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资本主义与监控国家

作者：约翰·格雷

译者：吴万伟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五月三十日甲子

          耶稣2020年7月20日

监控技术是西方资本主义已经摧毁的社区的替代品。

东西方社会朝向全面监控的平行运动揭示出双方思维方式上引人注目的融合。虽然有民粹主义崛起，但美国和欧洲的很多地方仍然继续推崇源自自由派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个人权利和自由。中国官方在确认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和儒家伦理道德的价值观时，也也求助于来自西方的思想。

除了卡尔·马克思的观点，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思想在中国官方宣传中引起回响。虽然是完全不同的思想家，但两人都承诺于启蒙工程，将理性和进步提升到超越传统之上的地位，同时谴责过去的共同体封闭、静止、不充分、以及具有压迫性等。人类只有通过离开这些社区才能真正获得解放，并最大限度地提高人们的社会幸福。

矛盾的事实是，虽然西方和东方都致力于人类解放的启蒙观念，但他们在实际上都采取了类似的、无所不在的监控体系。启蒙观念的逻辑无论在东西方都导致社会控制的增加。因为新冠病毒造成的威胁，这个趋势已经加快了步伐。因为需要监督民众的健康，保护他们免受感染，支持监控的论证有了更加切实的紧迫性。

在西方国家，全球化和快速的技术变化已经使得从前围绕工业中心形成的社区逐渐解体。随着这些社区的解体，维持秩序的邻居和同伴等非正式监控体系不再有效。劳动力流动性的加大也导致产生了同样的效果。现在，当劳动分工处于不停流动的时候，一辈子在单一公司上班，在同一种行业从事同一个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邻居和车间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通过非正式的社会控制确保行为规范得到普遍实施。

启蒙观念的逻辑导致社会控制的增加。

结果，我们看到了对监控技术越来越多的依赖。比如，前门口的摄像头能保护家庭免遭撬门入室者的侵袭，与因特网连接的视频摄像头能告知不在家的居民包裹何时送达以及它是否受到了挤压等。我们自由地追求个人目标，依靠机器给我们带来安全，当我们生活和工作在功能正常的社区内时，我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正是因为个人主义道德才充满了活力。西方资本主义已经不再将其高超的生产力吹嘘为主要美德。在比如机器学习和生物技术等很多地方，中国已经跑在前面，西方的生产优越性已经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相反，西方资本主义的优势被认为是推动个人自由。在该观点看来，装有涡轮增压的市场不再被视为社会成本反而被当作积极的收获。后工业化经济中的人类从对任何特定地区的依恋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派理论推崇的自主的个体。

当然，情况并没有以这种方式顺利进行。正如19世纪末期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设想的那样，自由流动的自主性的背面是社会准则或价值观的崩溃失范（anomie），一个没有任何权威规范的社会。从封闭的社区逃出后，许多人遭受孤立和漫无目的的迷茫彷徨。家庭破裂、吸毒上瘾、心理疾病变得广泛，而且越来越正常了。在社会混乱失范的情况下，监控技术就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已经摧毁的社区的代用品。无处不在的视频摄像头取代了邻居窥视的眼睛。个人主义的代价已经证明就是隐私的丧失。

监控技术就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已经摧毁的社区的代用品。

在这方面，中国并没有太大不同。在过去一个世纪，地方军阀混战、日本入侵、毛上台、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场又一场历史事件已经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社会结构，使其陷入崩溃的边缘，加上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工业化要求的庞大人口流动已经让传统社区名存实亡。或许正是在这个摧毁的过程让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实现了腾飞。

当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1859年的《自由论》中指责中国堕落到“静止停滞”的状态时，他暴露出自由哲学的局限性。他将西方国家的进步归结为它们推崇个性和自由。他警告说，如果不这样做，欧洲将可能“变成另一个中国。”

他没有意识到空前的经济进步阶段能成为战争、无政府主义和独裁的副产品。期待中国将最终融入西方自由规范的西方自由主义者拥有和密尔一样的有限视野。他们都没有注意到西方这些规范的衰落。

无处不在的视频摄像头取代了邻居窥视的眼睛。

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当今中国像西方国家一样面临社会秩序问题。它做出的回应是，建立生活在1748年到1832年的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边沁设想的监控体系的高科技版本。我们不清楚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是否像给予西方其他思想家那样的关注去研究过边沁，但边沁的“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幸福”的观点常常被引用在官方话语中，中国创造的社会信用体系（惩罚那些偏离公民行为规范的个人）拥有和边沁的普遍性圆形监狱工程一样的很多共同特征。

虽然人们记得圆形监狱被是理想监狱的计划，旨在让里面的囚徒时时刻刻处于密切监控之下。边沁的打算本来是要使其成为所有种类的社会机构的样板，车间、工厂、学校、医院都要按照类似的模板建造出来以方便全方位的观察和行为改善。

圆形监狱的目标是将社会效率和普遍的幸福最大化。个人自由并没有被完全边缘化，因为边沁还留出了这样的空间，个人被允许由自己来决定如何使用其设备，毕竟，他们是自身利益的最佳评判者。但是，在他的功利主义哲学中，自由在集体目标之后到来。在这个方面，他和当时的其他启蒙思想家的立场是一致的，他们求助于智慧的专制统治者来推动进步事业。边沁本人前往俄罗斯做了长时间的访问，希望说服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接受他的观点，在她的支持下实施圆形监狱工程。

他的访问没有带来任何后果，但是，显示出已经出口到非西方国家的西方启蒙价值观并非总是自由派思想，这一点非常显著。虽然它或许获得了某些独特的俄罗斯特征，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被他和其他人认为是可以追溯到法国雅各宾党人时期的民主启蒙思想潮流的继续。俄罗斯从西方吸收的东西是非自由的启蒙价值观。

