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诗》思想渊源之蠡测

作者：任蜜林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现代哲学》2020年第1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六月廿一日乙酉

                耶稣2020年8月10日

摘要

西汉今文诗学分为鲁、齐、韩三家。三家《诗》虽然都属于今文诗学，但其思想特征并不完全相同。而这些思想特征的不同，则与它们思想来源的不同有着密切关系。鲁《诗》与荀子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其在解《诗》的时候突出了礼的地位。齐《诗》则源自以《公羊》为代表的齐学，所以有着浓厚的阴阳五行思想色彩。韩《诗》则同时受到荀子与阴阳家两方面思想的影响，这也是其既有荀子“天人相分”思想，又有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思想的原因所在。从保持先秦《诗》义的原貌来看，鲁《诗》的贡献最大。但从汉代经学的发展来看，齐《诗》无疑最能反映西汉今文诗学的特色。

【关键词】

鲁《诗》；齐《诗》；韩《诗》；荀子；公羊学；阴阳家

今文诗学在西汉分为鲁、齐、韩三家。《史记·儒林列传》说：“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鲁《诗》始于申培公，齐《诗》传自辕固生，韩《诗》则源乎韩婴。三家《诗》虽然都属于今文诗学，但其思想特征并不完全相同。而这些思想特征的不同，则与它们思想来源的不同有着密切关系。对于三家《诗》的思想渊源，前人虽有深入探讨，但仍有未尽之处。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三家《诗》的思想渊源作一系统的研究，以期展现今文诗学在西汉经学史中的特征和地位。

一、鲁《诗》与荀子的关系

对于鲁《诗》，《史记·儒林列传》说：

申公者，鲁人也。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高祖于鲁南宫。吕太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已而郢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学，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绝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

《汉书·儒林传》记载略同，唯“百余人”作“千余人”，更加突出了申公在当时的影响。申公乃鲁人，当高祖过鲁时，即带弟子见高祖。申公与楚元王刘交同师，二人俱学于浮丘伯。浮丘伯者，荀子弟子也。《汉书·楚元王传》说：“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可见，鲁《诗》之祖可以追溯至荀子。

申公在汉景帝时因精于《诗》而被立为博士。其弟子王臧、赵绾皆至大官，臧先后为太子少傅、郎中令，绾为御使大夫。除了王臧、赵绾外，申公的弟子当时选为博士的就有十多人，孔安国为临淮太守，周霸为胶西内史，夏宽为城阳内史，鲁赐为东海太守，缪生为长沙内史，徐偃为胶西中尉，阙门庆忌为胶东内史，其余弟子至于大夫、郎、掌故亦有百人。除了官员外，申公弟子还有专门以学术为业的瑕丘江公、许生、徐公等人。蒋公、许生传韦贤，贤传子玄成，玄成与其侄赏以《诗》授哀帝，是为鲁《诗》韦氏学。徐公、许生授王式，式授张长安、唐长宾、褚少孙、薛广德，由是鲁《诗》有张、唐、褚氏之学。张长安授张游卿，游卿授元帝、王扶、许晏，于是又有许氏学。这是西汉中后期鲁《诗》的传承情况。可以看出，鲁《诗》自申公以来一直到西汉末年都传授不绝，这都反映了申公对于当时政治有着重要的影响。

除了弟子及其后学多居要职外，申公同其弟子还参与了当时的政治改制活动。《史记·封禅书》说：

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

西汉到了汉武帝时开始达到兴盛，当时官僚士大夫皆望汉武帝封禅改制以响应天下太平的局面。于是汉武帝以申公弟子赵绾、王臧为公卿，欲立明堂以朝诸侯，并起草巡狩、封禅、改正朔等事。绾、臧二人并不知道如何具体操作，于是向武帝推荐了他们的老师申公。武帝以重礼聘请申公，申公到了朝廷，武帝问以治乱之事，申公仅对以“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汉书·儒林传》）申公的回答显然不能满足武帝封禅改制的愿望，于是让其住在鲁邸以议论明堂的事情。申公及其弟子的改制并未成功，一方面由于他们的主张并未切合武帝的意愿，另一方面也由于窦太后的反对而作罢。窦太后乃文帝之后，景帝之母，武帝之祖母。窦太后好黄老之说，不好儒术，而申公及其弟子以儒家学说进行改制，显然触犯了窦太后，因此，窦太后令人寻得赵绾等人的犯奸牟利之事以罪二人，二人自杀，“诸所兴为皆废”。

