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华文明的基础

——从《周易·系辞下》第二章说起

作者：张文江（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来源：《文艺争鸣》，2020年第7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七月十五日戊申

          耶稣2020年9月2日

序

第四纪更新世的喜马拉雅运动，塑造了中国大陆这块区域的地形特征，与欧亚大陆的其他区域(比如印度)就不同，与隔洋相对的美洲大陆也不同。这样特殊的地形地貌，对华夏文明的形成，以及它和周边区域的关系，有深的影响。

华夏文明也可以称为中华文明，通常可以互换，含义有所差别。华夏强调古，原发，向过去追溯；中华强调今，交流，向未来开放。华夏强调此文明的优越性，其背景为天下(《尚书》17见；《诗经》1见，在《皇矣》，加《诗序》亦17见；《周易》67见；《论语》23见)；中华强调此文明的独特性，其背景为世界，是否优越尚有待证明。因为优越一定独特，而独特不一定优越。华夏和中华之同异，有其无形的连接，就是我们今天的处境。

“中华”这个词出现在魏晋(跟外族入侵相关)，清末海通后被广泛使用(依然跟外族入侵相关)。用“中华文明”的表达，更关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在世界动荡中寻求确切的定位，以及内部多民族的共存和融合。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认为当今世界存在“八大文明”：中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西方文明以及(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1这里的七加一，除了存疑的非洲，有几个可能更像文化，比如拉丁美洲；日本作为独立的文明，体量相对较小。

亨氏目的在于维护西方文明，但是他列出八大文明时，把中华儒教文明排在了首位。中华儒教文明，亨氏认为改称中华文明更精确，因为中华文明不仅为儒教，而且儒教的影响也远达周边其他国家。1这里的分辨，非常引人深思：其一为儒家和儒教的同异，英语中它们来自同一词(confucianism)。两者本来并无差别，只是因为西方观念的传入，重哲学的偏向用儒家，重宗教的偏向用儒教。其二是中华儒教(或儒家)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同异，牵涉儒教(或儒家)和道教(或道家)、佛教的彼此消长，以及对文明源头的认知。

一、文明概要

“文明”这个词，撇开其作为西方术语的诸多定义，它的中文辞源来自《尚书》(1见)和《易传》(6见)：《易》大有刚健文明(《彖》)，乾二天下文明(《文言》)；《书》有“睿哲文明”(《舜典》)，孔疏：“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日月为明，明是自然的光，而文经天纬地，是人文的光。《易》观乎天文与观乎人文(贲《彖》)，文明包含治理和教化。

对于文明的建立而言，首先必须有相对广阔的地域，其次是在此地域上连续活动的人，再其次是对“天”的认识。在这里“天”既指自然的生存环境，也指人文的价值承载，指向终极的精神源头。“上帝”和“神”，最初来自《诗》(25见，又26见)和《书》(32见，又34见)，都是对天的相关表达。中华文明不崇尚宗教，又有其从远古而来的信仰，是非常特殊的文明形态。这些人类的活动，还涉及的图像和符号运用，以及创设制度乃至发明器物。

文明由礼法和习俗所建立，又逐渐形成其文献载体，完成在轴心时代的突破。这个文献载体，在战国以后，被称为“六艺”或“六经”。艺有培育、教化的意思，经有常道的意思。前者驯服人的气脉，后者建立意识形态，两者亦二亦一。《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六艺，六经也。”它记载此文明的发生和运作，探究何为正确，以此引导和规范法律和道德，形成维护文明的文教体系。

政治文明体的构成方式就是其生存方式，此构成方式在中国用礼乐来表达，而成文法来自对此生存方式的体认和追随、检验和提炼。传统中“六经”之首是《易经》，今天尝试讨论其制高点。

二、庖牺氏的贡献

在传世的经典文献中，中华文明的制高点(或天花板)，概括于《周易·系辞下》第二章。作者传统上认为是孔子，实际文字可能形成于战国。此章展示的观象体系和古史序列，建立了中华学术的结构，形成了中华文明的认知基础。中国本来就有文明的含义，最初指京师或都城。而“中”在甲骨文里，字形像旗杆，有旗帜和飘带，好像在召集人群。

理解中华文明必须理解《诗》《书》礼乐，而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必须理解《易》与《春秋》。所以，理解中国必须理解《周易》，中国之为中国，就和《周易》有关。《周易》有“中行”“时中”的表达，以后《礼记》又有“中庸”的阐发。文明的发生和延续，有极其深远的源头与重重叠叠的积累，《周易》是理解其底层代码的学问。

