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陈壁生“文明史与解经学”讲座综述

来源：“钦明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五月廿七日辛酉

          耶稣2020年7月17日

四川大学儒家哲学“云切磋班”

【主讲】陈壁生

【主题】文明史与解经学：经学发展的两个方向

2020年7月12日晚，由四川大学儒家哲学方向主办的“云切磋班”举办了首期线上讲座，邀请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陈壁生教授作为主讲，主题为“文明史与解经学：经学发展的两个方向”。四川大学的曾海军老师作为“云切磋班”的发起人与本期主持，首先为大家介绍了发起“云切磋班”的初衷，旨在为儒家哲学方向的老师、在读生及毕业生，提供一个继续相互切磋的线上平台，并同时面向社会开放。

经学研究的十年回顾

经学研究成为典型现象是近十年才发生的事情，陈老师首先对近十年来的经学研究进行了回顾。经学研究的复兴，其基本背景是对“中西”与“古今”问题的根本性调整。经由整理国故运动之后，学术研究中普遍把中西问题理解为古今问题，中国变成“历史”。典型者如胡适，他将国学理解为国故学，中国传统都是一堆散漫材料，要用西学的眼光来整理这些材料。这样理解的问题在于无法真正地面对中国问题本身。而在近十几年来，中国学界重新理解这一问题的过程中，重新调整这种关系，还原中西问题，也还原古今问题。一旦中西问题是中西问题，第一个追问就是：所谓的中国，到底是什么？五四以来的学术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不需要追问这个问题，因为未来已经是西方，所以就中西问题已经消解在古今问题里面，不需要考虑中国是什么。因此，经学研究兴起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即出于深入理解中国的需要。

十多年来，经学研究的表现大概可以从五个方面说。

第一个是“大陆新儒家”的兴起。大陆新儒学的一部分，与经学的兴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第二个是基于经学意识的专门著作大量出现。比如《春秋公羊学史》等等。现在的经学史写作与以前的学术史做法有很大差别。简单来说，学术史是自胡适提出“国学”概念之后演变出来的一种体裁，主要思路是将中国古代的书籍以书名为标准分门别类，而最终通常表现为某一部书的通史或者断代史。但如果在经学的视角中，一部经书的历史，其实是其经学问题、观念演变的历史，对经学史的梳理是经学研究，而不是学术史整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个是经学与历史的互动问题。也即，关注重要的历史事件，更需要关注主导这些历史事件的人的思想。比如陈苏镇教授在《〈春秋〉与“汉道”》一书中，将政治史与其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政治文化相关联，就是比较值得借鉴的历史研究。又比如董仲舒的《春秋决狱》，表面上是一本司法类典籍，但其间如何引经、如何决断都包含着异常复杂的问题，对研究者来说，如果不懂《春秋》也就不能看懂《春秋决狱》。这就意味着，虽然有一些思想理论并不完全进入历史，但它一直牵扯着历史的进展，成为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清末民初的历史研究也还比较注重经学与历史的互动，尤其关注制度史与礼学的密切关系，像王国维以礼制为基础写作《殷周制度论》，陈寅恪也大量讨论隋唐礼制来理解历史变迁。

第四个是“春秋学”与“礼学”的兴起。陈老师认为这一点或许是经学复兴中最重要的现象。传统学问对这两部经典的讨论，使这两部经具有了囊括、定义整个经学体系的能力。具体而言，《春秋》在经过董子和《公羊传》的解释后成为了与两汉今文经学密切相关的经典；另一方面，郑玄以礼注经，使礼学成为群经的基础。及至晚清，这两方面学问也是作为经学体系化的基础性学问，比如章太炎和康有为以《春秋》为基础，构建系统化的经学理论，而曹元弼则以《礼》为基础。