从解释方式上看，鲁《诗》的特点是“训故”。《汉书·儒林传》说：“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亡传，疑者则阙弗传。”据《汉书·艺文志》，鲁《诗》著作有“《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又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从此来看，鲁《诗》与齐《诗》、韩《诗》的区别似乎在“训故”与“传”上。其实不然，因为鲁《诗》也有“传”，《汉书·楚元王传》说：“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齐《诗》、韩《诗》也有“故”的体裁，据《艺文志》，齐《诗》有“《齐后氏故》二十卷”（王先谦注曰：后仓也，辕固再传弟子）、“《齐孙氏故》二十七卷”（王先谦注曰：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孙氏未详其名）、“《齐后氏传》三十九卷”（王先谦注曰：盖后氏弟子从受其学而为之传）。[1]韩《诗》则有“《韩故》三十六卷”（王先谦注曰：此韩婴自为本经训故，以别于《内外传》者，故志首列之。或以为弟子作，非也）、“《韩说》四十一卷”（王先谦注曰：韩《诗》有王、食、长孙之学，此其徒众所传）。这说明三家《诗》的区别并不在其解释体例上，而关键在于其解释内容上。

鲁《诗》源自荀子，荀子之学的特点是礼学，故鲁《诗》亦重礼。《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说：“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可以看出，申公及其弟子所议的明堂、封禅、巡狩等事情本质上皆属于礼学，“以礼为服制”。因此，《艺文志》记载的关于封禅的《古封禅群祀》《封禅议对》《汉封禅群祀》等著作皆列于礼学之下。明堂制度本身就是礼书中的重要内容，如《礼记·明堂位》说：

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三公，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阶之东，西面，北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这说明明堂是周公用来朝诸侯之位的，其有“明诸侯之尊卑”的作用。明堂还是帝王祭祀、布政的地方。《左传·文公二年》说：“瞫曰：周志有云，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杜预注曰：“明堂，祖庙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义之士不得升。”《孟子·梁惠王下》说：“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如行王政，则勿毁之矣。”

申公一派在解释《诗》的时候也突出礼的地位。据《汉书·儒林传》，王式弟子唐长宾、褚少孙当选为博士弟子，“诣博士，抠衣登堂，颂礼甚严，试诵说，有法，疑者丘盖不言。”诸博士见了之后非常惊讶，问他们的老师是谁？他们说是王式。于是诸博士推荐王式为博士。及王式到，诸大夫博士持酒肉欢迎。鲁《诗》博士江公嫉妒王式，谓歌吹诸生曰：“歌《骊驹》。”王式曰：“闻之于师：客歌《骊驹》，主人歌《客毋庸归》。今日诸君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公曰：“经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礼》。”可以看出，礼在鲁《诗》中确实居有重要的位置。其实这种情况从荀子就已经开始了，如：

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诗》曰：“礼仪卒度，笑语卒获。”此之谓也。（《修身》）

故厚者，礼之积也；大者，礼之广也；高者，礼之隆也；明者，礼之尽也。《诗》曰：“礼仪卒度，笑语卒获。”此之谓也。（《礼论》）

可以看出，荀子一方面引用《诗》是为了说明礼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直接用《诗》来解释一些礼仪制度，如“诸侯召其臣，臣不俟驾，颠倒衣裳而走，礼也。《诗》曰：‘颠之倒之，自公召之。’”鲁《诗》重礼的思想应该受到了荀子的影响。

二、齐《诗》与公羊学的关系

对于齐《诗》，《汉书·儒林传》说：

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后上以固廉直，拜为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即位，复以贤良征。诸儒多嫉毁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己九十余矣。公孙弘亦征，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诸齐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

