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日知录》 
作者：万景元（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西山万寿宫） 
来源：作者赐稿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读书笔记，此书三十三卷，是顾亭林平生得意之作，曾跟门人说“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又说“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总结前人治国经验，给后来统治者以启发，是一部“为后世开太平”之作。顾炎武治学严谨而博闻，开后来乾嘉之学风，故《日知录》在学界地位颇为崇高。而其中关于道教的几则笔记，则更是意味深长，值得我们深思。 

    《日知录》卷十三《士大夫晚年之学》云： 

    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仙。夫一生仕宦，投老得闲，正宜进德修业，以补从前之阙，而知不能及，流于异端，其与求田问舍之辈行事虽殊，而孳孳为利之心则一矣。《宋史—吕大临传》：“ 富弼致政于家，为佛氏之学。大临与之书曰‘古者三公无职事，唯有德者居之，内则论道于朝，外则主教于乡。古之大人当是任者，必将以斯道觉斯民，成己以成物。岂以位之进退，年之盛衰而为之变哉？今大道未明，人趋异学，不入于庄，则入于释，疑圣人为未尽善，轻礼义为不足学。人伦不明，万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恻隐存心之时，以道自任，振起坏俗。若夫移精变气，务求长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独善其身者之所好，岂世之所以望于公者。’弼谢之。”以达尊大老而受后生之箴规，良不易也。 

    唐玄宗开元流年，河南参军郑铣、虢州朱阳县丞郭仙舟，投匦献诗，敕曰“观其文理，是崇道法；至于时用，不切事情。可各从其好。”并罢官，度为道士。 

    《日知录》卷十三《士大夫家容僧尼》云： 

    《册府元龟》“唐玄宗开元二年七月戊申，制曰‘如闻百官家，多以僧尼、道士为门徒，往还妻子，无所避忌。或诡托禅观，妄陈祸福；争涉左道，深敓大遒。自今以后，百官不得辄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缘吉凶要须设斋，皆于州县陈牒寺观，然后依数听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溺。’” 

     唐制，百官斋日虽在寺中，不得过僧。张籍《寺宿斋诗》云“晚到金光门外寺，寺中新竹隔帘多。斋官禁与僧相见，院院开门不得过。” 

    《金史——海陵纪》“贞元三年，以右丞相张诰、平章事政事张晖，每见僧法宝，必坐其下，失大臣体，各杖二十。僧法宝，妄自尊大，杖二百。” 

    顾炎武是以一个积极入世的儒者的立场来看待道教的，好比唐玄宗，虽然是崇奉道教为国教，宗教和政权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并不代表宗教可以干预政治、也不意味着具有宗教才能就具备为官的素质。所谓“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唐玄宗可以礼请叶法善等高道，但是对于官员却有另外一套要求。唐玄宗深知帝国的大厦毕竟不是靠宗教维系的，而需要踏实的管理和高素质的官员。所以有不准官员接触僧人的规定，所以防范官员崇奉佛教、而耽误了朝政，这也是吸取晋朝高官务清谈而不尚实际造成衰败之症的教训。 

    海陵虽然是金人，但是却并不象五胡那样一味的崇拜佛教，而是吸收了汉族儒家的文化，确立士大夫的地位。这也证明，在中国宗教的权力不可能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元朝的蒙古人是例外）。许多羽化的道士也需要皇帝的敕封，才被认可为真人，天子的权力至高无上、其神圣不可侵犯。朝廷命官，所以尊重，以其接近于天子之故也。 

    宋皇室是奉道比较虔诚的皇族，尤其是宋徽宗自封为“道君皇帝”。徽宗曾经召见三十代天师张继先真人，问“卿居龙虎山，曾见龙虎否？”对曰“居山，虎则常见，今日方睹龙颜。”问“修丹之术若何？”对曰“此野人事也，非人主所宜嗜。陛下清静无为，同乎尧舜足矣。”这番对话就非常有水准，盖政府之职能当以管理和服务百姓为主，而一朝天子如果每天想着烧炼丹药，则未免有李煜“误为人主”之叹了。而徽宗所宠幸的道士，终究没有请来天兵天将，最终为金人所俘虏，也足见为君者当务实际也。这位天师被封为虚靖玄通弘悟真君，是历代天师中名望较高者，其高超的政治觉悟也赢得了士大夫阶层的认可和尊重。 