第五点是从人物研究上看，比如对于康有为、章太炎、廖平、皮锡瑞、曹元弼、张锡恭等人的研究都超过前人，有了突破性进展。

经学与文明史问题

在勾画了近十年经学研究的面貌后，陈老师讨论了经学与文明史的问题。这个问题关涉于中国何以成为中国？而其背后实际是“文明”的问题。那“文明”又是什么呢？在西方，“文明”的观念与“殖民主义”的兴起相关。西方既自视“文明”，又视殖民地为野蛮，那么“文明”就指脱离野蛮的一种状态。在中国，虽然没有宗教，但是有教化，而教化的基础就是“文明”；而像夷夏之辨、人禽之别，也都是垫定“文明”的基础性理论。那么，从经学的角度理解文明，就是要理解中国的秩序是如何构建起来的。反之，如果没有文明，也就没有中国，这样一个“中国”包含着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李源澄在《经学通论》中说：“经学成为吾国人之大宪章。”这个“大宪章”既指引国家理想、政治领域与其间得失，也贯穿私人生活、人物品评以及历律修订。经学为社会的种种方面提供依据，因此也可以说，这个“大宪章”塑造了整个中国文明。因此，中国问题的背后是秩序问题，而秩序的背后是对理想生活的理解。

以上是对经学与文明的一个整体理解。如果对这个问题做具体一些的阐释，可以以孔子为节点来展开讨论。对于孔子之前三代看法，不同的经学立场有着不同的认识，比如古文经学更认为三代是一个理想的秩序，三代之中又有家天下与公天下的差别，等等，又比如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将文明的起源追溯至周朝，周公通过丧服体制与宗法体制将天下凝结为一个道德整体，由此奠定了整个中国文明的根基。

在孔子之后，大概又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学术形态，它们分别对应着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由董仲舒开其端的两汉今文经学塑造着两汉的政治、社会以及生活；而汉唐之间的政治与古文经学有更为密切的联系，今文家的革命说就难以出现在这个时期，而《尚书》中的禅让更比反复作为工具进行操练。同时，这一时期也极重由郑玄所建构的贯穿六经的“礼学”。及至宋明，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成为了主导，理学家们通过提倡圣人可学而至，使理学成为了士大夫的精神支柱，并将儒学与政治作一种道德化的理解，具体表现在以祠堂、家礼、书院和乡约来对达成政治影响。以上三种是最主要的学术形态，而与之对应的三个历史阶段，则与这三种学术形态密切相关。所以，通过经学研究，可以更加深入的理解中国文明的演变，理解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将要走向何方。

经学史与解经学

既已说明经学与文明史的关系，更进一步就是经学内部的问题了，即经学史与解经学的问题。陈老师解释道，二者并非矛盾的概念，将经注贯穿起来，常常就是经学史。那么何为经学史？简单来说是，是对历代注释，及其思想功能的研究。所以经学史研究也是经学研究的组成部分。

其次，陈老师认为经学是一种“政治哲学”，并解释道，这里所说“政治哲学”并不是与“社会”相对，也不是与“经济、文化”相对。政治是对于人的存在状况的理解方式，也即人是如何在共同生活中存在的。因此也可以说，中国的所有学问都不出于“政治”之外，包括道家和佛家。

比如荀子认为惟有“人能群”而禽兽是“不能群”的，“群”的生存状况就是一种政治生存。又如在中国对文明的理解中，伏羲画八卦是文明的开端，因为有八卦，便有阴阳、夫妇、父子、尊卑等。

由上述例证可见，每个人都是与他人结合的存在，这样的“他人”并不仅仅限于身边人，更是尚未谋面的陌生人、是天下人。所以在儒家文明中，“家”、“国”、“天下”的观念是一有皆有、同时并存的，舍其一而失其全。

在人类生活经验中，人并不是单独存在的个体，也不仅是以血缘联结的宗族社群，人类社会是一个大的共同体，而经学本身就是对这种大共同体的生活方式的理解。在这一意义上说，理学也是经学的构成部分。