辕固在汉景帝时以《诗》为博士。到了汉武帝时，以贤良被征至朝廷。但由于受到儒生的嫉妒，并未受到重用。当时公孙弘与辕固同时被征，并向固请教，辕固让他正直言事，不要阿谀奉承。齐地言《诗》者都是辕固的弟子，其中夏侯始昌最为著名。始昌授后仓，苍授翼奉、萧望之、匡衡，衡授师丹、伏理、斿君、满昌，于是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满昌授张邯、皮容，二人皆至大官，弟子甚众。这是齐《诗》在西汉的基本传承情况。

对于辕固的师承，史书未有明言。庞俊曾作《〈齐诗〉为孟子遗学证》以证齐《诗》乃孟子遗说。在他看来，齐《诗》至少有二十处与孟子相合。其中最重要者当属齐《诗》的阴阳五行思想源自孟子。他说：“《齐诗》言五际四始，举《风》《雅》篇什，致之五行阴阳之术，其言怪迂，与三家绝异。然荀卿《非十二子》讥子思、孟轲曰‘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而《汉志》阴阳家复著录《孟子》一篇。据此二文，五行阴阳，固孟子之遗学。”[2]庞氏当时尚未见马王堆帛书、郭店竹简《五行》，其以传统“五行”解释思孟“五行”并非其误。《汉志》所说，亦不知其确切内容。但从思、孟一派引《诗》解《诗》内容来看，其并未杂有阴阳五行灾异思想，如《中庸》说：

《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

《中庸》虽有“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之语，然亦说“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故在引《诗》解《诗》的时候，丝毫未杂有天人感应、阴阳灾异之说。《五行》亦然，如马王堆帛书说：“有德则国家兴□□□□□。《诗》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此之谓也。”[3]

孟子提出“以意逆志”的解《诗》方式，其说：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万章上》）

所谓“以意逆志”就是要尽量站在诗人的立场上来理解诗人作《诗》的想法，不要被表面的文辞所迷惑。因此，《云汉》之诗“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只是夸张的表达方式，并非实际如此。故孟子解《诗》或出于儒家人文主义、理性主义立场，如其说：“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梁惠王下》）或引《诗》以论证自己思想，如“《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告子上》）。除此之外，庞氏所举之证并不能令人信服，如以《史记十二诸侯表》中“公孙固”为“辕固”、以辕固人格比附孟子说的“大丈夫”、以翼奉“五性”为性善、举《公羊》之说以证二者关系，等等。

由于辕固没有著作流传于世，其《诗》学特征无从判断。从史书记载来看，关于辕固的材料一则为他与黄生关于“汤武革命”的争论，一则为他因轻蔑黄老道家而被窦太后施以惩罚。后者仅反映了汉初儒道思想斗争的情况，前者则对了解辕固思想有着重要意义。《史记·儒林列传》说：

（辕固）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

黄生是当时黄老道家的代表人物，司马迁曾向他问学。从争论内容来看，黄生更加注重尊卑上下的等级之分，因此，他认为汤、武对于桀、纣以下犯上，取而代之，显然违背了他们名分的要求，因此认为汤、武并非受命，而是弑君。辕固则认为桀、纣统治荒乱，失去民心，已经不配为君王了。因此，汤、武取得政权是有其天命合法性的。辕固之说应该受到孟子、荀子的影响。《孟子·梁惠王下》《荀子·正论》都记载了关于汤武革命的讨论。荀子思想在很多方面与孟子相反，但在“汤武革命”的问题上二人却高度一致。荀子所批驳的世俗之说在汉初并未消亡，黄生即其代表。很多学者据此推断辕固受到孟子思想的影响。从根源上讲，这种说法并不能算错。但考虑到辕固从事学术活动应是战国末年到西汉初年这段时间，此时正是荀子思想发生广泛影响的时期，再加上上述内容与荀子更为接近，因此，可以推断辕固这种思想的直接来源应是荀子。

