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下辈子一定要作一个太平盛世的中国人

——敬悼父亲王建文先生

作者：王晓波（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中国统一联盟《统讯》2010年9月号

父亲王建文先生，贵州遵义人，生于一九一三年四月十八日，殁于二０一０年八月十九日，享寿九十七岁。

父亲少怀救国之志，受乡前辈何应钦先生感召，十六岁即与同学离开周西成统治下的贵州，出綦江，到重庆，沿江而下到南京参加国民革命，投考宪兵学校三期，后因伤寒病而以宪校四期毕业。

一九三七年，驻守南京，因任务渡江出南京城。待任务完成，南京城已破，而未能参与南京保卫战。抗战期间，于第二战区的赣南，与母亲章丽曼结婚；一九四三年，生子晓波；一九四五年生长女巧玲（已殁）；一九四六年，生次女巧云（已殁）。

后，由赣南调往重庆，抗战胜利后调往南京。一九四八年，奉命来台至花莲训练新兵，为宪兵第八团第三营中校营营长，后又调驻台中。

因当时妈妈任职于上海邮局[1]，故由外婆陆佩兰带着我们兄妹三人随父亲来台。大陆赤化后，母亲才辗转来台团聚，生三女学昭于台中。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母亲遭宪兵司令部以“叛乱罪”处决，父亲亦因“知匪不报”遭处有期徒刑七年。经大赦减刑出狱后，失业了一阵子，才由宪校老同学作保，进入台中地方法院任执达员，以微薄的薪水养家活口，直至退休。一九九七年，因年事已高，乏人照顾，迁来台北与晓波一家同住。二０一０年，因“肺炎并发多重器官衰竭”殁。

从小父亲教诲我们，做人不可忘本，我们王家是来自贵州遵义火烧州杨柳村，并要我们记忆背诵。并且，告诉我“晓波”有两个意义，一是我清晨四点生于江边；一是要我长大后当知“晓”马伏“波”将军言要为国家民族“马革裹尸”之义。

我们刚来台时，爸爸在军中，相处机会不多。记得在台中，眷区就在营部边，有回过年，外婆让我们兄妹三人穿新衣去给爸爸看，爸爸正在集合部队，我们哪知军中规矩，就凑到爸爸面前，结果被爸喝令赶回去。

逢年过节，爸大多只能留守部队，常无法回家团圆。有次过节，家里等爸回来吃晚饭，左等右等都等不来，外婆要我到营部里去找爸，爸躺在营长房间的床上，灯也没开，我摇了摇爸，一点反应都没有，吓得我赶紧跑回家，原来爸喝醉了。

我还记得有一次，有人送水果到家里来，爸一回来即喝令传令兵把水果退回，后来我才知道送礼之人是希望爸能助其升官，爸第一时间即严正拒绝。爸在法院任执达员时，有一次有人送钱到家里来，爸不但把那人推出门去，还把一包钞票甩出去，甩得满地都是，我在窗缝里还看着那人正一张张捡起散落在地上的钞票。

爸在台中地院当执达员后，他军中的旧属樊述伯伯来家里时还谈起，当年爸在台中当营长时，只要爸答应，就可以在台中市第二市场弄到很大一块地，但爸当时断然拒绝，事隔二十多年，地价已不知涨了多少倍，言之不胜欷嘘。

宪兵里的伯伯叔叔都说爸在公事上“严明公正”，又能在“杯酒战群雄”中，和部队弟兄打成一片。所以，爸在坐牢期间，仍有不少宪兵旧部，偷偷来家里看我们，接济我们。

爸出狱后在法院上班，有时也有牢骚，说执达员的工作在部队里都是文书士官做的，但为了养家糊口也只能委曲求全。此外，当时也有不少人来家里为还值盛年的爸说媒，要爸续弦，都被爸一口回绝。这其中除了对妈的爱情外，也包括了他担心后母会对我们子女不善的用心，和一心只想拉拔我们兄妹长大的期待。等我们长大后，爸也老了，无法再娶了。