远古的庖牺氏，在《周易》古史系列中，是开创的第一代。今天可称为立法者，后来被尊为三皇之一。三皇有不同的说法(汉《尚书大传》提出燧人、伏羲、神农；唐司马贞《三皇本纪》提出伏羲、女娲、神农；此外还有推原至天地人的)，各有其不同的来源。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就是由自然到政治和人。盘古传说出现得比较晚，见于三国时徐整《三五历纪》。

关于庖牺氏命名的由来，古今众说纷纭。取最简单的说法，“庖”代表熟食，“牺”涉及祭祀。前者随着火的发明，告别茹毛饮血，是人类的物质保障。后者沟通神圣的维度，是人类的精神追求。这种沟通，延长人们对时间的认知，在其他区域或表达为诸多或单一神祇，在中国则表达为祖先(血缘性)或祖宗(政治性，《孔子家语·庙制》《史通·称谓》“祖有功而宗有德”)。

文明来自超长期的博弈，好比人有相对稳定的性格，由其基因和经历所塑造。现在说中国有5000年文明，或者说有3700年文明(考古遗址通常从河南的二里头算起，此前还有山西的陶寺【公元前2300年至1900年之间】、浙江的良渚【距今5300—4300年】，专家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就是博弈的时间跨度。目前商周的确认已无问题，而商周以前什么是夏，以及是否有夏，成为考古学激烈争论的焦点。世界考古学权威、英国剑桥大学的伦福儒教授，于2017年提议以良渚为中国文明起源地，认为与埃及苏美尔文明同时代。

庖牺氏的成就是“王天下”，这个“王(四声)天下”(自然性)，在《大学》里表达为“平天下”(政治性)，在《孝经》里表达为“顺天下”(人性)。在《易传》中，还有“观天下”“治天下”“济天下”“威天下”乃至“化成天下”(以及“通天下之志”“天下文明”“天下服”“天下定”“天下平”)等不同表达。中国人的理想是天下太平，引导良好的政治秩序，使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而“王”天下或治理天下，必须观六类之象：“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是人类当时的知识集合，把天下所有事物进行分类，概括成系列符号：“始作八卦。”

创造符号，表明人类的能力进入抽象思维。使用符号，目的在两个方向：“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前者结合人与天，是精神修养到达极致(形而上，道)，后者结合人与地，是理解物质到达极致(形而下，器)。这两个向度，又可以表达为“内圣”和“外王”(《庄子·天下篇》)。两个方向的延伸发展，《周易》有“自强不息”的指引。

“做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王天下是联系天地人，结网是试手联系物，这是对秩序的最早认知，不仅是思想成就，而且是生产力提升。庖牺氏第一个发明，用绳子结网，上山捕猎与下水打鱼，大幅度降低获取食物的难度，解决生存问题。同时也是小试牛刀，用组合的方式制作最早的工具，开启把事物连接起来的思维角度。21世纪为万物互联的时代，和远古依然有不可思议的联系。“盖取诸离”的离，包含文和明；而文包含艺术，明包含教育。

三、神农的伟绩

庖牺氏之后，神农氏是第二代，接续创造。他做了两件事：一、发明了耕作，形成农业(民以食为天；中国取消粮票仅30多年，以及关于转基因的争论)；二、发明了交易，形成市场(分工细化)。两个发明有深远影响，其中未尽的含义，尚待进一步探索。2

四、变通之道与政治秩序

神农氏以后，黄帝、尧、舜氏是第三代，他们调整前人的创造发明，以适应不同的时代。一个方法或一种制度，使用的时间长了，会逐渐出现弊端，不得不做出改变。《易》设立穷变通久的程序，以求达到长治久安。今天流行的“变通”一词(负面为折腾或投机)，虽然也从这里来，没有穷尽其意。《易》“穷则变，变则通”，从无路可走中找出路来。而“通则久”，在不断地试误中，摸索出面向未来的新路，使后来人继续走下去。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治取诸乾、坤。”黄帝、尧、舜依据《易经》的象，发明礼仪文化和政治制度，承认等级的存在并善加利用，体现调节的功能，参与有序的竞争。归属的族群、地区不同，乃至个体之间能力的差异，导致分配不可能平均。《礼记·乐记》：“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指出礼与乐作用不同，力图兼顾等级和平等。对此今人不完全认同，但绝对敉平差别，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不公。

