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魏县“德孝治县”背后逻辑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2011年01月24日

　　国家级贫困县河北魏县的“德孝治县”施政理念和“不提拔不孝官员”的考核标准，引发舆论“围观”。

　　以现代版“举孝廉”、“道德法庭”、道德文化公园等为主体的德孝工程正在改变魏县的风貌。但这些在部分当地官员眼中“不打粮”的活儿，其实效仍被质疑。

　　“德孝治县”的背后逻辑

　　□本报记者徐秋颖　发自河北魏县

　　河北魏县县委大楼4层，只有宣传部新闻报道科的门是一直开着的，不断有人进进出出。即使是周末，这里也异常“热闹”。

　　刚刚履新的新闻报道科科长王德峰，亲自上阵干活，整理材料、分门别类，最后装进档案盒中。过两天，他将把这些材料送往邯郸市委宣传部，接受年终审查。

　　除此之外，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也令他略显疲惫。

　　魏县县委书记齐景海提出的“德孝治县”的施政理念和“不提拔不孝官员”的考核标准，在2010年年末经媒体报道后，将这个有“鸭梨之乡”之称的国家级贫困县推向了舆论漩涡。

　　新年伊始，对于突如其来的围观，当地官员三缄其口，他们的表现更像是处理一起事故。此时，县委书记齐景海携四套班子正忙碌于京、省、市的年终老乡会。

　　显然，他并不能置身事外。备受争议的干部德孝考核机制，将“德孝”与干部的荣辱、升迁挂钩，使之成为直接决定官员命运的考核标准，犹如现代版的“举孝廉”，此举被质疑是“人治”的表现。

　　“举孝廉”

　　中国传统文化以孝治天下，“举孝廉”则是汉代发现和培养官吏预备人选的一种方法。于是，有“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一说，考察官吏最注重其是否恪守孝道尊重父母。

　　因推举的官员往往被世家大族所垄断，作假成风，以至魏晋之后，被相对公平的科举制度而取代。如今，“举孝廉”又成为干部选拔模式的一种创新形式出现。

　　负责推动“德孝工程”的魏县文明办主任孙冰波介绍，这仅是“德孝工程”的一部分，始自2008年6月，由书记齐景海提出，最终以《中共魏县县委关于在全县城乡开展“德孝工程”创建活动的安排意见》文件形式予以明确。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决议自始至终没有出现不同声音。在当地官员的口中，齐景海显然是以身作则的孝子，在前不久第四届全国敬老主题教育活动表彰会议中，被评为“全国孝亲敬老之星”。

　　据中新网报道，2009年，全县村“两委”换届时，齐景海明确要求，不孝敬父母的人不准进村“两委”班子，提拔干部必须有父母(岳父母或公婆)的德孝意见证明，无德不孝的人一律不予考虑。

　　这并不罕见，与魏县相邻的河北大名县从2003年开始将“两看、两制、四守”作为选拔干部的重要标准。在干部选拔中，除了按规定的各项必考内容进行考察外，孝敬父母、善待配偶、和睦乡邻等也纳入考核范围。

　　此后，相继有湖南邵阳市、河南长垣县、山西河津市、甘肃金昌市等地曾经出台过类似规定，亦有地方政府推出“放假尽孝”措施：每逢家中父母、岳父母生日，党政干部必须休假一天，回家陪伴父母、岳父母过好生日。

　　孙冰波表示，魏县推行“德孝工程”并非借鉴他地经验。

　　“负责干部考核的组织部将对提拔官员的父母、岳父母以及街坊邻居进行调查，不孝顺者将被‘一票否决’，并会建立‘干部德孝行为’管理档案。”

　　魏县宣传部的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已有3名科级干部、8名股级干部，因德孝行为有瑕疵未被重用。

　　魏县还在各机关单位建立并完善“个人德孝行为”管理档案，把德孝情况作为晋级评先的重要依据。确定了不孝亲敬老的干部不提拔、不重用、不晋级。目前，已建立“干部德孝行为”管理档案3600余份。