昭昭特别得爸宠爱，小妹也常因此恃宠而骄。有次，我大不以为然。爸却老泪纵横的说：“学昭是你妈一命换一命来的啊！”从此，我再也不敢说什么了。

爸上班的薪水都是每月全数交给外婆，自己的零用钱都是向外婆要的。爸好酒，平日在家却滴酒不沾，他还有一套论述，“一个人不喝酒，两个人不赌钱”。只有远来客人到家吃饭，才会要我到隔壁杂货店去打一斤“桶酒”待客。

爸从小是生长在鸦片窝里的，自己贵州老家也种鸦片。爸到遵义城里上学，要打清早走到晚上，每年只能回家过年一次。由长工挑鸦片土送爸到城里，那一担鸦片土也就是爸一年的学费兼生活费。但爸说，从祖父以来立下家训，王家子弟不准抽烟，不准赌钱。所以，爸终身连雀戏都不曾有过。

父亲少年的家乡多土匪，也常闹饥荒。爸少年时，就被土匪绑架过，后靠机智脱逃；在荒年时，也吃过“观音土”。

爸少时没能好好读书，参加国民革命后，过的又是军旅生活。爸尝言：“我们军人学的是杀人放火的本事。”所以，他非常寄望子女能把书读好。我还记得爸要我背诵《唐诗三百首》，背得〈长恨歌〉，我还得过爸赏电影票一张。

爸自己也是勤于读书的。在法院上班，虽只是执达员，但处理公文还需一些法律知识，所以，爸没事就在家勤读《六法全书》。叛乱罪坐过牢的人不能参加国家考试，后来，爸的旧部都经考试当上法官或庭长，然爸还是执达员。

爸好读史，退休后，更是把《资治通鉴》点读了三遍。前几个月，元元还问他老人家，“爸，您读到哪了？”他还答以：“五代十国，朱温篡唐。”

我年少时，顽劣不堪，读台中省二中时，因不守课堂规矩，遭老师带到训导处交教官处分，但教官一开口便说：“不要以为我不知你母亲是匪谍！”。这是我从念小学起的大忌，不知为此和同学打过多少架。所以，当时我一冲动，就端起桌上一杯茶，泼向教官，跳窗，拿了书包，骑车回家去，告诉爸“不念了”。爸除了一顿训斥外，也没多说什么。

在退学期间又和一些太保学生组成“三K帮”，成天骗爸，却在外面逞勇斗狠的鬼混，而成为台中市少年组登记有案的不良少年。

之后，爸花了好大的劲，托人把我转到省立嘉义中学重读高一上，让我脱离台中的环境，可以改过自新。不意，我又在嘉中揪合一些太保学生组织“荷竹帮”，还担任老大，在嘉义横行。当时，有位“荷竹帮”弟兄，因犯帮规勒索同学，遭我惩处。但没想到他竟是嘉义警察局第一科科长的儿子，警车开到学校将我逮捕，在拘留所关了七天。于是，嘉中也待不下去了。

那个暑假，爸为我跑遍全省各学校，连有些私立学校都说我是“不良少年”而不肯收留。后来，爸还是运用他抗战期间宪兵特高组联系的关系，让我“借读”台中市立二中高二上。这是一个台中有名的太保学校。到了市二中，我才受爸感动，立志向学。其间，爸不知为我伤了多少心，托了多少人，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我。

转入市二中后，有次我莫名地遭到隔壁班的一个太保同学甩耳光，直接反应便是摆好战斗姿势准备还击，但想到这架一打下去，爸整个暑假为我奔波的辛苦又泡汤了。所以，硬是忍下了这口气，最后反而向他道歉。

在市二中拼了两年，时值台湾思想界进行中西文化论战，我为自己写了两句话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自勉，即“莫谓今日窗前苦读书，待看来年支笔会群雄”。我最终以第一志愿进入台大哲学系。市二中校长徐春木还在朝会上说：“我们市二中也有一个应届毕业生考取台大了！”我从市二中考取台大，不仅“空前”，而且“绝后”，因为市二中后来改为双十国中，不再有高中部了。

