迫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呢？  

　　巴金先生在《孔老二罪恶的一生》一文中告诉读者：“从十五岁起，孔老二就下死劲学习周朝奴隶制的典章制度，学习奴隶主贵族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梦想将来出人头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但是，历史上的孔子真的“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吗？巴金先生自己并未就其此“高见”提出历史依据。  

　　另外，《孔老二罪恶的一生》还告诉读者：“刚走到卫国边境匡城（今河南长垣），冷不防，路两边杀出几百个农民，把他们团团围住。这些农民是刚从奴隶制枷锁挣脱出来的，他们知道孔老二到处乱窜，目的就是要复辟奴隶制，让奴隶主贵族重新骑在他们头上，所以非要杀死孔老二不可。孔丘那班学生，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束手无策。匡城的农民把孔丘一伙包围了五天，不许他们走动……最后，孔老二耍花招，让学生出面向农民苦苦哀求，这才解了围。”  

　　然而，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  

　　另外，其它历史文化典籍也明确地指出：公元前496年，孔子一行从卫国到陈国时经过匡城。匡人曾经受到鲁国权臣阳虎的掠夺和残杀，而孔子的相貌与阳虎相像，匡人误以孔子就是阳虎，所以将他围困。后来了解真情之后，匡人就放行了。  

　　巴金先生作为一个接受过中华传统教育，而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之大家，应该是熟知有关历史的，然已经作古的巴金先生自然是无法亲口告诉他为何“歪曲”史实的缘由了。  

　　可是，笔者觉得我们冷静地稍加思考就会明白一点：巴金先生未必不知道孔子并没有“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而应该是迫于当时的某种压力而违心地写出了肆意攻击孔子的文字，即炮制出了《孔老二罪恶的一生》一文。  

　　 然而，深受巴金先生的《孔老二罪恶的一生》一文影响者，却未必了解相关历史事实，也未必会这样去思考。在很多人看来，既然连文学巨匠、文学泰斗巴金先生都说孔子是个“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志在“复辟奴隶制”者，而浩劫时的其它肆意污蔑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新闻报道、文件等炸彈也铺天盖地而来，且“五四”时的“打倒孔家店”等历史旧知尚在脑海中游荡，所以无数的国人都认为孔子是个“罪恶”的人，其思想是歪理邪说，孔子是要搞“复辟奴隶制”的。  

　　于是乎，“批孔”更甚。  

　　十年浩劫结束后，由于诸多的原因，全民并未全面地清洗有关盘踞在脑海中的某些流毒，而普遍对孔子等思想大家，以及包括儒家思想等在内的中华传统之思想持有偏见，甚至一概否定。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而今之为数不少之“精英”，其事实上连孔子这些先哲的核心思想主要是什么都没有了解完整，甚至连孔子、老子等先哲究竟是哪个时代的人都没有搞清楚，就在哪里奋力批判，予以彻底否定，而于事实上彰显十年浩劫之遗风。尽管其中的包括某些“精英”在内的不少国人其实是推崇宪政的，而坚决反对生发出了浩劫式的那种非正常的政治生态的。  

　　行文至此，可能有读者朋友会说，孔子其实就是一个政治工具。譬如乾隆那这一跪，事实上只是统治者愚民的一种方式而已。  

　　诚然，我们谁都无法否认乾隆是一位政治大家，但是为何他不跪别人，而偏要向孔子行跪拜大礼呢？ 

　　为孔子炮制 “罪状”

　　生于19世纪的被美国前总统林肯誉为“美国的孔子”、“美国文明之父”（确立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的世界著名思想家、作家、诗人爱默生认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日本和韩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十分推崇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  

　　可有趣是，近百年来众多国人却对孔子多加否定，甚至认为孔子及其所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导致中国近代落伍的罪魁祸首。  

　　国人否定孔子时，一般都会抛出以下“罪状”： 

　　 “罪状”之一：  

　　孔子倡导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在维护等级制度。换言之，孔子是个等级制度的鼓吹者。  

