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辉 著《元代朱子易学研究史》出版暨序言、后记

书名：《元代朱子易学研究史》

作者: 谢辉

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19年5月

【内容简介】

本书旨在勾勒元代学者研究朱子易学的全貌，揭示其在朱子学、易学、经学、理学等方面的地位与意义。全书主体部分七章：第一章概述朱子易学的主要内容，及其在南宋后期发展的基本情况。第二章从元代以《易》应举的士人情况、指导治《易》应试类著作的出现，阐明科举对朱子易学发展的推动。第三章讨论胡方平、胡一桂父子的朱子易学研究著作，及从中体现出的从保守到开放的思想转变。第四章叙述胡炳文、张清子、熊禾、熊良辅注释和阐发朱子易学著作的情况，以及其不同的思路取象。第五章研究元代学者对朱子象数学的基本态度，以及对其象数学具体方法与易图学的不同看法。第六章研究朱子的理气、太极、阴阳等哲学命题，以及有关《易》书性质、作者、读《易》之法、古《易》面貌等说，在元代引起的讨论。第七章研究梁寅、赵采、董真卿三位元代学者，折衷程朱二家易学的情况。

【作者简介】

谢辉，1983年生，内蒙古海拉尔人。2006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2006年至201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学习，师从周少川教授，2011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11年至2013年，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金石拓片组工作。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目 录】