一九七三年发生“哲学系事件”，我和陈鼓应等遭警总逮捕约谈，并被台大解聘。爸也没多说什么，只安慰我说：“人出来就好，台大待不了，家里有房子，就回台中开补习班好了。”后来，我决定结婚并留在台北，爸便把台中的房子卖了，帮我付了新店住屋的头期款。其后，在台北奋斗的二十多年中，没有住房的后顾之忧，就是爸爸所赐。

爸永远不会放弃我，爸是我的一棵大树，只要在爸这棵大树下，我就不怕什么风和雨了。

云云和昭昭相继赴美，与家乡联络上，知祖父母在五十年代土改时，被斗争相继逝世，草草埋葬，而汇钱回去修墓。爸接到妹妹来信，默然良久，泣不成声。

一九九０年，我陪爸回贵州故乡，向祖父母上坟，车道开到祖屋门口，也有了电灯，爸指着，这是我们家的房子，这是我们家的田，我则答以“我都拍下来了，带回台湾去”。在县城里，爸还指着一个旧牌坊说，“这上面常常都挂着人头”。贵州主席自民国以来，从王家烈到周西成都是土匪出身，是谓“成者当主席，败者挂人头”。

返乡之旅，爸大为惊叹故乡已脱胎换骨，但临走时却说：“家乡已经脱胎换骨，但为什么我们王家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啊！”我则跟爸说，今天家乡能脱胎换骨，牺牲的不只我们王家，那是千千万万人付出代价所换来的，这是整个近代中国的悲剧。只要中国一天比一天更好，牺牲就有了代价。爸甚以为是。

后来，我到北京中央统战部，王兆国部长问我回贵州有何感想，我则答以“你们共产党好厉害，把我们家乡的英雄豪杰全变成了顺民！”两人相视大笑。后来，昭昭又陪爸爸去了一趟老家，时高速公路已铺设进入“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贵州土地了。

爸爸抗战时奉命参加宪兵特高组和蓝衣社，与日寇地下斗争，出生入死，带兵“严明公正”，平日也一丝不苟，但他也有豁达幽默的一面。他离开台中到台北后，我们要帮他作寿，他总是拒绝，而理由竟是“这么大年龄了，更不能让阎罗王知道岁数”！前年过年，逸君、乃雯说“祝公公长命百岁！”，爸却笑着答以“已经快到了”！

爸说过，他往生后，要和妈的骨灰一起回家乡合葬。亦可见他对妈的爱情之执着，生不能在一起，死后也要长相厮守。

上个月，逸君怀孕了，乃雯考取台大人类所博士班榜首，他高兴的说：“我快要当曾祖父了，我们王家要出博士了。”但爸却来不及当曾祖父，也不能再等着看到我们王家出博士，就先告别了。

八月十一日，早上爸起床后，昏迷倒地，经一一九送三军总医院急救，就不醒人事。八月十六日，昭昭闻讯从美国赶回来。十九日上午得到医院通知，我们全家赶赴病房，一点二十五分，医生宣告往生。爸终于结束了他苦难漂泊的一生。乃雯为公公祷祝：“下辈子要作一个太平盛世的中国人！”

爸爸，您一路好走！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把您和妈妈带回故乡合葬，您下辈子一定能做一个太平盛世的中国人，因为那是我们王家和千千万万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牺牲奋斗的代价。

孝子 晓波

率

孝媳 元元

孝女 学昭

孝孙女 逸君

孝孙女婿 大伟

孝孙女 乃雯

叩首

二０一０年八月二十二日

附：

孙女娃娃雯雯给公公的告别话

公公，一路好走！若有来世，一定要作个太平盛世的中国人！颠沛流离的日子已然远去，九十七个年头您在倾颓的时代里历经沧桑，年迈的身躯铭刻了近代中国的苦难，但正也是因为你们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使家国得以完整，后辈得以安居！公公，安息吧！落叶归根，重回母亲土地的怀抱！娃娃雯雯会记得您带给我们的温暖，并把这份温暖传递给您没能来得及谋面的后辈子孙。

[1]章丽曼（1924年－1953年8月18日），生于中国江西，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因列名在中共地下人员名单中，遭到逮捕后枪决。