　　组织部与宣传部多次交涉后，以年终考核、工作繁忙为由不接受采访，对于记者要求查看“个人德孝行为”管理档案予以拒绝。

　　“在乡镇，践行‘德孝工程’的举措主要是标语宣传，对于老人反映孩子不孝行为问题，必须进行调查，至于干部的‘个人德孝行为’管理档案尚在建立中。”东代固乡乡长王纪永介绍，此地距离县城东北部2.5公里，也是魏县鸭梨的主产区，乡政府后面的移动信号塔上，“梨乡水城”的霓虹灯高高挂起。

　　“道德法庭”

　　除此之外，东代固乡最引人注目的举措，当属率先建立“道德法庭”。

　　在东代固乡乡人大主席赵国普看来，法治社会中，“不违法不犯法的事没法处理”，正是“道德法庭”建立的初衷。

　　据悉，在全县基层司法所建立的“道德法庭”，试图将一些有悖伦理、不尽瞻养义务的行为，通过“道德法庭”进行评议和调解，并吸收各村有名望的社会贤达人士组成道德合议庭，对道德案件进行评判。

　　2010年2月，基于县委倡导建设“德孝工程”的号召，东代固乡在一次乡镇人大代表会议上决定成立“道德法庭”。

　　东代固乡书记刘忠良积极表示自己担当“道德法庭庭长”，民政所所长、县人大代表组成“陪审员”队伍。

　　3个月后，2010年5月9日，大约百十人聚集在乡镇大院，在毛主席挥手致意的雕塑前，“道德法庭”第一次“开庭”。

　　“你们谁不说实话，毛主席一掌糊(拍)死你。”赵国普回忆起当时情景，还颇为激动。

　　赵国普口中的“你们”是来自翟小庄的翟氏兄弟。4年前，兄弟二人因争地结下梁子，后因对父母不孝被当地媒体报道。自始至终，这段争执从乡里到县里都未曾解决。

　　于是，赵国普提议“群众公论”。这天正是母亲节，天气不错，乡里的秧歌队也来助阵，“东代固乡‘德孝工程’个案听证会”的红色横幅高高挂起，敲锣打鼓声中，“开庭”了。

　　毛主席雕塑前是主席台，有5位主持人，对面则是来自七里八乡的群众，他们在前一天从大队干部那里得到“开庭”消息。主席台两边兄弟两家各有3个当事人，发言顺序和发言时间主持人都给予规定。

　　起初，主持人念了一篇《儿子，谢谢你如此宠我爱我》的文章，会场安静。“拿出你对孩子的三分之一，你就是大孝子。”主持人的手随着声调起伏上下挥舞。

　　“你哥就是你的左膀，你弟就是你的右臂，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们弟兄俩也得和谐。”于是，“和谐”成了此次会议的目的。

　　兄弟二人在“陈述事实”中仍有冲突，弟弟诉说有关父亲在县中医院住院，大哥不管一事，双方再次发生争吵，主持人拿起鼓槌，“咚”一声，将大哥的插言打断。

　　接下来群众进行道德评议，可谓重头戏，也是赵国普所言的舆论谴责。相对村干部的发言，群众的话语更趋于指责和质问，“你们来这觉得好看？”“你们来这给你们的娘丢人，一辈传一辈，一辈不如一辈。”

　　会终之时，翟氏兄弟检讨错误，翟弟媳始终两个胳膊在胸前交叉着，眼睛看着左下方，不时瞟一眼自己的丈夫，嘴里嘟囔着：“你说这事过去了，我可没说。”

　　当赵国普抓起两兄弟的手，“首先感谢乡里的村民代表提出的宝贵意见，握个手，鞠个躬。”手最终也没握，看起来弟弟还有些不情愿。

　　“最后两人不吭气了，也不闹了。”赵国普说，“道德法庭没再召开过，(争执双方)宁愿受点屈，也都不愿意开。”

　　“道德法庭”作为“德孝工程”在乡镇一级中最为直观的表现形式，很快东代固乡作为县委宣传的典型试点，成为各个乡镇学习的范本。

　　“全城总动员”

　　官方描述中“道德法庭”成果卓著，在《魏县开展“品德行重孝道”系列创建活动促进文明素质提升》一文中提及，一年多来“道德法庭”共调解各类纠纷和不孝道德案件560多起，有效地化解了家庭和邻里矛盾。