绪  论

第一章  朱子易学的兴起及其早期传播

第一节 朱子学中的易学

一、朱子易学的主要内容

二、朱子易学的特点及其在朱子学术中的地位

第二节  南宋时期的朱子易学

一、朱子易学著作在南宋的广泛传播

二、朱子易学思想在南宋的传习与讨论

三、研究朱子易学的专著的出现

结语

第二章  科举与朱子易学在元代的发展

第一节  科举对元代易学的推动

第二节 科举影响下出现的治《易》应试类著作

一、应试程文

二、拟题类著作

三、从科举角度注《易》类著作

第三节 朱子易学在元代科举中的地位

一、古注疏地位的衰落

二、应举程文中程朱并尊、朱义略胜的趋势

三、其他科举易学著作中重视朱子的倾向

四、应举者对程朱之说的突破

第四节 元代以《易》应举者尊朱之原因

第三章  从胡方平到胡一桂：朱子易学在元代的家族传承与思想转变

第一节 胡方平与《易学启蒙通释》

一、胡方平的生平与著述

二、《易学启蒙通释》对朱子的捍卫与发挥

第二节 胡一桂两注《易本义》及其思想变化

一、胡一桂两注《本义》考实

二、初定本与重定本《纂注》之异同

第三节  《周易本义启蒙翼传》对朱子易学的全面阐发

一、《翼传》的刊刻

二、对朱子“分别列代之《易》”的发展

三、对“《易》为卜筮之书”的阐发

四、对朱子图书象数之学的推阐

五、对前代易学的评价与对朱子易学的推崇

结语

第四章 元代学者对朱子易学著作的研究

第一节 “广朱子之说”的《周易本义附录集注》

一、《集注》的刊刻与流传

二、《集注》材料的来源

三、“广朱子之说”的注释特色

第二节 “集诸家之善” 的《周易本义集成》

一、熊良辅与《周易本义集成》的基本情况

二、广收“诸家之善”的学术特色

第三节 “发朱子所未发”的《周易本义通释》

一、《周易本义通释》的版本

二、“一以朱子为主”的两个方面

第四节  熊禾对《易学启蒙》中“阴阳进退”之旨的发挥

一、《易学启蒙图传通义》的撰述与流传

二、对朱子先天图式的阐发

三、对朱子后天图式的阐发

四、对朱子筮法和占法的阐发

结语

第五章 元代学者对朱子象数易学的研究

第一节 元代学者对朱子象数学的基本态度

一、对“《易》毕竟是有象”之说的广泛接受

二、对易象地位的不同看法

三、赞同朱子重视易图的思想

第二节 元代学者对朱子象数学方法的探讨

一、对朱子取象法的讨论

二、对朱子大衍数说的发展

三、围绕着朱子筮法出现的争论

第三节 元代学者对朱子易图学的研究

一、对朱子河图洛书的拥护与反对

二、对《太极图》与先后天图的不同看法

三、对先后天图与卦变图的改造

结语

第六章 朱子易学哲学与易学史观在元代的发展

第一节 元代学者对朱子易学哲学的讨论

一 、对“太极”问题的不同认识

二、对朱子阴阳观的继承与发展

结语

第二节　朱子易学史观在元代引发的争议

一、对《周易》性质的不同看法

二、对《周易》经传作者的讨论

三、对朱子“读《易》当分三等”之说的不同看法

四、对古《易》面貌的探讨

五、萧汉中对上下经分篇问题的讨论

结语

第七章 元代学者对程朱易学的折衷

第一节 赵采对程朱二家的择善而从

一、赵采生平与《周易程朱传义折衷》的版本

二、经文说解上对程朱二家的采择

三、易学基本问题上对程朱二家的选取

结语

第二节 梁寅对程朱的诠释与阐发

一、《周易参义》版本考述

二、对程朱之说的“义疏”式诠释

三、对占筮与义理内涵的双重阐发

结语

第三节　董真卿在折衷程朱基础上的全面会通

一、《周易会通》的刊刻

二、经传编排方面对程朱的合会

三、对程朱与前代诸家之说的收集与条理

结语

结论  传承与革新：元代朱子易学研究的主线与价值

一、朱子易学在元代的传承

二、朱子易学在元代的学派与地域特征

三、元代朱子易学研究的价值与影响

主要参考文献

 【序言】

陈垣先生对于元代学术文化有一段精彩的论断，他说：“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今之所谓元时文化者，亦指此西纪一二六〇年至一三六〇年间之中国文化耳。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其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①]他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即分别以立国之100年进行比较，以见元朝的儒学、文学、宗教、礼俗、艺术之发达，远胜汉唐和清代。其精辟见解，不仅正确无误，亦超凡脱俗而非常人所及。然而，尽管陈垣先生数十年前已有这样的论断，但近世以来，对于元代文化成就的认识，依然有许多缺失。

以元代经学而论，其总体状况就处于被轻视、被忽略的地位。许多经学史著作只在宋明经学、宋明理学中将元代内容附带一过，有的甚至不置一辞，由宋至明直接跨越。另外，还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只提元代理学，似乎元代已不存在传统的汉唐传疏经学；二是认为元人株守宋人之书，于经学几无所得。这些成见，必须通过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深入细致的研究成果予以改变。

首先，元代的经学著作虽因朝代短暂，著述总量不及宋明，然现存仍有240余种之多[②]，虽然还有一些见于其他著录而后来亡佚的著作，但这已是传世数量甚为可观的一批经学遗产了。更为重要的是，元代经学历时虽短，其成果的学术水平却不低。就以对元代经学评价较为苛刻的皮锡瑞而言，他也认为“论宋、元、明三朝之经学，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③]。为了说明明代经学多因袭元人之书，谫陋尤甚，他引顾炎武及《四库全书总目》之考订，指出明代官修《五经大全》各书实乃抄录元人诸书。其中《易》以董真卿、胡炳文等诸家之书拼凑而成，《书》则抄袭陈栎《尚书集传纂疏》和陈师凯《书蔡传旁通》，《礼》以陈澔《礼记集说》为主，《诗》乃全袭刘瑾《诗传通释》，《春秋》亦抄自汪克宽《春秋胡传纂疏》[④]。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然而至少已可证明元代经学在明代经学之上，不应被轻视和忽略。