　　孔子说过这样的话吗？——《史记》等历史文化典籍中确有记载。此话是齐景公问政时，孔子跟他说的。  

　　那么其本意是什么呢？正解为：君要行君道，臣要行臣道，父要行父道，子要行子道。即各人要做好各自该做的事情。这事实上恰是我们现代人常说的定位、做好本职工作。  

　　如此，何来维护等级制度之说呢？  

　　难道让董事长做董事长应做的本职工作，让总经理做总经理该做的份内之事，让父亲做父亲本应做的事情，让儿子承担儿子该承担的责任，就是维护等级制度？  

　　换言之，让总经理跟董事长夫人生子，让父亲跟儿媳同居，让儿子跟母亲共枕，而不做各自该做的事情，难道就是人间正道？  

　　其实，孔子所谓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念，仅系中华文化之根的易文化所包含的“定位”、“定性”等东方哲学智慧的具体物化而已。  

　　那么何谓“定位”、 “定性”？我们不妨举个例子来解读一下：奥巴马目前的“定位”是美国总统，那么他就应该依照总统之“定位”而“定性”地为美国谋求福祉，却不能跑来守卫中国的疆土——“越位”，但是他生活在中国的弟弟却得给中国纳税（譬如消费税）——“定位”使之“定性”地纳税。  

　　由此可见，持“孔子是个等级制度的鼓吹者”之见者，事实上是将“定位”、“定性”等与其八杆子打不着的“等级制度”混为一谈。

　 “罪状”之二：  

　　 “三从四德”，这是孔子为了维护父权制家庭稳定、维护父权—夫权家庭（族）利益的而倡导的封建家长制，套在中国妇女身上的一道枷锁。  

　　“三从四德”一语真的出自孔子之口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三从四德”另有出处：  

　　《仪礼•丧服•子夏传》：“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周礼•天官•九嫔》：“九嫔掌妇学之法，以九教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换句话来说，所谓“三从四德”，又是某些人强加在孔子头上的“绣花枕头”。  

　　 那么“三从四德”究竟有无益处呢？这个绣花枕头可以让人高枕无忧吗？  

　　为此，我们不妨探究一下三从四德之具体含义：  

　　所谓“三从”，其本意是说女孩子在年幼未出嫁之前要听从家长的教诲，不要任性地悖逆长辈的教导，因为一般而言长辈们的社会见闻广些，可能更加了解社会，其意见跟看法可能具有正确的指导意义；女孩子出嫁之后要礼从夫君，与丈夫一同持家执业、孝敬长辈、教育幼小；如果夫君不幸离世，就要坚持做好自己的本分，想办法扶养小孩长大成人，并且尊重自己子女的生活理念。此处的“从”并不是单纯的“跟从”之意，还有“从事”之深意。  

　　试问：孩子年幼而可能无知，谁敢放任自流？如果孩子把父母长辈不当一回事，我们谁觉得这是好事？哪位做丈夫的希望妻子目无自己、不孝敬老人而肆意妄为？ 哪位妻子希望自己成为不尊老爱幼的人呢？  

　　“三从”其实是告诉了我们一种维护家庭和睦的规则，有何不好呢？“三从”是葬送了女性的独立自主吗？——在一个家庭中，都想做说了算的人，都想各自为政，那这个家庭还能存在，还能让家人感到快乐幸福吗？  

　　所谓“四德”，其本意是说做女子的，首先要加强自身修养，提升自身品德，即正身立本；然后是指出入要端庄稳重持礼，不要轻浮随便；指与人交谈要能理解别人所言之意，并知道自己该说哪些话，而不该说哪些话；懂得治家之道，而治家之道包括相夫教子、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等，且努力培养自己的操持家庭之能力。  

　　 试问：谁希望找一个道德不好的女子做老婆？谁想找一个轻浮女子为妻？谁愿意找一个非良家女子为妻？谁乐意找一个不懂治家之道而没有操持家庭能力的女子为妻？  

　　的确，“三从四德”无一不是针对女子的要求—— 一种针对家庭（族）生活的规则—— 一种进而针对社会生活的规则。  

　　但如果据此就得出“三从四德”是套在中国妇女身上的枷锁，是为了维护父权制家庭稳定、维护父权—夫权家庭（族）利益的封建家长制之类的鞭挞式的“标签”之结论，实在是有失公允。  

