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英语译介二百年

作者：田莎 朱健平

来源：《外语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2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五月初三日丁酉

          耶稣2020年6月23日

摘要：朱学作为中国最具影响的思想学说之一，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已走过二百多年的历程，然而以往研究多聚焦于某个具体的时期或地域，朱学西渐的整体路径仍是盲点。本文系统考察了19世纪初以来朱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历程，将其分为传教士翻译、以西释朱、以朱释朱和现代诠释四个阶段，分析了不同阶段译介的目的和特征，最后总结了朱学译介的整体特征，并思考了它们对今后有效译介朱学的启示。

关键词：朱学；英语译介；二百年；四个阶段

作者单位：田莎，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朱健平，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1.引言

朱熹的学说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且跨越国界，先后影响了西方的怀疑论、偶因论、单子论等（林金水1997:300-305），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学说。朱学英译始于19世纪初。1819年，马礼逊（R.Morrison,1782-1834）发表《中国形而上学》（Chinese metaphysics），首次向英语读者系统介绍朱学1。此后二百多年，朱学在英语世界被不断译介，对英语文化的多元构建产生了积极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朱学英译逐渐引起学界关注，陈荣捷（1974）、林金水（1997）、朱谦之（2006）、司马黛兰（D.Sommer)(2009）、卢睿蓉（2011）、蔡慧清（2012,2014）、彭国翔（2012）、赖文斌（2016）、陈树千（2017）、帅司阳（2018）等对朱学译介做了深入研究，但均失之零散，二百多年来朱学西渐的整体路径尚无系统描述。为此，本文将朱学西渐分为四个阶段，即传教士翻译期、以西释朱期、以朱释朱期和现代诠释期，试图对不同时期的朱学英译进行梳理，展现英语世界二百多年的朱学译介历程。

2.传教士翻译期（19世纪）：为God的汉语译名寻找理据

传教士翻译朱学起因于God一词的“译名之争”。19世纪，中国国门被西方炮火打开，传教士获得进入内地传教的特权。他们深知宗教经典对信仰形成的影响力，因而十分重视《圣经》翻译，却因God一词的汉译爆发了译名之争，于是纷纷深入当时被奉为官方正统的中国宇宙论——朱子理气论中为各自的主张寻找理据，朱学由此迎来第一个英译高潮。在这次浪潮中，马礼逊率先登场，于1819年发表《中国形而上学》，开启了朱学英译的先河。随后，麦都思（W.H.Medhurst,1796-1857）、裨治文（E.C.Bridgman,1801-1861）、麦丽芝（T.R.H.McClatchie,1812-1885）、湛约翰（J.Chalmers,1825-1899）等先后围绕译名之争，以《御纂朱子全书》（以下简称《全书》）为中心，对朱学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译介。这一时期的译者均为传教士，翻译目的都是为传教寻找依据，故可称为传教士翻译期。

2.1马礼逊的英译

马礼逊作为近代首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是向英语世界传播朱学的第一人。他在1812年翻译《大学》时便将朱子注释融入译文，并在1808-1822年编撰《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Chinese Language）时大量引用朱熹之说释字（陈树千2017:64-67）。为更好地翻译《圣经》，他于1819年在《印中搜闻》（The IndoChinese Gleaner）发表《中国形而上学》，用近十页的篇幅译介朱子理气论中的“太极”、“理”、“气”等关键概念，以期在中国正统的宇宙论内为God、Deity找到适切对译，并利用其传教。尽管他呈现的朱学被赋予了神学色彩，但他作为朱学英译的引领者，打破了耶稣会士“尊先儒，抑新儒”的禁忌，其首译之功不可埋没。

在马礼逊译介后的20年间，朱熹逐渐为后来的传教士所接受，他们开始在文章中介绍和引用朱子思想。以当时最具影响的《印中搜闻》和《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为例，1820-1844年间论及朱学的文章不下十篇（见蔡慧清2014；赖文斌2016）。不过，这些文章都只是一些简单的译述，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朱学真正意义上的英译直到1844年麦都思等在重译《圣经》期间爆发“译名之争”时才开始。