至于以为元代经学只有理学的看法，也是偏见。事实上，在理学还未北传的蒙元初年，由于宋金长期对峙，南北之道隔绝，载籍互不相通，北方许多地区承习的经学仍是以训诂传疏为主的汉唐经学遗风。元代理学大儒许衡、刘因早期研习的正是以汉唐传疏为主的经学，就是理学北传，许多儒生转向性理议论之学以后，秉持汉唐训释传统的经学学脉依然不绝。其原因在于元代科举考试的内容并不仅限于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也有经学旧传旧疏之义。元代科举恢复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仁宗在诏书中规定了科考程式与科目，除规定所有人等的第一场考试在“四书”中出题，用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之义作答外；汉人、南人还要考“经义”一道，考生各治一经，“五经”之中“《礼记》用古注疏”，其他则“兼用古注疏”[⑤]，可见元代科考内容并未完全放弃经学中的汉唐注疏。另外，元代传统经学的存在，还由于不少儒生仍坚持以传统的经学传疏之法治学，从而为元代经学留下许多重要的著作。以《四库全书》经部为例，其中就有不少非理学家的著作。如治《易》者，有龙仁夫《周易集传》八卷，原书十八卷，四库馆臣称其书“颇能抒所心得，非如胡炳文等徒墨守旧文者也”[⑥]。治《书》者，如朱祖义《尚书句解》十三卷，此书虽“专为启迪幼学而设”，但“以视附会穿凿、浮文妨要，反以晦蚀经义者，此犹有先儒笃实之遗矣”[⑦]。治《诗》者，有梁益《诗传旁通》十五卷，四库馆臣认为朱熹《诗集传》详于作诗之意而疏于名物训诂，梁益书则“仿孔、贾诸疏证明注文之例”，阐明《诗经》故实；在音韵上也对朱熹之说加以辨析，其说“亦间有与朱子之说稍异者”；总之，馆臣认为梁书用传统经学传疏之法对朱子著作有补有正，与那些株守朱学，“言言附合”者“相去远矣”[⑧]。此外，治《礼》者如毛应龙《周官集传》十六卷，虽《四库总目》对其褒贬各半，但仍认为该书汇聚宋后诸家之说，“蒐辑之功，固亦非尠矣”[⑨]。治《春秋》者则有李廉《春秋诸传会通》二十四卷，四库馆臣对此备极赞扬，认为对宋代胡安国《春秋传》“驳正殊多”，“持论俱明白正大”[⑩]。总之，从上述所言察之，元代传统经传注疏之学虽不如理学彰显于世，然也不乏著述和人才，值得重视。

元代经学虽未能像宋代一样涌现出一批大师，但绝非仅仅株守宋人之学，而是对宋代经学有很多补充和驳正，也出现不少名士和佳作。除上述提到的李廉、梁益、龙仁夫等人对宋人著作的补正之外，又如金履祥的《尚书表注》，贯通经史，参稽互核，考辨伪作，不盲从旧说。《四库总目》称其书“与蔡沈《集传》颇有异同”，征引古注考辨“亦确有根源”[11]。金氏还撰有《论语集注考证》《孟子集注考证》等，黄百家在《宋元学案》中称其“发朱子之所未发，多所抵牾”[12]。抵牾者，对朱熹之义有抵触、反对也。元儒许谦则著有《读书丛说》六卷，其书“博核事实，不株守一家”，对蔡沈《书集传》也多有辩正；他作《诗集传名物钞》八卷，也“未尝株守一家”；“考名物音训，颇有根据”，补朱熹《诗集传》多处缺遗[13]。元代名儒吴澄撰有《易纂言》《书纂言》《礼记纂言》《春秋纂言》等书，世人统称为“五经纂言”。《元史》称其“于《易》《春秋》《礼记》各有纂言，尽破传注穿凿，以发其蕴，条归纪叙，精明简洁，卓然成一家言”[14]。他的《书纂言》明确指出《古文尚书》作伪，乃清儒辨伪之先声，全祖望评论《书纂言》云，“宋人多疑《古文尚书》者，其专主今文，则自草庐始。是书出世，人始决言《古文》为伪而欲废之”[15]。充分肯定了吴澄在《古文尚书》辨伪上的作用。此外，还有学界所熟知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对朱熹诗学的批评和驳证，等等。可见元儒在传统的经学传疏上不墨守前说，尤其对宋儒著述的考订补正甚多。

