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杰 著《朱熹思想诠释的多重可能性及其展开》出版暨吾妻重二序

书名：《朱熹思想诠释的多重可能性及其展开》

作者：陈晓杰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月：2020年07月

【内容简介】

本书内容共八章，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第一至第四章是对朱熹思想的研究。在第一章到第三章中，作者主要从朱熹思想的三个重要概念——“心”“天”“天地之心”——对朱熹的思想进行诠释，探讨朱熹思想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以及继续挖掘的可能性；在第四章中，作者回归到朱熹思想文本——《中庸章句》，探讨朱熹的解释与经典文本之间的张力与矛盾，对朱熹的鬼神论进行诠释。在第五章到第八章中，作者以朱熹再传弟子真德秀为研究对象，探讨他在大量的青词书写与祈祷中所体现的宗教思想和实践精神。以及在南宋理宗朝的政治事件“霅川事变”中，政治斗争双方的言说进行考察，分析传统公私观（权相史弥远以及诸多官僚的理论依据）与朱子学公私观（真德秀等道学家的理论依据）是如何在实践中得到运用的。

【作者简介】

陈晓杰，男，1981年生，武汉大学国学院讲师。复旦大学中国哲学硕士，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博士，京都大学访问学者。《阳明学研究》《朱子学年鉴》编辑。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日本江户时期儒学、政治史。近年来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陆续发表《荻生徂徠の「天」——「天に法る」をめぐって》（《東北アジア研究》）、《朱子学公私观的一种政治史考察——以“霅川事变”为线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复者道之动”——论罗近溪的“复”思想》（《周易研究》）等论文十余篇，译著有荒木见悟《明代思想研究》（2020年出版）。

【目录】

导论

一、“哲学”抑或“史学”？

二、“作者”抑或“文本”？

三、本书构成

第一章 论朱熹的“主宰"之天

一、儒学古典中的“主宰”之天与朱熹的理解

二、“降衷于下民”的天

三、结论

附录为何朱熹之“天”被误解为“理”之同义语？

第二章 论朱熹的“天地之心

一、天地以生物为心

二、“天地”之心

三、万物之“心”与“天地之心”

四、结论

第三章 “场

——论朱熹之“心”

一、引言

二、场

三、贞-智-敬

四、结论

第四章 是“造化"还是“造化之迹"？

——从《中庸》鬼神章看朱熹的鬼神论

一、引言

二、体物而不可遗

三、“鬼神”与“造化”

四、结论

第五章 从“上帝"到“万神殿

——以真德秀之青词祷告为例

一、道教之“万神殿”

二、“上帝”“天”

三、儒道之间的调和论与矛盾

四、结论

第六章 祈祷之“公"与“私

——以真德秀为例

一、子路之祈祷

二、真德秀之祈祷

三、结论

第七章 公私观的政治史考察

——以南宋理宗朝的“霅川事变”为线索

一、两种公私观

二、“霅川事变”之论争与真德秀

三、结论

附录（一） 朱子学的公私论是“道德动机论”吗？

附录（二） 政治上的场面话与真心话

附录（三） 宋代公私论三例

第八章 朱子学的君主论

——以真德秀为例

一、君主之“家天下”

二、真德秀之君臣观

三、结论

附录 如何理解朱熹的君主论思想

附录 近年来日本学者朱子学研究现状述评（2011-2017）

后记

【序言】

关于朱子学研究

——序《朱熹思想诠释的多重可能性及其展开》

作者：吾妻重二（日本关西大学东亚文化研究科教授）

一

陈晓杰博士的《朱熹思想诠释的多重可能性及其展开》是一部试图从广阔的视野出发，对南宋朱熹以及真德秀的思想进行论述，从而接近“朱子学”之本质的意欲之作。

“朱子学”指的当然是朱熹（1130-1200）的学问与思想，众所周知，朱熹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此，我想借着作者此书，阐述一下我本人对于朱子学之研究的若干观点，以供诸位先进参考。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朱子学在内容的丰富程度以及理论的精密程度上，都具有超越先前的一切中国学问思想的内容水平。仅以经学、亦即经典注释为例，东汉大儒郑玄（127-200）通常与朱熹并称，而借助宋代出版印刷之发展，朱熹的关联著作的传播范围，要远远超过郑玄。正因为其丰富性，所以要回答“朱子学究竟是什么”，也绝非易事。迄今为止，关于朱子学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在不断积蓄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争论，其理由之一，或许就在于朱子学所涉及的对象以及范围极其“博大”多歧的缘故吧。