再次，是关于经学观念的现代应用的问题。陈老师举例说，比如赵汀阳老师讲“天下”观念，其理论本身包含着对大量经学问题的理解，这也让“天下”概念在当今社会能够重新“活”起来。要使传统观念真正在现代社会获得意义，有解释现代生活的力量，是极为困难的，赵汀阳老师对“天下”观念的重新诠释，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相比之下，像“家”“国”的观念却仍无法有这样的解释的力量。

展望：何谓经学研究？

在最后部分，陈老师对经学研究进行了展望。一方面再次强调了经学研究有别于经书研究：对经书做一种文献式的整理，这是经书研究；而经学研究与“学”相关，是围绕着经书展开的学问。学者通过研读注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古代”立场。另一方面提示我们经学研究有自身的“内在”问题。一些基本的经学观念，如亲亲尊尊、文质、三统，等等，这些观念与经书紧密相关，但有时候并不以一种鲜明的思想面貌呈现，所以对这些观念的研究有时候会特别的艰难。从积极的一面来说，正是因为这些观念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也使它们成为有待开拓的新领域。

问答环节

陈老师发言过后，曾老师进行了简短的点评，并邀请丁老师首先与陈老师对话。随即，屏幕中出现了丁老师，带着按捺不住的喜悦之情。丁老师回忆了与陈老师相识、交往的种种经过，至此时正好一整个十年了。又提到陈老师每每来川大讲学，对这边同学无不有感动兴发之效。随后两位老师就讲座内容进行了一番“切磋”。首先，丁老师认为理学虽然可以说是政治哲学，但主要是一种道德哲学，而道德哲学是政治哲学的基础。随后，丁老师就着讲座内容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西古今的问题。从胡适以来把中西问题措置成古今问题，如果有人反过来以古今为中西，应当如何回应？为更加具体，丁老师引用了陈老师在讲座中的两处表达，第一处说，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走的是两条道路；第二处说，经学研究需要强调古代立场。从这两处表达可以理解陈老师提出的古代立场是对文明源头以及经典本位的注重。那么这样一种古代立场是否会反过来强化以古今为中西的措置呢？第二个问题，“文明史”和“解经学”这两种路径如何与传统中的经学方式相承接？能不能说“文明史”的路径是古文经学的接续，而“解经学”是否表现出今文经学的性格呢？另外，《春秋》而成为“公羊学”，“三礼”而成为“周礼学”，其中意味着什么？比如陈老师说《公羊》代表《春秋》成为群经之首，那么反过来，《诗》《书》《易》对于奠定经学根基的作用是尚待开发的，还是终究没有？经学的系统化、一致化如何在复杂化和矛盾化中被容纳？

陈老师回应道：我们当然无法改变自己作为现代人的事实，但是对于做传统学问的人而言，需要有一个古代的立场以为现代生活提供批判性资源。这是因为，中国的古今有断裂，越是不一样的理解就越能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视角，也越能表明古代立场的重要性。对于丁老师的第二个问题，陈老师认为自己确实是带有一定的反思性来理解郑玄和朱子，而自身梳理文献的方式也确实带有古文经学的色彩，所以这个问题仍待继续思考。关于六经位置的问题，更完整的说法应该是：“春秋学”、“三礼学”再加上“四书学”都可以统帅群经。但目前只有朱子部分的做到了以“四书学”统帅群经，遗憾的是朱子没有注《春秋》。虽然以上三种统帅方式不同，但某种意义上，“春秋学”与“四书学”的方式却有些类似，都是用背后的思想原则来统帅不同的经典；“礼学”则不同，是贯穿在群经之中的。那么更进一步，《诗》《书》《易》是否可以统领群经？或许可以，但是这个可能性在历史上并没有出现，所以不能作为一个例证。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讨论背后实际有一个预设，即经学在晚清之后必须进行理论化。因为，如果经典以注疏的形式存在而不将其理论化，就无法回应现代性的挑战。而只要理论化，经典与经典之间就一定有主次，甚至于把某些经典排除掉，比如朱子认为《孝经》要分经传，康有为认为《周礼》、《毛诗》是假的，曹元弼尊崇郑玄但却不太注重《周礼》而更重《仪礼》等等。