在理学范畴上，元代理学继承了宋代理学思想的基本原则，通过天道观、心性观、知行论等理学观念的阐述，建立了元代理学的体系。元代理学也不是仅仅对宋代理学的一味承袭，而是有继承也有更新。比如，在明心求理的方法上，元代理学具有“和会朱陆”的特点，即在性理关系方面承袭朱熹的思想；而在识见天理的方法上，多采用陆九渊“直求本心”的简易途径。此外，元代理学对于宋末理学高谈性理、流于空疏的风气有很多批评和抵制，反映了更为务实致用的倾向。比如许衡就提出著名的“治生”论，认为“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进，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也”[16]。指出学者不能坐而论道，首先要有谋生的本领。他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程朱理学言义不言利的思想界限，无疑是一种进步。元初的郝经也提出了“道贵乎用，非用无以见道”的一系列主张[17]。理学家刘因则表达了理学要以六经为本的思想，指出“世人往往以《语》《孟》为问学之始”，“不亦背驰矣乎”？问学需先求六经，“六经既毕，反而求之，自得之矣”。他亦批评宋人舍六经传疏而只读宋儒议论的做法，认为“传注疏释之于经，十得其六七”；“故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18]。以上数人践履笃实的思想不仅反映在各自的著作中，还对元代其他学者有很大影响，促进了元代经世致用学风的形成。

综上所述，可见元代经学的历史成就，及其不僵化保守而充满活力的怀疑和创新精神，其对古代经学发展的贡献显而易见。当然，正如前文所言，对于元代经学的成就，仅仅从宏观上的分析和认识还不够，更需要从具体的经学范畴上做细致深入的研究和证明，谢辉博士的《元代朱子易学研究史》就是这样颇具代表性的一部重要专著。

《元代朱子易学研究史》一书共七章，近50万字。作者从元人研究朱子易学的视角，首次全面梳理元代易学的发展面貌，考察元代学者对朱熹易学著作及其象数易学、易学哲学、易学史观的疏解、阐发、考辨与研究。总结元代易学的发展特征，从而得出元代易学以研究朱子易学为核心，而元代朱子易学的研究又以革新为主流的重要论断，弥补了以往对元代易学缺乏系统深入探究的遗憾，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该书从元儒阐释朱子易学著作入手，系统展示了元代易学从胡方平的“尊朱子之说”；到张清子、熊良辅的“广朱子之说”，胡炳文、熊禾的“发朱子所未发”；再到丁易东、张理、俞琰、郝经、雷思齐、胡一中、钱义方、吴澄、李简、王申子、赵汸、黄超然等人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朱子象数易学、易图说、易学哲学和易学史观的辩驳、反对和提出新见。当然，书中也揭示了元代学者对其他宋儒——周敦颐、邵雍、洪迈、史绳祖等人学说的一些批评和更新。从而在元代易学创新发展的论证中，深刻有力地证明了元代经学绝非株守宋人而无所发明的。

在研究元代朱学易学史的过程中，作者发挥了当代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把学术史放到历史的总相中去考察。比如，该书在讨论元代朱子易学发展背景时，就和元代科举的恢复联系起来，指出《周易》是元代科举备受重视的经典，应举者多举朱子易学之义作答，因此科举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元代朱子易学的发展；而该书也很重视对元人科场程文中易学内容的分析。在论述朱子易学的传承流变时，作者又与元代南北多地的地域特征联系起来，剖析朱子易学在元代的传播路径及地域学派的特征，指出北方的发展明显落后于南方，南方在新安、金华、福建、江西、四川等地因地域人文传承而形成不同的流派，这些学派又因其开放的学风和彼此交流，推动了易学的发展。总之，从历史总相的交互影响中去分析朱子易学在元代的发展，不仅能呈现更为具象化的历史场景，也能更深入地探寻一些深层的内蕴或原因。