穷变通久，相应历代的改革举措。改革如果来不及，有可能引发革命。“革命”可以看成系统的重置，不得已付出的代价会很大。这个词出现在《易经》中，应注意其不可忽略的条件(参见拙稿《〈易经〉的源流——以革、鼎两卦为例》)。

五、上古的其他发明

以上是五个主要发明，以下是八个具体发明。由五而八，呈加速爆炸之象。

首先是发明舟楫，其次是驯化牛马，水陆交通，承载人类的基本生活。它们缩短运行的速度，促进不同地域的联系(大者如近代大航海，小者如异地通勤)，并在使用中逐渐改进。最核心的推动是发明蒸汽机，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引起划时代的工业革命。而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生物工程、互联网、人工智能陆续登场，更是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我们身处其间，正在见证历史。在中文外来词汇中，即使“宇宙飞船”，还要带上“船”字。已经使用汽车，还要取“宝马”之类的译名。可见古今文字在“象”上，有其潜在的联系。

另外，还有两个发明，关于古代的军事：防守与进攻(国防军的设立，导弹的研制；威天下和威慑战略)。

另外，还有两个发明：粮食加工和走出穴居，营建房屋。食品和住所，连同前面提到的“垂衣裳”，已涉及衣食住行，涵盖人类生活的各方面。

此外还有安葬，人死后的归宿，涉及如何看待生死。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张载云：“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西铭》)安葬就是安息，世俗文化到此为止，再追究下去就是宗教。《论语·公冶长》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中国作为世俗化文明，有它自身的理想追求，包容宗教而并不强调，与西方一神教有所不同。

最后的发明，从结绳回到符号，创造文字。创造文字以后，梳理从官到民的政治制度。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整顿官员队伍，理解老百姓需求，社会由此而繁荣昌盛。“盖取诸夬”的解释很多，主要为书契治理(书对应官，笔，典礼；契对应民，刀刻，约信)。而卦象本身表示决断，韩康伯注：“夬，决也；书契所以决断万事也。”由文牍转化为执行，必须有决断，从纷繁复杂的事变中找到主要关键，评估并承受可能的风险。

六、三层六类

上述文字大致分为三层。

第一层：庖牺氏观天地人之象，展示了《易经》的观象体系，分为六类，以此“王天下”。“王”这个字和易象有关，《说文解字》引孔子说“一贯三为王”，上一画为天，中间一画为人，下一画为地，贯通天地人就是“王”。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庖牺氏，创造八卦(天地人三画，联系起来看动态就是乾，分裂开来看静态就是坤)，以后又有文字。

第二层：《易经》建立的古史序列，最早推演到庖牺氏，以《易》的初创为文明起源。人与符号共生，进入意义的世界。而人之为人，当由此定义。

第三层：根据《易经》的“象”发明创造，现在讲就是技术。生生不息地、由少而多地跟随演进，改善人类的生活，体现文明的进步。当然，伴随或大或小的战争，形成局部的倒退，然后又重新向前。

六类的象是非常严密的体系，概括从古到今的学问。根据潘雨廷先生的分类：

能够观见整体的象，是非常高的心识成就。通过符号的运作，相应内外两方面，“以通神明之德”(形而上)，“以类万物之情”(形而下)。前者，今曰“社会科学”；后者，今曰“自然科学”。3

在古史系列中，庖牺氏也称为伏羲，大致对应渔猎社会或畜牧社会。其次是神农氏，相当于农业社会的开始。首先解决生活问题和生产问题，肉食和谷物蔬菜互补，以交易互通有无。然后宏观调控，建立上层建筑和政治制度，这就是黄帝、尧、舜氏的作用。此后，尧、舜确立父系社会，夏商确立家天下，周成为文明的最后奠基者，西周有文王演《易》(设想最坏的情况，《系辞下》“其辞危”，处处是警戒；元亨利贞，吉凶悔吝厉咎)，周公制礼作乐；而殷周之际，又有箕子传《洪范》。

东周有孔子整理六经，因史记作《春秋》。春秋时代，孔老传官学入民间，战国孟子“言必称尧舜”(《滕文公上》)，荀子称“文武之道同伏戏(即伏羲)，由之者治，不由者乱，何疑为”(《成相》)，贯通整个系统。至于庄子，列出“容成氏、大庭氏”等十二帝王(《胠箧》)，于伏羲前更系以“狶韦氏”(《大宗师》、《知北游》)，由伏牺、神农进一步追溯上古。