2.2麦都思的英译

麦都思是继马礼逊后影响最大的来华传教士，也是最早将朱熹著作逐字译成英语的汉学家。五口通商后外国势力在华进一步扩张，马礼逊等人的《圣经》译本已不能适应新的传教形势。鉴于此，麦都思于1843年召集在华新教传教士到香港讨论《委办译本》（The Delegates’Version）的翻译事宜，God的译名之争由此爆发。麦都思作为“上帝”译名的拥护者，为从中国宇宙论中找到“最高存在”观念的痕迹，论证“上帝”译名的合理性，于1844年翻译了《全书》第49卷反映朱子宇宙观主体的《理气》和《太极》两篇，发表在《中国丛报》第13卷第10和12期，开始了朱子著述真正意义上的英译。他以脚注暗指“无极”与“神”（deity）的相似性，更通过语态手段缔造了一个并非“理”的“最高存在”（见Medhurst 1844a,b）。总之，他从基督教本位出发以传教为目的翻译朱学，并据此提倡以“上帝”译God，其译本自然带上了一定的神学色彩。

2.3裨治文的英译

《中国丛报》主编裨治文是“神派”支持者，他反对麦都思以中国的“上帝”与God类比，因而试图重译朱子理气论作为回应。裨治文于1849年在《中国丛报》先后发表《朱子生平》（Memoir of the philosopher Chu）和《全书》第49卷中《天地》篇的节译《中国宇宙论》（Notices of Chinese cosmogony），并通过预选文本、撰写评注等手法改写理气论，将朱熹塑造成一个思想落后的唯物论者，置其于基督教的对立面大加批判（帅司阳2018:25），目的是要论证“朱熹的宇宙论实则滑稽且荒谬”（Bridgman 1849:347），进而论证“上帝”不配与God相提并论，而类词“神”才是God译名的最佳选择。“上帝”派与“神”派各执己见，导致译经委员会决裂，从而使两种不同的《圣经》中译本同时问世。

2.4麦丽芝的英译

“译名之争”在19世纪60年代短暂消停后，70年代又因北京官话译本的翻译而硝烟再起。为此，英国圣公会传教士麦丽芝决意再译朱子理气论。1874年，他翻译了《全书》第49卷理气论全篇，以《儒家天体演化论》（ConfucianCosmogony:A Translation of Section Forty-nine of the“Complete Works”of thePhilosopher Choo-foo-tze with Explanatory Notes）为题出版，成为朱学首部英文译著。他与裨治文一样，反对“上帝”译名，且出于同化中国的传教目的，对朱子太极观进行基督神学比附，“将太极的无形部分定义为‘理’，并比附为西方哲学中的第一神（Theo;Deus），有形部分定义为由原始的‘气’凝聚成形的宇宙，并比附为第二神‘上帝’”（McClatchie 1874:138-140），最终将理气论塑造成了与基督教义相呼应的至神学说，并提出以“至神”译God的主张，从而“名正言顺”地在中国当时的官方哲学中构建起了基督文明。可见，麦丽芝的翻译开始呈现出鲜明的东方主义特质。

2.5湛约翰的英译

麦丽芝此举引发了伦敦布道会传教士湛约翰的批评。1875年，湛约翰在《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发表同题评论《儒家天体演化论》，批评并修正了麦丽芝的误译和误释。同年，麦丽芝也在该刊发表同题文章予以回应。次年，湛约翰又节译体现朱子太极观的《性理大全书·太极图》第8篇，载于《中国评论》，竭力摈弃基督神学视域，以原文为中心围绕文本的字面意义进行诠释，且呼吁“读者要结合中文原文来读译文”(Chalmers 1876:244），以客观展现朱学的真义。对湛约翰而言，此次英译不仅是“译名之争”的手段，更是其立足文献开展学术研究的渠道，可以说是朱学英译走出神学导向、走向专业文献翻译的转折点。