在易学的考证和阐释方面，作者以自身深厚扎实的古文献学功底和易学素养，钩稽考辨元代易学文献，精密推演各种象数易图，大大提升了该书的学术高度。为了更全面地把握元代易学的发展，作者广稽博采各类文献，除利用易学专著外，还涉及文集、类书、信札、科场文选，等等。为保证文献的原真性和可靠性，作者充分运用版本、校勘、辑佚等古文献学的方法，精选版本、校勘史料。特别是在考论胡一桂的《易本义附录纂注》一书时，作者注意到该书的传世本是初定本，并不能反映胡氏成熟定型的易学思想，而后定本又早已失传。为保证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和说服力，作者专门从他书中辑出后定本的主要内容来展开研究。为具体阐述元代朱子易学的主要成就，书中各章分别对胡方平父子、张清子、胡炳文、董真卿、曾贯等十余人所撰专著，进行了精细的个案研究。其中所涉易学的内容广博精深，不仅有深奥的义理，还有晦涩难懂的象数和易图，特别是后者，不精通古代数学、天文、历法和易图符号，则一筹莫展。作者没有回避这些难题，而是对大量象数体例和易图展开精密的推演和运算，并附易图53幅、数表18张，用以论证元代易学在象数、易图上对朱子易学的辨证和发展，这些难得的研究成果，充分反映了作者精深的学力和严谨的学风。

作者谢辉博士年轻有为，在随我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已有“学霸”之称。他博识明辨，淡泊清逸，为人则热诚信诺，乐于相助，有古君子之风。他嗜学近乎成癖，藏书逾万册，辟专室妥为收藏，然是否有藏书楼号则尚未得知。2011年他博士毕业时，学位论文《元代易学对朱子易学的传承与更新》就得到专家的一致好评，后该选题又获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他在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拓展文献和研究视野，新增和修订内容超过原文的50%，其结项成果《元代朱子易学研究史》被鉴定专家评为优秀，足见该书乃研究元代易学之力作。也可预见，该成果对于深化元代经学、朱子学和中国易学史的研究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元代朱子易学研究史》将要付梓，谢辉君邀序于我，余乐见其成，信手写了自己的一些感想。并祝贺他又一学术成果问世！祝愿他岁月不负，精进不止，在学术和生活上并获丰收！

是为序。

周少川

己亥夏写于京师园

注释：
 
[①]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3页。
 
[②]据中国古籍总目编委会编《中国古籍总目》经部之著录，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③]（清）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第205页。
 
[④]（清）皮锡瑞《经学历史》，第209、210页。
 
[⑤]（明）宋濂等《元史》卷八十一《选举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2019页。
 
[⑥]（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经部·易类四》，中华书局，1965年，第25页。
 
[⑦]（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二《经部·书类二》，第98页。
 
[⑧]（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十六《经部·诗类二》，第127页。
 
[⑨]（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九《经部·礼类一》，第154页。
 
[⑩]（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八《经部·春秋类三》，第227页。
 
[11]（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二《经部·书类二》，第96页。
 
[12]（清）黄宗羲等《宋元学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第2738页。
 
[13]以上见分别见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二《经部·书类二》，第96页；卷十六《经部·诗类二》，第126页。
 
[14]（明）宋濂等《元史》卷一百七十一《吴澄传》，第4014页。
 
[15]（清）黄宗羲等《宋元学案》卷九十二《草庐学案》，第3053页。
 
[16]（元）许衡《许衡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第207页。
 
[17]（元）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二十四《上紫阳先生论学书》，《儒藏精华编》第245册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27页。
 
[18]以上见刘因《刘因集》卷二十八《叙学》，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67-469页。