综上可知，齐《诗》的思想来源并非孟子。那么其是否来源于荀子呢？仅从上述材料我们似乎还不能作如此的判断，因为其并未涉及《诗》的学说。而且从齐《诗》的后来发展来看，其与荀子的精神是相悖离的。那么齐《诗》源自何处呢？刘师培曾作《〈公羊〉〈齐诗〉相通考》，通过对翼奉、匡衡、萧望之等说法的分析，以证齐《诗》中有《公羊》之义。如翼奉“五际”之义与《繁露》改制之说同，革命改正即《公羊》说的拨乱反正之义；匡衡说的“怀异俗而柔鬼方”即《公羊》大一统之义，等等。[4]蒙文通也认为齐《诗》与《公羊》同源，其说：

《公羊》《齐诗》之说，本自同源，离之则两晦。《陈留风俗传》云：“園廋，字宣，明《公羊春秋》，……为秦博士。”園，字又作圈、作辕。園宣明《公羊》，而辕固明《齐诗》，犹伏胜明《尚书》，而其后伏理以下为《齐诗》伏氏学。……《齐诗》《公羊》，合而后备，本出一源，岂二致哉！[5]

蒙氏所引《陈留风俗传》乃东汉末年圈称所著，其书已佚，未知其本。然圈与園通，则可知其所记“園廋”乃其祖先，故其所记应有其来源。秦时博士多达七十人，故“園廋”应非子虚乌有之人。

刘、蒙二人所说虽然未必完全正确，但齐《诗》、《公羊》确实有着密切关系。《汉书·儒林传》说：“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这里的“取《春秋》，采杂说”应该是针对《齐诗》《韩诗》来说的，因为史书未有鲁公习《春秋》的记载。可见《齐诗》的特点就是“取《春秋》，采杂说”，这与公羊学是比较接近的。《汉书·公孙弘传》说公孙弘“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汉书·儒林传》也说：“孟卿以礼经多，《春秋》烦杂，乃使喜从田王孙受《易》。”公孙弘、孟卿所学皆《春秋》公羊学，可见内容驳杂是公羊学的一个特点。齐《诗》的“取《春秋》，采杂说”应该说的就是公羊学。至于其如何“取《春秋》，采杂说”，由于材料所限，我们不得而知。

《公羊》、齐《诗》皆属齐学，而齐学则受阴阳家思想影响较大。公羊学与阴阳家的关系自不待言，那么齐《诗》与阴阳家的关系又如何呢？齐《诗》之祖辕固是否受到阴阳家思想影响，无从断言，但其后学则多杂有阴阳家思想。其弟子夏侯始昌精通五经，是尚书学传承中的重要人物，其学以阴阳灾异为主。在董仲舒、韩婴之后，始昌受到汉武帝的重任。始昌的弟子后仓不但精通诗学，而且颇明礼学。其礼学学于孟卿，而孟卿是董仲舒的再传弟子，其属齐学无疑。后仓的弟子翼奉、萧望之、匡衡皆讲阴阳灾异思想，以翼奉最为专门。翼奉所说的“五际”“六情”等思想尤能反映齐《诗》特色。另外，齐《诗》的阴阳五行思想可能受到董仲舒公羊学的影响。董仲舒也有以灾异解《诗》的内容，如其说：“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董仲舒的《诗》学源于何处不得而知，其与齐《诗》关系如何亦不得而知。不过翼奉的老师后仓是孟卿的学生，而孟卿则是董仲舒的再传弟子，因此，齐《诗》的思想应该受到董仲舒的影响。正如邵瑞彭所说：“奉奏封事以《春秋》有灾异与《易》有阴阳、《诗》有五际并举。《春秋》公羊家亦齐学，孟卿又曾受《公羊》于嬴公，则奉之言灾异，亦本于胡、董也。”[6]

三、韩《诗》与荀子、阴阳家的关系

对于韩《诗》，《史记·儒林列传》说：

韩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自是之后，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

