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家推动中国文艺思想的会通

作者：杨万里（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七月廿八日辛酉

          耶稣2020年9月15日

中国古代的作家往往有着多元的身份和复杂的立场，他们既是文艺作品的创作者和批评者，同时又是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和哲学思想的生产者。文艺的表现手段与体裁形式虽有不同，却均是当时历史思潮、士人心态和艺术观念的反映。尤其是在宋元明清时期，一直被称为“末技”“小艺”的琴棋书画等游艺活动逐渐被文人士大夫所接受，身兼多艺的文艺家逐渐增多，如苏轼、黄庭坚、文同、朱熹、姜夔等，可谓不胜枚举。他们不仅以文学家的身份直接“跨界”参与其他游艺活动，且往往与书画家、琴师等在雅集过程中展开深入交流与互动创作，以综合的艺术形态抒发主体情性、阐释哲理精思和呈现审美意趣，从而促成了各种艺术门类的外在形式拼接和内在精神会通。

“无弦琴”“无声诗”“无形画”等新的艺术称谓流行于文人阶层，频繁的“出位之思”也使文学与书画琴棋等艺术之间有了更为深入的融合贯通，从最初的主题意涵的相互借鉴，发展为在创作技法、美学意境和批评理念等多个层面的双向融摄。随之涌现出大量引人瞩目的新形式的文艺作品和批评资料，如琴诗、诗意画、题画诗、论书诗、书画题跋等，或在创作实践中引领文艺风尚，或在文艺理论领域总结经验、探索创新，深入推动了中国艺术会通精神的成熟。当前学界开始注意到中国文艺思想中的整体性思维，提倡以“综合性”研究，来避免以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弊。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全面考察并非简单地将文学思想史和艺术思想史拼凑起来，做貌合神离式的“加法”堆积，而应在哲学本体的基础上抽绎出其贯通一气的艺术精神和美学旨趣。可以说，文艺史料的求全和文化语境的放大，仅是中国文艺思想史研究的必要基础而已，关键环节仍在会通理解与阐释上。

一般认为，文学（尤其是诗歌）与书画琴棋等艺术形式能够走向融合发展的道路，出现“诗画一律”“书画同源”等文艺观念，主要得益于“六根互用”“妙悟”“技进于道”等庄禅思想的支撑。如有学者指出：“如果说般若空观对‘诗中有画’的山水诗的兴盛具有决定性影响，那么‘诗画一律’的创作则建立在六根互用的通感和视听圆融的通观之上，涉及视觉与听觉的沟通、色法与心法的集合，以及虚实相生的美学原理。以庄禅思想为底蕴的视、听圆融之空观和通感，是中国人接受大乘教义启发的直觉智慧于美感层面沟通诗与书画的内在联系。”（张毅《“琴棋书画”的文艺思想史意义》）诚然，就形式法度、风格意境和美感体验层面来说，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互补会通离不开庄禅思想影响下融通共用的艺术思维；但从“以诗为魂”的审美趣味上升到以“道”为体的艺术哲学，却主要缘于宋明理学家对原始儒家“游于艺”精神的忠实贯彻和对游艺之学价值取向的重新定位。而目前学界对于在政治、思想、文艺等多个领域均占据重要地位的理学家群体的文艺思想及其历史地位，却未能给予足够重视。殊不知，“理一分殊”“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心外无物”等理学思维与道德体验，同样在多位一体的文艺思想的融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是一种超越于艺术技法层面更高维度的存在。