【后记】

本书在本人博士学位论文《元代易学对朱子易学的传承与革新》（北京师范大学2011年）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论文原为五章，今增订为七章。主要的修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增补。如第一章第二节《南宋时期的朱子易学》、第二章《科举与朱子易学在元代的发展》、第三章第二节《胡一桂两注〈易本义〉及其思想变化》、第四章第一节《广朱子之说的〈周易本义附录集注〉》等章节，以及对《周易本义启蒙翼传》、《周易本义通释》、《易学启蒙图传通义》、《周易参义》、《周易会通》等书的版本考察，均为新增。二是篇章分合与次序调整。如论文第二章原为《元代学者对朱子易学著作的注释与阐发》，本书将其中有关胡方平、胡一桂的内容拆分出去，纳入第三章《从胡方平到胡一桂：朱子易学在元代的家族传承与思想转变》，其余则构成第四章《元代学者对朱子易学著作的研究》的部分内容。又如论文第一章第二节《研究朱子易学之风在元代兴盛的原因》，今改写为《朱子易学在元代的传承》，置于结论部分。此外，还利用近年来陆续出版的《中国易学文献集成》、《中华再造善本》、《儒藏精华编》等大型丛书收录的质量较佳之本，对原论文中的参考文献作全面更新。

本书之撰写，如从我进入博士研究生阶段的2008年计算，至今已逾十年。其间所遇困难不一，多赖师友帮助，得以一一解决。其中尤其要感谢的师长有二位：

第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周少川教授。周师为我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导师，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给予了导向性的重要指导与帮助。令我记忆犹新者有两点：一是，要有问题意识，研究工作应该致力于提出一个集中的、明确的、有价值的问题，并将其解决，而非面面俱到，涉及问题很多，但研究都不深入，亦不能形成合力。正是在周师的指导下，我才推翻了此前选定的“元代易学研究”与“元代象数易学研究”等一些题目，最终选定元代朱子易学作为研究对象。二是，要观点鲜明、理论突出，史料需服务于观点，而不能漫衍无归，反而将观点淹没。我之前每喜对资料广征博引，凡有一点关系者都要引用，以自炫博赡。特别是对一些繁复的象数体例与易图，常作连篇累牍的解说，而不能提炼出任何观点。此弊至今不能尽改，但经周师指点，理论性已有所增强。此两点教导，令我受益至今。

第二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平教授。2013年，我由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调动至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今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张师时任中心主任，对我备加关心。除了帮助我开辟新的研究方向，还鼓励我巩固和深化原有的成果，并以之申请课题。张师对法国来华传教士白晋《易经稿》有深入研究，常以易学问题与我探讨，或提供给我有关《周易》的域外资料，使我颇受启发。而对我影响尤深者，则在于其不畏艰难的态度与工作的勤奋。本书的增补修订过程中，曾有一段时间工作颇为繁忙，而研究又恰遭遇瓶颈，进展缓慢，心绪不宁者累日。张师得知，即劝慰我云，凡研究价值大者难度必大，否则人皆可以为之。并举其每日凌晨四点起床写论文事以相勉。我遇事多有畏难情绪，小有不顺，即欲弃去。本书得以顺利完成，与张师的关怀和勉励是分不开的。

此外，内蒙古师范大学阎崇东，北京师范大学邓瑞全、邱居里、向燕南、张涛、张升、汪高鑫等各位老师，也均曾给予我极大帮助。其中阎崇东教授在我本科学习阶段，指引我初识学术门径；邓瑞全教授作为我硕士阶段的导师，在学习与生活上对我多有关心；邱居里教授则在授课的过程中，多阐明治学与为人之理，令我至今谨记，不敢须臾忘之。我曾供职过的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诸位师长多以金石碑版、版本目录等学相指点，而与我年纪相仿的同仁，则或以学问相切磋，或协助查找资料。我到北外之后，本院现任院长梁燕教授、副院长顾钧教授，以及我校特聘长青学者任大援教授，亦对我关爱有加，帮助我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为研究的顺利开展提供条件。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我的博士论文撰写完成之后，周少川老师特地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陈祖武、施丁二位前辈学者，参加博士毕业论文答辩会。二位先生意在提携后进，颇多奖掖之语，鼓励我将研究继续下去。师友之恩，难于缕陈，谨在此并致谢意。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