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和现代灵知

作者：李竞恒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南方周末》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六月廿四日戊子

          耶稣2020年8月13日

墨家教团基本伴随着秦朝一起走向毁灭，汉代或许还有一些残存，但也仅仅只是历史的灰烬了。在西汉中期以后，基本不再有墨者活动的痕迹，《墨经》的传承也几乎断绝，除了晋朝鲁胜等极少量的注，或明代李贽、清朝汪中那样的迷狂怪诞之人尚有对墨学的肯定言论，墨学本身其实已经成为死去几千年的木乃伊。

只是到了晚清，才又有人开始研究墨学，将其作为救世的新方法，试图通过复活一个死去了两千年的古代异端思想，来完成对今世的拯救。根据王汎森研究，这种试图复活死去多年古代异端来救世的想法，在晚清比较常见，而且是走向激进主义，走向毁坏传统的第一步。如章太炎赞美盗跖、商鞅、王充、刘歆、曹操等异端：“当异端一个个被从坟墓中唤醒，一个个站在历史的幕前时，也正是传统的基础一步步崩坠的时候，章太炎把久为士人所不愿道、不敢道的异端，一一表彰，并寄深意，这些作为，便直接或间接地促发清末民初传统的大崩溃”（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4页）。晚清墨学从坟墓中复活，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的产物，是为了打倒一个延续了两千年演化秩序的武器。

谭嗣同在讨论“仁”时，除了引用孔学的“仁”、“性”之后，便迅速提到墨学的“兼爱”，认为墨学之兼爱就是“仁”。“善用爱者，所以贵兼爱矣”；“呜呼，墨子何尝乱亲疏哉！……不达乎此，反诋墨学，彼乌知惟兼爱一语为能超出体魄之上，而独任灵魂，墨学中之最合以太者也”（《仁学》）。谭嗣同要冲决一切落网，破除纲常名教，将复活墨学作为手段之一，用其调和佛教和基督教，用爱无等差的“兼爱”取代传统的等差，并辅之“以太”等近代科学术语。

到了梁启超那里，墨学得到了更高评价，1904年梁启超作《子墨子学说》提到：“今欲救之，厥惟墨学，惟无学别墨而学真墨”；“墨子之政术，民约论派之政术也。泰西民约主义起于霍布士，盛于陆克，而大成于卢梭。墨子之说，则视霍布士为优”，“墨子论国家起原，与霍氏、陆氏、卢氏及康德氏之说，皆绝相类者也”；“墨子之政术，非国家主义，而世界主义、社会主义也”。到了1922年写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也认为：“墨子固自有其最高之精神生活存，彼固以彼之自由意志力，遏其物质生活几至于零度以求完成其精神生活者也。古今中外哲人中，同情心之厚，义务观念之强，牺牲精神之富，基督而外，墨子而已”。由此可见，从晚清一直到民国，梁启超对从坟墓中复活的墨学，寄予了强烈的希望和高度评价，将其视为救世良方，并且赞扬其同情心、义务和牺牲精神，和耶稣一样伟大，其政治思想和卢梭、康德是同一高度的。显然，梁启超是要将墨学作为引入基督教思想、欧陆启蒙思想的对接桥梁，落脚点仍在摧毁两千年来的自然演进。

墨学从坟墓中的复活，一直伴随着晚清以来激进主义的发展过程。1905年10月《民报》第一号，“图画”就刊登黄帝、卢梭、华盛顿、以及“世界第一之平等博爱主义大家墨翟”，将其视为卢梭式的“平等博爱主义大家”。李泽厚提到：“时间过去了一二百年，墨子在近代中国再一次被重新发现。《民报》第一期撇开孔孟老庄，把墨子捧为‘平等博爱’的中国宗师，刊登了臆想的墨子画像。连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也呼喊‘杨学遂亡中国，今欲救亡，厥惟学墨’。当时及以后，从各种不同角度治墨家墨学和服膺墨子者盛极一时”（李泽厚：《墨家初探本》，《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66页）。

（《民报》创刊号中的墨子像）

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墨学更是得到了各种赞美，如“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就在《墨子的劳农主义》一文中认为：“他的通约，就是卢梭的《民约论》；他的主张，就是劳农主义了”；胡适则将墨子视为天人：“这是何等精神！何等人格！那反对墨家最厉害的孟轲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话本有责备墨子之意，其实是极恭维他的话。试问中国历史上，可曾有第二个‘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人么？”

偏保守稳健的士人，则对墨学复活持否定态度。如张之洞就认为，墨学属于“至为狂悍”的学说：“《墨子》除《兼爱》已见斥于孟子外，其《非儒》、《公孟》两篇至为狂悍，《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乃是名家清言，虽略有算学、重学、光学之理，残不可读，无裨致用（《劝学篇》）”。民国时期四川的保守派史学家刘咸炘也对墨学进行批评：“翟之说适与朱反，重大群而以之没小己，其视天下也，惟有大群之效率耳。凡在群之中皆当服其首领，舍身家以奉公利，自首领以下皆等视之，即父亦群之一耳，故曰无父”（《群治》），墨家教团是只有大共同体，而没有多层次等差的多元小共同体的丰富结构，这是无父的本质。

1922年，对于当时各种鼓吹复活墨学尸体的声音，柳诒征评价到：“疑经蔑古，即成通人。扬墨诋孔，以传西教。后生小子，利其可以抹杀一切，而又能尸‘国学’之名，则放恣颠倒，无所不致”（《柳教授覆章太炎先生书》）。他对晚清以来各类复活远古异端思潮的现象看得很清楚，复活墨学、商鞅等远古幽灵，其实是为了传播各类奇怪的“西教”极端思潮。此外，墨学还可以打着“国学”的旗号，对汉代以来中国的主流历史文化传统作无所不至的彻底摧毁和抹杀。柳诒征对晚清民国知识界的观察，其实同样可以印证到当代，比如王小波自称“墨子门徒”，理由就是“墨子很能壮我的胆。有了他，我也敢说自己是中华民族的赤诚分子，不怕国学家说我是全盘西化了”（王小波：《知识分子的不幸》）。

柳诒征在1922年的观察和预言，在数十年后1996年的王小波身上继续应验，这确实是一个荒谬的画面。晚清民国以来那些试图通过复活远古异端木乃伊以“冲决罗网”的潮流，让笔者想到了沃格林（Eric Voegelin）对“灵知主义”（Gnosticism）的论述，在灵知主义的本体论中，“是通过对一个‘陌生的’、‘隐蔽的’神的信仰来实现的，这位陌生的神是来帮助人的，带给人他的消息，给人指示逃脱此世之恶神的道路……拯救的工具就是灵知本身”（[美]埃里克•沃格林：《没有约束的现代性》，张新樟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页）。

普罗米修斯是古老、陌生的提坦之神，最终成为了灵知主义者永恒的精神象征，是反抗宙斯所统治这个世界的盗火者。晚清以来对墨子等古代异端知识的发掘，正是希望这些陌生异乡之神的知识，能够逃脱两千年来“孔孟之道”这一“宙斯”的统治和家园，用遥远而陌生的《墨经》作为获得解放的“诺斯”知识。这个意义上，从谭嗣同到王小波，就是中国现代灵知人不断寻找远古异乡之神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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