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亚里士多德

作者：马特·迪南

译者：吴万伟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六月廿五日己丑

          耶稣2020年8月14日

我认为亚里士多德不是我们的敌人，我觉得他是朋友。

在西方哲学中，清除异己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倍受崇敬。就在黑格尔（G.W.F.Hegel）使其成为其历史逻辑体系的关键之前很久，雅典人就清除了苏格拉底。到了亚历山大大帝驾崩的场合，有传说认为亚里士多德匆忙逃离雅典，他的解释是不愿意听任哲学被清除第二次。

我总是想这种道听途说不足为凭的概述却抓住了亚里士多德的某些深层的真实性，他令人吃惊的敏锐智慧、他的小心谨慎以及足智多谋。或许这些品质解释了他为什么能够经受住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清除行动而屹立不倒：虽然有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等贝希摩斯（Behemoth《圣经》中出现的怪物，传说上帝在创世纪第六天用粘土创造了贝希摩斯和利维坦，它的尾巴如杉木般挺直，肌肉如石头般结实，骨骼如铜铁般坚硬。－－－译注）竭尽全力要消灭他，但我们至今仍然在阅读他的著作。或许有人争论，自从在西方确定无疑地承受住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攻击而幸存下来之后，亚里士多德就几乎已经成为了哲学本身的同义词。在美国广播公司家庭喜剧《善地》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笑话中，艾琳娜·舍尔斯特普（Eleanor Shellstrop）询问哲学教授奇迪·安纳贡耶（Chidi Anagonye），“谁死去了，才留下亚里士多德去负责伦理学？”对此问题，奇迪平静地回答说“柏拉图。”就是这样的。

啊，就像托马斯·阿奎那一样，我也特别喜爱阅读亚里士多德，我本来打算在假期期间并不思考亚里士多德问题的计划却因故被打断了，因为芝加哥大学教授阿格尼斯·卡拉德（Agnes Callard）向《纽约时报》的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古代雅典人和近代思想家都失败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应该最终成功地清除亚里士多德？卡拉德认为，按照当今的游戏规则，根深蒂固的不平等观念是其伦理学和政治学理论的基本特征而不仅仅是轻微的缺陷。其他思想家如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虽然也提出了一些有问题的观点，但他的理论提供了一些工具，可以用来质疑这些观点。与康德不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第一部简直就是对“天生”奴隶制的高声辩护。

但是，卡拉德认为，虽然亚里士多德显然为奴隶制辩护，但他的名字仍然应该保留在图书馆的正面墙上，他的画像仍然应该留在博物馆中，他的书仍然应该作为课程教材。为什么？因为“哲学家必须维持在最根本问题上的激进分歧的可能性，”即使为最危险、最不光彩的机构辩护的论证。在卡拉德看来，这是因为真正的哲学论证没有危险。无论古代雅典人的某个阶级认为苏格拉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威胁，卡拉德认为，真正的危险是“发送某种信息”造成的，她将此与哲学家的“字面意义言论”对立起来：“虽然字面意义言论使用了说服他人的方法－－－论证和证据－－－等系统性探索真理之法，但信息发送言论往往给接受者施加某种非理性压力。”当我们争论言论自由或清除自由时，我们实际上在争论的是追求一种字面意义上的哲学言论自由，这与信息发送是不同的。而信息发送当然应该受到谴责。

像卡拉德一样，我并不认为亚里士多德是我们的敌人，我觉得他是朋友。但是和卡拉德不同，我把亚里士多德当作我们的朋友不是因为他是某种“外星人”，其观点代表了对我们来说完全陌生的世界，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球，而是因为我认为他对奴隶制的描述旨在挑战古希腊政治生活中某个根深蒂固的不公正因素。实际上，正如克里斯托弗·弗雷（Christopher Frey）最近在圣母大学的《教会生活》上的文中指出的那样，当我们按照卡拉德推荐的从“字面意义”上阅读时，很快就发现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似乎“接近于胡说八道”。正如卡拉德在文中暗示的那样，哲学家说话缺乏连贯性的确令人吃惊，更不用说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大家了，我们都知道他的《工具论》（Organon）在西方思想史上大部分时期被认为是研究逻辑的“工具”。

基尔·弗兰克（Jill Frank）观察到，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有关奴隶制的描述深深地隐含在他辨认出更广泛的政治生活中的“自然性”的尝试中。从《政治学》的开头，作者就讨论可以被称为“自然的”的地位及其充盈性。城市的出现从两种不同的方式上被描述为“自然的”。政治共同体据说是自然的，因为人类要求相互的再生和繁衍生存，因为作为拥有话语和理性（罗格斯）的动物，人类能够充分地实践理性，揭示出相互之间做出“有利的和有害的因而公正和不公正之事。”正如玛丽·尼古拉斯（Mary Nichols）所说，亚里士多德首次描述的天性被归纳成一种双重性，这与必要性和高贵性形成一种对应关系。

因此，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第一次提到奴隶制是要显示它如何不公正，其自然性如何令人质疑，这是非常有趣的。说到将女性和奴隶合并起来的“野蛮”习惯，亚里士多德暗示，自然不会以“经济精神”制造出任何东西，女性的天性与奴隶的天性是不同的。因此，既然女性有其他的、未确定的“自然的”目标，这是不公平的。同样，男性有不同于奴隶的自然目标？果真如此，我们必须询问奴隶制的自然公正性，不仅对女性而且对男性也是如此。