　　由此可见，“道德法庭”已成为当地基层干部解决矛盾的主要手段之一。

　　当然，这在当地官员看来，“举孝廉”与“道德法庭”仅是整个“德孝工程”的两个组成部分。

　　“城乡共同参与的‘孝贤媳妇晒被子’活动将范围扩至8镇12村。”王德峰对此项活动津津乐道。

　　在书记齐景海提议下，魏县还开展了“十大孝亲敬老之星”和“十大孝贤媳妇”评选活动，并亲自把奖牌和洗衣机等奖品送到获奖者家中。

　　他还以孝道为切入点：在全县开展全民教育，颁布了《魏县全民教育大纲》，开展全民教育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活动。

　　据中新网报道，齐景海酝酿投资5000万元，建一处现代化养老机构，让革命功臣、五保老人住上全县最好的房子、享受最优质的服务。

　　当地政府将学校也作为德孝宣传的主要阵地，不过在教师马雨田(化名)就职的小学，有关“德孝工程”的印象仅来自于2010年9月开学时宣传德孝的黑板报，“一个星期不许擦”。

　　如今，赞誉和争议并存的是，县城郊区已颇具规模的道德文化公园。其中位于魏县西大门的神龟驮城文化公园占地两万平方米，巨大的石门下四周环水，开着电动三轮车来遛弯的西南汶村王师傅指着白色的抽水管道说，“湖中的水一部分来自地下。”

　　不远处的勤政源公园，原来的臭水沟和部分梨树林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结冰的湖面。魏县人士郭伟对公园建成的实际意义表示怀疑，公园大多离县城较远，很难成为居民的休闲场所。

　　时至今日，同期建设的益民山、礼贤台等一批德孝文化主题公园，都已成为魏县标志性建筑。据《城市建设》报道，这个财政收入不足两亿的贫困县，“梨乡水城”建设工程，总投资12.66亿元。

　　这股建设潮流并未有所收敛，现已延伸至县城附近的乡村，在距离县城7公里处，院堡乡东11层的村民住宅楼即将拔地而起。

　　如今魏县县城，与往年的冬天相比，大有不同。每晚5点半左右，整个县城将被灯海点亮。街道、公园、广场节日气氛浓烈，这只是魏县习以为常的一个夜晚。

　　变化往往是急骤和短促的。魏县改头换面，仅仅两年时间，整个城区扩大3倍，一个没有自然河流的县城如今拥有40余公里的环城水系，俨然已被塑造成当地政府口中宣扬的“梨乡水城”。

　　当然，当地官员对此甚是高调，借助河北省三年大变样的规划，魏县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改变县城的传统印象。如今它的马路宽大、整洁，就连城郊北环高速公路上的灯杆都荧光闪烁，尚未改变的或许是当地种植千年的鸭梨和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

　　漩涡

　　这些浩大的工程当然都离不开县里一把手——魏县县委书记齐景海的宏图远略。无法否认，在这个90万人口的河北第一人口大县，他始终都是一个不能忽略的角色。

　　齐景海早年曾做过打井工人，2003年8月起至今历任魏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政府党组书记，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书记不在家，没人敢说话。”

　　当然，也有官员认为，齐书记比较实干，两年干了三年的事，其中“德孝工程”做的是“不打粮”(不能立竿见影)的活儿。

　　即便称之为“不打粮”的“德孝工程”，最终还是以强势的姿态走进公众视野。

　　2010年8月12日，《邯郸日报》4版以《德孝之花香飘梨乡水城——魏县“德孝工程”工作综述》为题，用一个整版的篇幅，报道魏县实施“德孝工程”、助力梨乡水城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专版同时刊发县委书记齐景海、政府县长殷立君的署名文章《弘扬德孝精神提高干部素质》。

　　当天，邯郸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贾永清在专版上作出重要批示：“魏县开展‘德孝工程’的做法，令人鼓舞，给人启示。请市文明办认真总结魏县的做法，向全市推广这样的工作方法。”

　　邯郸市文明办领导表示：一是将以《精神文明建设简报》的形式，对魏县“德孝工程”创建工作在全市范围内予以推广。二是组织市内主流媒体对魏县“德孝工程”创建工作进行集中采访报道。三是近期拟在魏县召开一次全市现场经验交流会。

　　但是，魏县之举，之于现实，早已被多方解读。质疑声音并不鲜见，“道德底线，怎能做提拔标准？”