    《日知录》卷十八《破题用庄子》云： 

    《五经》无“真字”，始见于老庄之书。《老子》曰“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庄子——渔父篇》“孔子楸然曰‘敢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大宗师篇》曰“而已返其真，而我犹为人与？”《列子》“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汉书——杨王孙传》曰“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返其真也。”《说文》“真，仙人变形登天也。”以生为寄，以死为归，于是有真人、真君、真宰之名。秦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魏太武改元太平真君，而唐玄宗诏以四子之书谓之“真经”，皆本乎此。后世相传，乃遂与假为对。李斯《上秦王书》“真秦之声也。”韩信请为假王，高帝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又更“东垣”为“真定”。窦融《上光武书》曰“岂可背真旧之主，事奸伪之人。”而与老庄之言真亦微异其旨矣。隆庆二年会试，为主考者厌《五经》而喜老庄，黜旧闻而崇新学，首题《论语》“子曰由诲汝知之乎？”一节，其程文破云“圣人教贤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始明以《庄子》之言入之文字。自此五十年间举业所用无非释老之书。彗星扫北斗、文昌，而御河之水变为赤血矣。崇祯时，始申旧日之禁，而士大夫皆幼读时文，习染已久，不经之字，摇笔辄来，正如康昆仑所受邻舍女巫之邪声，非十年不近器乐，未可得而绝也。虽然，以周元公之道学之宗，而其为书，犹有所谓“无极之真”者，吾又何责于今之人哉？ 

    《孟子》言“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下文明指是爱亲敬长。若夫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则必待学而知之者矣。今之学者明用《孟子》之良知，暗用《庄子》之真知。 

    宋朝的时候，士大夫面对外族压境，民族观念较之其他朝代更强烈，《春秋》经中就拈出“尊王攘夷”的大义，和“正统”的观念。而儒学界也提出“道统”的说法，以为尧舜之心传，抵制其他的学说。其实学术的争辩在很早就有，不仅儒学和佛道两家有争论，就是儒学内部也有争论。“道统”说的提出，使得儒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儒学的正统？怎样是纯净的儒学？而保护儒家学说的纯净性，也日益受到关注。 

    明末学者陈确《大学辨》云“《大学》，其言似圣，而其旨实窜于禅，其辞游而无根，其趋妄而终困，支离虚诞，此游、夏之徒所不道，绝非秦以前儒者所作可知。苟终信为孔、曾之书，则诬往圣、误来学，其害有莫可终者，若之何无辨！”朱熹是宋朝大儒，理学的集大成者，其所作《四书集注》，则是理学理论的精华。但是朱熹的学术纯洁性在这里却遭到了质疑，又因其晚年喜好《参同契》，并且为之作注，就更令人怀疑朱子之学近于释老了。 

    萧天石《道海玄微》卷五《陈希夷先生新专及其道法》云“世传希夷学脉之传承，较主要者有三。一曰无极图学，一曰先天易学，一曰玄门丹学。前二大学旨，并因之而开两宋理学之先和。”黄宗炎云“周子（周敦颐）得之（无极图），而颠倒其序，更易其名，附于《大易》。以为儒者之秘传。”至于朱子，集理学之大成，并极阐其图学，不遗余力，认为圣人之道，端在是矣。 

    足见宋明理学和道家本来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周易》是道家和儒家共尊的经典，而近世学者进一步指出儒家、道家等先秦诸子，共享一个宇宙观。前贤由于各种原因，只注意到两家的不同之处，却忽略了其相通点。而朝廷祭祀之“太一”神，道家因之以为太乙救苦天尊，详见郑所南先生《太极祭炼内法》中的考证。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