毕业于九江高等师范学校（九江学院前身之一）。1932年，其父过世。1939年，对日抗战期间，与其母陈佩兰移居到江西吉安，在吉安县政府做办事员。与军官王建文结婚。国共内战期间，其夫王建文被派往台湾，其子王晓波与其二女随行，其母陈佩兰也一同前往，章丽曼留在上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章丽曼进入华东新闻学院，毕业后在新华社工作。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台湾工作委员会。1950年，王建文透过关系，欲把章丽曼接到台湾。中共官方同意放行，章丽曼到达台湾，担任地下情报人员。1953年，蔡孝干被捕，台湾当局获得中共地下人员名单，进行搜捕。章丽曼遭宪兵总部逮捕，1953年8月18日被宪兵司令部以叛乱罪，迳行枪决。其夫遭牵连，以知匪不报罪名，被判刑7年。与王建文生有一子二女，其子王晓波。2013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的无名英雄广场上，将章丽曼列名在纪念碑上。（《维基百科》）

【其二】

迟到了四十八年的讣告

——“章丽曼女士追思纪念”缘起

作者：王晓波（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人皆有母翳我独无

先母章丽曼女士（一九二四～一九五三），在四十八年前的八月十八日，因叛乱案经宪兵司令部处死刑，就难，时年仅二十九岁。家父王建文先生，以明知为匪谍而不检举处有期徒刑七年。时我未满十岁，最小的妹妹学昭未满周岁，外婆章陆佩兰女士，带着我们兄妹四人住在台中，家破人亡，无分文之收入，嗷嗷待哺，孤苦伶仃。

家母遇难后，是由在宪兵中服役的表兄谢永全先生，将家母火化，骨灰存于台北市东和禅寺，再将随家母被捕哺乳的小妹抱回台中交给外婆。

天苍苍，地茫茫，从南昌乡下来到台湾的外婆，和一群十岁不到的稚子，三餐不继，未流落街头已属庆幸，又有何能力替母亲开吊治丧，尤其是在那“圣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年代，亲戚朋友走避犹恐不及，又有谁能来替母亲治丧。后来，父亲从狱中回来，为养家活口，培育我们子女，犹力有未逮，对爸爸来讲，亦往事不堪回首，谁也不愿去触及那心中的最痛。

从小，我心中就埋藏着一个想望，希望自己能像白蛇娘娘的儿子一样，长大以后中了状元，替囚禁在雷峰塔下的母亲平冤。

在学校里，我一向不擅美术、音乐的课程，但在音乐课上，老师教唱“人皆有母，翳我独无……”，就不禁住泪流满面，同学们看着我都不知所以。每逢母亲节，听到“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我就禁不住热泪潸潸。虽然从小没有母亲却有外婆的疼爱，但是失去母亲的遗憾，总是深藏在心灵深处，不时浮现出来。

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台大哲学系，到台北来念书，爸爸常来信要我到东和禅寺去看娘，我始终没去过。一直到一九六七年大学毕业，并顺利考取了台大哲学研究所，上午参加了毕业典礼，下午就到东和禅寺去给娘上香，这是我第一次去看娘。

站在娘的骨灰盒前，看着娘的照片，我强忍着泪水，默默着告诉了娘，您的儿子终于完成了学业，长大了，替您争了气。从东和禅寺出来，看见象征权威，矗立的总统府，擦干了眼泪，想起外婆的话：“天下只有万岁的百姓，没有万岁的皇帝。”心中默念着：“看你矗立到几时！”

风在吼 马在啸

我生于抗战末期，一九四三年，抗战胜利，外婆带着我和二个妹妹回到南昌乡下，母亲在上海任职，父亲则随部队调防各地。一九四八年，父亲调台湾花莲训练新兵，外婆带着我和二个妹妹随父亲到台湾，母亲仍留在上海。一九五○年三月，母亲才从上海来台团圆。