　　《华商晨报》评论称，对官员考核尚需防止陷入一种泛道德化的误区。这种误区来自于对现代官员认识上的不清，现代官员之所以去做官，不是为了去践行个人道德，而是为了服务大众。

　　其中“德孝考核”仍难免被诟病——行政越界。有人提出，官员是否孝顺与干部选拔分属不同领域，理应公私分明。

　　《燕赵都市网》介绍，时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任玉岭曾在1998年提出一个提案——加强全社会的道德建设工程。他认为，当前官员干部的腐败现象与社会道德滑落分不开，应该加强全社会道德建设。

　　在提拔干部上，应该重视道德水平，但对“德孝考核”进行一票否决并不赞成，应对干部任用考核进行综合治理。德孝证明也可以造假，最重要的考核是应当通过群众的眼光来了解。

　　孙冰波表示，魏县如今对于干部的“德孝考核”尚无量化指标。尽管有质疑的声音，魏县还是会坚持做下去。

　　最近一段时间，马雨田听说，县里七部委将向北移。一位当地官员称，魏县正在积极准备提格，也许不久的将来，魏县将有一个更为气魄的名字——魏州市。

　　变化或许才刚刚开始。

任何一个法治国家的特点都不是寄希望于道德的个人，而是寄希望于道德的制度或结构。道德要真正发挥效力，就必须法律化。

“只有法律才能真正实现道德”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伦理研究室主任甘绍平

2011年01月24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本报记者徐秋颖　发自北京

　　道德的局限性

　　记者：河北魏县县委书记齐景海说：“一个连亲生父母都不孝顺的人，怎能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决不能让不孝敬父母的人得到提拔重用！”您赞同他所言吗？这种推论是否正确？

　　甘绍平：书记的说法不能说完全不对，但应注意不要将适用范围有限的自然道德提升为适用范围广阔的一般伦理规范。

　　对父母不孝顺，若不是出于某种特殊的理由(如曾经受到变态父母的虐待)，应当是不正常的。但孝道只是一种自然道德——由血亲关系决定的道德，这是人的本能，不需要去论证的，同时也是层次比较低的，适用范围相当有限。在现代社会，作为自然道德的孝道不是不应存在，而是不能成为社会核心的道德规范。

　　因为在社会这个宏大领域，起决定作用的道德规范是不伤害他人、公平公正、自由与自主、关爱与责任、尊重人权等。这些都是普遍适用的伦理原则或道德规范。它们能够将完全不同文化共同体的人群相互联系在一起，能够为各种族群、民族与国家的大众所认同。

　　记者：河北魏县已有11名干部，由于德孝行为有瑕疵未被重用。这种“一票否决”的形式，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争议，这是什么原因？

　　甘绍平：现代道德的起点不是善和恶，而是有选择的权利。自然道德基本没有选择的余地，父母生了我，这是无法选择的。但当人进入社会以后，犹如一个独立原子个体，是有权利来选择怎么做——我可以上天堂也可以下地狱。

　　适用范围有限的自然道德与适用范围广阔的一般伦理规范之间是有区别的，而且还可能出现冲突(古时就有忠孝难两全的说法)。如果干部的决定合乎社会公正的要求但不合父母的意愿，那么能够因该干部“不孝”而惩罚他吗？

　　这根本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贪官也可能是孝子。这是最关键的问题，也是引起争议核心之处。

　　记者：在当地乡镇中，“道德法庭”这种曾被否定过的形式如今被重新提出，而且被作为典型进行推广，您如何看待“道德法庭”的利弊？

　　甘绍平：一般而言，道德的实现途径有三：社会舆论、制度框架、个人信念。就社会舆论而言，道德的作用无可争议，尤其是在网络时代。如果我没有理解错，“道德法庭”可能最接近于“社会舆论”的范畴。但不同于允许各种观点自由表达的社会舆论，道德法庭的问题在于似乎垄断了道德正确的制高点。这就有点危险。现代社会的特征是价值观念多元化，如果不以法律为标准，我们很难说哪些东西是道德的，哪些不道德。而那些自认为自己道德绝对正确者往往并不掌握道德真理。如果他违法了，用法律来惩罚他。但把他在道德层面搞臭，类似以前的批斗会。所以，具有极大判断随意性的“道德法庭”不应是社会所期待的。

