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卉】张载精思力践的治学之道

栏目:往圣先贤
发布时间:2020-08-22 01:23:10
标签:张载、治学之道

张载精思力践的治学之道

作者:黄卉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七月初一日甲午

          耶稣2020年8月19日

 

张载,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世称“横渠先生”。张载博览群书,对儒、释、道各家著作都有过深入研究,最终回归儒家,创立了关学学派。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对张载的历史地位和学术成就进行了高度评价。王夫之说:“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张载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重大的学术成就,与他精思力践的治学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学习张载的治学之道,对我们今天的读书治学大有裨益。

 

匡时救世志开太平

 

张载早年喜谈兵事。当时西北边境经常受到西夏的侵扰,人民常遭掠夺和杀戮。张载立志以武力收复失地、保卫边疆。21岁时,张载上书拜谒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延州(今延安)知州的范仲淹,提出了自己的军事建议《边议九条》。范仲淹非常欣赏张载的才华,但他并不赞成张载投笔从戎,启发他“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并勉励他从《中庸》读起,研读儒家经典。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回家苦读《中庸》,后又遍读佛学、道家之书,最后回归儒家,在孔孟这里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所。

 

张载认为,两汉以后,儒家学说遭到佛教和道家思想的巨大冲击,失坠不传,致使“学绝道丧”。为了使“往圣”创立的儒学焕然而大明,就必须再继学脉、重续道统。基于此,张载以继承孔孟绝学、重建儒学思想体系为己任,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这四句话言简意宏、掷地有声,被冯友兰称为“横渠四句”。“横渠四句”不仅是张载对自己的学术使命和人生宏愿的高度概括,而且还体现了历代知识分子的共同价值追求,因而具有极大的精神感召力,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不衰。

 

崇实致用力行践履

 

张载为学精思力践、不尚空谈,具有鲜明的求实作风。他明确提出“学贵于有用”,强调治学必须有裨于国计民生。明代王廷相评论张载“致知本于精思,力行本于守礼”,因此将张载之学定为“实学”。张载的求实精神主要体现在他“崇礼贵德”的治学宗旨上。张载极为重视“周礼”,认为“周礼”对治世有重大意义。他说:“学得《周礼》,他日有为却做得些实事。”因此他以“渐复三代之治”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竭力倡导“以礼立教”“以礼成德”“以礼教学者”。

 

张载对于礼学的重视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探究的层面,而是能够身体力行地进行“周礼”的社会实验。为政期间,张载大力推行德政礼教,重视道德教化,“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取得了不凡的政绩。晚年回到横渠书院著书立说,他仍然不忘体察民情,带领学生进行恢复周礼和“井田制”两项实践。张载一生,躬行礼制,进则为循吏,退则为乡贤,以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学术宗旨。他崇实致用的价值取向、力行践履的治学精神,经过历代关学学者的继承和发扬,逐渐成为了关学鲜明而突出的精神品格。

 

穷究义理去旧来新

 

张载强调治学要注重阐发义理,不能拘泥于文字。他说:“若只泥文而不求大体则失之,是小儿视指之类也。”读书须推究作者本意,把握文章的微言大义,如果拘泥于语言文字,不洞悉义理,就像小儿识物,对经典的理解只能流于表面,难有进益。因此,必须摆脱经典文本的束缚,突破“字字相校”的训诂之法,追求义理的融会贯通。

 

在穷究义理的过程中,张载也非常注重潜心自得,反对固守书本的守旧行为。他认为“学贵心悟”“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只有通过心悟才能从经书中挖掘出新的义理,不断获取新意的过程就是学问日益精进的过程。他还强调治学应具有怀疑精神,不能盲从权威。“学则须疑”,一切学问都是从疑难中求得,如果在为学过程中始终处在“不疑”的状态,就等于“不曾学”。学习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

 

张载甚至认为即使孔孟之言有错亦可改,告诫学者应独立思考,不能盲目附会先儒的传注遗言。正是凭借这种独立思考、大胆怀疑的治学态度,张载才能自立己说,发前人所未发,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关学体系,终成一家之言。

 

艰苦力学有恒不息

 

张载强调学习贵在勤奋,“惟知学然后能勉,能勉然后日进而不息可期矣”。只有勤勉不息地学习,才能日益进步。学习是一生的事业,就像生命一样,不能有片刻停歇。在近40年的为学历程中,张载反复研读儒家典籍,勤奋著述,“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张载回忆自己研读《中庸》的经历时说道:“某观《中庸》义二十年,每观每有义,已长得一格。六经循环,年欲一观。”对一篇文章能够反复研读20年,而且每次看都能有新的收获,其用功之深,可见一斑。正是通过这样长年累月的苦读深思,张载不仅对儒家经典进行了系统阐发,写下了专门的解经著作,还根据自己的体悟创作了《正蒙》《西铭》《经学理窟》等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名篇,逐步完成了自己的理论建构。

 

张载说“学者恶其自足,足则不复进”,告诫学者做学问不能浅尝辄止,若是小有收获就沾沾自喜,必然会停滞不前。张载将为学比作登山,越是到困难处,越要迎难而上,“今人为学如登山麓,方其迤逦之时,莫不阔步大走,及到峭峻之处便止,须是要刚决果敢以进”。只有那些艰苦力行、有恒不息的人,才能到达顶峰。“无限风光在险峰”,做学问亦是如此。

 

张载不是坐而论道者,而是起而行之者,他始终将个人的学术活动与国运民命、匡时救世紧密联系起来。从“少喜军事”、出入佛老,再到归向儒学、立志弘道,再到晚年著书立说、开宗立派,在他一生的治学实践中,治学与经世始终是高度统一的。今天,当我们回顾张载的治学思想时,不仅要传承他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担当精神,还要学习他艰苦力学、精思力践的为学功夫。

 

责任呢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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