如此，关于朱子学不但不容易得出单纯的结论，而且在进入近代之后所产生的诸多误解，也成为增加研究困难程度的原因。例如我们经常会听到“朱子学是追求服从于统治者的封建思想，三纲五常就是证据”的说法，但这样的说法其实含有诸多误解与偏见。在此我不打算就此问题展开具体的讨论，但很难否定的是，正是这诸多误解或偏见，使得研究朱子学变得愈加困难。如何消解这些积累起来的误解，正是我们今天的研究者所要完成的重大任务。

为了厘清问题，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下朱子学。我刚才提到朱子学的“博大”，这首先体现在朱熹所留给后人的庞大的著作文献。这或许可以成为回答“朱子学究竟是什么”的某种线索。

首先，《四书集注》是朱熹投入精力最多的著作，亦即《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论语集注》不仅在中国，甚至成为朝鲜以及日本等东亚世界知识人必读的教养之书。在经典注释以及解说方面，还有例如《四书或问》《周易本义》《书集传》（由门人蔡沈完成）、《诗集传》《孝经刊误》《楚辞集注》等，除此之外，与经书相关的著述有《易学启蒙》《家礼》《仪礼经传通解》（由门人黄幹、杨复完成）等，还有《资治通鉴纲目》《太极图说解》《正蒙解》《近思录》（与吕祖谦合编）、《八朝名臣言行录》《小学》（与门人刘清之合编）等编著，以及《韩文考异》《周易参同契考异》等古典典籍的整理，其著述之数量不可谓不惊人。此外，收集二程语录，编纂成《程氏遗书》《程氏外书》而流传后世的也是朱熹，还有《朱文公文集》百卷，以及与弟子的问答记录《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能留下如此广泛并且高度学术化的著作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的。

在此中，如我们仅关注《朱子语类》，也会发现其中所记录的语录并非是单纯的“对话”，而充满了专业化的内容。更令人震惊的是，其讨论或者讲义所涉及的范围，从自然到人文、鬼神、学问，乃至包含了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经书、政治、经济、历史、人物、文学等等，森罗万象，几乎涵盖一切。现在日本的相关研究者正在合作进行对于《朱子语类》的日语翻译以及注释的工作，我也是一员而参与其中，也正是如此而再次感受到其中所记录的讨论的水平之高。涉及大大小小的诸多事物，在提及多种文献或者事实的基础上推进讨论，由此非常传神地体现出朱熹的博学与精深。诸事象在朱熹的叙述中，“表里精粗”（《大学章句》格物补传）无不呈现出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世界最高水平的高等研究所内的讲义与讨论的水平。

这些著述与记录都是很重要的文献，不仅是《朱子语类》，在论及朱子学的核心文献时，《四书集注》以及《近思录》《朱文公文集》等自不用说，除此以外的文献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例如《小学》在教育史、尤其是儿童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楚辞集注》也在《楚辞》注释史占据独特的地位。并且很少有人注意到，《韩文考异》是推进了校雠学发展的著作，《周易参同契考异》则在中国的象数易学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很多学者都已经注意到《仪礼经传通解》在清代成为仪礼研究先驱的古代礼制研究之书，最近的研究表明，《家礼》作为冠婚丧祭的实践指南书，在礼学上有很大的影响力。

以上只是对朱熹的著作及其意义略作点缀式的介绍，但由此可见所谓朱子学的多样化。这是综合性的学问，或者说，其自身就具有可称之为“文化”的广度。

二

接下来让我们从其他角度来思考朱子学。朱子学的内容应当如何进行分类，或许会有意见的分歧，现在暂且来比较一下日本广泛使用的图书分类标准。所谓“日本十进分类法”被广泛运用于日本的各大图书馆，如下：