　　选拔与选举

　　记者：河北魏县提出的“以德治县”和“不提拔不孝干部”并非孤例，近年很多县一级的地方都实行过，比如甘肃金昌市、山西河津市、河南长垣县等等，您怎么看这类现象，有没有深层次的原因？

　　甘绍平：我赞同依法治国。“以德治县”体现了人治的考量。所谓德治就是人治，其全部着眼点在于寄希望于有道德的人。这意味着，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品行端正的好人。社会的整体道德质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取决于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准。

　　这里有两个问题无法解决。首先，在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单纯的道德呼吁显然根本就产生不了应有的强制作用，无法形成一种切实的约束力。

　　其次，更糟糕的是，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里，人的行为动机已成为一个政府不可以也无法掌控的领域，再好的品质，也不能强加于人。

　　总而言之，道德不是讲出来的，更不是讲得越多就越好。道德讲多了反倒会产生说教疲倦，从而使社会陷入不仅缺乏品德，而且也缺乏品德得以发扬的智慧的怪圈。对于有道德的人，社会只能期望，而不能指望。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制度，使其不得不按照规则来，限制人本能无度的膨胀。

　　道德必须法律化

　　记者：孔子主张政治上实行德治，这种思想基本上贯穿中国的古代封建统治。新中国成立后，强烈的政治运动给社会道德标准打上了浓厚的阶级色彩，而决策层对于道德的把握也多是基于政治的考虑。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其影响也就逐渐地淡化。但近年来，出现“国学热”、“新儒家”、“传统文化热”，到现在的“孔子归来”，您怎么评价这种现象？

　　甘绍平：我国在全球建立孔子学院，目的是为了推广中国文化。但在通过孔子学院向外推广的中国文化中，并没有形成一种具有国际竞争力和感召力的价值硬核——农耕时期的文明很难和工业文明相抗衡。国际主流价值观的核心理念当然是包含人权与民主。而人权并不具备东方文化直接的历史渊源，这正是我们文化崛起过程中必然遇到的一个重大困惑。

　　思想观念的转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同时还需要一个推动，允许各种思想、声音争辩交锋，继而有竞争力的思想能够出现。当下社会处于一个转型期，作为底线的法制没有完备，高要求的道德，又看不见摸不着，从而导致一种无序状态。

　　记者：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有过一个论述，他认为“以道德代替法律”是传统中国政治治理的一大顽疾，严重阻碍中国法律精神与契约意识的成长，因此宋代以来迅速落后于西方。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

　　甘绍平：我同意。只有法律才能真正实现道德。任何一个法治国家的特点都不是寄希望于道德的个人，而是寄希望于道德的制度或结构。这种态度表明，道德要真正发挥效力，就必须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而转变成为公民的意志，也就是以法规的形式对整个社会产生约束力。换言之，道德必须法律化。

　　从道德的合法性来看，传统社会，何为道德，由圣贤说了算。而在民主社会，应由当事人本身确定。法律经过民主程序制定，它是一种共同的道德意志的体现。

　　从道德的效应来看，政府无法支配人的行为动机，但能够控制人的行为结果。道德法律化的效果是：大家都不得不守法，而守法就是守道德。政府虽然并不知道人们出于何种动机守法，是因为心善而守法，还是因为怕受惩罚而守法，但是人们守法的结果却是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全面提升(在德国，见死不救可以判刑一年，盗窃自行车可以判刑三年的刑法规定即是其法律力度的体现)。

　　最终，制度与结构成了人们活动的出发点，这出发点是按照某种道德要求塑造起来的，道德要求在制度和结构中作为规则、习惯被固定了下来。在一个范围无限广阔和结构高度复杂的社会里，道德的法律化自然显示出强大的竞争力，比起德性论所推崇的那种传统道德的运行模式强大得多。

　　人权与民主

　　记者：缩小到当代政治领域来说，早在2004年，就有人向人大提交了“招收、聘用、晋升公务员、领导干部，必须审查其孝敬、赡养父母情况，并以此作为衡量审查其品行是否端正的第一前提”的立法建议。2005年全国两会，有政协委员再次呼吁把是否孝敬父母纳入干部考核体系。由此看来，此类措施的支持者同样不在少数，社会道德标准应该是怎样的？另外一种声音是，这正体现了社会转型时期道德的滑坡。您认为，中国未来社会道德会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