韩婴在汉文帝时即为博士，比齐《诗》、鲁《诗》都早。汉景帝时为常山王的老师。到了汉武帝时，韩婴还曾与董仲舒有过辩论，可见其年辈与鲁申公、齐辕固略相当。燕、赵之地的《诗》学都出自韩《诗》一系。韩婴传淮南贲生、河内赵子，赵子传蔡谊，谊传食子公、王吉，子公传栗丰，王吉传长孙顺，于是韩《诗》有王、食、长孙之学。栗丰传张就，长孙顺传发福，二人皆至大官，徒众尤盛。这是韩《诗》在西汉传承的基本情况。

与鲁《诗》、齐《诗》不同，韩《诗》的很多著作幸运地保存下来了。据《汉书·艺文志》，韩《诗》有《内传》四卷、《外传》六卷以及《韩故》三十六卷、《韩说》四十一卷。《韩故》《韩说》应为韩婴后学所作，皆以亡佚。对于《内传》，《隋书·经籍志》已不著录，而《外传》著为十卷，恰好是《汉志》“内外传”合起来的卷数，故有人认为《内传》并未亡佚而是被并入《外传》中了。沈家本说：“《内外传》则皆依经推演之词，虽分内外，体例则同。……《内传》则与《外传》并为一编，故其卷适与《汉志》同，非无《内传》也。”[7]杨树达也说：“愚谓《内传》四卷实在今本《外传》之中。《班志》《内传》四卷，《外传》六卷，其合数恰与今本《外传》十卷相合。今本《外传》第五卷首章为‘子夏问曰，《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云云，此实为原本《外传》首卷之首章。盖《内》《外传》同是依经推演之词，故后人为之合并，而犹留此痕迹耳。”[8]不管现存《韩诗外传》是否是韩婴的《内》《外传》合本，然从其“推《诗》之意”来看，《内》《外传》的性质应该相同。除了诗学，韩婴还传易学，其特点也是“推《易》意而为之传”。可见推经之意是韩婴经学的特点。

那么何为“推《诗》之意”呢？王世贞说《韩诗外传》：“大抵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书杂引古事古语，证以诗词，与经义不相比附，故曰《外传》。”徐复观则认为：“《外传》表达的形式，除继承《春秋》以事明义的传统外，更将所述之事与《诗》结合起来，而成为事与诗的结合，实即史与诗互相证成的特殊形式，……此时《诗》已突破了字句训诂的拘束，反射出领受者的心情，以代替了由训诂而来的意味。”[10]可见，所谓“推《诗》之意”并非对《诗》的本义进行一字一句的解释，而是根据《诗》而借题发挥。从现存《韩诗外传》来看，上述总结并不确切，因为其形式除了“事与诗的结合”，还有“论与《诗》的结合”和“事、论与《诗》的结合”。所谓“事与《诗》的结合”，也就是先引一则故事，然后引《诗》以作总结，此即王世贞说的“引《诗》以证事”，如卷一第二十二章说：

晋灵公之时，宋人杀昭公。赵宣子请师于灵公而救之。灵公曰：“非晋国之急也。”宣子曰：“不然。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为顺也。……”于是灵公乃与师而从之。宋人闻之，俨然感说，而晋国日昌，何则？以其诛逆存顺。《诗》曰：“凡民有丧，匍匐救之。”赵宣子之谓也。

这里先引用赵宣子的故事，然后引《诗》对其加以说明。“论与《诗》的结合”则是先议论然后引《诗》作结，如卷一第十四章说：“传曰：聪者自闻，明者自见，聪明则仁爱著而廉耻分矣。……故智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远而名彰也。《诗》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而“事、论与《诗》的结合”则是先讲一则故事，然后穿插一些议论，最后引《诗》结束，如卷一第一章说：“曾子仕于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时，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故君子桥褐趋时，当务为急。传云：不逢时而仕，任事而敦其虑，为之使而不入其谋，贫焉故也。《诗》云：‘夙夜在公，实命不同。’”这些形式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是先事或论，最后引《诗》以作总结。而对《诗》的字句则很少解释，这或许就是韩婴所说的“推《诗》之意”。