1、总记

2、哲学（包含宗教在内）

3、历史（包含地理在内）

4、社会科学（包含政治和法律在内）

5、自然科学

6、技术

7、产业

8、艺术

9、语言

10、文学

若进行相互比较首先就会发现，朱子学在“哲学”、“历史”之外还包含相当于“宗教”、“艺术”、“语言”乃至“文学”在内的诸多领域。所谓包含“宗教”，是因为仪礼之中有吉礼、亦即对鬼神之祭祀，包含“艺术”则是因为朱子学中有关于仪礼以及音乐的理论，例如朱熹友人蔡元定（1135-1198）所作《律吕新书》就是在朱熹之协助下完成，是代表朱子学的音律学书。

“语言”方面，则是《四书集注》以及其他经典注释中坚实的训诂与音义。《朱子语类》中关于儒教经典的讨论，有很多也包含了训诂、文字的研究。又，关于“文学”，则有《诗集传》与《楚辞集注》等著作，朱熹本人就是优秀的散文作家与诗人。相当于“总记”的除了《朱子语类》之外，元代编纂的《朱子成书》以及以此为基础所编的朱子学理论的丛书《性理大全》都可以算在内。

在其中朱子学所欠缺、或者说相对比较薄弱的部分，是“自然科学”、“技术”以及“产业”。这证明与现代学问相比，朱子学更偏向于所谓“人文学”领域，但反过来说，也意味着朱子学几乎包含了现代人文学的所有领域[1]。

综上所述，朱子学以人文学为核心，包含了当时所可能的一切领域。“所有关于人的事情，没有什么是与我完全无缘的。”这是公元前二世纪、共和制罗马的剧作家泰伦斯（Publius Terentius Afer）的名言，此话也完全可以适用于朱熹。亦即是说，我们可以确信朱子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综合性的学问。

这也告诉我们有关朱子学性质的重要的一点，亦即“哲学只是朱子学的一部分而已”。

当然，依据哲学的定义不同，答案也可能会产生变化，例如以亚里士多德或者中世纪欧洲的Philosophia为依据，则哲学是某种综合性的学问，但这样的把握方式太古老了。马克思说：“真正的哲学是其时代精神的精华。”认为哲学才是一切思维的结晶。此看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依然是一种哲学至上主义，虽然对哲学家而言会感到很舒适，但对于非哲学研究者、例如历史学家与文学家而言，却未必具有说服力。认为哲学含摄一切的理解方式，从现代学问的分类来看，是绝无可能的。

如此看来，将朱子学比拟为哲学是不正确的，或者说至少有牵强附会之处。有必要再次强调一下，朱子学拥有远比哲学广阔的范围。或许有人认为，理气论与人性论等“哲学”成分的理论是朱子学的“精华”。但即便如此，若将此视为朱子学的全部，就毋宁是对朱子学的贬低，其结果恐怕也是很难正确把握思想史意义的事实的。

这一点其实不仅对朱子学，对儒教而言也是适用的，儒教也具有比所谓哲学更广阔的范围。这也实际上是与“中国哲学”这个近代学科划分的妥当性相关的大问题，但在此姑且打住。

三

还有一点与朱子学研究相关而不容忽视的是，朱子学不仅在中国，而且对于东亚地区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就是作为“近世东亚思想之起点”的朱子学的视点。本来，所谓“思想”正如冯友兰（1895-1990）所言，是“被抽象地继承”，例如孔子的思想是在春秋时代末期这一中国的特定时代与环境中形成的，但在记录到《论语》这样的书籍之后，在后世就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而传播到朝鲜/韩国、越南、日本、琉球乃至欧洲诸国。朱熹的思想也是如此。南宋中期这一特定的时代与环境中形成的朱子学，随后传播到朝鲜/韩国、越南、日本、琉球以及欧洲诸国，并引起了诸多反响。特别是在被称之为“汉字文化圈”、以汉字、汉文为书写语言的东亚诸国当中，朱子学在各个地域被以不同的方式得到接受，并产生重大影响。为何会产生在这样的现象，就是因为在“个别的事象”之中存在着“普遍的思想”。此处所说的“个别”是指短暂的历史性存在，“普遍”则是超越时间与空间、或者地域与民族，从而具有正当性的一般性的言说。具体的言说被抽象性的继承，这可以说是思想史的一个真理。