　　甘绍平：如果问什么是道德，答案是非常多的，伊斯兰有伊斯兰道德，儒家有儒家道德，佛家又是另一个标准，所以有种说法叫道德相对主义。在以前婚前同居是不道德的，而现在社会已经接受了，所以道德还是变化的。

　　我认为，一个法治社会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一定与人权有关。这也是2004年我国人权入宪最重要的意义之所在。我们谈道德如何避免随意？那就是要以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唯一的道德共识为价值基准。这个唯一为全球认可的道德共识就是人权。

　　对于东方文化，这恰恰是弱项——以义务为本位，不是以权利为本位。将来的发展趋势一定是这样。就像电脑，不能说它来自西方，就坚持用算盘。到中国，改造了输入法，但本质没有改变，人权亦是如此。

　　我不认为是道德滑坡，还是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转换的阶段，道德出现一些问题是很正常的。

　　中国的道德问题要彻底进行一次清理才有希望，其实并不困难。这一点，日本是最好的榜样。在日本，法律很严密，日本人认为好的东西就去学习，以一种敬畏之心，不是只有我祖先的东西才值得学，没有那样一种狭隘心，而中国传统的包袱太重了。我和一些学者也有争论，有人说要将人权和儒家结合在一起，我认为没法结合，不是一回事，怎么也融不进去。

　　记者：那么，您怎么看待中国传统道德和现代民主的关系？

　　甘绍平：人权与民主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的东西。中国传统社会一直都是臣民社会，臣民的权益、需求、意愿与价值都不可能得到应有的尊重。我们今天要构建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最根本的特征，就在于它是突出每一位作为个体的公民的民主社会。任何一种与每位公民相涉的社会行为方案的设计与实施，都要以公民的自主意识的认可为前提。

　　民主是一种组织形式，即人民的自我决定与自我统治的形式。民主程序虽从表面上讲完全是价值中立的，然而从深层次上看却体现了自主性、自我决定这一最基本的道德内涵。

　　当然，以“多数决”为特征的单纯的民主程序固然无法保障其决策的“道德质量”，但人们完全可以通过诸“公共领域”制约机制的建构，来激发民主决策伦理内涵的提升，增强其“公正度”。

　　历史经验证明：除了民主之外，人们再无更好的选择，这就迫使我们在享有民主的同时，也必须容忍它的局限性，并不得拒绝这样一种认知：单纯的民主程序的首要任务或许并不在于营建一个绝对公正完美的王国，而在于为公民社会内部矛盾与冲突的解决开辟道路。

　　正方

　　“德孝”与升迁挂钩有约束力

　　我支持魏县这样的做法，但是中间不能忽视一些“细节”问题。孝不孝顺父母？如何评价？由谁来评价？当然可以肯定一点，绝对不能让自己来评价自己，那样评价结果绝对不准。当地政府能不能成立一个完全独立的调查机构，深入到家庭内部、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中间去呢？

　　衡阳广电网“晓刘点评”

　　对于孝不孝敬父母问题，如果仅将其列为道德范畴，靠舆论来调节，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而把它与干部的荣辱、升迁挂钩，就会形成巨大的约束力。虽然一个孝敬父母的人，不一定就有博爱的胸怀，但一个不孝敬父母的人肯定不会爱人民。------网友ha ndanngq

　　“德孝治县”的理念我认为既非常可行，也十分必要，但我认为这个制度还应该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应该将这一条写入国家的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应该制定更加科学的德孝考核办法，应该让更多民众参与进来进行评审。--------　网友xingnanwx

　　反方

　　防止陷入泛道德化误区

　　公众需要的是孝子还是拥有权力伦理的官员？如果这个问题被故意遮蔽或忽视，就掉进了把官员私德和公德混为一谈的陷阱中，也根本不可能形成良好导向。

　　人民网记者常红

　　靠所谓的道德提拔干部，孝顺自己父母的人未必会尊重别人的父母，尤其是利益当头时，那些人只会给自己的父母、亲属开绿灯。

　　网友lisexianrenz

　　对官员考核需防止陷入一种泛道德化的误区。这种误区来自于对现代官员认识上的不清。现代官员之所以去做官，不是为了去践行个人道德，而是为了服务大众。

　　《华商晨报》刘兴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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