我从小由外婆带大，母亲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后来，搬到台中北屯后，才对妈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和记忆。记忆中，由于父亲军中的收入微薄，生活非常艰苦，我幼年时就因营养不良而患过肺结核，家中有什么菜都是我优先，二个妹妹只能在旁眼巴巴的望着。所以，妈在北屯开过杂货店，也养过猪，猪的饲料是蕃薯藤，自己剁蕃薯藤喂猪，有次我看到妈把自己的半边指头给剁了下来，血淋淋的好不吓人。后来，妈又到潭子的一所幼稚园当老师，赚点钱补贴家用。

在我的印象里，妈对下面的人和穷苦的人特别好，当时军中实施打骂教育，爸爸一向带兵极严，妈则对来家里的司机、传令兵都和蔼可亲。家里有一些吃不完配给的米、盐，妈常拿去送给穷困的邻居。外婆也说，妈从小在南昌家里，对家里的佃户特别好，而常在言辞上不屑于家族中那些当官而“上捧下压”的长辈。

在北屯，妈非常用功，记得妈晚上读英文，还学日语，有次买了本世界书局出版的汉英辞典回来，被捕后还带到狱中，遇难后，表兄带回北屯，我念中学就是用妈这本辞典的。

妈会唱歌，我记得她喜欢教我们唱：“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和“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后来，回想起来，才知道那都是抗日爱国歌曲。匪谍之子要为母亲平反

妈讲的故事，印象最深刻的，只记得一个了，那是一个德国老师的故事，一个老师带着一群孩子，突然有了手榴弹丢过来了，已经来不及排除，那个老师即奋不顾身的仆在那颗榴弹上，炸死了自己，保全了孩子们。我的名字是妈取的，妈告诉我，我的名字有两重意义，一是我生在清晨三点，江西河口，所以叫“晓波”；一是我要晓得和傚法马援，马伏波将军，男子汉大丈夫，要为国为民马革裹尸，岂可老死病床。

当时，我对妈讲的话，都似懂非懂，后来，为了自己的名字，还特别找了马援传来看，才知道是什么意思。研究所毕业后，我受聘为台大哲学系助教、讲师。在研究所的最后一年，我投入了七○年代台湾学生的“保钓运动”，并参与学生社会运动，为受灾矿工家属募捐，为飞歌女工怪病案呼吁，为乌脚病患、台西麦寮的农民讲话。

后来，台大校长阎振兴找我和陈鼓应讲话，说是，你们主张些自由民主就罢了，还开口闭口什么“基层民众”，人家会说你们思想左倾。当时，我即回答阎校长说：“我出身贫贱，我不替这些贫困的老百姓讲话，谁替他们讲话？”一九七三年，终于发生了“台大哲学系事件”，遭警总约谈侦讯，我和陈鼓应先后被台大解聘。

“台大哲学系事件”后，我还是坚持投入八○年代的党外民主运动和九○年代的中国统一运动。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际冷战的结果，两岸内战的缓和，戒严的解除，内战戒严体制的崩解。政治形势开始冲突到曾经在五○年代制造过无数“白色恐怖”案件的《惩治叛乱条例》，一九九一年五月，林正杰委员要我参加他在立法院举办的一场公听会，在公听会上，我以“白色恐怖”受难人遗属身份作证，述说了《惩治叛乱条例》加诸在我们家庭的悲剧，后来我把文章发表在《中国时报》（同年六月三日），题为《我的母亲叫章丽曼――一个“匪谍儿子”的自白》，这是我第一次公布了我母亲和家庭的遭遇，而引起了不少的回响，现任副总统吕秀莲女士，当时还亲自打电话到我家来安慰我。

终于，象征着森严的戒严体制颓然的倒塌了，《惩治叛乱条例》被中止了，接着“二二八事件”平反，我们的“台大哲学系事件”也平反了，我和陈鼓应重返台大任教。“台大哲学系事件”平反，我并没有特别的喜悦，因为我知道，还有五○年代的“白色恐怖”没有平反，我的母亲也还没有平反。

所以，记者来访“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平反，我就说：“二二八事平反了，台大哲学系事件也平反了，并不表示台湾的公义就得到了彰显，还有更冤的白色恐怖未能平反，我的母亲还未平反。”当时报纸还有以《匪谍之子王晓波，要为母亲平反》为标题刊出我的谈话。（《联合晚报》，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一日）