如此，儒教或者朱子学虽然是在中国产生的，但是儒教史或者朱子学史却并非中国所独占。这在人们看来或许是理所当然之事，但仍然有必要加以留意[2]。朝鲜以及日本，乃至越南的儒教或者朱子学，和中国相比确实有很多不同。这可能看起来是相对中国而言的“亚流”，并且实际上他们也在区别于中国的意义上，被称之为“朝鲜的儒教”或者“日本的朱子学”之类，但其实这展现了儒教与朱子学的新的姿态，从而成为儒教与朱子学的历史发展的一部分。通过文化的动态关系亦即“互动”（interaction），东亚地区产生了受容与变容。

并且更进一步地说，实际上谁都无法决定，究竟什么才算是正统儒教或者正统朱子学，什么算是非正统儒教或者非正统朱子学。以继承孔子思想为自身正统性来源的儒教，不管是哪个儒者都会以此为自任，这对于孟子是如此，对荀子也是如此。韩愈、朱熹或者王守仁是如此，清代考据学家也是如此。不仅如此，朝鲜的儒者也以孔子继承者而自任，日本儒者也同样如此。日本的山崎闇斋（1619-1682）有强烈的继承孔子正统的道统意识，伊藤仁斋（1627-1705）则认为自己的解释最符合孔子的本义，主张其所谓“古义学”。荻生徂徕（1666-1728）则在另一种意义上认为只有自己才准确理解了孔子的思想。但是，上述思想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异，究竟谁才是孔子的真正继承者？谁才是“真儒”？

仅以中国思想家为例，一般会认为朱熹的思想在诸学派之中对孔子思想有最大程度的发展，但也有像牟宗三（1909-1995）这样的坚决反对上述理解的学者。

若如此追究下去，并试图从所有学派当中选出所谓正统的儒教，我不认为是具有生产性的讨论。因为有可能陷入教条主义式的主观的陷阱。金岳霖（1895-1984）在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写道：“哲学要成见，而哲学史不要成见。”每个人都会有一定的主观，完全的客观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某种成见或者价值观如果过强，并以此来衡量学问思想的价值，判断何种学问是正确，何种学问是错误，这样做便会为教条主义与意识形态服务，作为历史的叙述，是很成问题的。

上述讨论或许稍显复杂。要而言之，需要注意的是应当以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儒教以及朱子学的展开。并非“谁”才是正确的，而是从东亚的视点来追踪、探寻儒教以及朱子学是“如何”展开的，这才是阐明儒教或者朱子学之实态的道路吧。但是，东亚儒教史以及东亚朱子学史，在范围上也极其广大，对其全体的阐明，到目前为止不得不说还处于中途阶段而已。

四

现在回到本书，陈晓杰博士的《朱熹思想诠释的多重可能性及其展开》正是以朱子学所具有的上述多面性为前提而撰写的。“多重可能性”的说法就证明了这一点。当然，我与作者在具体的解释上会有不同，但是就朱子学所具有的“博大”以及后世展开的多样性这两点认识，应该是有共通之处，因此可以引起共鸣的。

陈晓杰博士原本攻读的是复旦大学财务管理专业，他在工作一年之后选择了辞职，在2007年重新考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跟从吴震教授学习宋明理学，在2010年取得硕士学位之后，同年9月，进入关西大学文学研究科（文化交涉学专攻），攻读博士学位。在关西大学期间，他通过三年的钻研，于2013年9月以《日中近世儒学思想研究——天と人倫をめぐる思索》为题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被授予文化交涉学博士的学位。该博士论文以日语撰写，是对近世中国与日本的儒教思想、以“天”以及“人伦”的相关思索为核心进行考察的力作。其研究对象涵盖了朱熹、真德秀、王守仁、王畿、李贽、中江藤树、荻生徂徕、伊藤仁斋等多位在近世中国、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该研究广泛涉猎中国与日本的诸多关联文献，从文化“互动”的立场出发，对于朱子学、阳明学等近世思想之间的思想交流以及比较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获得了学界很高的评价。