　　为何呢？因为在人的一生中，本来男人和女人扮演的社会角色可能是不尽相同的。譬如，古今中外，基本上都是男人上战场保家卫国而流血牺牲，然女人却差不多都会在大后方的家中留守。即“十五的月亮”一歌中所唱的“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换言之，为了保卫家国，为了保卫妻子儿女，男人在前线流血，甚至连生命搭上了，而女人基本都在没有流血牺牲的大后方守家。  

　　这难道不是男人的彻底牺牲吗？ 至于当下大家熟知的所谓杨门女将上前线保家卫国，那基本上是文学影视作品，而非真正的历史原貌。

    男人为了女人把命都可以不要，然而，近百年来某些人却似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勇敢地，似乎居心叵测地屡次非要告诉哪些远离战争死亡威胁的女人们：女性同胞们，你们所遵从的“三从四德”，其实是孔子、是儒家、是中华传统文化、是封建统治者套在你们身上的“枷锁”，是为了维护父权制家庭稳定、维护父权—夫权家庭（族）利益的封建家长制。  

　　于是乎，众多的女性同胞们被激动了，而不少的男性同胞们也逐步热血沸腾了，甚而至于，中国的无数男男女女的都加入了批判“三从四德”之庞大的队伍。一时间，孔子及其儒家学说，包括具有万年文明史的中华传统文化顿时成为众矢之的。  

　　故而，也就有了前述所谈及的巴金先生之类的所为，也就有了肆意诬蔑知识分子的狂潮，也就有了任意涂抹中华传统文化、彻底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疯狂。  

　　当然，孔子、儒家、中华文化，并非没有糟粕，但是近百年来，在“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运动”等狂潮的冲击下，还有多少人真正明白“三从四德”之本意，还有多少人真正理解孔子,还有多少人真正懂得中华文化，以及其对维护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呢？  

　　时至今日，众多国人动不动就说说我们大家的道德素质普遍下降，言及很多的女孩子一个比一个品行差，但是究其原因是什么呢？  

　　一边在抛弃中华民族固有的包括“三从四德”在内的优良道德之规范，一边又在高喊国人道德素质的低下；一边在找寻新的道德价值观，一边又拎着自己原有的一些恶习不放手；一边在拿来别国的道德价值观，一边又在指责别人家的道德价值观不行……   

　　这就是近百年中国社会的一个畸形生态。  

　　其实，“三从四德”，也是来源于古老的中华智慧宝典《易经》的思想。其体现的还是“定位”与“定性”的思想。即一般而言，男女有别，各自有各自应该扮演的社会角色。换言之，男人为女人流血牺牲是本分，女人为男人“三从四德”也是应有之理，而无所谓什么“枷锁”不“枷锁”，也跟什么“维护封建家长制”等八杆子打不着。  

　　事实上，把“三从四德”之本为规范家庭、家族和社会良性发展的一个道德规则给政治化，系某些政客或所谓“精英”的别有用心，或者系无知所致，或者系另有隐情。 

　　 “罪状”之三：  

　　“三纲五常”是孔子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而提出来的儒家封建礼教。  

　　每每看到有人把封建二字套在孔子头上，笔者不由得想给其人义务普及一下历史文化常识，有时甚至真的会临时帮其补上有关“封建”这一课。  

　　笔者于此也不妨简单言及“封建”。  

　　“封建”一词，原出自《诗经•商颂•殷武》：“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意即命令达于下国，要下国大大造福。  

　　及至后世，才出现“列爵曰封，分土曰建”，即《吕氏春秋》所称之“封邦建国”。其外延才特指殷周分封制度，以及后世各种封爵建藩举措，涉及相关的朝政、官制、人身关系、土地制度等等。  

　　但后世却把“封建”跟“专制”划为等号，而不时地把一个本来生在奴隶制社会的孔子，打扮成了一个维护其身后200多年才真正建立起来的谓之为封建制度的“小姑娘”。即高喊孔子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  

　　然也有例外，譬如时隔2000多年后的1974年，巴金先生就又把孔子的学说肆意定性为“全面复辟奴隶制的反动主张”，而把孔子视为“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代表”。  

　　换言之，同样一个孔子，同样是孔子的学说，但在不同的时期，却被世人赋予不同的“政治标签”。  

　　理清相关“政治标签”之后，让我们再来看看“三纲五常”的真正出处和意义等。  

　　据考证，“三纲”二字最早见于《韩非子》这一法家著作。换言之，“三纲”二字连用是孔子于公元前479年去世之后200多年的事情。  

　　“三纲五常”连用则是在西汉董仲舒之后的东汉班固所编撰的《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一书中：“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以及与班固同时代的王充所著《论衡•问孔》一书：“五常之道，仁、义、智、信也。”  