宪兵司令部的“不当审判”

在社会公义人士和“白色恐怖”受难人的努力下，一九九八年，立法院终于通过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并于当年十二月成立基金会，我亦被遴选为受难家属代表担代董事迄今。

今年五月二十六日的董事会通过了对母亲的补偿，确认了当时宪兵司令部对母亲的死刑判决是“不当审判”！正是母亲临终时不屈所说的“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上对得起天，下对得地，我无罪！”

母亲近半世纪的沈冤得以昭雪，我从小失去母亲，要为母亲平冤的心愿得偿。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母亲的判决书，父亲又不愿提及当年的伤心事，所以，从小我们一直对母亲的案件模模糊糊。为了《补偿条例》，当年的各审判单位才开放了档案，得以申请，才看到了母亲当年的判决书。

根据当年的判决书才知道，上海失守后，母亲仍留在上海邮政储汇尚任会计，后遭辞退，因“喜爱文艺，思想左倾”，考取上海华东新闻学院，卒业后，被认为“小资产阶级，思想模棱”，“思家心切”，想到台湾。中共人员知道父亲任职宪兵，遂要求母亲到台后，说服父亲，一旦共军攻台，要父亲不要抵抗。

母亲先以父亲思想固执而婉拒，再三说服而同意尝试，中共人员才开具路条让母亲到香港，劝说父亲后情况如何，约定函告香港中共人员，时母亲二个最亲爱的弟弟仍滞留大陆。母亲来台后，将中共人员之意转告父亲，果然遭父亲训斥，母亲即依约函告香港中共人员，就不再联络。母亲被捕后，“初该被告依然讳莫如深，嗣经情报侦讯人员一再晓以大义，始行直陈”。

母亲出身南昌地主之家，与国民党渊源极深。外曾祖父章子昆先生，乐善好施，为乡人排难解纷，与陈布雷友好，大陆赤化后，以“善霸”名义被斗争。外祖父章壮修先生，北伐军尚未进南昌城时即为国民党地下党员，在南昌城内秘密迎接北伐军，遭军阀当局追缉，北伐后曾任土地局局长，被土共绑架，遭酷刑，家人赎回后病殁，得年三十。三外叔祖父章益修先生，曾任江西省代理省党部主委，抗战时，任军事委员会新闻处少将处长，来台后，任国大代表。家父又是号称“领袖铁卫军”的宪兵军官。

但是，母亲和当时全国爱国青年一样，不赞成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再度发起内战。即使没有中共人员交代，母亲也不会赞成父亲为蒋介石去打内战。但父亲确实是蒋介石的“铁卫军”，也决不会接受母亲的意见，一旦战事至台，宪兵虽非战斗部队，父亲也一定会身殉“党国”。

因“思家心切”含冤而死

母亲被视为“小资产阶段，思想模棱”，已经“非我族类”，而想家要到台湾，时大陆已经赤化，非有中共的路条如何离开大陆！母亲虽不赞成蒋介石打内战，也明知父亲难以说服，因而不愿意接受劝说父亲的任务，但期待有路条的心情是迫切的，能不允诺接受任务吗？既有承诺，二个舅舅又滞留大陆，一旦失信，二个舅舅又将陷于如何之地位？如果不是严酷的内战戒严体制，母亲所为合情合理，又触犯了那一条？

宪兵司令部援引《惩治叛乱条例》《检肃匪谍条例》判处母亲死刑，犯罪也有犯罪动机，叛乱要有叛乱意图，母亲的动机和意图何在？判决书也说母亲是“思家心切”，“思家心切”也是判乱和匪谍的犯罪动机及意图吗？“思家心切”就是母亲思念父亲、外婆和我们子女啊！身为子女，母亲为了思念我们而失去了青春的生命，看到这样的判决书，真是“苍天何亟”啊！