同样真实的是中国当今构建的全面监控体系。就像边沁的圆形监狱，其目标包含部分的教学功效。社会信用体系不仅确保规范的实施，惩罚那些违反规范的人，同时也教育民众，并向民众灌输思想，目标是将这些思想内化于心中直到成为习惯。因此，不仅仅是纪律约束民众而且是重新改造民众。这里，人们能辨认出毛时代工程的某种持续性，其设计的终点就是人们心理的彻底改造。

许多人将此描述为极权主义工程，他们没有错。因为这涉及到没有法律救赎的惩罚，它模糊了国家和社会的边界，这是极权主义政权的典型方式。通过使用无所不在的国家力量重新塑造国民，它适合极权主义的另外一个关键特征。

个人主义的代价已经证明就是隐私的丧失。

与此同时，中国的监控实验与西方国家正在进行和尝试的监控并没有根本的不同。西方很多大公司正在使用新技术监控和惩罚他们认为的反社会行为。有些用户被终身禁止使用全球民宿短租公寓预定平台爱彼迎（Airbnb），既不告诉理由也不受理投诉。打车应用程序优步（Uber）和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瓦次普（WhatsApp）也有类似的政策。人寿保险公司则根据他们从社交媒体帖子中获得的信息确定用户所需缴纳的保险金额。依靠私有公司实施，这种规模的监控效果与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的效果没有根本上的不同。

作为盛行的自由主义版本的一个方面，监督公民的行为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如果结果是促进社会进步的话。正如理查德·泰勒（Richard H. Thaler）和卡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2008年的畅销书《轻推：改善健康、财富和幸福决策》中阐述的那样，他们设想的“自由意志论家长制”重新塑造公民的选择以便获得从集体福利角度看更好的结果。像边沁一样，泰勒和桑斯坦确认大部分人类行为应该属于私人自由的领域。但是，像他一样，他们也没有明确规定在确定干预领域时政府权威的边界。不难想象他们鼓吹的“软家长主义”会演变成为“软极权主义”，其中人类行为的任何方面都在社会塑造的范围内。大规模监控就是“轻推”社会的内在逻辑。

这很重要，因为它指出了肖沙娜·朱伯夫（Shoshana Zuboff）最近影响力很大的新书《监控资本主义时代》中提到的鸿沟。在朱伯夫看来，促使大规模监控的驱动力是资本积累。大数据公司使用他们从客户那里获得的信息将个人生活体验商业化，从而增加他们自己的利润，这些信息还被出售给其他公司再从中牟利。事实上，这是卡尔·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在西方国家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中的应用。

设想出来的终点就是对人们心理的彻底改造。

但是，大规模监控能服务于资本积累之外的目的。在西方，它可以成为一种家长制自由主义。在中国，它能作为直接民主的虚拟版本来运行。中国的统治精英能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和微信来发现和满足民众的需要。至少这是使用社交媒体监督舆论的方式，有时候在中国官方圈子里有所表现。

显然，大规模监控也被用来作为国家权力的工具。产生一个更完整的社会画面和个人行为画面，这在从前是根本不可能的，它能创造比过去存在过的国家更具攻击性和压迫性的国家。这前景比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84》中设想的更黑暗。在奥威尔的反乌托邦社会，人口中的很多人并没有被观察，但是，在逐渐展开的未来，除了极个别的精英，没有人能逃避监控。

不仅是监控技术的滥用能够导致这样的结果。东西方占统治地位的启蒙哲学也指向了同样的方向。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启蒙思想中的不自由倾向都塑造了人们的政治思维。在中国，不自由的启蒙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在西方，启蒙自由主义也开始了向不自由的转向。新家长主义“轻推”理论就是更大转变的组成部分，其中社会进步处在比个人自由更重要的位置。

新家长主义“轻推”理论就是更大的转变的组成部分，其中社会进步处在比个人自由更重要的位置。

被判定为态度反动的个人的主张可能被定罪的在线研究就是说明问题的例子。学者和公众人物现在处于丧失生活手段的风险之中，如果他们侵犯了进步规范的话。这可以被用来将

这些个人从公共生活中清除出去，社交媒体能构建和实施思想和政治上的正统观念。这种压迫的关键要点是，其实施不是通过国家而是通过公司、大学和媒体等公民社会机构来完成的。

人们往往用经济学术语来解释大规模监控，认为它是当今资本主义的要求。比如，如果要确保发放贷款更加高效，就有必要进行信用评级。当然，它也被当作奥威尔式的独裁工具而受到批评。毫无疑问，这两种因素都有。这里起作用的是更深刻的逻辑。在中国，就像在西方一样，当今资本主义要求传统社区和生活方式的解体。紧接着出现的失范则创造出社会混乱状况的大流行，这需要监控来遏制。同时，新媒体和监控方法被用来反复向公众灌输进步的公民素质概念所要求的行为和态度。比如监控人们如何丢垃圾或观察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就是可辩护的做法，这被当作推动民众的社会和环境责任心的积极尝试的一部分。

监控的崛起更多地反映了东西方已经碎片化的社会的需要，也表达了这些社会认为的重要成就：让所有成员不断进步的前景。人类解放的启蒙工程摧毁了传统社会结构，却没有创造出任何功能性的社会结构后继者。无处不在的监控作为社会混乱的技术性权宜之计就成为后启蒙世界已经摧毁的社区的代用品。

译自：Surveillance Capitalism Vs. The Surveillance State By John Gray https://www.noemamag.com/surveillance-capitalism-vs-the-surveillance-state/

作者简介：

约翰·格雷（John Gray），伦敦经济学院欧洲思想史教授。之前担任牛津大学政治思想教授，哈佛和耶鲁访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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