此外，还有两人也颇值一提：理雅各和卫三畏。为了帮助传教士理解儒学，更好地为传教服务，理雅各于1861-1886年翻译了四书五经，其中援引了朱熹的注解；卫三畏于1883年修订了《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系统介绍了包括朱学在内的中国宗教、政治、经济等内容。二者间接推动了朱学传播。

这一阶段的朱学英译中，传教士扮演了主要角色，他们在“译名之争”的历史语境下，聚焦朱子理气论，围绕翻译进行了相应的研读和诠释，试图更好地为汉译《圣经》、传播福音服务。他们出于不同的译名立场和传教目的，对理气论做了不同英译，客观上促进了朱学在英语世界的初步传播，构成了英语世界认识朱学的起点。

3.以西释朱期（20世纪上半叶）：为重释西方哲学寻找参照

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西方带来了深重灾难，导致西方世界弥漫着深刻的文化危机意识。为了寻找新的精神寄托，他们不断地进行价值反思，并将注意力转向了中国传统思想，朱学也因此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1922年，卜道成（J.P.Bruce,1861-1934）借助西方神学框架系统翻译了朱学的哲学内核，从此朱学作为西方哲学参照的价值开始凸显，朱学英译也随之进入以西释朱期。这一时期跨越半个世纪，译者和研究者多为专攻中国问题的汉学家，他们借用西哲思想和概念来翻译和研究朱学，其目的其实并非译介朱学，而是为重释并丰富西方思想寻找参照。

3.1以西释朱期的朱学英译

这一时期主要有两个译本，一是卜道成译本，一是卜德（D.Bodde,1909-2003）译本。二卜在选材上跳出了理气论，开始关注朱熹的整个哲学体系，理解更系统，学术性更强，“以西释朱”特征明显。

3.1.1卜道成的英译

卜道成是英国浸礼会牧师，也是以西释朱第一人。他1887年来华，不久便开始关注朱学，1918年发表《宋代哲学的神学意义》（The theistic import of the Sung philosophy），认为朱子之“理”当包含仁、智两面，具有宗教性质（Bruce1918:123,127），断定理学与基督教义相通。1919年卜道成返回英国，在伦敦大学攻读博士，专攻朱学，逐渐认识到“朱熹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Bruce 1922:xi）。但当时英语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多靠理雅各等翻译的先秦典籍，对中国的了解也仅限于先秦。卜道成试图弥补这一缺失，通过翻译朱学思想，“向西方系统介绍孔孟之外塑造中国思想的朱学”（同上：xi）。然而其最终目的是“使西方哲学和宗教学界可以对照朱熹哲学进行比较哲学和宗教学研究，以进一步丰富西方思想的理论内涵”（同上：xi）。为此，他于1922年翻译《全书》第42-48卷，即朱学中最具广泛意义的性理哲学，并以《朱熹的人性论》（The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by Chu Hsi）为题出版，译文中大量引用圣经箴言和神学理论，并将朱子思想与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的理论进行对比。为帮助读者更多了解朱学，他还撰写了《朱熹和他的前辈们：朱熹与宋代新儒学导论》（Chu Hsi and His Masters:An Introduction to Chu Hsi and the Sung School of Chinese Philosophy）作为译著导论，通过介绍北宋五子阐明朱学的理论来源，并从宇宙论、人性论、有神论三方面介绍朱熹的哲学体系，“为英语读者提供必要的文化背景”（Bruce 1923:ix）。该导论1923年出版，成为西方第一部系统研究朱学的英文专著。