母亲被捕后，判决书说“初该被告依然讳莫如深”，宪兵司令部又是根据什么证据逮捕母亲的？这正是典型的“先抓人，后找证据”，母亲跟我父亲讲的话，又有谁能知道？什么“嗣经情报侦讯人员一再晓以大义，始行直陈”，母亲被捕后，二次自杀未遂，一次吞金项炼，一次吞大头针，这是“晓以大义”的结果吗？事隔四十八年，我们真不敢想像母亲是遭受了如何野蛮的酷刑，二次选择以自杀来保卫自己。

“鬼有所归”，四十八年来，我们没有为母亲开吊治丧，除了不愿触动父亲心灵的痛处外，还有母亲含冤莫白，我们也不能让母亲含冤归去，今年五月二十六日，终于证明了当年宪兵司令部判决是“不当审判”，虽然已经造成永远不可弥补的伤痕，但四十八年的沈冤，总算昭雪，母亲临终时拒饮高粱酒说：“我生是一个清清楚楚的人，死作一个清清楚楚的鬼。”今天，母亲的案件总算清楚了，母亲的灵魂也应该有所归了。

小时候，我们从来不敢跟别人说母亲是谁，怎么死的。今天，母亲的案情弄清楚了，母亲当年是为了“思家心切”和反对蒋介石打内战而牺牲的，是宪兵司令部的“不当审判”。所以，我们家属将于今年八月十八日，母亲四十八年前遇难的日子，下午二时至四时，在母亲当年遇难的地方，青年公园水源路堤防外马场町“白色恐怖纪念公园”，举行“章丽曼女士追思纪念会”，欢迎亲朋好友，来共同纪念这一位四十八年前爱国含冤而去的青春灵魂。

中国人不可以再残杀中国人

我们为母亲举行追思会，决不是清算历史的仇恨，而是记取历史的教训。在那严酷的内战逻辑里，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一切的历史、政治、人性全遭扭曲，多少青春的生命在这严酷的斗争中丧失，多少美满的家庭在这内战的逻辑里破碎。母亲的悲剧，我们家庭的悲剧，其实只是近代中国民族大悲剧中的小悲剧。

追思母亲，我们追思的是母亲对苦难人民的同情，追思母亲对祖国和平的渴望，追思母亲对国家民族的热爱，追思母亲对强权霸道的不屈。中国人不可以再残杀中国人，中国人自己应该团结起来了，只有团结才是力量，只有团结，中国人才能创造自己国家民族的前途。我耳边似乎又响起了当年母亲教唱的“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是铁，团结是钢，……”

附录

台湾“统派猛将”王晓波逝世

来源：台海网2020年7月30日

今天一早，从台湾传来一个悲伤的消息：岛内“统派”标志性人物、“老保钓人”、“中国统一联盟”（现转型为“统一联盟党”）前副主席王晓波不幸病逝，享年77岁。

王晓波去世的消息传出后，两岸友人纷纷致哀，称其去世“让祖国统一大业蒙受重大损失!”

“岛内左统派又一大佬仙逝，祖国统一大业蒙受重大损失！”“晓波老师以其坚定的信念、深邃的思考、确凿的史料、雄辩的口才，成为台湾统左派旗帜性的人物、祖国统一事业一员勇猛的干将。”“晓波老师是坚定的反‘台独’战士，唯有继续逝者统一宏愿予以告慰！”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应询表示，中国统一联盟前主席毛铸伦先生，前副主席、《海峡评论》前总编辑王晓波先生心怀民族大义，矢志不渝推动祖国统一，坚决反对“台独”，令人敬佩。我们对他们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王晓波1943年出生于江西省沿山县，母亲牺牲于国民党当局“白色恐怖”，父亲曾遭国民党当局关押，王晓波本人则是1970年代“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受害者。

王晓波在台湾大学读书时即发动过“保钓运动”。曾任教台湾大学哲学系、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主要研究中国法家哲学、台湾史及两岸论述，著作等身。

1988年，王晓波与胡秋原、陈明忠、陈映真等人筹组成立中国统一联盟，并于2001至2013年担任统盟12年的第一副主席。1991年1月1日，王晓波创办《海峡评论》，担任总编辑长达30年。