《系辞上》说过一句话：“《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中华文明延续几千年，几经挫折和蹉跌，度过数不清的危难。以今天而言，《义勇军进行曲》中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以看成“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的现代表达，有着远古的回声。

五个主要发明中，第一个发明，网。以观念而论，可以看成最早的组织，也是最早的连接，细品意味深长。第二个发明农业，第三个发明交易，第四、第五个发明政治制度。五个根本性创制以后，有八个具体运用。在五和八之间，隔开一段，是大有上九爻辞：“自天右之，吉无不利。”突出黄帝、尧、舜的承上启下。认知来自天的护佑，就是跟随时代的发展，无往而不利。爻辞用一个肯定，一个双重否定。吉是顺应大势，无不利是人为努力，解决或消除所有不利因素，获得好运的长久伴随。

最后三个“后世圣人易之以”(好比由电话、BP机，大哥大，手机，智能手机，分阶段升级)，是特别的表达，因为有些是独立创设，有些是进一步改进。这些后世圣人，没有举出具体的名字。今天看来，他们可以是具体的人，也可以是无数发明者的提炼或合成。其实伏羲、黄帝、尧、舜，作为领导时代的标志，既可以是具体的人，也可以是无数发明者的提炼或合成。

三个“易之以”的内容，是关于生前(引申，安身于何处，放在哪个潮流之中，如何认识自己)、死后(引申，对人类文明做出什么贡献)和文字的发明，保持文明的代际传承，强调生生不息的进化。

《系辞上》：“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于圣人。”与通常认为的不同，《易经》强调圣人的创造，不仅在于人文，也在于器物。《尚书·盘庚》“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包含对古今两个向度的延伸。向过去追溯根源，与向未来发展开放，并不矛盾。

《易经》十三“盖取”是各类创造的总结，推衍发展之，其精神永远激励后人。所有创制中，最后一项是文字。对应十三“盖取”，前五之终是政治制度的创立，后八之终是政治社会的治理，可见精神凝聚之所在。又，首是八卦，尾是文字。八卦和文字，是中华文明最底层的基础。

七、十三“盖取”中，多次出现“利”

十三“盖取”分前五和后八，以“吉无不利”笼罩，其间多次出现“利”。

十三“盖取”，为什么用此象?最复杂的解说出于虞氏易，很多言之成理，有些也没有必然性。盖者，概率也，或然也。除了大致的方向，并不完全确定，在不断探索中偶然得之，启发人的灵感思维。无论学术(哲学、科学)、艺术或技术，往上寻找源头或大前提的试误过程，就是“盖取”，而源头或大前提确定以后，往下则有逻辑推理。由不确定到确定，图纸就画出来了。科学的发明和艺术的创造，有共通的源头。

十三“盖取”详解较复杂，其首尾为离和夬。离为光明，为文明，阴阳交错，琉璃世界。夬为书契，为治理，为决断，知行合一。

前五有二利，“王天下”相应认知，然后马上出现利。一、具体之利；耒耨之利，强调器物之利；二、抽象之利：“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强调普遍性，接续“王天下”。在“自天佑之”的前后，是对先人文明成果进行调整，又将文明成果的分配，落实到制度建设。所有的功业，都是后人出于感激而追溯，以文明的延续，而永垂青史。

后八为五和三，五中出现三次利；舟楫之利，杵臼之利，弧矢之利，为器物之利，此上承“耒耨之利”；两处“以利天下”，为普遍之利，上承“王天下”和“吉无不利”。舟楫之利是客运，“服牛乘马”是货运，后者未言利，因为并非人所创造，依然承前而言“以利天下”。“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现在讲是军队和警察)，未言利，是不能免除的必要之恶，或者说不得不承受的成本。

最后三“易之以”，当延续和变革，未言利，或归功于前人。

《文言》：“义者，利之和也。”《论语·卫灵公》：“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前者主张合作共赢，利不是由追逐而来，而是由免除(乃至负担)不利因素转化而来。后者表明在中国文化中，依然有重视技术的因素。如果长期做得对，自然而然会出现好结果。

八、“自天佑之”的解释

《系辞上》此节，奠定文明的格局，强调持续不断地创新。所有创造都是实实在在的，并不过于强调心性。仰观俯察，乃至于“王天下”，本身就是极高的心性成就。“以通神明之德”和“以类万物之情”一致，前者道而后者器，一以贯之。