3.1.2卜德的英译

朱学更系统的英译是在20多年以后。1935年美国汉学家卜德着手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1942年在《哈佛亚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发表其朱学一章，即《朱熹哲学》（The philosophy of Chu Hsi），此章分七节，几乎涵盖整个朱子哲学体系。但此译并非基于朱子原著而译，而是基于冯友兰对朱子思想诠释的跨文化再诠释。冯友兰本就倾向以新实在论等西方哲学思想诠释朱学（刘笑敢2006:34），如将“理”、“气”分别诠释为希腊哲学中的“形式”（Form）和“材质”（Matter），而且认为朱子重伦理的倾向也与柏拉图一致。可见，卜德的英译已是基于比较哲学的跨文化再诠释，其关注点自然也落在了朱学与西哲的互相参照和比较上。更有甚者，卜德（Bodde 1942:51）还特别指出，“朱熹哲学尽管以伦理为最终旨趣，但他将逻辑与伦理融于一‘理’，这一做法十分可贵”，试图以此反思西哲鲜明的逻辑特色。

二卜的英译将朱学以参照的形式带入英语世界，二人以西释朱的译本成为许多西方学者研究朱学的蓝本，并在西方不断催生对朱学的参照性研究。

3.2以西释朱期的朱学研究

20世纪20年代以后，国际汉学中心逐渐移至美国，美国学者开始借助二卜的译本研究朱学，不过目的不是了解朱子思想，而是以其为参照化解西方精神危机。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霍金（W.E.Hocking,1873-1966）和李约瑟（J.T.M.Needham,1900-1995）。

3.2.1霍金的研究

1936年，哈佛大学哲学系主任霍金在《哈佛亚洲研究》发表《朱熹的知识论》（Chu Hsi’s theory of knowledge），比较朱学与康德、柏格森等人思想的异同，认为朱熹哲学尽管没有明确谈及民主，但其倡导的“人性本善，人人皆可为圣”等观点却呼应了其中最根本的平等原则，试图借此找寻真正推动民主进程的真理（Hocking 1936:127）。

3.2.2李约瑟的研究

1956年，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2卷《科学思想史》（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中也论及朱子思想，并通过与怀特海和莱布尼兹哲学思想进行类比，发现朱熹将最高伦理与自然界融合为有机体，因而将朱子哲学界定为“有机论哲学”（the philosophy of organism），强调其与自然科学的一致性（Needham 1956:490-493），并断言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得益于周敦颐、朱熹等人的思想（同上：505）。总体而言，李约瑟的研究从科学入手，旨在从中挖掘科学要素以观照现代科学的发展。

综上，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者2发现了朱子思想的哲学参照价值，开始系统译介朱子哲学，并将之与斯宾诺沙、莱布尼兹等的西方哲学比较，只是目的不在朱学本身，而在其对西方哲学的参照价值，他们试图通过对朱学的译介强化对自身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的认同。

4.以朱释朱期（20世纪下半叶）：为北美新儒学运动提供催化剂

以西释朱期的朱学译介因过分强调比较而忽略朱子思想本身，致使朱学的真义难以彰显。为此，20世纪中期，北美“儒家拓荒人”陈荣捷试图改变这一局面，以朱学的精髓译介朱学体系，还朱学以本来面目，从而开创了以朱释朱的英译模式，关注的焦点也从朱子哲学的理论内核向外延伸到朱学的方方面面。

4.1以朱释朱期的朱学英译

以朱释朱期的到来得益于陈荣捷对朱学的系统译介。陈荣捷不仅系统翻译了朱熹的哲学思想，更翻译了以周敦颐、张载、二程等一线贯之的《近思录》，纵向阐明了朱子思想的来源，并关注到了朱学的其他方面。继陈荣捷后，惠腾邦（A.J.Wittenborn）、贾德讷（D.K.Gardner）、伊沛霞（P.B.Ebrey）等也相继出版朱学译著，使朱学英译呈现出多维度、集大成的特征。