由于艺术的深刻文学化以及理学家文以载道观念的自我修正，诗文字画琴棋等逐渐被视为士人不可不致力的新“六艺”之学。元代理学家刘因在《叙学》中就曾明确指出：“今之所谓艺，与古之所谓艺者不同。礼乐射御书数，古之所谓艺也，今人虽致力而亦不能，世变使然耳。今之所谓艺者，随世变而下矣，虽然，不可不察也。诗文字画，今所谓艺，亦当致力，所以华国，所以藻物，所以饰身，无不在也。”（《静修先生文集》卷一）新的“六艺”之学与原始儒家的“六艺”之教相比在内涵与地位方面已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古今学术演变大势如此，理学家群体也逐渐顺应世变，对文学艺术给予一定的接受与空间。与其一味追求逆流而上、复古人之学而不能，倒不如选择以古人游艺志道的精神去规范和导引当下的学术旨趣和文艺实践。这一策略的调整是及时而智慧的，对中国文艺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宋明时期道德学问和文学艺术相得益彰的理学家大有人在，如邵雍、朱熹、魏了翁、刘因、吴澄、陈献章、湛若水、庄昶、王阳明、黄道周等。他们在游艺过程中，往往将诗文书画琴棋等统一归入“游艺”之学的范畴，视其为道学事业内“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的小学工夫；但同时又始终保持着一份冷静和警戒的心理，认为游艺之学虽非学者所当弃，也非学者所当急，应该悠游其中而不可陷溺。可见，宋明理学家在对艺术本质及文道关系的反思与调整中，逐渐复归了孔子“游于艺”的原初立场和“文质彬彬”的美学理想，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文从道流”（朱熹）、“艺即是道，道即是艺”（陆九渊）、“以艺调心”（王阳明）等理论主张，从而重新赋予或者说强化了文学艺术载道明理的神圣使命和有补世教的高贵品格。其所谓“文”与“艺”的所指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扩充，一切文学艺术以及百工技艺之事皆得以笼括在内，从而在哲学本体上升华了中国文艺思想的会通精神。

如果说早期理学家有贬低文艺以至将其工具化的倾向，那么在走向成熟期的理学文艺观念中游艺之学的地位却不降反升。而且，与痴情以至沉溺于诗书画艺术并视其为文人“墨戏”的艺术家相比，理学中人恭敬端庄、严谨精微的游艺态度，更为明确了文艺作为涵养心性工夫和格物穷理对象的功能意义和合法地位。

随着理学的正统化以及“理流为文”现象的蔓延，理学家的游艺观念也深刻影响了整个文艺思潮的走向。如文艺世界也多从道器体用角度阐释艺术本质，认为诗文字画琴棋等皆为本体之“道”（理）的流溢与显现，从而主张在游于艺的过程中，思悟道的内涵、体验道的境界。如元黄公望指出：“作画只是一个理字最紧要。”（《写山水诀》）明人张俭言：“文者，道之著也，亦道之传也。”（《重刊黄文献公文集序》）王昱言：“画虽一艺，其中有道。”（《东庄论画》）清刘熙载言：“艺者，道之形也。学者兼通六艺，尚矣。”（《艺道·自叙》）周星莲说：“其书其画类能运用一心，贯串道理，书中有画，画中有书。”（《临池管见》）文学艺术内部的类别形式之分，在“道”的统摄下逐渐走向本体意义之合。理学家以及其影响下的艺术家们围绕“道”之呈现方式而展开的深入思考，又具化为诗文法度、书法用笔、绘画程式和古琴律法等技术层面，最终构建出颇具道学色彩而又自我完满的文艺思想体系。诸多理学本体范畴，如“太极”“天”“道”“理”“气”“心”“性”等，顺势进入文艺领域，并在文艺理论的表述中占据了核心位置，构成了中国文艺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内核。

总之，由原始儒学发展而来的宋明理学在近代以来的思想领域逐渐占据了强势文化地位，而且理学家群体通过政治参与、社会交游和教育子弟等途径不断扩大着自己的影响力。他们力矫工巧靡丽的文艺之弊，努力以圣贤之学和志道精神渗透并进而掌控文艺话语，成为推动中国文艺思想朝着会通方向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不同于道家文艺纯任自然、乘物游心的萧散，也有别于禅宗文艺湛然净寂、真如自性的圆满，宋明理学家以“格物”“调心”为旨趣的“游艺”之学，守护了中国文艺精神以君子之道为宗、以明理济世为用，兼顾艺术性和思想性的优秀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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