引大有爻辞“自天佑之”云云，又出现在《系辞传》其他部分。《周易》经文(包括卦象)大约五千字，经传全文大约三万字，《系辞》全文大约五千八百字，而这段经文居然引用了三次。首先《系辞上》第二章，其次第十二章，再次是《系辞下》第二章。虽然各家分章还有所不同，但大体的位置已然确定。

首先，《系辞上》第二章：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此言圣人设卦、观象、系辞，根极于三极之道。君子观象玩辞、观变玩占，以四道相应之，故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其次，《系辞上》第十二章，分章不确定，或从上第十一章，或从下第十二章，甚至还可能单独成章。朱熹《本义》：“此恐是错简，宜在第八章末。”本章以玩辞解释经文，与其他诸爻同义。

《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

“顺”指认清并跟从时代大势；“信”指人类相应天道，有其基本的行为准则。“尚贤”是推崇和托付，维护文明的担纲者。大有《彖》曰“应乎天而时行”，《象》曰“遏恶扬善，顺天休命”，由天归诸人。

观其下文：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像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圣人之意，以“五尽”相应。“变而通之以尽利”，可见“变通”和“利”的关联，由万事万物自行展现其最好的一面。《系辞下》第一章：“变通者，趣时者也。”不断地适应时代，不断地作出调整，担纲者必须有此胸怀，《论语·尧曰》所谓“允执厥中”。有一利必有一弊，甚至有一利必有一害，阴变阳，阳变阴，尽利才能无不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完全积极地做事，达成创造的人生。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阐发道器之变通，由事实而入义理，任何学术或艺术的终极，目的都是有利于民，由认知而实行，终于“利天下”。

“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由“谓之”理到“存乎”事，卦爻变通归于人之德行，再不言君子、贤和圣人的区别，由外王而內圣，作为《系辞上》结束。

再观十一章：“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内圣、外王，大的方向确定，具体途径不确定，在于执行者的开拓。“盖取”往上，“变通”往下4，断疑者，贯通也。

九、贯通源流，促进文明建设

伏羲、神农是最初的创制，主要和自然有关。黄帝、尧、舜，进一步创制，主要和社会有关。垂衣裳的等级制度，可以认为是政治的开端。由八卦而文字，由简而繁，建立垂世立教的经典，归结为“六艺”和“六经”，标志政治文明体的形成。

《史记·五帝本纪》开始于黄帝，为划时代的巨大贡献，与传说中创造文字的时间相合。结束于尧舜，为《书》和《诗》的起源。西周有史官执掌文献，于春秋末出现孔老，官学进入民间。以《史记》作为衔接古今的桥梁，其文献的主体，此前为经(其变化为子)，此后为史(其变化为集)，由干而枝，由枝而叶，构成中国古代的文教体系。对此体系的总结，为《七略》或《汉书·艺文志》。《七略》于汉后演变为四部，不得不然，亦有得有失。而贯通源流，则有“六经皆史”之说。

于汉延续至清末，发生“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文教体系所维护的政治文明体发生剧烈震荡，至今尚未停歇。由20世纪到21世纪，经历了一百多年，发生很多大事。第二个一百年已有所不同，呈现出新的气象。为了重新辨认方向，提高文明自觉，必须追溯世界各大文明体的源流演变，同时也需要重新认识中华文明体的源流演变。

(根据2017年讲座记录稿整理)

附：《周易·系辞下》第二章原文：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做结绳而为网罟，以佃（畋，打猎）以渔，盖取诸离。

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刳（kū）木为舟，剡（yǎn）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注释：
 
1[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译，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24—25页、第28页、第220页，第24页。
 
2药与食同源，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淮南子·修务训》)，也由此衍生。
 
3《〈周易〉十讲》，见潘雨廷《易学史入门·论吾国文化中包含的自然科学理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93页。《易学象数和现代数学》，见《过半刃言·黼爻·衍变通论》，同上，第270页。
 
4在《周易·系辞》中，“变通”大部分对应自然，《系辞上》6章：“变通配四时”，《系辞下》6章：“变通莫大乎四时”。《系辞上》11章：“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于人事结合，又作“通变”。《系辞上》5章：“通变之谓事”(事为物加人)，调整自己，适应环境。又，若达其极致，《系辞上》10章：“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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