4.1.1陈荣捷的英译

陈荣捷为朱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对朱学的译介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1939年，他初到美国任教时便与摩尔（C.A.Moore,1901-1967）合办东西方哲学家会议，首次介绍朱学。1960年，与狄百瑞（W.T.de Bary,1919-2017)3合编《中国传统诸源》（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摘译了《全书》关于理气、太极等内容的数十个段落。1963年出版译著《中国哲学文献选编》（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其中第34章《集大成者朱熹》（The great synthesis in Chu Hsi）除翻译朱熹四篇重要哲学短文外，还选译了《全书》中的147条语录，系统呈现了朱熹哲学，并断言“朱学赋予了儒学新的内涵”（Chan 1963:588）。1967年完整翻译朱熹和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不仅包含了原作的622条语录，还从《朱子文集》、《朱子语类》等书中选译了280余条相关条目，各条目下附加215条宋明清以及日韩众注家的注解（见Chan 1967:xii-xiii），并附长篇引言介绍《近思录》中各语录的作者以及他译注的经过（同上：xvii-xli），还附有中国哲学术语翻译和《近思录》英译术语表等，内容十分丰富，为英语读者系统呈现了朱学的来源。

陈荣捷在翻译中基于自己对朱学文献的深入研究，从朱学深层话语出发，做到以朱释朱，最大程度地保留原作语体风格，还原原作思想。他所译题材广泛，内容详尽，为西方学界研究朱学提供了权威文本，推动了新儒学运动的深入开展。在其译介影响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先后开设朱学博士课程，定期举办朱学、宋学研讨会，使朱学英译和研究在北美忽发雄勃之势。

4.1.2惠腾邦的英译

惠腾邦在亚利桑那大学攻读博士时就开始专研朱学。1979年在博士论文中翻译了《续近思录》格物致知篇的第1至5章，并探讨了朱子“心”的概念的哲学涵义；1991年翻译了《续近思录》（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A Reader）的全部内容，不仅包含朱子理气、性理等哲学思想，更涉及朱熹家礼、政治等思想。不过，该译略去了原作中清人张伯行的注释，而仅将朱熹的语录译成英文，并以音译加注的方式保留了朱学术语的原始性，试图“通过此译尽量显现朱学的广博内容”（Wittenborn 1991:ix）。

4.1.3贾德讷的英译

贾德讷1990年出版译著《学会成为圣贤——〈朱子语类〉选译》（Learningto Be a Sage:Selections from the Conversations of Master Chu,Arranged Topically),从《朱子语类》第7-13章按主题选译了一些语录，不仅包含朱熹的工夫论哲学，而且涉及其经学思想。他在译序中明确指出，尽管《朱子语类》的语言是非正式的口语，理解难度大，但他尽力不以英语俚语对译，而是遵循原文风格（Gardner1990:85-86）。更值一提的是，该译花了数十页篇幅介绍朱熹生平及其思想形成的过程，试图为英语读者理解朱学提供丰富的文化语境。

4.1.4伊沛霞的英译

伊沛霞1991年翻译了黄瑞节在《朱子成书》（1305）中收录的《家礼》篇，并以《朱熹家礼：12世纪中国礼仪行为指南》（Chu Hsi’s Family Rituals:A Twelfth-Century Chinese Manual for the Performance of Cappings,Weddings,Funerals,andAncestral Rites）为题出版。伊沛霞在翻译时参考了陈荣捷的朱学译本，并试图借鉴陈荣捷以朱释朱的英译策略，还请陈荣捷帮助对照原文严格审校译文，试图“最大程度地还原朱熹家礼的文化内涵”（Ebrey 1991:x），并“透过朱熹家礼管窥中国历史中观念、礼仪、权力和社会生活的互相作用”（同上：xiv）。

相比以西释朱期，这一时期翻译的焦点已回到朱学思想本身，无论是翻译目的还是翻译策略，都能以朱学思想的内涵为出发点来进行考量，尽量做到以朱释朱，而且译著内容广泛，不仅系统涵盖了朱熹的哲学思想，还含括了其众多的其他兴趣，为朱学在英语世界的多元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4.2以朱释朱期的朱学研究

