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大中学生政治课改革给习总书记的建议

作者：周炽成

整理：林桂榛

来源：整理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七月十六日己酉

          耶稣2020年9月3日

【按】这是周炽成先生（1961—2017）落款2014年9月10日完成的一篇遗稿（前一日即2014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内发表讲话并慰问全国教师），原稿保存在周先生工作计算机里，至于此稿是否实际邮寄发出，非周先生本人不得而知。周先生主研荀子，有荀子“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之志，有荀子“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天下有不以是为隆正也，然而犹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邪”之明，曾就教育问题在《羊城晚报》《光明日报》等公开发表分是非、治曲直之论，也曾致信教育部长官并获回应。此篇遗稿，经周先生家属同意，现予整理公布，存真备览，立此存照。

——林桂榛2020.9.1

习总书记好：

我是华南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现向您反映我对大中学生政治课改革的一些看法。

我在今年初已向教育部袁贵仁部长陈情，反映中学政治教材有政治错误及其他教材问题，袁部长非常负责任地批示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该社给我回复，承认我指出的一些语文、历史等科教材的错误，但拒绝承认政治教材的错误。

政治课是非常富有中国特色的课，对学生起着特别的作用。不过，实际情况是：同学们对此课有太多不满，大学生缺此课之比例相当高，而上此课的同学也多有睡觉、分心、开小差等行为。

面对这种实情，与其责怪学生，不如多反省所教的内容。作为一个有近三十年党龄的老党员，我坦诚地向总书记说：大中学的政治课严重影响我党形象，实在是非大改不可了。突出的问题起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课时太多。大学本科现开设政治课四门，学时200多，占四年总学时的10%左右。高中政治课也是四门，初中政治课四模块。在这种体制下，大中学生的负担实在太重了。中小学生减负，喊了多年，但实际上越喊越重，政治课的“贡献”恐怕最值得注意。全国大中学生一亿几千万，他们所学的当然影响到我们国家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在信息化时代，面对信息海洋，学生只能挑最需要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来学。

第二，内容高度重复。很多套话如“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绝对的”、“矛盾是普遍的”、“实践决定认识”等等从中学讲到大学，千篇一律，令学生厌烦不已。

第三，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早已冲破的教条，泛滥于政治教材之中。各种政治教材用了大量过时的话语，扭曲现实，扭曲社会，不能让人心服口服。太多口号式的说法单调、乏味。教材的编者只对陈旧的本本负责，不对现实负责，不对学生负责。政治教材之极“左”，严重违背党情、国情、民情。在编者心目中，无论如何“左”，都不会犯政治错误，在这种心态之下编出来的教材严重脱离时代，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第四，鼓吹阶级斗争，破坏安定团结。中学政治教材还保留着浓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味道：“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阶级性是国家的根本属性。”（高中《思想政治》必修2，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按照这种逻辑，我们国家就是无产阶级镇压资产阶级的工具，我们国家的中心工作就是继续搞阶级斗争！大学政治教材的说法也实在令人惊讶：“对阶级斗争保持警惕，不能掉以轻心、麻痹大意，防止和纠正阶级斗争熄灭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页）以这类“文革”语言向学生宣讲，不会破坏安定团结吗？

第五，顽固沿用斗争哲学，大讲特讲矛盾，与建设和谐社会背道而驰。高中政治教材说：“哲学所说的‘斗争性’，包括一切差异和对立，机械运动中的吸引与排斥，物理运动中阴电与阳电，化学运动中的分解与化合……都是矛盾斗争性的不同形式。”（高中《思想政治》必修4，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68页）斗争哲学曾经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但这本教材仍然沿习它，把斗争泛化，以为一切差异都是斗争，把这个特有概念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这本教材还泛化矛盾，大说特说师生矛盾、父母矛盾、子女矛盾等等。在党中央高度重视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不知“制造斗争”、“制造矛盾”的政治教材是如何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大学政治教材也有同样的毛病：“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矛盾的统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44—45页）

中国共产党人早已为克服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严重错误作出艰巨的努力，没有这种努力，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他晚年的严重错误，突出表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现在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宣传这种理论，但是这一理论的哲学基础矛盾论却在大中学的政治课本中大讲特讲，如此严重的政治错误能容忍吗？

第六，顶礼膜拜于一个十九世纪的西方人，漠然于中华文化传统。凡是他所说的，一点也不能触动，只能要学生无条件服从，政治教材编者实际上在贯彻“多个凡是”，其教条主义态度远远超出当年的“两个凡是”。迷信外来说法与打压本土资源，是大中学政治课之“一体两面”。我听到、读到习总书记典雅的、地道的、富有中国文化韵味的说法就很有同感，但一看到政治教材生硬的西化的说法就很反感。中国梦不是美国梦，不是西方梦，但政治教材“多个凡是”逻辑所推崇的当然是彻头彻尾的西方梦。

政治课问题太多，难以一一列举。为克服这些问题，我这个有近三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在政治系教书也近三十年的老教师大胆提出一个改革方案：

（1）大学政治课三模块：国是论衡、中国经典选读、西方经典选读。

（2）高中政治课三模块：宪法与法律、中国思想概论、西方思想概论。

（3）初中政治课两模块：儒家伦理、国情与民情。

中国政治课有特别的育人功能，当然不能取消。政治课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一点也是不动摇的，但不能只是口号式地出现于政治课本，而要有理有据地说服学生。

我的改革方案不以“凡是”论作指导，而是面对现实，面对国情、民情，面对改革开放的实践，面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景。

我的改革方案不迷信外来学说，但注重吸收西方文化精华，并更注重延续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初中增设“儒家伦理”就是为此而做的大动作）。

我的改革方案开拓学生视野而不是限制学生视野，设法体现邓小平同志三十年前倡导的教育的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我的改革方案开有合适的梯度，一方面注重知识与价值观的延续，另一方面更注意避免低水平的重复。例如，大学的“国是论衡”延续初中“国情”的一些基本内容，但在广度和深度上肯定会有大大的超越。高中的“中国思想概论”是对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的中国思想精华的初步介绍（属于第二手的东西），而大学的“中国经典选读”则选用大量的原典（属于第一手的东西），大大深化高中之所学。大学的“西方经典选读”也大大深化中学的“西方思想概论”。

我的改革方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风细雨地、有理有据地渗透于政治课，尤其注意其中国现实语境与传统语境，而不是生硬地以一个十九世纪西方人的说法作依据。

我的改革方案给学生减负，希望他们可以在有限而宝贵的时间里学到更有价值的、更利国利民的知识。

感谢习总书记在百忙中过问一下政治课改革。

敬颂 秋安！

周炽成2014年9月10日（第30个教师节）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