对于韩《诗》的渊源，史书并未指明。很多学者指出韩《诗》与荀子有着密切的关系。王应麟说：“申、毛之诗，皆出于荀卿子。而《韩诗外传》多述荀书。”（《困学纪闻》卷三）汪中说：“《韩诗》之存者，《外传》而已。其引《荀卿子》以说《诗》者四十有四，由是言之，《韩诗》，《荀卿子》之别子也。”[11]金德建从地域因素对韩《诗》与荀子的关系作了探讨。在他看来，韩《诗》流行于燕、赵之地，而荀子是赵地传授《诗经》的大师，因此“韩婴的诗经学来源必定上面继承荀卿。”[12]徐复观也说《韩诗外传》“共引用《荀子》凡五十四次，其深受荀子影响，可无疑问。”[13]从现存《韩诗外传》来看，其很多内容确实受到了荀子的影响。但除了《荀子》之外，《韩诗外传》还征引了《周易》《左传》《公羊》《穀梁》《尚书》《礼记》《论语》《孟子》以及《老子》《庄子》等先秦文献[14]，这也反映了《韩诗》“采杂说”的特点。这说明韩婴虽然以《荀子》为主，但同时还融合了其他各家思想。

韩《诗》与荀子另外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其并不反对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思想，如其说：

传曰：善为政者，循情性之宜，顺阴阳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际。如是，则天地奉养，而生物丰美矣。不知为政者，使情厌性，使阴乘阳，使末逆本，使人诡天气，鞠而不信，郁而不宜。如是，则灾害生，怪异起，群生皆伤，而年谷不熟。是以其动伤德，其静无救，故缓者事之，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为治。《诗》曰：“废为残贼，莫知其尤。”（卷七第十九章）

这与荀子说的“明于天人之分”“人妖”等说法截然相反，当然韩《诗》也征引了许多荀子的观点。这两种相反的观点在韩《诗》中相互并存，说明韩《诗》并非仅仅受到荀子的影响。

从韩婴的出生地来看，其应该受到齐学的影响。燕地学风一直与齐地有着密切的关系。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对于燕、齐两地影响最深，《史记·封禅书》说：“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可见，燕、齐风气就是喜好神仙长生怪迂之事，因此，邹衍之学能够风行此地。廖平、蒙文通师弟认为“燕学同于齐学，盖燕之风尚，素与齐同，燕之儒生多自齐往故也。”“燕学者，齐学之附庸也。”[15]韩婴自幼生长燕地，其不可避免地要受其风气影响。

可以看出，韩《诗》的来源并不纯粹，除了荀子之外，还受到阴阳家思想的影响。这也是其中既有荀子“天人相分”思想，又有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思想的原因。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三家《诗》的来源并不相同，鲁《诗》源于以荀子为代表的鲁学，齐《诗》则来自以《公羊》为代表的齐学，而韩《诗》则受到荀子和阴阳家（即鲁学和齐学）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从保持先秦《诗》义的原貌来看，鲁《诗》的贡献最大，因此，《汉志》说三家《诗》“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但从汉代经学的发展来看，齐《诗》无疑最能反映西汉今文诗学的特色。

注释
 
【1】陈乔枞说：“《志》叙六家只有后氏、孙氏而不及辕生者。据《汉书·儒林传》，固传夏侯始昌，始昌传后仓，则后氏《故》《传》即本诸辕固也。”（《齐诗遗说考》卷一）
 
【2】庞俊：《〈齐诗〉为孟子遗学证》，《国立四川大学季刊》1935年第1期。
 
【3】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所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8页。
 
【4】《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刘师培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77—579页。
 
【5】蒙文通：《蒙文通全集》（一），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第60—61页。
 
【6】邵瑞彭：《齐诗钤》，《儒效月刊》1936年第2卷第5期。
 
【7】沈家本：《世说注所引书目经部》，见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第1021页。
 
【8】杨树达：《汉书窥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07—208页。
 
【9】王世贞：《读〈韩诗外传〉》，见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第1004页。
 
【10】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页。
 
【11】汪中：《荀卿子通论》，见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1页。
 
【12】金德建：《韩诗内外传的流传及其渊源》，《新中华》1948年复刊第6卷第7期。
 
【13】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第5页。
 
【14】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第12—14页。
 
【15】蒙文通：《经学抉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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