本书是以博士论文为基础进行大幅度修订与补充而成。王守仁的阳明学以及日本儒学的部分在本书中未收录，而新添加了关于朱子学的若干篇论文，这首先是因为作者考虑到，有必要对作为“近世东亚思想之起点”的朱子学进行全面梳理的缘故吧。

如果要加以若干评述的话，《论朱熹的“主宰”之天》一文，对于朱熹的“天”思想进行了考察。首先，作者指出朱熹之“天”的多重性（主宰之天，作为“理”之天，苍苍气化之天），其中，天的“主宰”主要是指“天创生万物”之运作。形而上之“理”无法产生形而下之“气”，所以创生万物之天就无法被替换为抽象的“理”。作者在第二章还讨论了天是否具有意志或者心的问题，所谓天地之“心”，正是天创生万物、生生不息的运作之本身，如此一来，本书的前两章就通过对历来将朱子学之“天”与“理”等量齐观的观点进行重新检讨的方式，唤起了人们对朱子学言说多样性的关注。

《公私观的政治史考察——以南宋理宗朝的“霅川事变”为线索》一文，是以南宋理宗朝所发生的政治事件“霅川事变”为题材，在儒学公私论的视域下探讨朱子学者真德秀的观点以及行动。掌权者史弥远依据传统公私观而试图追夺济王的王爵，而真德秀从朱子学公私观的立场出发，强调“尽人伦”。更进一步地，就君主之定位，真德秀继承了朱熹的思想，认为君主的“爱亲敬长”之“私德”可以像《大学》的同心圆图式那样无限扩展而影响“天下”。“内”之父子与“外”之君臣都是“天理之公”，那在产生矛盾的时候究竟应当以何者为先，就无法确定客观的方向性，而必须由君主个人的道德判断来进行抉择，这可以说也是将朱熹思想的君主个人道德优先化推演到极致的结论。

在《真德秀的君主论》一文中，作者指出朱熹思想中已经有将君主之“名”以及君臣名分绝对化的倾向，真德秀则进一步推崇王权而成为“绝对尊王论”者。

我无法在本文中对本书的一切加以评述，对其评价也将交给各位读者，但我认为无论哪一篇都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与广阔的视野，不仅对于诸多重要的思想观念，而且还有超越历来研究范式的对政治、历史、祭祀等诸多问题的论述，因而值得高度评价。

另外，陈晓杰博士的强项还在于其外语的掌握能力。本书中所出现的诸多日文以及英文、法文论著，正显示出其实力，可以说其研究是真正站在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本书附录《近年来日本朱子学研究评述》，正是以其在关西大学留学期间所收集的诸多日本先行研究为基础、对日本的研究动向加以巧妙概括而成，非常有用。

陈晓杰博士在学问生活中经历了诸多迂余曲折，在日本的生活也有诸多辛劳，但无论如何，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著作，现在得以出版。其劳作至少在今后，将成为阐明朱子学的巨大学问思想之内容与意义的重要研究中的一部，并能有助于解除历来的误解与偏见，正确理解朱子学。作为作者的指导教授，很庆幸本书能够出版，并在此将我本人所想到的一些东西与读者分享，以之为序文。

注释
 
[1]关于自然科学，与十八世纪牛顿所开创的近代科学当然不同，但确实存在着对于自然界进行实证性认知的朱子学。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山田庆儿的《朱子の自然学》（岩波书店，1978年）以及拙著《朱子学的新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的“格物穷理的发展”章。
 
[2]参看拙稿：“東アジアの儒教と文化交渉·覚え書き”（《現代思想》第42卷4号，特集《いまなぜ儒教か》，青土社，2014年）。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