几页之后，亚里士多德重新谈及奴隶制话题时，他的议题框架同样非常说明问题。他考察了有关奴隶制的现有观点，特别是某些人的主张，他们认为专制统治（despotic rule）或者“主奴之治”（mastery）和“政治”管理都是一回事，而其他人相信实现“主奴之治”只是约定俗成的规范。亚里士多德关心的是政治与主奴之治的合并，以及天性在我们思考这些东西时发挥的作用。专制统治的特征是将他人当作财产、当作工具来使用，但是，正如亚里士多德描述的那种外表模样，他的例子是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古希腊神话中的火神、砌石之神、雕刻艺术之神与手艺异常高超的铁匠之神，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译注）神的魔力工具，按照荷马的说法，“不由自主地聚集在众神面前。”就像那些被奴役者一样，众神的工具拥有能动性和远见：奴隶要有用，他们就必须有远见，而这显然是主人的专属领地。如果仔细考虑就会发现，能为奴隶制“辩护”的一切都暴露出它的专制性。

在表面上为“天性奴隶制”辩护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类似的动作，他暗示“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基于自然天性而得到辩护，主人和奴隶的差别就像身体和灵魂的差别一样巨大。自然的简单性的原则最初常常被用来质疑将女性和奴隶合并起来的机构，现在常常被用来为其辩护。撇开亚里士多德本人在《灵魂论》（De Anima）中显然并没有将灵魂视为独立于身体的事实不提，他没有能显示出这样的人的实际存在。正如尼古拉斯所说，亚里士多德持有的观点是“将以专制统治为基础的自然简单性观念推向荒谬的程度。专制独裁仅仅出现在简单人之间，他们要么只有身体要么只有灵魂。”因为所有人实际上都是拥有身体和灵魂的复杂存在，按照亚里士多德本人的论证，奴隶制也是不允许的。除了呼吁对奴隶进行教育之外，亚里士多德甚至在《政治学》的这一节结尾，贬低“主奴之治”没有“任何伟大和庄严之处，”因为“主人必须知道如何下达命令让奴隶必须知道要做之事。”对旨在完成被通常认为的展示支配统治他人的尊严的描述来说，懒散成性的主人对十分能干的奴隶发号施令绝对是一场灾难，因为结果肯定是事与愿违的。

从关键上说，亚里士多德因此展示出那种出现在自由和平等的个人之间的政治与希腊的奴隶制实践格格不入。以永久性区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为典型特征的专制统治与我们善意理解的政治生活是完全对立的。奴隶制必须假设人类就是他们现在的样子，他们常常这样做，对自然的本性进行有害的描述。亚里士多德或许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平等论者，但是他看待政治的视角与我们的视角的差别还不至于大到让他成为神秘莫测的密码。

而且，正如我在文中呈现的那种对亚里士多德的“字面意义”解读让人质疑卡拉德设想的那种字面意义阅读的可能性。正如古代评论家奥林匹奥德鲁斯（Olympiodorus生活在拜占庭帝国早期的一位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占星家和教师---译注）注意到的那样，人们在写作时，将亚里士多德“故意遮蔽了，因为他想让更迫切和更粗心大意的青年人经受考验。”因为我认为很多读过亚里士多德的人都承认，他探索真理的方式不是开门见山的：它是辩证的、旨在劝说的、提出质疑的，因此也提出问题的。从“字面意义上”阅读亚里士多德将遭遇处理复杂性时产生的种种问题。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的直接“前篇”《尼各马克伦理学》的末尾警告说，在激情和活动等问题上，我们必须总是对比词语（logoi）和行为（erga）。他告诉我们，当词语和行为发生冲突时，它们将让词语本身蒙羞。这不仅是讲述某些人真正相信什么的有用方式，而且是解读亚里士多德本人观点的有用阐释学。甚至哲学词汇“做”一些超越追求真理的“字面”目的之事，因为人类不仅仅是理性动物，而且是复杂的、有情感的动物，在特定时间从事众多活动。因此，亚里士多德的“词语”似乎在为天生的奴隶制辩护，但他的“行为”不仅对此提出质疑，而且显示出这种复杂性如何需要一种类似复杂性的政治途径。

非常不幸的是，卡拉德的亚里士多德观点回避了其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恰恰是对我们当今这样僵化和堕落颓废的政治文化最具相关意义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最好的政治生活是共享有关公平正义和高贵理想的话语，但这样的话语只能出现在那些人中间，他们放弃基于专制统治的政治模式，我们知道在专制统治中，沉默和令人闭嘴往往占上风。实际上，亚里士多德理解的那些人是政治的敌人，如当今的种族主义者和厌恶女性者，其目的是将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即使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也不应该清除亚里士多德。这不是因为他提出的某些具体的论证观点，而是因为他在《政治学》中的论证回应了这样一些条件，正是这些条件的存在才导致人们放弃说服他人的努力而走向清除他人言论的专制之路。

译自：Aristotle,Literally　by Matt Dinan

https://hedgehogreview.com/blog/thr/posts/aristotle-literally

作者简介：

马特·迪南（Matt Dinan），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的费雷德里克顿市（Fredericton）圣托马斯大学伟大著作项目副教授。

Thisessayoriginally appeared at The Hedgehog Review’s THR Blog on August 13,2020;used here with permission.

本文的翻译得到作者和英文原刊《刺猬评论》的授权和帮助，特此致谢。

---译注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