丁老师认为陈老师的回应很有启发，并认为理论化或许使得经学要付出一些代价。之后高老师也和蔼地出现在镜头前对陈老师表达了想念之情，并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概括而言：三代之前是否涵盖在三代之中？孔子作为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如何在此脉络中看孔子的地位呢？“天下”观念在现代学术中已经有学者开始探讨，那么“家”“国”观念的复兴可以如何展开？

陈老师回答高老师：对孔子任何细微的理解，都直接关涉到整个儒学理论体系的稳固性。比如通过《论语》去理解孔子，与经由《公羊传》理解孔子，就有很大的差别，虽然两种理解不矛盾，但要阐述其间的差异就是极度艰难的任务。陈老师认为自己目前对文明史、解经学的研究，要么是对孔子之言的具体阐释，要么是对言说背景的描述，但这些都不直接关涉对于孔子的理解。

关于“家”“国”观念的激活问题，其实古人讲的“家”“国”与现代人的理解有很大不同。比如，古人认为构成家国的核心在于人伦，而现代国家的架构是不考虑人伦的。陈来老师去年出版了一本《儒学美德论》，其中有几篇文章涉及中国现代转型中的公德与私德的讨论，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如果说对“家”的理解要贯通古今，那么，背后事实上是家中的人伦关系问题。以父子关系为例，在古代是天然不平等的，而要将其植入现代人人平等的思想之中就变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但陈老师也相信，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学术研究的深入，能够更好地发掘传统的“家”“国”观念。

刘伟老师问道：陈老师所说《春秋》和《礼》可以作为群经之首，是《周礼》、《仪礼》还是在它们背后作为概念的礼？《礼》经中究竟哪些是可以复活的？如果说《春秋》之法揭示了文明的基本特征，那么这些特征是什么？展开来说，将经学作为常道理解是认为经学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但如果从近年来“文明论”的视角理解经学，则更多是关于本源的追问，而非对结构的描述。比如，有人会认为经学的本质是宗族或者是天下、国家等等。也就是说，关于经学研究可以有两种路径：一种是追溯中国文明的源头，并寻求一个根基；一种是展望中国文明的未来，探寻返本开新的方式。那么在未来和本源的关联之中来定位经学的开展，就可以问“三礼”中的哪些礼可以为今天的文明奠定基础？另外，现代经学研究似乎与历史学、考古学表现出更多的联系，那么《诗经》和《尚书》或许能承担更多的对于文明史的塑造。

陈老师答道：这个礼是《周礼》、《仪礼》背后的“礼”，是“礼”的概念。如果要讨论经学与其他思想的关联性，陈老师是更倾向于把“三礼”和汉以后的政治结合起来，而不会把礼和历史学、考古学以及对于三代的追溯结合起来，因为这里面涉及的问题过于复杂。也就是说，研究礼可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礼》当成群经之一，将其与其他经典结合起来，郑玄守住了这个范围；另一种是把礼放到历史维度中理解，从考古材料到三代经文，再到殷周礼制，接着是两汉礼乐制度。但后一种方式并不是经学研究，而是历史研究，甚至是比较糟糕的历史研究。因为经过整理国故运动和古史辨，不能够直接把《周礼》、《仪礼》看成周公的历史文献。

讨论至此，讲座已经远超预期结束时间。但陈老师又在曾老师不经意的提示下，逐个耐心地回答了同学们在聊天窗口里留下的提问。坐在屏幕前的同学们虽然不是亲临现场，应该也都收获满满。有被陈老师宏阔的视野以及扎实的学风所感染者，也有受陈老师学问方式所影响者，还有因陈老师生动活泼的讲述而乐得不能自已者。讲座才刚结束，同学们就纷纷期待陈老师下一次带来的精神盛宴。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