陈荣捷不仅系统翻译了朱熹著作，还对朱学展开了深入研究，发表了大量著论，不仅系统研究了朱熹哲学，更“将朱子的生平、日常行为、市井传说、朱学的后继发展与在欧美的传播等提升到与朱子哲学同样的高度展开探讨”（卢睿蓉2011:125），实现了朱学研究由“内在进路”到“外在进路”的深化和扩展。

4.2.1朱学研究的“内在进路”

内在进路是指从哲学思想内部阐释朱学的研究路径（同上：125）。继陈荣捷后，西方学者开始系统研究朱熹哲学，内容涉及理气论、心性论、工夫论等各方面，有力推动了朱学研究在英语世界的发展。比如，加得利西亚（D.Gedalecia）专注朱熹理气体用思想研究，1974年发表《体用初探——朱熹体用论发展研究》(Excursion into substance and function—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yung paradigmin Chu Hsi）；刘述先1978年发表《朱熹的心用哲学》（The function of mind in Chu Hsi’s philosophy），探讨朱子“心”的涵义；黄秀玑1978年发表《朱子理之道德性》（Chu Hsi’s ethical rationalism），系统阐释了朱子以“理”展开的理气论与心性论；艾周思（J.A.Adler)1984年完成博士论文《卜筮与哲学：朱熹对周易的理解》（Divination and Philosophy:Chu Hsi’s Understanding of the I-Ching），探讨朱子的易学思想。

4.2.2朱学研究的“外在进路”

外在进路是指从政治、历史等外围角度探讨朱熹思想的研究路径（同上：125）。20世纪下半叶，西方学界还将朱学研究扩展到其哲学以外的领域。

1）着眼朱学的政治历史因素。谢康伦（C.Schirokauer)1962年发表《朱熹的政治生涯：一个两难的问题》（Chu Hsi’s political career:A study in ambivalence），历述朱熹出仕入仕的经历；刘子健1973年发表《新儒学如何成为国家正统》（How did a neo-confucian school become the state orthodox?），探讨朱学成为正统的历史因素；赫格（J.W.Haeger)1975年出版《中国宋朝的危机与繁荣》（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考察朱子的政治生涯；田浩（H.C.Tillman)1992年出版《儒学话语与朱学的主流化》（Confucian Discourse and Chu Hsi’s Ascendancy），通过重构历史考察朱学的形成和发展。

2）关注朱子诗学。李祁1972年发表《诗人朱熹》（Chu Hsi the poet），探讨朱子的诗与文艺特色，其中还英译了数十首朱子的诗作；陈荣捷1975年发表《新儒学之诗》（Neo-confucian poems），认为“相比诗人，朱熹更是位哲学家”（Chan 1975:12），因而考察了朱子诗中的理学思想痕迹，并译诗四首。

3）探讨朱子经学。贾德讷1978年完成博士论文《宋代的经典：朱子对〈大学〉的诠释》（The Classics During the Sung:Chu Hs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Ta-Hsueh）后，开始钻研朱子经学，并于1986年出版《朱熹与大学：新儒家对于儒家经典的反思》（Chu Hsi and the Ta-Hsueh:Neo-Confucian Reflection on the Confucian Canon）。

4）关注朱学后继。白诗朗（J.H.Berthrong)1979年完成探讨朱子和陈淳思想的博士论文后，开始关注朱学后继。

“内在路径”与“外在路径”的交叉融合，使英语世界朱学研究视角不断扩大，范式不断融合，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局面。

总之，20世纪下半叶，朱学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研究蔚为大观4。陈荣捷等人的翻译为西方提供了权威的朱学研究文本，也因此开创了以朱释朱的朱学西传模式。这一阶段译介的目的不再是为了西方哲学，而是为朱学本身。以此为导向，朱学译介开始由简单比附走向系统多元，译者大都学养深厚，选材范围不断扩展，不仅深入朱学内核，而且广涉历史、诗学、阐释等外在因素，译介成果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显著提高，极大地推动了朱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并推动了北美新儒学运动的蓬勃发展。当然，这一时期的朱学译介仍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译介主力仍为华裔学者，二是传播范围仍局限于汉学研究圈，普通读者对朱学仍知之甚少。