王晓波反对李登辉执政后期、陈水扁执政8年期间把中学历史教科书“皇民化”与“去中国化”，在马英九执政期间，力主历史课纲应“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担任过台湾“历史课纲微调小组”召集人。

曾促马英九改“台独”教材

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统一的王晓波,曾长时间担任“中国统一联盟”（现转型为“统一联盟党”）副主席，也是岛内统派组织“夏潮联谊会”创立者。

从“两蒋”时期，到“李扁”时代，再到生命最后，王晓波坚决“反独促统”的立场从未动摇过，斗争从未停止过。可以说，王晓波是一名坚定的反“独”战士,是岛内“统派”旗帜性人物。

他曾公开说，教书只是他的事业，但推动中国统一却是他“一生的志业”。

王晓波与“统一联盟党”主席纪欣在一起

作为马英九数十年的好友，王晓波为解决“去中国化”和“美化日据”立场日益严重的岛内教科书问题，曾在马英九执政时担任“高中历史教科书课纲修订小组委员会”召集人。王晓波在该委员会与“台独”学者对抗到底，并大声疾呼,“如果‘皇民史观’过关，马英九将成为历史罪人”。

称马英九“有使命感但有心无力”

对马英九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时期的表现，王晓波表示，在两岸关系上，马上台后，两岸实现了直航“三通”、陆客来台、“两会”复谈、两岸和解、……可以说，这是60年来所未有过的现状。马英九在两岸敢于突破心结，实行两岸和解政策，平心而论，马英九的成就功在台湾人民、功在两岸人民、功在国家民族。

王晓波曾表示，“终极统一”就是马英九的方向。只是因为台湾目前的政治环境，使得马英九不敢把“方向”讲出来，这个“方向”才不为大家所了解。“台湾连一个ECFA都骂成这样，马英九还敢讲两岸统一吗？这是马要认真考虑的问题。”而台湾老百姓，对大陆不了解、心存疑虑，也是一大因素。另外，来自美国、日本的压力，都需要综合考虑。

王晓波指出，马英九在两岸政策方面面临的一个麻烦，就是陈水扁任期内安排了太多“绿色人马”到重要的位置任事务官，这些事务官是有法律保障任期的，动不了。马英九的政策要在“政府”机构中执行，就会遇到这些“绿色事务官”的怠慢。要翻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却得不到国民党“立委”的全力支持，所以“马英九虽然有使命感却有心无力。”

保钓运动的中坚分子

王晓波是台湾“老保钓人”、1970年代岛内保钓运动的中坚分子。

1971年上半年，台湾爆发保钓运动高潮。4月10日，华盛顿发生有2500人参加的保钓大游行，是美国华人社会破天荒的举动。五天之后，岛内也爆发以台湾大学、政治大学为首的保钓游行。而更大规模的行动，发生在6月17日美日将签订移交钓鱼岛正式文书之际。

1970年代台湾大学学生走上街头参与“保钓”游行

关于那场保钓运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获得者丘成桐，著名史学家何柄棣等都曾参与。马英九也是当年台湾保钓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在大陆，《人民日报》曾发表评论员文章声援。周恩来总理也秘密邀请了五名台湾保钓学生代表到北京，和他们彻夜长谈。

台湾保钓运动爆发时，王晓波还在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他全程参与，是整个运动的核心中坚人物。

之后，“台独联盟”的报纸《台湾青年》在日本竟用日文发表文章称，“蒋邦侵犯日本领土尖阁群岛（日本对中国钓鱼岛的称呼———导报记者注）”；1972年12月4日，“台独”势力借“民族主义座谈会”，向我和陈鼓应等保钓人士发起攻击，进而导致“台大哲学系事件”，王晓波等人被逮捕。

“40多年前，台湾学生在保钓问题上是非常热烈的。然后，经过李登辉和陈水扁持续‘去中国化’的影响，如今，岛内的中国民族主义气若游丝，台湾年轻人对钓鱼岛几乎无感。”王晓波感叹说。

在担任台湾“高中历史教科书课纲修订小组委员会”委员时，王晓波也力主“从历史教科书着手强化保钓”。在他坚持下，当年的课本也按课纲要求，加入了有关“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教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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