　　总而言之，“三纲五常”都是孔子身后数百年的事情。  

　　就历史事实而论，对“三纲五常”作全面、系统论述的则是西汉大学者董仲舒。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基义》一书中说：  

　　“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  

　　“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  

　　“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又说“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  

　　 至于“五常”之说，则是董仲舒在面对汉武帝的一次策问中提出来的。其服务对象主要是维护大一统政治局面。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王者修饰，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外，延及群生也”。  

　　 由上述可见，“三纲”是用以约束臣民，而“五常”则延及范围包括君主，以礼区分社会等级的尊卑制度和行为标准，而“仁、义、礼、智、信”则是整个社会的伦理本位和道德价值标准，其中君主的表率作用也不乏其中。  

　　简而言之，董仲舒心目中的“三纲五常”，其实是既要规范君王之言行，又要规范臣民之作为。  

　　另外，《汉书•董仲舒传》中记载：“夫仁人者，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春秋繁露》有云：“利者、盗之本也”。 “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  

　　由此可见，大学者董仲舒是以重道义，轻功利的思想来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统治者讲求仁政，而对百姓施以德教、礼教，淡化功利之心。  

　　 还有，董仲舒确实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独尊儒术（此处所谓之儒术，其实已经杂家之交合），罢黜百家”。

  　　然而包括汉代在内的后世政权，事实上普遍也推崇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譬如汉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尤其值得一体的是，佛家也是在汉代正式进了中华文化圈，而成为显学。  

　　 换言之，“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只是一种说辞而已，或者说事实上并未通行多久，即“独尊儒术”的影响力非常有限。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中指出：“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于天子，子受命于父，君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  

　　基于这种思想，包括西汉在内的后世王朝立法过程中，很多汉律的条文都体现了这一思想根源，也使“三纲”除了作为一种不具有强制性的道德规范外，更成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行为规范——法律，从而个人、家庭、社会与政治统治从行为规范到法律制度形成了内在的统一。  

　　但是“天子受命于天”，跟后备受世人斥责的“君权神授”是一码事吗？  

　　按照可靠史料的记载，“君权神授”系西方人的一种理念，即西方人曾经认为君主的权力是神授予的，譬如说上帝赋予了某人君权。  

　　然而，董仲舒所著之《春秋繁露》一书中明确记载的是：“天子受命于天”，而没有说是“神”。  

　　那么“神”和“天”有无区别，有何区别呢？  

　　正解应该是这样的：  

　　“神”指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主宰者。譬如天主教的“上帝”，譬如道教的“玉皇大帝”。  

　　在中华文化中，“天”其实常常是拟人化的，譬如我们常常会说“老天爷”，即把老天视为爷爷一样的人。另外，在中华传统哲学体系中，“天”指的往往其实是规律，是道，且与“道”时常连用。譬如《道德经》有云：“天之道，利而不害”，意即老天顺应自然规律养育了万物而不生加害之心。”  

　　换言之，董仲舒其实在提出“天子受命于天”之理论时，已经包含了一种告诫：希望统治者能够像“天”一样地滋润民众，而不要无道——有害于民众，不然“天”就会受命于跟其具有一样品德的“利而不害”之人，即需要改朝换代了。  

　　然而，悲哀的是，后世之人却因为诸多因素，误解或者曲解了“天子受命于天”，甚至将西方人的“君权神授”之理念强行加于董仲舒头上。  

　　前述可见，后人断章取义，或者误解，或者曲解“三纲五常”之本意，并天才般地夸大“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社会、历史之负面影响，而有意无意地将“君权神授”与“天子受命于天”混为一谈，且肆意把一盘盘脏水泼向了孔子、泼向了董仲舒，甚至泼向了滋养我们中华民族长达万年的中华文明、中华文化。  

　　另外，笔者于此稍微补充：中华主流思想是沿着中华文化之根的解释宇宙万物之规律的易学发展而来，而非沿着以神话传说为基因的昆仑文化演变而成的。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