5.现代诠释期（21世纪）：为解决时代问题提供新途径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缺乏类似陈荣捷这样的推动者，西方并未再有系统的朱学英译问世，仅有艾周思在2014年出版的《儒家之道的重建：朱熹对周敦颐思想的运用》（Reconstructing the Confucian Dao:Zhu Xi’s Appropriation of Zhou Dunyi）中对朱子《太极图说解》做过简要节译。不过，朱学英译虽已无上世纪的繁荣之势，但相关研究仍在继续5，且出现了两大新趋势。

5.1西方朱学译介的新趋势

新世纪以来，西方朱学译介开始展现时代意识。司马黛兰（2009:42）在梳理新世纪朱学研究趋势时发现“很奇怪，朱熹思想在自然、家庭、性别等研究中出现率特别高”，这看似不合常理的现象正是新世纪朱学英译时代意识的体现。比如，在特别关注生态问题的背景下，桑子敏雄（Kuwako Toshio）开始挖掘朱熹的自然思想，1998年发表《朱熹的环境关联哲学》（The philosophy of environmental correlation in Chu Hsi）；金永植（Yung Sik Kim)2000年出版《朱子的自然哲学》（The Natural Philosophy of Chu Hsi），以期从朱熹“人与自然不可分割、和谐统一”的自然观中找到解决生态问题的办法（Yung 2000:316）。在性别和身体研究兴盛的背景下，布朗宁（D.S.Browning)2006年在专著《世界宗教的性别、婚姻和家庭》（Sex,Marriage,and Family in World Religions）中探讨了朱熹对家庭和婚姻的态度。田浩2011年出版的论文集《旁观朱子学——略论宋代与现代的经济、教育、文化、哲学》，以及安靖如（S.C.Angle)2009和2012年出版的专著《圣境：新儒家哲学的当代意义》（Sagehood: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Neo-Confucian Philosophy）及《当代儒家政治哲学》（Contemporary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更是直接关联朱学与新时代的发展，解析朱学对当下社会的现实意义。新世纪，西方朱学译介秉持强烈的时代意识，以期找到解决时代问题的可行办法，朱学也因此成为西方解决时代问题的积极参与者。

5.2中国朱学译介的新趋势

中国学者积极投入朱学英译是新世纪以来的又一大新趋势。多年来，中国文化的对外译介几乎把重点都放在了先秦（潘文国2017:II）。为响应“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时代号召，国内近年来先后出版了王晓农等翻译的《〈朱子语类〉选》（2014）和《〈朱子语类〉选译》（2017）以及潘文国（2017）译注的傅惠生著《〈朱子全书〉及其传承》，标志着国内英语译介朱学的开端。傅惠生先以“大家写小书”的方式将朱学浓缩成几万字的简要专著，潘文国再将其译成英文，以通俗的语言引领读者全面了解朱熹“理气妙合”、“心统性情”等哲学思想和历史传承，力图借此引起海内外对朱学的关注。可见，中国新世纪的朱学英译试图走出象牙塔，成为中华文化传播的载体。

总之，新世纪的朱学英译尽管不复上世纪的繁荣之势，却已呈现出新时代意识。西方试图借助朱学为当代问题寻找新的解决路径，中国则期望通过朱学英译传播优秀文化，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互鉴。至此，朱学西传的时代意义得以凸显。

6.结语

朱学英语译介已走过二百多年历程，经历了传教士翻译、以西释朱、以朱释朱和现代诠释四个阶段。为推动朱学今后更加有效地向西传播，有必要总结其过去传播的特征，并思考这些特征带给我们的启示。

总体而言，朱学译介具有以下特征：1）时代性。朱学英译浸润在每个时代的变局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展现了时代变迁。传教士翻译期，朱学作为中国宇宙论的代表参与了传教士God译名的百年论争；以西释朱期，朱学作为西方哲学的参照，帮助西学丰富了思想内涵；以朱释朱期，朱学作为汉学研究的主角，推动了北美新儒学运动的蓬勃开展；现代诠释期，朱学作为时代的参与者，帮助解决时代问题，并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2）片面性。朱学在英语世界常被片面地呈现和小范围接受。一方面朱学文献英译为数甚少，尽管《近思录》、《朱子语类》等均有译本问世，但只能体现朱学的某些片段，完整体现朱熹思想的《朱子全书》尚未系统翻译，英语世界仍未能窥见朱学全貌；另一方面朱学过去二百年在英语世界的流行其实并不广泛。19世纪仅在传教士内部流传，20世纪仅限西方汉学界小范围讨论，21世纪走出象牙塔的尝试才刚刚起步。3）务实性。西方译介朱学体现的是实用主义目的，除20世纪下半叶陈荣捷等学者为真正推介朱学而译介外，其余的朱学译介都有明显的实用目的，试图从中寻找理据以为我用。

上述特征为我们进一步译介朱学提供了重要启示。时代性要求我们在未来的传播中必须清晰思考朱学在新时代的定位。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西文化交融互鉴的背景下，朱学不应只是西方汉学家用来研究的古代儒学，更应成为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思想资源。在这种定位下，朱学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片面性提醒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朱子典籍英译工作。要充分发挥朱学作用，必须首先为英语世界系统呈现朱学全貌。20世纪下半叶以朱释朱期朱学英译的繁荣也是由陈荣捷对朱学的系统译介带来的。因此，我们需要培养更专业的翻译团队，深刻领悟朱学精髓，以深厚的中西学术功底，系统英译《朱子全书》等文献，这样才能推动朱学英译下一个繁荣期的到来。务实性要求我们不能仅停留在解释朱学是什么，而要进一步探明朱学的普世价值及其在全球化时代的现实意义，并将其译介出去，这样才有助于朱学在英语世界更深入的传播和接受，从而进一步促进中西文明对话，推动世界文明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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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虽然利玛窦等早在16世纪便已开启“东学西渐”历史，且据朱谦之(2006:201)考证，朱熹的名字也早在1741年前便已出现在英文文献中，但由于耶稣会士发现，程朱理学不仅违背了儒学初衷，而且已从对经书的注释中发展出了一种可与基督创世观念相竞争的宇宙哲学(孟德卫2010:47)，于是将朱学视为“正统儒学的异端”加以抑制(朱谦之2006:200)，致使其在19世纪新教传教士到来前在英语世界一直处于沉寂状态。
 
2.除正文提到的学者外，1950年卡拉汉(P.E.Callahan)还曾发表《朱熹与圣多玛斯之比较》(Chu Hsi and St.Thomas:A comparison)，只是通篇所论以圣多玛斯为主；1959年俞检身(David C.Yu)完成了关于朱熹与怀特海比较研究的博士论文，但其关注的焦点亦非朱熹。
 
3.狄百瑞也曾对朱熹开展过研究，但仍沿用“以西释朱”的做法，他研究朱熹“克己复礼”等思想的目的都是为了在朱学中发掘西方的自由主义精神(卢睿蓉2011:125)。
 
4.当然，该阶段仍有学者从比较哲学视角译介朱学，其中以白诗朗最典型，他于1998年出版《论创造性：朱熹、怀特海与南乐山的比较》(Concerning Creativity:A Comparison of Chu Hsi,Whitehead,and Neville)。
 
5.一方面上世纪活跃的学者仍不断推出新成果，如贾德讷完善了朱子经学研究；另一方面，秦家懿、利维(M.A.Levey)、区建铭、哈特曼(C.Hartman)、李明辉、琼斯(D.Jones)、马克姆(J.Makeham)等新生力量也不断对朱学由内至外进行探索，继续推动朱学在英语世界的深入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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